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
杯 中 日 月 长
蒋文祥
“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作为一个资深酒鬼，我的酒龄比工龄还要长。古人喝酒用壶，今人喝酒用杯。所以，我把壶中日月长，改为杯中日月长。
酒是我人生的旅伴。“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因为有了酒，便多了一份生活的乐趣。记得平生第一次喝酒，是1965年在江防中学读书时。我和陈建华一起陪姜步源去郭元看病，他害的是“瘩背”，医生吩咐要带酒调药膏子。时值盛夏一路走得唇干舌燥，我便把姜步源带的2斤黄酒咕咚咕咚喝了。走路顿时就觉得轻飘飘的，那时我虚龄十五岁。但是，酒作为一种饮料，现在我们在享用它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对解渴的单纯追求，而是将饮酒行为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享受。
第一次喝白酒，是1970年参加工作后和同事胡瑞瑜打赌，两个人一口菜没吃，豪气冲天地对着瓶子吹了一斤酒，旁边还有看热闹做公证的。屈指数来，喝了四十多年的酒，红酒、黄酒、啤酒、米酒似乎都与我无缘，我还是对白酒情有独钟，而且希望度数稍微高点的好。记得有一年到勇敢，宋军拿的是六十七度衡水老白干，咽的时候一溜烟下去，感觉真的很特别。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倘若不是勇敢的男人，还真的喝不了六十七度衡水老白干！难怪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印象还这么深。
欧阳修有句名言：“酒逢知己千杯少”。作为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酒鬼知己，生活中肯定就缺少了那么一点儿情趣。每当喝得头重脚轻、醉眼朦胧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身边人的醉态。有道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其实，我真正能够看到别人醉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倒是别人看到我醉的样子。因为我为人爽，喝酒也爽。我曾经跟一位老领导打趣，同你喝酒是十次九次醉，一次没有醉，因为没有去，去了还是醉。
酒桌上最疯狂的是哥们喝。哥们几个在一起，想不喝酒都不行。这个直言“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兄弟够豪爽！”那个吹捧“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哥们最贴心！”只要哥们几个在一起，那可真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少喝一杯都不行！”记得十多年前在徐小军家喝酒，喝的是他用人参、枸杞加冰糖泡的荞麦酒，甜蜜蜜口感很好，我和他，还有孙晓星、陆玉洁，四个人不知不觉喝了一罐子大约是七斤二两，喝得一向不服输的孙晓星当场有些吃不消，找个借口上厕所结果上铺睡了觉。徐小军还对着他夫人大手一挥：“阚静，拿酒来——”其实他自己也不行了，为尽主人之谊，只能背靠椅子硬撑。我和陆玉洁乘兴又喝了二两，这才尽兴离去。不过，下午我约好和战友打牌，牌抓到手里老是往下掉，晚上完全没有了“战斗力”。还是陆玉洁厉害，他骑自行车前杠上还坐着他六七岁的儿子，一路到家平安无事。
酒桌上最豪爽的是战友喝。只要当过兵的碰在一起，非豪气冲天地喝得人仰马翻不可。“量小非君子，无酒不丈夫！”“大家是战友，哪能不喝酒？”“你要不喝酒，做啥老战友？”记得几年前现任沈阳军区政委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褚益民回到如皋，在长城酒楼请我们47军老战友聚会。参加的有黄贵祥、何福年、徐远峰、徐湘龙、时益平、石太平、石建龙、龚治权、周荣华等，南通的赵拥民、如东的缪海平也闻讯赶来，两桌老战友喝了两箱酒，把我带去送给老大哥的两瓶同样的酒也喝了。大家反正是见酒就喝，哪还能够分得清哪是哪个的哟。褚益民敬我酒时，我说：“你只要敬一杯，我喝三杯就是了。”结果他坚持敬我三杯，我连干了九杯。一直喝得东倒西歪走路划八字，真的有些找不着北，最后反而是酒量小点的
