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高宗皆仁人智士，空前绝后也
近代以来，一改史官盖棺论定，目澶渊之盟为宋朝之弱与辱，其实不过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文明论”的错觉，全然不知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同时抗衡兵强马壮、全民皆可兵的契丹、西夏二国，寸土不失，一如三国时魏灭吴、蜀，惟有强者力所能及，绝非弱国所堪，何况魏国骑兵冠天下而宋朝几乎无马呢！《论语》有言在先：“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现代人痛惜宋朝所谓岁币，是视钱财为至宝而人命如粪土，且不知兵连祸结后军费岂止区区30万哉！宋史明言：“朝廷遣使与金约夹攻契丹，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郑居中力陈不可，谓京曰：‘公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妙算。’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居中曰：‘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这就是古人对现代人最有力的驳斥。苏轼代张方平上书曰：“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次必有盗贼之忧。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昔汉祖破灭群雄，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穷兵黩武与讲和通好之利弊暴露无遗，无疑是最权威的论断，且当朝人身临其境，有切肤之痛，显然更有发言权，岂似今人既不知兵又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和亲未免有“性贿赂”之嫌，而汉唐不得已行之，宋朝则免于此，若论所谓国耻，当属前者而非今人所深深误解的宋朝。自古皆兼弱攻昧，庙战决胜，名将不过是适逢其时，乘机而动，时势造英雄耳。诚如寇准所言“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所谓自毁长城者，若非昏君无道，邻国则一筹莫展，故吴、蜀后主众叛亲离而亡，唐朝先臣事突厥而后“趁火打劫”方能灭之，李煜、孟旭昏庸无能，宋太祖才能得逞。契丹、西夏君明臣忠，兵强马壮，无懈可击，故三国鼎立，使孙吴韩信李靖再世，亦将望敌兴叹，无所施其术明矣，盖此远非战略战术问题，而首先取决于各方内政善否。何况天下一家，南朝经济援助北朝，有何不可呢？今人不是坚称幽蓟自古以来皆中国领土吗？以岁币关爱幽蓟故民，不是责无旁贷吗？殊不知基本常识是，所谓领土纯属现实问题，与历史及未来无关，而是当时群雄逐鹿之结果，历史上如何云云毫无意义，故中国版图历朝历代迥然不同，每每数国鼎立，无所谓正统不正统。五代之十国莫不平等相待，宋朝、契丹亦互称南、北朝，今人却以宋朝为正统，岂非“强奸”宋人，贻笑大方？富弼真知灼见曰：“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历史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剪不断理还乱，毫无意义，惟有承认现实，三思得丧，面向未来。宋朝继承周世宗，守土有责，不失后周国土如瓦桥关南故地即可。幽蓟仅仅是历史上属于汉唐后晋，与宋朝毫不相干，后者绝无责任光复之。现实是，幽蓟及瓦桥关南故地乃契丹领土，所谓收复幽蓟就是侵略扩张，足以灭契丹则木已成舟、一劳永逸，否则惟有“艺祖拨乱反正，躬擐甲胄，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章圣澶渊之役，与之战而胜，乃听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契丹南伐，旨在光复其瓦桥关南故地，师出有名，空手而归必为其国耻，绝不善罢甘休，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非南北朝之福，而宋朝同样以归还关南故地为奇耻大辱——史学切忌以现代人眼光，而应设身处地，回归当时，以契丹人立场，岂容关南故地陷于敌国哉？势均力敌骑虎难下，敌我皆不失体面者，惟有各退一步，维持现状，宋朝占地，契丹获租赋，皆大欢喜，两情相悦，永结同心，白头到老，二帝对天发誓，后道君皇帝无道背信弃义，何逃天谴哉？因果报应，屡试不爽也。读史者当知，契丹宋朝皆义正词严，审时度势，故岁币理所当然，应该且一本万利，绝非宋朝懦弱，而是互相敬畏，因为契丹不敢再战，宋朝不恋战，识时务者为俊杰，爱民如子者也。契丹慑于强宋，不能得逞，不得已先行乞和，耻辱属于契丹而非宋朝明矣。岁币者，“买”契丹关南故地，绝非弱者纳贡而花钱买平安。今人当深思，若非宋朝理亏，何以非岁币不可，而不是契丹贿赂宋朝呢？其实，幽蓟属于契丹抑或宋朝皆无关宏旨，只要能息战安民，即两国的福音，现代人不是宋朝君臣，毫无利害关系，又何必对幽蓟耿耿于怀呢？神宗欲伐燕蓟，太后曰：“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乃止。善哉斯言，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太后至理名言，真不愧为“女中尧舜”，伐燕蓟既弊大于利，不知于现代人何干何利？今人以宋朝不穷兵黩武为怯，实不知秦二世、隋二世覆辙，好战杀民，草菅人命，洋奴文盲赤裸裸也。以今日版图论宋朝不侵略幽蓟者，若为执政，莫非不承认蒙古国，必出兵取西伯利亚吗？果然，是冲锋陷阵，效尤日寇武士道精神，抑或五十步笑百步为勇，乃至躲避兵役、温柔乡无以自拔而“嫁祸于人”呢？殊不知者，领土不过如强奸，生米煮成熟饭，可施暴不可谈判，如俄国占领北方四岛，日本只能望洋兴叹。
至于岁币的是非，今人无切肤之痛，发言权显然属于当事人。
