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经典”的几点思考
周 艳
（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近些年来，“红色经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讨论的主要是它的命名问题，是否有价值，价值体现在哪？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进行重新定位。有关“红色经典”的命名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无论它合适与否，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已经为大多数人说认同。关于“红色经典”的价值问题，应从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两个方面来解读。关键词：命名；约定俗成；价值；建构
一、“红色经典”的范畴
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经典”，也称作“革命历史小说”。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种文学样式肯定是以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的，准确的说是1950、1960年代产生的包括样板戏之内的“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日》(吴强，1954)、《红旗谱》(梁斌，1957)、《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山乡巨变》(周立波，1960)、《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等。
二、“红色经典”的命名
“红色经典”一词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换句话说，先是出现一系列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后来人在反观这些作品时把它们称作了“红色经典”。这些把它们叫做“红色经典”的人应该为90年代的大多数人，如果仅仅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它是政治教化的结果，某些人操纵的结果，未免有些牵强。“红色经典”首先是作为一个名词来流行，因此，“红色经典”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杨经建曾经在《“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红色经典’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我这里用‘红色经典’这个称谓，指上世纪50-70年代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批作品，只为行文方便，并非意味着事先肯定了它们的经典地位。”［1］
所以，对于“红色经典”这个名称的种种阐释，不应该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对它的研究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这个名称的出现时间，怎样流行开来的，是否合适？这些问题没有文学意义。也许有人会说，对于“红色经典”的研究首先就要对“什么是红色经典”搞清楚，否则连“是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研究它的意义呢。表面上看这种思路符合文学研究的逻辑，但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红色经典不是某一作品的名字，“红色经典”是一系列相似作品的代名词，它与作品本身的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不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经典更多指某一部作品，而不是一类作品。
总之，“红色经典”这个名词没有合适不合适一说，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也许可以从语言学来讨论它，但从文艺学角度来思考它没有多少价值，文学研究工作者对于“红色经典”的探讨，应转变方向，注重对每部作品进行价值解读，看其是否合乎经典标准，而不是简单的说“红色经典”是不是经典而争论不休。“事实上，对经典的研究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意义，并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情况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弱化乃至解体。因为时间的差异必将带来性质的差异。而彼事物要在此时代获得价值和意义，就必须被不断地作出符合此时代的阐释和理解，这就是历史评价的现代化原则存在的逻辑基础。因此，对“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简单化评判而放弃这一追求。
学、历史学来解读，只是后者已不是文艺学研究的范畴。
1.“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
文学的意义或价值往往是被赋予的，它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同时，每个时代对于其价值的评定标准也是不同的。“红色经典”中的许多作品描绘了50、60年代的生活，真实再现了革命场面，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一切对于我们现代人了解过去有很多的帮助，因此，它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另外，塑造了一批喜闻乐见的农民形象和英雄形象，他们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
2.“红色经典”的文化价值
把一种文学样式或作品称作经典，事实上是“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2］因此，“红色经典”的流行和广泛传播，必然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无论是50、60年代还是现代社会。对于当今社会，人们面对物质的充斥，越来越开始关注人精神层面的思考，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注。“红色经典”描绘的是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饥饿、战争等），人的生存现状、生活智慧、生命的光辉。这些东西会给现代人一种回归感，让人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
具体来说，“红色经典”是一种有别于现代商业文化的文化。首先，它无论是从艺术思想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具有很强的人民性。“红色经典”几乎全是在体现人民大众如何生活、生产、革命，这样的文学容易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其次，“红色经典”中塑造了一群英雄人物，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而且这些英雄也会成为人民行事的榜样和楷模。再次，“红色经典”中积极乐观的精神，会感染一批人，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是其遭受困难、厄运时，勇敢面对，积极解决的力量源泉。
总而言之，“红色经典”是有一定的阐释空间的，不同时代的人对它的解读得出不同的意义也是正常。如果对它的解读仅仅限于一两个层面，那作为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从何谈起。“红色经典”的意义是需要不同时代的人共同建构的，而这种建构才正体现了作品的可读性，作品的意义所在。
注 释
［1］杨经建《“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中文版，第43页.