石建龙送我回的家。
酒桌上最文雅的是笔友喝。文人雅士喝酒，就像是在品茶，总是喝得温文尔雅文而雅之。既没有哥们的那股疯狂劲儿，也没有老战友那么豪气冲天。在我熟悉的如皋文友中，酒量大的还真没几个。我曾跟《如皋日报》总编吴光明开玩笑，他著有《光明行》。我说，《光明行》，光明行，光明写文章行，喝酒不行。如皋书法协会的沈正、陈秀骥、王见山、张建军，如皋作家协会的季健、段国圣都不怎么能喝，只有“老卤”汤一建，人称“汤一罐”，一瓶不在话下。“柳儿”徐菊仙隔三差五就请文人笔友聚会，我常应邀参加。菊仙堪称“酒仙”，白酒红酒都能喝。郝晓霞、陈文丽、邵志泽只能喝红酒；柳永健、陶建兵是喝点儿红酒脸也红；“书虫”沈伯文对白酒是“浅尝辄止”。把歌唱进中南海的石晓梅，真是一朵奇葩，白酒能够“津巴布韦”（斤把不畏），嗓子不受任何影响，照样把《塞北的雪》唱得有如天籁。
酒桌上最格正的是定位喝。1996年12月参加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陕西省政协在西安饭店举办酒会，欢迎来自美国、加拿大、港台以及内地的专家学者，地点就是当年张学良招待中央大员的西京招待所。会议报到时，主办方精心准备了写有与会专家学者姓名的代表证和出席酒会的邀请函。邀请函上写明在第几席就座，席上布置有在此席就座的嘉宾名字牌。也就是说，出席酒会的每个嘉宾是被主办方预先格式化定位好的。由于大多数互相并不熟悉，因此大家喝酒都非常格正，只是象征性地举举杯、抿一抿，意思一下而已。那感觉，倒像是在参加国宴，一点都不像酒会。
酒桌上最佩服的是打通关。记得30年前一次江防中学老同学聚会，东道主是张圣元，我和徐天明、姜步源、宗国祥、殷海清、许明华等参加。张圣元请他的连襟张骥作陪，张骥就跟我们一个个打通关——主动敬大家每人一杯，然后接受大家每人回敬一杯。一桌十个人，两轮下来连续十八杯，就是将近一斤酒。哪个还好意思不喝呢！一个个无不遵命而行。那种豪气，让我佩服的不得了。说实话，当时我们也都能喝个斤把酒，但没一个敢跟他比。当年徐天明在建工局当局长时，为了拿到大庆二十六层楼的项目，一口气喝了二十六杯。就算是五钱一杯，加起来至少也有一斤三两哎。那种豪气，可以说毫不逊色。不过，徐天明自打得了急性胰腺炎，就与白酒“断交”改喝红酒了；宗国祥自从患脑溢血后，更是滴酒不沾与酒“拜拜”了；殷海清、许明华近年也有些“不胜酒力”；现在就只有姜步源依然宝刀不老、丝毫不减当年。
酒桌上最害怕的是一口闷。所谓“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同龄人中我最怕和周久林喝，他是“酒林高手”。他最拿手的就是“一口闷”的快酒，即使是二两半甚至是四两的杯子，也能一口一杯，一般人根本吃不消。而且他喝完了，拿个空杯子对着你，等着你喝，酒桌上这叫“压篱笆”，颇有点霸王硬上弓的味道。记得前年有天中午许红兵请周久林、邹康和我在“南京风味”酒店喝酒，红兵因为开车没有喝，久林、邹康和我三个人喝了三斤，晚上他拉着我到“同喜酒楼”还要继续喝。喝得第二天我都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想想真是有点后怕。
酒场人生，人生酒场。酒这玩意儿，是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有人高兴了喝酒，美其名曰“借酒助兴”。有人心烦了喝酒，打个幌子“借酒浇愁”。不过，高兴也罢，心烦也罢，一席酒，感受一席人情；一杯酒，品味一杯人生。小酌怡情，滥饮伤身，这是我喝酒最深的体会。现在年过花甲，机体开始老朽，承受不住狂轰滥炸，只能悠着点儿。在我身上，既没有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狂放，也没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更没有杜甫“穷愁醉未醒”的潦倒。不过，我还是坚持酒照喝，牌照打，文章也照写。我想，闲来无事，只要每顿还能小酌二三两，那感觉真是极好的。还是陶渊明说得好：“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啊！