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密请帝幸金陵；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蜀人，又请幸成都。寇准请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有难色，欲还内，准曰：“陛下一入，则臣等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辽师益南侵，帝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帝宜且避其锋者，帝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准曰：“群臣怯懦无知。”驻南城，以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高琼亦固请，佥署枢密院事冯拯在傍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退敌邪？”即麾卫士进辇扣陛。帝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楇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帝乃命进辇。
辽师南侵，大将傅潜、王超皆握重兵而望敌生畏，大臣有劝皇帝逃往金陵、成都者，“同列惧，欲退，帝有难色”，既亲征而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帝宜且避其锋者，驻南城而将止焉。由此观之，契丹强盛，难与争锋，建议避战者不仅仅是出于懦弱，而是知己知彼，故和谈是早晚的事，是对形势的客观认识，只不过避战者措置乖方耳。
岢岚军使开封贾宗奏敌骑数万人寇草城川，率兵击败之。翼日复至，又败之，遂北出境。并、代钤辖高继勋，先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谓宗曰：“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与战，至寒光岭，伏发，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馀人，获马牛橐驼甚众。麟府路钤辖韩守英、张志，言大破辽兵于朔州界，杀戮甚众。时辽师方围岢岚军，闻败，即遁去。辽师抵瀛州城下，辽太后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蝟，死者三万馀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退。辽萧达兰、萧观音努率师下祁州，士卒多降。莫州、岢岚、威虏军、北平寨并言击败契丹，群臣称贺。是役也，张凝、田敏皆以偏师抵易州南，虏获人畜铠仗凡数万计，独魏能逗挠无功。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
陈莹中曰：“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岢岚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战场上，宋军占上风，此时议和最有利，主动权在我，可避免靖康时的城下之盟，且胜败兵家常事，若不见好就收，焉知再战胜负祸福呢？而况敌我不相伯仲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真宗知己知彼，审时度势，泽被二国，圣人也哉。事实上，契丹不过是遭击退而非歼灭，有生力量无损，若非主帅大意而亡，出师未捷身先死，则后事难以逆料，其战胜抑或乞和实未可知，故后来王钦若离间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由是帝顾准浸衰。奸臣夸大其词，然亦非尽属妄语，当然寇准才是胸有成竹、真知灼见，盖契丹皇帝母子亲征，真宗别无退路。帝召辅臣观瀛州所获辽人攻城战具，皆制度精好，锋锷銛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城上悬版才数寸，集矢二百馀，其后李继宣浚高阳壕，得遗矢凡四十万，辽人攻城不遣馀力如此。可见和谈无疑是上策。
李继隆等再拜言曰：“戎寇之退走也，若会诸将袭逐，必立奇功。陛下复念其请盟，许其修好，安民息战，示以好生，不令邀击，开其归路。臣等无以展尺寸之效。”上曰：“北狄自古为患，傥思平愤恚，尽议歼夷，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真宗有好生之德，独不好武功，尤知福兮祸所依，不为平愤恚而日寻干戈、岁有劳费，岂非公而忘私，难能可贵乎？日寻干戈、岁有劳费，足以显示出敌国可和而不可灭，这是对宋朝评头论足者所必晓的。杨延朗尝言：「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杨延朗之计固善，不无成算，可谓知兵，智勇可鉴，然仅获幽、易数州而已，力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契丹必报仇雪恨，鹿死谁手未可知，甚而凶多吉少，孤注一掷，诚如徽宗时安尧臣所言“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昔者乐毅伐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而后田单破骑劫于即墨下，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太宗北伐亦可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何况宋朝渝盟则契丹士气倍增，故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左右皆称万岁。
天雄军闻敌将至，阖城惶遽。王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孙全照曰：“全照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命全照。钦若遣将率精兵追击，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伏兵略尽，天雄兵乃复得还，存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大敌当前，竟然议以探符分守诸门，终无敢守北门者，天雄兵遇伏而存者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契丹军战斗力岂容小觑？宋军阖城惶遽，可谓望而生畏，彼若殊死搏斗，结局往往是“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故议和方为智勇双全之举。宋朝以逸待劳，攻守之势迥异，攻方兵力无优势，因而契丹败局未战已定，诚如寇准所料。
