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04-19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李扬锋
2012年3月26日，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接受《名人访谈录》洋洋专访。
洋洋：秋雨老师，欢迎您来到《名人访谈录》。
余秋雨：洋洋好！我能对你这个节目名称稍微提点小小的建议嘛？
洋洋：好的。
余秋雨：说实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名人这个称呼，虽然我也算得上很有名，但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成一个文化人。现在很多人在媒体上露面多了，话说得多了，便出名了。但他们不一定就有文化。而且还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不出名，所以讲得很好的话也没人听。我认为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好的节目，不在于它访问了多少名人，而在于它能迎接多少飘泊的流浪者。
洋洋：秋雨老师给我们节目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噢，我觉得好难哟！
余秋雨：对于你们年轻人是有点难，不过我们不能因为难而不去做，但是如果你们因为做了这件事而觉得累，感到痛苦，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那我觉得你们就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了。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善良、快乐、健康。一件好的事情虽然是善良的，但是如果不能给人带来快乐，那我觉得它也不一定是件好的事情！
洋洋：好的，我们一定会朝秋雨老师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最近秋雨老师好像在媒体上很少露面噢！
余秋雨：还好了，我也没有刻意要在媒体上露面，当然也没有刻意要不在媒体上露面，露面与不露面都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是被动的，像央视青歌赛评委、凤凰《秋雨时分》，基本上都是他们来找我，然后我觉得可以去做，应该去做，而且也是盛情难却，无法推托，所以就去做了。
洋洋：秋雨老师，我注意到您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各地演讲，谈得比较多的都是关于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像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中华文明的性格缺憾等等，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些研究与当下的国学热有什么直接关系嘛？
余秋雨：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在做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时，看到曾经的巴比伦文明，就是现在战火满天飞的伊拉克。古埃及文明巨大的金字塔、神秘的木乃伊、生动的象形文字，今天的埃及人对它们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我们知道的多。而印度的历史居然要靠来自中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能得以重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世界四大古文明，三大文明都已经中断了，唯一活下来的就是中华文明。我是基于这些原因，才开始站在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中化文明。至于当下的国学热，我认为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一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多了，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开始彭胀，这直接导致了全民国学热。只有很少一些人才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疏理。
洋洋：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到五四时期，甚至很多文化人主张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这个国家处于比较落后、比较贫穷时，民族文化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我们这个国家开始变的富强起来，民族文化就成了我们的骄傲。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余秋雨：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是一种民族情绪化的反应。当一个社会需要急剧的改变，而文化人又不能提供给民众文化的力量与精神指导，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众就会变得非常急躁，想改变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所以他们就会表现的非常极端，一会儿打倒孔孟全盘西化，一会儿又唯孔是尊。
洋洋：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文化被民众的情绪绑架了？或者说我们的文化滞后于社会的变革？
余秋雨：是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急剧转型，而文化人却还没有转型，所以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真空。虽然也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文化研究，但我觉得要么太琐碎了，要么太游戏化了，对我们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与人格结构起不了多大积极的作用。
洋洋：您对那些埋头写书，但是却没有多少读者，把希望寄托在死后的人怎么看？
余秋雨：在文化史上立确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生前没有名气，甚至写的书都不能够得到出版，但是死后的若干年里，他们却变成了世界一流的文化大师。我认为那只是在过去，今天却很难了，主要是现代书籍出版更新的速度太快了，今天没有被人发现，死后可能也不会被人发现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洋洋：所以说成名还得趁早是嘛？
余秋雨：我倒不是说成名一定要趁早，但最好得在死之前。
洋洋：您认为成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余秋雨：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成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你的书有更多的读者，你的思想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你能影响的人也更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写作者的价值体现。
洋洋：您对当前文化界有一种以骂名人而成名的现象怎么看？
余秋雨：我觉得我对这种现象倒是有点发言权。我大概是文化圈里被骂得最多的人，“骂余”“倒余”者大有人在，以骂我为职业的人也有。我认为这种无端地攻击就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但是如果是一种有价值的批评，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更能促进我写作的提高。
洋洋：您对一些名记者出书怎么看，您是否认为这些名记者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余秋雨：现在很多阿猫阿狗都出书了，记者出书也没什么不好的，更何况这些名记者还有很多观众与读者呢！至于这些名记者算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很好的记者，他们确实在做着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也有一些名记者只是因为在媒体上露面多了，所以便出名了，他们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距离还差得远呢！
洋洋：康德说过，知识分子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你觉得中国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多嘛？
余秋雨：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像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
洋洋：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甚至也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国外对我们中国的了解少而又少。您认为这种错位是怎么产生的？
余秋雨：我想他们可能是从经济的发展简单的推导出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但我可以肯定，21世纪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已，当然，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员。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通过不断的向西方学习而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我想这也是一个非主流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的必然过程。我想这样的状况在以后会逐渐得到改变的。
洋洋：在过去的170年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
余秋雨：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洋洋：好的，秋雨老师，谢谢您！