·往事漫忆·
杯 中 日 月 长
蒋文祥
“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作为一个资深酒鬼，我的酒龄比工龄还要长。古人喝酒用壶，今人喝酒用杯。所以，我把壶中日月长，改为杯中日月长。
酒是我人生的旅伴。“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因为有了酒，便多了一份生活的乐趣。记得平生第一次喝酒，是1965年在江防中学读书时。我和陈建华一起陪姜步源去郭元看病，他害的是“瘩背”，医生吩咐要带酒调药膏子。时值盛夏一路走得唇干舌燥，我便把姜步源带的2斤黄酒咕咚咕咚喝了。走路顿时就觉得轻飘飘的，那时我虚龄十五岁。但是，酒作为一种饮料，现在我们在享用它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对解渴的单纯追求，而是将饮酒行为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享受。
第一次喝白酒，是1970年参加工作后和同事胡瑞瑜打赌，两个人一口菜没吃，豪气冲天地对着瓶子吹了一斤酒，旁边还有看热闹做公证的。屈指数来，喝了四十多年的酒，红酒、黄酒、啤酒、米酒似乎都与我无缘，我还是对白酒情有独钟，而且希望度数稍微高点的好。记得有一年到勇敢，宋军拿的是六十七度衡水老白干，咽的时候一溜烟下去，感觉真的很特别。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倘若不是勇敢的男人，还真的喝不了六十七度衡水老白干！难怪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印象还这么深。
欧阳修有句名言：“酒逢知己千杯少”。作为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酒鬼知己，生活中肯定就缺少了那么一点儿情趣。每当喝得头重脚轻、醉眼朦胧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看着身边人的醉态。有道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其实，我真正能够看到别人醉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时候倒是别人看到我醉的样子。因为我为人爽，喝酒也爽。我曾经跟一位老领导打趣，同你喝酒是十次九次醉，一次没有醉，因为没有去，去了还是醉。
酒桌上最疯狂的是哥们喝。哥们几个在一起，想不喝酒都不行。这个直言“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兄弟够豪爽！”那个吹捧“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哥们最贴心！”只要哥们几个在一起，那可真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少喝一杯都不行！”记得十多年前在徐小军家喝酒，喝的是他用人参、枸杞加冰糖泡的荞麦酒，甜蜜蜜口感很好，我和他，还有孙晓星、陆玉洁，四个人不知不觉喝了一罐子大约是七斤二两，喝得一向不服输的孙晓星当场有些吃不消，找个借口上厕所结果上铺睡了觉。徐小军还对着他夫人大手一挥：“阚静，拿酒来——”其实他自己也不行了，为尽主人之谊，只能背靠椅子硬撑。我和陆玉洁乘兴又喝了二两，这才尽兴离去。不过，下午我约好和战友打牌，牌抓到手里老是往下掉，晚上完全没有了“战斗力”。还是陆玉洁厉害，他骑自行车前杠上还坐着他六七岁的儿子，一路到家平安无事。
酒桌上最豪爽的是战友喝。只要当过兵的碰在一起，非豪气冲天地喝得人仰马翻不可。“量小非君子，无酒不丈夫！”“大家是战友，哪能不喝酒？”“你要不喝酒，做啥老战友？”记得几年前现任沈阳军区政委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褚益民回到如皋，在长城酒楼请我们47军老战友聚会。参加的有黄贵祥、何福年、徐远峰、徐湘龙、时益平、石太平、石建龙、龚治权、周荣华等，南通的赵拥民、如东的缪海平也闻讯赶来，两桌老战友喝了两箱酒，把我带去送给老大哥的两瓶同样的酒也喝了。大家反正是见酒就喝，哪还能够分得清哪是哪个的哟。褚益民敬我酒时，我说：“你只要敬一杯，我喝三杯就是了。”结果他坚持敬我三杯，我连干了九杯。一直喝得东倒西歪走路划八字，真的有些找不着北，最后反而是酒量小点的