曹利用自天雄赴敌寨共议和好事，议未决，乃遣杞持国主书与利用俱还。十二月，杞入对，呈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上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上曰：“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遂以手诏令石普付兴等赐继忠曰：「朕丕承大宝，抚育羣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帝王之道，即为人父母，乃在于屈己安民，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不识时务，不自量力，无畏牺牲天下苍生？真宗深谙圣人之道，现代人则莫及远矣。“关南之地曾属彼方，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既然皇帝亦坦诚如此，则岁币以“买”地理所当然，绝非城下之盟、以强凌弱，何况契丹实际上是“兵锋屡挫，耻於自退”而先行乞和，怎么可能是宋朝卑辞屈膝投降呢？否则何以不是战败者契丹纳岁币呢？且誓书明言“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堪称强者扶危济困之语，甚得大体，荣在其中。敌言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不知宋朝何辱之有哉？
曹利用与韩杞至敌寨，彼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谓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事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欲岁取金帛。敌复遣王继忠见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虑南朝或于沿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请立誓，并乞遣上使臣持誓书至彼。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又是契丹战败，且怕宋朝北伐，故请立誓，分明是南强北弱，不知现代人屈辱感何从而生？
曹利用即与其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主书俱还，柬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安仁曰：“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柬之自是不敢复谈。今人不怕亲自浴血疆场、马革裹尸者，讥讽宋朝懦弱不乐杀人，若闻安仁至理名言，当如姚柬之知羞而“自是不敢复谈”，临阵退缩者更不在话下了。
仁宗时，契丹遣刘六符来致书，求关南十县，富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通好利在君民，用兵不过是大臣谋私，如王安石、章谆、蔡京奸党玩火自焚，此乃有识之士所见略同，独今人不可理喻罢了。契丹复求关南十县，名正言顺，适足证明岁币实“义不容辞”，宋朝占了便宜，何来耻辱？以岁币为辱与弱者，不啻要钱不要命，贪地不爱民，玉石俱焚，自取其辱，贻羞史册。
六符谓弼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尝言：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且北朝欲得十县，不过利其租赋尔。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资国用。朕念两国生民，不欲使之肝脑涂地。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独能避用兵乎?”各国莫不以丧失领土为耻，既然无力夺回，惟有退求其次，代以岁币，所谓“不过利其租赋尔”当然是理亏者的诡辩。契丹无以如愿以偿，仅得区区岁币，显然是契丹之耻、宋朝之荣，正所谓“吾主耻受金帛”是也。
秘书臣何亮上安边书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宋朝马不如契丹，城守有余，野战所短，终究必和，此仁智者所见略同。
“中国抗夷狄可以智胜，不可以战斗。盖地形、武技与中国异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胜之全策。”宋朝之马、技与人悉不如契丹，天时地利皆在契丹，故只可以智胜，不可以战分胜负，后人当深知焉。
知雄州何承矩奏辽谋入边，帝以问曹彬，对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常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帝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曹彬之言，诚仁人用心、智者之谋也。其身经百战，良将第一，从太宗北伐败绩，可谓知兵知己知彼，最有发言权，只不过今人目空一切，藐视祖宗为荣，胆敢纸上谈兵罢了。
太子太师吕蒙正言：“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契丹乞和，古人求之不得而宋朝得之。
以赵延祚为雄州北关城巡检，年七十馀，召赴阙，询以边事，具言：“今之修和，辽人先启诚意，国家动守恩信，理必长久。”又言：“国母之妹曰齐妃，与其姊不协，国所遗金帛，皆归于国家主及母，其下悉无所及，望自今榷场贸易，稍优假之，则其下获利，必倍欣慰。”和议发自契丹而非宋朝，再加以边境贸易，则其上下受惠，皆大欢喜，视背盟为得不偿失，自然世代和平，苍生之福。
范仲淹奏曰：“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又睹赦文，谓彼无骚动则我不侵掠。臣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且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阜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和买绢余三十万，偿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契丹较之西戎更强，亦礼义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尤当任宋朝所有，胜契丹所长，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可见，范仲淹远非俗谓胸中自有百万甲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是善于扬长避短，深谙攻守利弊，不为所不能为而已。