痴人说梦者------李扬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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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04-19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李扬锋
2012年3月26日，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接受《名人访谈录》洋洋专访。
洋洋：秋雨老师，欢迎您来到《名人访谈录》。
余秋雨：洋洋好！我能对你这个节目名称稍微提点小小的建议嘛？
洋洋：好的。
余秋雨：说实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名人这个称呼，虽然我也算得上很有名，但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成一个文化人。现在很多人在媒体上露面多了，话说得多了，便出名了。但他们不一定就有文化。而且还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不出名，所以讲得很好的话也没人听。我认为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好的节目，不在于它访问了多少名人，而在于它能迎接多少飘泊的流浪者。
洋洋：秋雨老师给我们节目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噢，我觉得好难哟！
余秋雨：对于你们年轻人是有点难，不过我们不能因为难而不去做，但是如果你们因为做了这件事而觉得累，感到痛苦，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那我觉得你们就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了。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善良、快乐、健康。一件好的事情虽然是善良的，但是如果不能给人带来快乐，那我觉得它也不一定是件好的事情！
洋洋：好的，我们一定会朝秋雨老师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最近秋雨老师好像在媒体上很少露面噢！
余秋雨：还好了，我也没有刻意要在媒体上露面，当然也没有刻意要不在媒体上露面，露面与不露面都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是被动的，像央视青歌赛评委、凤凰《秋雨时分》，基本上都是他们来找我，然后我觉得可以去做，应该去做，而且也是盛情难却，无法推托，所以就去做了。
洋洋：秋雨老师，我注意到您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各地演讲，谈得比较多的都是关于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像中华文明长寿的秘诀，中华文明的性格缺憾等等，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些研究与当下的国学热有什么直接关系嘛？
余秋雨：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在做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时，看到曾经的巴比伦文明，就是现在战火满天飞的伊拉克。古埃及文明巨大的金字塔、神秘的木乃伊、生动的象形文字，今天的埃及人对它们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我们知道的多。而印度的历史居然要靠来自中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能得以重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世界四大古文明，三大文明都已经中断了，唯一活下来的就是中华文明。我是基于这些原因，才开始站在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中化文明。至于当下的国学热，我认为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一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多了，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开始彭胀，这直接导致了全民国学热。只有很少一些人才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疏理。
洋洋：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到五四时期，甚至很多文化人主张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这个国家处于比较落后、比较贫穷时，民族文化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我们这个国家开始变的富强起来，民族文化就成了我们的骄傲。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余秋雨：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是一种民族情绪化的反应。当一个社会需要急剧的改变，而文化人又不能提供给民众文化的力量与精神指导，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众就会变得非常急躁，想改变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所以他们就会表现的非常极端，一会儿打倒孔孟全盘西化，一会儿又唯孔是尊。
洋洋：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文化被民众的情绪绑架了？或者说我们的文化滞后于社会的变革？
余秋雨：是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急剧转型，而文化人却还没有转型，所以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真空。虽然也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文化研究，但我觉得要么太琐碎了，要么太游戏化了，对我们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与人格结构起不了多大积极的作用。
洋洋：您对那些埋头写书，但是却没有多少读者，把希望寄托在死后的人怎么看？
余秋雨：在文化史上立确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生前没有名气，甚至写的书都不能够得到出版，但是死后的若干年里，他们却变成了世界一流的文化大师。我认为那只是在过去，今天却很难了，主要是现代书籍出版更新的速度太快了，今天没有被人发现，死后可能也不会被人发现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洋洋：所以说成名还得趁早是嘛？
余秋雨：我倒不是说成名一定要趁早，但最好得在死之前。
洋洋：您认为成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余秋雨：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成名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说明你的书有更多的读者，你的思想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你能影响的人也更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写作者的价值体现。
洋洋：您对当前文化界有一种以骂名人而成名的现象怎么看？
余秋雨：我觉得我对这种现象倒是有点发言权。我大概是文化圈里被骂得最多的人，“骂余”“倒余”者大有人在，以骂我为职业的人也有。我认为这种无端地攻击就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但是如果是一种有价值的批评，我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更能促进我写作的提高。
洋洋：您对一些名记者出书怎么看，您是否认为这些名记者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余秋雨：现在很多阿猫阿狗都出书了，记者出书也没什么不好的，更何况这些名记者还有很多观众与读者呢！至于这些名记者算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很好的记者，他们确实在做着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也有一些名记者只是因为在媒体上露面多了，所以便出名了，他们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距离还差得远呢！
洋洋：康德说过，知识分子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你觉得中国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多嘛？
余秋雨：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像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
洋洋：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民族，甚至也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国外对我们中国的了解少而又少。您认为这种错位是怎么产生的？
余秋雨：我想他们可能是从经济的发展简单的推导出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但我可以肯定，21世纪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已，当然，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员。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通过不断的向西方学习而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我想这也是一个非主流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的必然过程。我想这样的状况在以后会逐渐得到改变的。
洋洋：在过去的170年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
余秋雨：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洋洋：好的，秋雨老师，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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