石建龙送我回的家。
酒桌上最文雅的是笔友喝。文人雅士喝酒，就像是在品茶，总是喝得温文尔雅文而雅之。既没有哥们的那股疯狂劲儿，也没有老战友那么豪气冲天。在我熟悉的如皋文友中，酒量大的还真没几个。我曾跟《如皋日报》总编吴光明开玩笑，他著有《光明行》。我说，《光明行》，光明行，光明写文章行，喝酒不行。如皋书法协会的沈正、陈秀骥、王见山、张建军，如皋作家协会的季健、段国圣都不怎么能喝，只有“老卤”汤一建，人称“汤一罐”，一瓶不在话下。“柳儿”徐菊仙隔三差五就请文人笔友聚会，我常应邀参加。菊仙堪称“酒仙”，白酒红酒都能喝。郝晓霞、陈文丽、邵志泽只能喝红酒；柳永健、陶建兵是喝点儿红酒脸也红；“书虫”沈伯文对白酒是“浅尝辄止”。把歌唱进中南海的石晓梅，真是一朵奇葩，白酒能够“津巴布韦”（斤把不畏），嗓子不受任何影响，照样把《塞北的雪》唱得有如天籁。
酒桌上最格正的是定位喝。1996年12月参加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陕西省政协在西安饭店举办酒会，欢迎来自美国、加拿大、港台以及内地的专家学者，地点就是当年张学良招待中央大员的西京招待所。会议报到时，主办方精心准备了写有与会专家学者姓名的代表证和出席酒会的邀请函。邀请函上写明在第几席就座，席上布置有在此席就座的嘉宾名字牌。也就是说，出席酒会的每个嘉宾是被主办方预先格式化定位好的。由于大多数互相并不熟悉，因此大家喝酒都非常格正，只是象征性地举举杯、抿一抿，意思一下而已。那感觉，倒像是在参加国宴，一点都不像酒会。
酒桌上最佩服的是打通关。记得30年前一次江防中学老同学聚会，东道主是张圣元，我和徐天明、姜步源、宗国祥、殷海清、许明华等参加。张圣元请他的连襟张骥作陪，张骥就跟我们一个个打通关——主动敬大家每人一杯，然后接受大家每人回敬一杯。一桌十个人，两轮下来连续十八杯，就是将近一斤酒。哪个还好意思不喝呢！一个个无不遵命而行。那种豪气，让我佩服的不得了。说实话，当时我们也都能喝个斤把酒，但没一个敢跟他比。当年徐天明在建工局当局长时，为了拿到大庆二十六层楼的项目，一口气喝了二十六杯。就算是五钱一杯，加起来至少也有一斤三两哎。那种豪气，可以说毫不逊色。不过，徐天明自打得了急性胰腺炎，就与白酒“断交”改喝红酒了；宗国祥自从患脑溢血后，更是滴酒不沾与酒“拜拜”了；殷海清、许明华近年也有些“不胜酒力”；现在就只有姜步源依然宝刀不老、丝毫不减当年。
酒桌上最害怕的是一口闷。所谓“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同龄人中我最怕和周久林喝，他是“酒林高手”。他最拿手的就是“一口闷”的快酒，即使是二两半甚至是四两的杯子，也能一口一杯，一般人根本吃不消。而且他喝完了，拿个空杯子对着你，等着你喝，酒桌上这叫“压篱笆”，颇有点霸王硬上弓的味道。记得前年有天中午许红兵请周久林、邹康和我在“南京风味”酒店喝酒，红兵因为开车没有喝，久林、邹康和我三个人喝了三斤，晚上他拉着我到“同喜酒楼”还要继续喝。喝得第二天我都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想想真是有点后怕。
酒场人生，人生酒场。酒这玩意儿，是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有人高兴了喝酒，美其名曰“借酒助兴”。有人心烦了喝酒，打个幌子“借酒浇愁”。不过，高兴也罢，心烦也罢，一席酒，感受一席人情；一杯酒，品味一杯人生。小酌怡情，滥饮伤身，这是我喝酒最深的体会。现在年过花甲，机体开始老朽，承受不住狂轰滥炸，只能悠着点儿。在我身上，既没有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狂放，也没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更没有杜甫“穷愁醉未醒”的潦倒。不过，我还是坚持酒照喝，牌照打，文章也照写。我想，闲来无事，只要每顿还能小酌二三两，那感觉真是极好的。还是陶渊明说得好：“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