三、“红色经典”的评价
所谓评价也就是对其的价值判断，而“价值”一词内涵丰富，可以是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等。而文学研究者重点是在于发现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当然不是说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价值，其他方面的价值只能作为参考或附属资料，而不是文学关注的对象。“红色经典”不仅可以从文学、文化方面来解读，还可以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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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经典”的几点思考
周 艳
（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近些年来，“红色经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讨论的主要是它的命名问题，是否有价值，价值体现在哪？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进行重新定位。有关“红色经典”的命名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无论它合适与否，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已经为大多数人说认同。关于“红色经典”的价值问题，应从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两个方面来解读。关键词：命名；约定俗成；价值；建构
一、“红色经典”的范畴
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经典”，也称作“革命历史小说”。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种文学样式肯定是以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的，准确的说是1950、1960年代产生的包括样板戏之内的“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日》(吴强，1954)、《红旗谱》(梁斌，1957)、《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山乡巨变》(周立波，1960)、《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等。
二、“红色经典”的命名
“红色经典”一词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换句话说，先是出现一系列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后来人在反观这些作品时把它们称作了“红色经典”。这些把它们叫做“红色经典”的人应该为90年代的大多数人，如果仅仅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它是政治教化的结果，某些人操纵的结果，未免有些牵强。“红色经典”首先是作为一个名词来流行，因此，“红色经典”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杨经建曾经在《“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红色经典’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我这里用‘红色经典’这个称谓，指上世纪50-70年代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批作品，只为行文方便，并非意味着事先肯定了它们的经典地位。”［1］
所以，对于“红色经典”这个名称的种种阐释，不应该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对它的研究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这个名称的出现时间，怎样流行开来的，是否合适？这些问题没有文学意义。也许有人会说，对于“红色经典”的研究首先就要对“什么是红色经典”搞清楚，否则连“是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研究它的意义呢。表面上看这种思路符合文学研究的逻辑，但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红色经典不是某一作品的名字，“红色经典”是一系列相似作品的代名词，它与作品本身的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不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经典更多指某一部作品，而不是一类作品。
总之，“红色经典”这个名词没有合适不合适一说，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也许可以从语言学来讨论它，但从文艺学角度来思考它没有多少价值，文学研究工作者对于“红色经典”的探讨，应转变方向，注重对每部作品进行价值解读，看其是否合乎经典标准，而不是简单的说“红色经典”是不是经典而争论不休。“事实上，对经典的研究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意义，并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情况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弱化乃至解体。因为时间的差异必将带来性质的差异。而彼事物要在此时代获得价值和意义，就必须被不断地作出符合此时代的阐释和理解，这就是历史评价的现代化原则存在的逻辑基础。因此，对“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简单化评判而放弃这一追求。
学、历史学来解读，只是后者已不是文艺学研究的范畴。
1.“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
文学的意义或价值往往是被赋予的，它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同时，每个时代对于其价值的评定标准也是不同的。“红色经典”中的许多作品描绘了50、60年代的生活，真实再现了革命场面，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一切对于我们现代人了解过去有很多的帮助，因此，它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另外，塑造了一批喜闻乐见的农民形象和英雄形象，他们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
2.“红色经典”的文化价值
把一种文学样式或作品称作经典，事实上是“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2］因此，“红色经典”的流行和广泛传播，必然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无论是50、60年代还是现代社会。对于当今社会，人们面对物质的充斥，越来越开始关注人精神层面的思考，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注。“红色经典”描绘的是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饥饿、战争等），人的生存现状、生活智慧、生命的光辉。这些东西会给现代人一种回归感，让人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
具体来说，“红色经典”是一种有别于现代商业文化的文化。首先，它无论是从艺术思想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具有很强的人民性。“红色经典”几乎全是在体现人民大众如何生活、生产、革命，这样的文学容易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其次，“红色经典”中塑造了一群英雄人物，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而且这些英雄也会成为人民行事的榜样和楷模。再次，“红色经典”中积极乐观的精神，会感染一批人，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是其遭受困难、厄运时，勇敢面对，积极解决的力量源泉。
总而言之，“红色经典”是有一定的阐释空间的，不同时代的人对它的解读得出不同的意义也是正常。如果对它的解读仅仅限于一两个层面，那作为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从何谈起。“红色经典”的意义是需要不同时代的人共同建构的，而这种建构才正体现了作品的可读性，作品的意义所在。
注 释
［1］杨经建《“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中文版，第43页.
三、“红色经典”的评价
所谓评价也就是对其的价值判断，而“价值”一词内涵丰富，可以是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等。而文学研究者重点是在于发现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当然不是说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价值，其他方面的价值只能作为参考或附属资料，而不是文学关注的对象。“红色经典”不仅可以从文学、文化方面来解读，还可以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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