帝览河北奏报，诸州多被蹂践，通利军伤残尤甚，惨然形于颜色，乃下诏罪己。王旦、寇准等皆上疏待罪。宋朝与契丹势均力敌，兵连祸结必然两败俱伤，生灵涂炭，甚而“饥寒逼迫，其次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改朝换代，流血漂杵，肝脑涂地，白骨盈野，千里无人烟，形形色色军国主义分子曾顾及过吗？后来徽宗亦临朝谕大臣道：“朝廷不应与四夷生隙，衅端一开，兵连祸结，生民肝脑涂地，这岂是人主爱民至意？”只不过奸党以公徇私，罔顾后患无穷，蛊惑圣听，背盟而自取灭亡罢了。昔者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无妄语，靖康耻可谓以身试法矣。
“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之地，劳苦兵力。”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中国”谬论十足杀气腾腾，漠视人民生命财产，不识时务，而相形见绌，真宗皇帝深谙皇帝为天下人父母，当视民如伤、爱民如子，切忌黩武贼民，今人却讥之为无能，所谓能者莫非能致人民于死地之谓乎？孟子云：“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太史公曰：“天生蒸民，置君以养治之。”苟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天下太平，中国分裂为诸侯林立，如三代，又何妨？实无异于天下一家。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如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四分五裂，唐季节度使专Z，朝廷徒具虚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一统有何意义？图虚名遭实祸罢了。
上谓宰相曰：“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曰：“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过求爵赏，威望既盛，即须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凶于国而害于家，此不可不察也。”上深然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化干戈为玉帛，出师不过是出于不得已，一如颜回所言“回愿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也无所施其勇，而赐也无用其辩矣”，如是才是真武，而用兵不已，兵连祸结，则是穷兵黩武，凶于国而害于家，玩火自焚。王旦所谓“止戈为武，帝王之盛德也”，既识时务，更彰显仁者好生恶杀之德，现代人何从理喻？子云：“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秦、隋耀武扬威，与夷狄势不两立，二世而亡，汉唐和亲故国祚长久，明朝不与清国和议息兵而李自成张献忠得逞。正反经验教训表明，外患历代所不可避免，除非别无邻国，太宗即放言“外患不足虑，惟奸邪无状难防”，贤相李沆亦深有同忧，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有识者所取与盛德所在。
岁币三十万，多乎哉？不多也！苏轼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吕中曰：“自元昊叛于西，契丹扰于北，外之财用不免告匮，则节冗费之说不得不条画于庆历之日也。”与穷兵黩武相比，三十万何足道哉？
帝方进食，未即见，使内侍问所赂。曹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帝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帝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帝曰：“几何？”曰：“三十万”。帝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既然姑了事，三百万亦可耳，则三十万不过九牛一毛，何足挂齿，现代人视为屈辱，未免太小气，视百万将士生命若草芥，不智亦非仁。
议者多言岁赂三十万为过厚，士安曰：“不如此，则敌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诚然，若岁币太少，则契丹必仍然以不还关南故地为耻，和议不可成
时两河之民颇有陷敌者，王旦上言，愿出金帛数十万赎其人。由此可见，宋朝并不差钱，而是将人民生命置于金钱之上。
庆历时，六月甲戌，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两、绸绢各一百万疋下三司，以给边费。用兵之费，宋朝之富，可见一斑，区区岁币，微不足道！
绍兴十二年三月，上曰:“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绍兴十九年四月，谓秦桧曰:“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桧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中国之有夷狄,犹阳之有阴,自古无殄灭之理。使可殄灭,秦皇、汉武为之矣。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张邵奏曰：“恭惟陛下当宣和靖康之间，为国捍难，适丁大变，仗义而起，独患曩时相臣未能仰副陛下委任之意，或骎骎欲用兵，则已无才能，不度事势之可否，或但持两端，则自为身谋，不恤宗社之阽危，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和议既出于知兵爱民，更彰显政治韬略，高宗一语道破真谛，盖棺论定，一锤定音。
自然孝子 郭金昌
宋真宗高宗皆仁人智士，空前绝后也
