[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订注重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群众路线的论述不断深化：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规范了群众路线的表述；提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命题；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制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
[关键词]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党章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最先阐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写入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最终在党的十四大党章中形成完整科学的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此后，党的群众路线继续发展和深化，面对执政考验和反腐倡廉考验，党章中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又加入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内容。
一、把党的群众路线明确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逐步消除“左”倾路线的影响，并提出恢复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党章进行了全面修订。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提出，我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党章的部分条文进行了修订，未涉及党章总纲，延续了十二大党章对群众路线的论述。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党本身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在党的队伍中，每一名党员，都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勤务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都应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服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的一切。
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各项事业的立足点。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分界线。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一切依靠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生动诠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率领群众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5]，认为真正靠得住的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只有把党的事业放在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点上，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胜利完成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
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要尊重群众意愿，通过教育和引导，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认为，群众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超过群众觉悟、违反自愿原则的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落后于群众、违反领导群众前进原则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各项任务。”[6]他反复强调，应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要求：“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7]
二、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形成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形成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8]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9]此后，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的科学方法。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0]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统一起来，表明党的群众路线达到了成熟。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的过程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的正确与否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从群众中来，是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总结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加以贯彻落实，也就是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
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三、强调“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党的十四大党章还提出了党风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生死存亡”四个字指明了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长期性，发人深省。
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事业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当党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群众路线时，革命事业就胜利、发展；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失败。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人心向背。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践也昭示我们，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政风民风，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和谐，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政通人和，有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风对政风民风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1]邓小平也反复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2]“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13]。只有搞好党风，并带动和促进政风及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具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四、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提出了“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最大危险”的思想：“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4]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只有始终心系群众，党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经过党执政以来60多年的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阔步迈进。但是随着世情、国情已经并在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已经并在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社会利益格局分化也日益复杂多样，群众要求社会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依法维护个人合法权益、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应对这些考验，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现实课题。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人民始终是我们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持久拥护和支持，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进入21世纪，我们党面临着两个历史性的变化。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5]这种变化既给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使党群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从总体上看，当前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是好的，涌现了以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然而，党员干部队伍中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有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之风有滋长蔓延之势；有些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些党员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诉求不闻不问；有些党员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方法简单，作风粗暴，不尊重群众感情，不考虑群众感受；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很坏，严重损害群众对党的信任。脱离群众的危险成为我党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订注重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群众路线的论述不断深化：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规范了群众路线的表述；提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命题；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制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
[关键词]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党章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最先阐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写入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路线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最终在党的十四大党章中形成完整科学的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此后，党的群众路线继续发展和深化，面对执政考验和反腐倡廉考验，党章中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又加入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内容。
一、把党的群众路线明确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逐步消除“左”倾路线的影响，并提出恢复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党章进行了全面修订。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提出，我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党章的部分条文进行了修订，未涉及党章总纲，延续了十二大党章对群众路线的论述。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党本身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在党的队伍中，每一名党员，都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勤务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都应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服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乃至个人的一切。
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各项事业的立足点。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分界线。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一切依靠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生动诠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率领群众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5]，认为真正靠得住的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切实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只有把党的事业放在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点上，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胜利完成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
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要尊重群众意愿，通过教育和引导，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认为，群众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超过群众觉悟、违反自愿原则的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落后于群众、违反领导群众前进原则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各项任务。”[6]他反复强调，应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要求：“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7]
二、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形成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写入党章，形成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8]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9]此后，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的科学方法。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0]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统一起来，表明党的群众路线达到了成熟。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的过程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的正确与否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从群众中来，是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总结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加以贯彻落实，也就是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
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三、强调“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党的十四大党章还提出了党风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生死存亡”四个字指明了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长期性，发人深省。
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事业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当党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群众路线时，革命事业就胜利、发展；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失败。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人心向背。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实践也昭示我们，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政风民风，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和谐，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政通人和，有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风对政风民风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1]邓小平也反复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2]“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13]。只有搞好党风，并带动和促进政风及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具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四、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提出了“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最大危险”的思想：“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4]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只有始终心系群众，党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经过党执政以来60多年的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阔步迈进。但是随着世情、国情已经并在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已经并在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社会利益格局分化也日益复杂多样，群众要求社会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依法维护个人合法权益、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应对这些考验，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现实课题。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人民始终是我们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持久拥护和支持，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进入21世纪，我们党面临着两个历史性的变化。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5]这种变化既给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使党群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从总体上看，当前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是好的，涌现了以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然而，党员干部队伍中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有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之风有滋长蔓延之势；有些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些党员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诉求不闻不问；有些党员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方法简单，作风粗暴，不尊重群众感情，不考虑群众感受；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很坏，严重损害群众对党的信任。脱离群众的危险成为我党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