近代以来，一改史官盖棺论定，目澶渊之盟为宋朝之弱与辱，其实不过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文明论”的错觉，全然不知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同时抗衡兵强马壮、全民皆可兵的契丹、西夏二国，寸土不失，一如三国时魏灭吴、蜀，惟有强者力所能及，绝非弱国所堪，何况魏国骑兵冠天下而宋朝几乎无马呢！《论语》有言在先：“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现代人痛惜宋朝所谓岁币，是视钱财为至宝而人命如粪土，且不知兵连祸结后军费岂止区区30万哉！宋史明言：“朝廷遣使与金约夹攻契丹，复燕云，蔡京、童贯主之。郑居中力陈不可，谓京曰：‘公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妙算。’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居中曰：‘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这就是古人对现代人最有力的驳斥。苏轼代张方平上书曰：“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次必有盗贼之忧。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昔汉祖破灭群雄，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穷兵黩武与讲和通好之利弊暴露无遗，无疑是最权威的论断，且当朝人身临其境，有切肤之痛，显然更有发言权，岂似今人既不知兵又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和亲未免有“性贿赂”之嫌，而汉唐不得已行之，宋朝则免于此，若论所谓国耻，当属前者而非今人所深深误解的宋朝。自古皆兼弱攻昧，庙战决胜，名将不过是适逢其时，乘机而动，时势造英雄耳。诚如寇准所言“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所谓自毁长城者，若非昏君无道，邻国则一筹莫展，故吴、蜀后主众叛亲离而亡，唐朝先臣事突厥而后“趁火打劫”方能灭之，李煜、孟旭昏庸无能，宋太祖才能得逞。契丹、西夏君明臣忠，兵强马壮，无懈可击，故三国鼎立，使孙吴韩信李靖再世，亦将望敌兴叹，无所施其术明矣，盖此远非战略战术问题，而首先取决于各方内政善否。何况天下一家，南朝经济援助北朝，有何不可呢？今人不是坚称幽蓟自古以来皆中国领土吗？以岁币关爱幽蓟故民，不是责无旁贷吗？殊不知基本常识是，所谓领土纯属现实问题，与历史及未来无关，而是当时群雄逐鹿之结果，历史上如何云云毫无意义，故中国版图历朝历代迥然不同，每每数国鼎立，无所谓正统不正统。五代之十国莫不平等相待，宋朝、契丹亦互称南、北朝，今人却以宋朝为正统，岂非“强奸”宋人，贻笑大方？富弼真知灼见曰：“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历史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剪不断理还乱，毫无意义，惟有承认现实，三思得丧，面向未来。宋朝继承周世宗，守土有责，不失后周国土如瓦桥关南故地即可。幽蓟仅仅是历史上属于汉唐后晋，与宋朝毫不相干，后者绝无责任光复之。现实是，幽蓟及瓦桥关南故地乃契丹领土，所谓收复幽蓟就是侵略扩张，足以灭契丹则木已成舟、一劳永逸，否则惟有“艺祖拨乱反正，躬擐甲胄，当时将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者，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章圣澶渊之役，与之战而胜，乃听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契丹南伐，旨在光复其瓦桥关南故地，师出有名，空手而归必为其国耻，绝不善罢甘休，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非南北朝之福，而宋朝同样以归还关南故地为奇耻大辱——史学切忌以现代人眼光，而应设身处地，回归当时，以契丹人立场，岂容关南故地陷于敌国哉？势均力敌骑虎难下，敌我皆不失体面者，惟有各退一步，维持现状，宋朝占地，契丹获租赋，皆大欢喜，两情相悦，永结同心，白头到老，二帝对天发誓，后道君皇帝无道背信弃义，何逃天谴哉？因果报应，屡试不爽也。读史者当知，契丹宋朝皆义正词严，审时度势，故岁币理所当然，应该且一本万利，绝非宋朝懦弱，而是互相敬畏，因为契丹不敢再战，宋朝不恋战，识时务者为俊杰，爱民如子者也。契丹慑于强宋，不能得逞，不得已先行乞和，耻辱属于契丹而非宋朝明矣。岁币者，“买”契丹关南故地，绝非弱者纳贡而花钱买平安。今人当深思，若非宋朝理亏，何以非岁币不可，而不是契丹贿赂宋朝呢？其实，幽蓟属于契丹抑或宋朝皆无关宏旨，只要能息战安民，即两国的福音，现代人不是宋朝君臣，毫无利害关系，又何必对幽蓟耿耿于怀呢？神宗欲伐燕蓟，太后曰：“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乃止。善哉斯言，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太后至理名言，真不愧为“女中尧舜”，伐燕蓟既弊大于利，不知于现代人何干何利？今人以宋朝不穷兵黩武为怯，实不知秦二世、隋二世覆辙，好战杀民，草菅人命，洋奴文盲赤裸裸也。以今日版图论宋朝不侵略幽蓟者，若为执政，莫非不承认蒙古国，必出兵取西伯利亚吗？果然，是冲锋陷阵，效尤日寇武士道精神，抑或五十步笑百步为勇，乃至躲避兵役、温柔乡无以自拔而“嫁祸于人”呢？殊不知者，领土不过如强奸，生米煮成熟饭，可施暴不可谈判，如俄国占领北方四岛，日本只能望洋兴叹。
至于岁币的是非，今人无切肤之痛，发言权显然属于当事人。
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密请帝幸金陵；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蜀人，又请幸成都。寇准请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有难色，欲还内，准曰：“陛下一入，则臣等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辽师益南侵，帝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帝宜且避其锋者，帝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准曰：“群臣怯懦无知。”驻南城，以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高琼亦固请，佥署枢密院事冯拯在傍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退敌邪？”即麾卫士进辇扣陛。帝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楇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帝乃命进辇。
辽师南侵，大将傅潜、王超皆握重兵而望敌生畏，大臣有劝皇帝逃往金陵、成都者，“同列惧，欲退，帝有难色”，既亲征而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帝宜且避其锋者，驻南城而将止焉。由此观之，契丹强盛，难与争锋，建议避战者不仅仅是出于懦弱，而是知己知彼，故和谈是早晚的事，是对形势的客观认识，只不过避战者措置乖方耳。
岢岚军使开封贾宗奏敌骑数万人寇草城川，率兵击败之。翼日复至，又败之，遂北出境。并、代钤辖高继勋，先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谓宗曰：“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与战，至寒光岭，伏发，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馀人，获马牛橐驼甚众。麟府路钤辖韩守英、张志，言大破辽兵于朔州界，杀戮甚众。时辽师方围岢岚军，闻败，即遁去。辽师抵瀛州城下，辽太后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蝟，死者三万馀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退。辽萧达兰、萧观音努率师下祁州，士卒多降。莫州、岢岚、威虏军、北平寨并言击败契丹，群臣称贺。是役也，张凝、田敏皆以偏师抵易州南，虏获人畜铠仗凡数万计，独魏能逗挠无功。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
陈莹中曰：“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岢岚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战场上，宋军占上风，此时议和最有利，主动权在我，可避免靖康时的城下之盟，且胜败兵家常事，若不见好就收，焉知再战胜负祸福呢？而况敌我不相伯仲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真宗知己知彼，审时度势，泽被二国，圣人也哉。事实上，契丹不过是遭击退而非歼灭，有生力量无损，若非主帅大意而亡，出师未捷身先死，则后事难以逆料，其战胜抑或乞和实未可知，故后来王钦若离间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由是帝顾准浸衰。奸臣夸大其词，然亦非尽属妄语，当然寇准才是胸有成竹、真知灼见，盖契丹皇帝母子亲征，真宗别无退路。帝召辅臣观瀛州所获辽人攻城战具，皆制度精好，锋锷銛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城上悬版才数寸，集矢二百馀，其后李继宣浚高阳壕，得遗矢凡四十万，辽人攻城不遣馀力如此。可见和谈无疑是上策。
李继隆等再拜言曰：“戎寇之退走也，若会诸将袭逐，必立奇功。陛下复念其请盟，许其修好，安民息战，示以好生，不令邀击，开其归路。臣等无以展尺寸之效。”上曰：“北狄自古为患，傥思平愤恚，尽议歼夷，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真宗有好生之德，独不好武功，尤知福兮祸所依，不为平愤恚而日寻干戈、岁有劳费，岂非公而忘私，难能可贵乎？日寻干戈、岁有劳费，足以显示出敌国可和而不可灭，这是对宋朝评头论足者所必晓的。杨延朗尝言：「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虽众易败，凡所剽掠，悉在马上。愿饬诸军扼要路掩杀，其兵歼，则幽、易数州可袭取也。」奏入，不报。杨延朗之计固善，不无成算，可谓知兵，智勇可鉴，然仅获幽、易数州而已，力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契丹必报仇雪恨，鹿死谁手未可知，甚而凶多吉少，孤注一掷，诚如徽宗时安尧臣所言“岂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盖以区区之地，契丹所必争，忍使吾民重困锋镝”。昔者乐毅伐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而后田单破骑劫于即墨下，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太宗北伐亦可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何况宋朝渝盟则契丹士气倍增，故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左右皆称万岁。
天雄军闻敌将至，阖城惶遽。王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孙全照曰：“全照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命全照。钦若遣将率精兵追击，伏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伏兵略尽，天雄兵乃复得还，存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大敌当前，竟然议以探符分守诸门，终无敢守北门者，天雄兵遇伏而存者仅什三四，敌遂陷德清，契丹军战斗力岂容小觑？宋军阖城惶遽，可谓望而生畏，彼若殊死搏斗，结局往往是“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故议和方为智勇双全之举。宋朝以逸待劳，攻守之势迥异，攻方兵力无优势，因而契丹败局未战已定，诚如寇准所料。
曹利用自天雄赴敌寨共议和好事，议未决，乃遣杞持国主书与利用俱还。十二月，杞入对，呈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上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上曰：“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遂以手诏令石普付兴等赐继忠曰：「朕丕承大宝，抚育羣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帝王之道，即为人父母，乃在于屈己安民，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不识时务，不自量力，无畏牺牲天下苍生？真宗深谙圣人之道，现代人则莫及远矣。“关南之地曾属彼方，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既然皇帝亦坦诚如此，则岁币以“买”地理所当然，绝非城下之盟、以强凌弱，何况契丹实际上是“兵锋屡挫，耻於自退”而先行乞和，怎么可能是宋朝卑辞屈膝投降呢？否则何以不是战败者契丹纳岁币呢？且誓书明言“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堪称强者扶危济困之语，甚得大体，荣在其中。敌言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不知宋朝何辱之有哉？
曹利用与韩杞至敌寨，彼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谓曰：“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事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欲岁取金帛。敌复遣王继忠见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虑南朝或于沿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请立誓，并乞遣上使臣持誓书至彼。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又是契丹战败，且怕宋朝北伐，故请立誓，分明是南强北弱，不知现代人屈辱感何从而生？
曹利用即与其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国主书俱还，柬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安仁曰：“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柬之自是不敢复谈。今人不怕亲自浴血疆场、马革裹尸者，讥讽宋朝懦弱不乐杀人，若闻安仁至理名言，当如姚柬之知羞而“自是不敢复谈”，临阵退缩者更不在话下了。
仁宗时，契丹遣刘六符来致书，求关南十县，富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通好利在君民，用兵不过是大臣谋私，如王安石、章谆、蔡京奸党玩火自焚，此乃有识之士所见略同，独今人不可理喻罢了。契丹复求关南十县，名正言顺，适足证明岁币实“义不容辞”，宋朝占了便宜，何来耻辱？以岁币为辱与弱者，不啻要钱不要命，贪地不爱民，玉石俱焚，自取其辱，贻羞史册。
六符谓弼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尝言：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且北朝欲得十县，不过利其租赋尔。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资国用。朕念两国生民，不欲使之肝脑涂地。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独能避用兵乎?”各国莫不以丧失领土为耻，既然无力夺回，惟有退求其次，代以岁币，所谓“不过利其租赋尔”当然是理亏者的诡辩。契丹无以如愿以偿，仅得区区岁币，显然是契丹之耻、宋朝之荣，正所谓“吾主耻受金帛”是也。
秘书臣何亮上安边书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宋朝马不如契丹，城守有余，野战所短，终究必和，此仁智者所见略同。
“中国抗夷狄可以智胜，不可以战斗。盖地形、武技与中国异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胜之全策。”宋朝之马、技与人悉不如契丹，天时地利皆在契丹，故只可以智胜，不可以战分胜负，后人当深知焉。
知雄州何承矩奏辽谋入边，帝以问曹彬，对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常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帝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曹彬之言，诚仁人用心、智者之谋也。其身经百战，良将第一，从太宗北伐败绩，可谓知兵知己知彼，最有发言权，只不过今人目空一切，藐视祖宗为荣，胆敢纸上谈兵罢了。
太子太师吕蒙正言：“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契丹乞和，古人求之不得而宋朝得之。
以赵延祚为雄州北关城巡检，年七十馀，召赴阙，询以边事，具言：“今之修和，辽人先启诚意，国家动守恩信，理必长久。”又言：“国母之妹曰齐妃，与其姊不协，国所遗金帛，皆归于国家主及母，其下悉无所及，望自今榷场贸易，稍优假之，则其下获利，必倍欣慰。”和议发自契丹而非宋朝，再加以边境贸易，则其上下受惠，皆大欢喜，视背盟为得不偿失，自然世代和平，苍生之福。
范仲淹奏曰：“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又睹赦文，谓彼无骚动则我不侵掠。臣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且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阜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和买绢余三十万，偿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契丹较之西戎更强，亦礼义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尤当任宋朝所有，胜契丹所长，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可见，范仲淹远非俗谓胸中自有百万甲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是善于扬长避短，深谙攻守利弊，不为所不能为而已。
帝览河北奏报，诸州多被蹂践，通利军伤残尤甚，惨然形于颜色，乃下诏罪己。王旦、寇准等皆上疏待罪。宋朝与契丹势均力敌，兵连祸结必然两败俱伤，生灵涂炭，甚而“饥寒逼迫，其次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改朝换代，流血漂杵，肝脑涂地，白骨盈野，千里无人烟，形形色色军国主义分子曾顾及过吗？后来徽宗亦临朝谕大臣道：“朝廷不应与四夷生隙，衅端一开，兵连祸结，生民肝脑涂地，这岂是人主爱民至意？”只不过奸党以公徇私，罔顾后患无穷，蛊惑圣听，背盟而自取灭亡罢了。昔者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无妄语，靖康耻可谓以身试法矣。
“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之地，劳苦兵力。”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中国”谬论十足杀气腾腾，漠视人民生命财产，不识时务，而相形见绌，真宗皇帝深谙皇帝为天下人父母，当视民如伤、爱民如子，切忌黩武贼民，今人却讥之为无能，所谓能者莫非能致人民于死地之谓乎？孟子云：“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太史公曰：“天生蒸民，置君以养治之。”苟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天下太平，中国分裂为诸侯林立，如三代，又何妨？实无异于天下一家。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如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四分五裂，唐季节度使专Z，朝廷徒具虚名，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一统有何意义？图虚名遭实祸罢了。
上谓宰相曰：“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曰：“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过求爵赏，威望既盛，即须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凶于国而害于家，此不可不察也。”上深然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化干戈为玉帛，出师不过是出于不得已，一如颜回所言“回愿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也无所施其勇，而赐也无用其辩矣”，如是才是真武，而用兵不已，兵连祸结，则是穷兵黩武，凶于国而害于家，玩火自焚。王旦所谓“止戈为武，帝王之盛德也”，既识时务，更彰显仁者好生恶杀之德，现代人何从理喻？子云：“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秦、隋耀武扬威，与夷狄势不两立，二世而亡，汉唐和亲故国祚长久，明朝不与清国和议息兵而李自成张献忠得逞。正反经验教训表明，外患历代所不可避免，除非别无邻国，太宗即放言“外患不足虑，惟奸邪无状难防”，贤相李沆亦深有同忧，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有识者所取与盛德所在。
岁币三十万，多乎哉？不多也！苏轼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吕中曰：“自元昊叛于西，契丹扰于北，外之财用不免告匮，则节冗费之说不得不条画于庆历之日也。”与穷兵黩武相比，三十万何足道哉？
帝方进食，未即见，使内侍问所赂。曹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帝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帝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帝曰：“几何？”曰：“三十万”。帝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既然姑了事，三百万亦可耳，则三十万不过九牛一毛，何足挂齿，现代人视为屈辱，未免太小气，视百万将士生命若草芥，不智亦非仁。
议者多言岁赂三十万为过厚，士安曰：“不如此，则敌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诚然，若岁币太少，则契丹必仍然以不还关南故地为耻，和议不可成
时两河之民颇有陷敌者，王旦上言，愿出金帛数十万赎其人。由此可见，宋朝并不差钱，而是将人民生命置于金钱之上。
庆历时，六月甲戌，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两、绸绢各一百万疋下三司，以给边费。用兵之费，宋朝之富，可见一斑，区区岁币，微不足道！
绍兴十二年三月，上曰:“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绍兴十九年四月，谓秦桧曰:“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桧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中国之有夷狄,犹阳之有阴,自古无殄灭之理。使可殄灭,秦皇、汉武为之矣。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张邵奏曰：“恭惟陛下当宣和靖康之间，为国捍难，适丁大变，仗义而起，独患曩时相臣未能仰副陛下委任之意，或骎骎欲用兵，则已无才能，不度事势之可否，或但持两端，则自为身谋，不恤宗社之阽危，唯师臣桧蕴精深高世之识，灼见南、北两朝事体，别白利害，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和议既出于知兵爱民，更彰显政治韬略，高宗一语道破真谛，盖棺论定，一锤定音。
自然孝子 郭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