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18日 10:0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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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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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湖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军队的那一套。士兵是就地招募、抽丁或雇佣来的，大多数人当兵就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并勉强养家口。因此，士兵们发了饷，多半都是把钱寄回家去，供养家中老小。而军官们，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则都是军官学校毕业，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因为报考军校，均需经过相当程度的文化考试，故凡能考入军校者，大都家境较好，读过私塾或上过学堂。而大凡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军官多年之后，更是小有积蓄，不仅买地造房，而且多数雇人耕种，成为地主。自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历经战乱。民国以后，拉锯式的军阀战争更造成对农民的盘剥升级，使农村中土地关系的变动日趋严重。
近代以来，湖南自耕农的数量减少加剧，尤以沿铁路线附近地区的自耕农减少最快。以1926年底的统计，靠近长沙的湘乡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自耕农了，佃农的比例达到45％，雇农占到了30％；同在铁路线上，离长沙较远的衡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也只有7％左右，佃农也达到了45％的水平，雇农占到15％。而离粤汉线较远的平江、邵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则分别是17％和16％；更远一些的常德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仍高达31％。这种情况反映出近代以来军阀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新兴的军事政治官僚因为集中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因此对土地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这附近的地区。转见AB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16～219页。
因此，湖南农民又是北伐战争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以来，“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军队和农民的关系一时相当密切。唐生智等就公开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农工群众的力量”，是“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转见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第15页；《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1927年2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一页。。
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对农民运动不满。但这一运动开始时，甚至直到1927年1月前后，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农民群众，都还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所要求者，主要还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的打击固然使富裕家庭人人自危，但农会这时一般还只是基于政治标准进行打击，其对象也还只是少数地方头面人物。因而直到2月唐生智回到长沙时，他还在称赞农民协会功不可没。转见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但是，随着运动持续发展，基层农会骨干自身的素质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时一般乡下农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湖南民报》4月初刊登过一个读者的短文。文称：作者因访友到岳麓山附近一个乡下去，当时正值春耕春播季节，但进到农会的院落里时，仍看见一大群无所事事的农友吆五喝六地在围在一起赌牌。随后看农会开会，才知道这个会议竟只是因为何家丢了猪，怀疑为梁家所偷，于是大家便被召集来。主席大声宣布开会后，何讲述了丢猪的情况。梁辩解说，他那天进城去了，并不知情。因为梁是外乡迁来的，故主席说：“即使你没偷，也要赔他几块钱。”梁不服。何声言要驱逐梁出乡。梁赶忙求主席：“假使能准我入农会，赔钱也是不妨事的。”旁边一个穿大褂子，一看就知道是主事的人，粗声粗气地喝了一句：“先把钱赔来再说！”梁表示现在实在没有钱。主事的怒目道：“那就写一张字条。”这时围观的农民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句：“唉，梁家真是冤枉。”主事的马上大吼起来：“谁说的？抓出人来，游围！”梁不禁颤声的哭了。作者出来时，只听见里面主事的下了最后通牒：“限你七天搬开！”雨云：《河西的一个农协》，1927年4月3日《湖南民报》。
正是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理性的结果。关于基层农会基本上没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情况，可参见金冲及前引文。比如像湖南各地农协阻禁谷米之举，除了能够满足本地贫苦农民保有粮食在手的心理以外，对各方均无好处。但不论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如何号召、训令，各方如何反感，却始终解决不了。
比如前方军队欠饷数月，军心不稳，县、省乃至中央政府财政亏空严重，虽反复设法及动员，各地农协却不仅鼓动农民对地主抗租，而且听任农民对政府抗税。相反，为求得农会自身的开销，动辄对富户罚款罚粮，有不顺从者，即以土豪劣绅名之，游乡示众。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镇压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常德农民运动史略》油印件，1980，转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25页。
而由于自1926年七八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运影响，生产废弛，粮食歉收，本地豪强，除了逃走的以外，不是被“吃大户”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再没有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2012年03月18日 10:0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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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湖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军队的那一套。士兵是就地招募、抽丁或雇佣来的，大多数人当兵就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并勉强养家口。因此，士兵们发了饷，多半都是把钱寄回家去，供养家中老小。而军官们，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则都是军官学校毕业，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因为报考军校，均需经过相当程度的文化考试，故凡能考入军校者，大都家境较好，读过私塾或上过学堂。而大凡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军官多年之后，更是小有积蓄，不仅买地造房，而且多数雇人耕种，成为地主。自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历经战乱。民国以后，拉锯式的军阀战争更造成对农民的盘剥升级，使农村中土地关系的变动日趋严重。
近代以来，湖南自耕农的数量减少加剧，尤以沿铁路线附近地区的自耕农减少最快。以1926年底的统计，靠近长沙的湘乡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自耕农了，佃农的比例达到45％，雇农占到了30％；同在铁路线上，离长沙较远的衡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也只有7％左右，佃农也达到了45％的水平，雇农占到15％。而离粤汉线较远的平江、邵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则分别是17％和16％；更远一些的常德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仍高达31％。这种情况反映出近代以来军阀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新兴的军事政治官僚因为集中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因此对土地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这附近的地区。转见AB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16～219页。
因此，湖南农民又是北伐战争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以来，“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军队和农民的关系一时相当密切。唐生智等就公开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农工群众的力量”，是“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转见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第15页；《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1927年2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一页。。
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对农民运动不满。但这一运动开始时，甚至直到1927年1月前后，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农民群众，都还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所要求者，主要还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的打击固然使富裕家庭人人自危，但农会这时一般还只是基于政治标准进行打击，其对象也还只是少数地方头面人物。因而直到2月唐生智回到长沙时，他还在称赞农民协会功不可没。转见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但是，随着运动持续发展，基层农会骨干自身的素质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时一般乡下农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湖南民报》4月初刊登过一个读者的短文。文称：作者因访友到岳麓山附近一个乡下去，当时正值春耕春播季节，但进到农会的院落里时，仍看见一大群无所事事的农友吆五喝六地在围在一起赌牌。随后看农会开会，才知道这个会议竟只是因为何家丢了猪，怀疑为梁家所偷，于是大家便被召集来。主席大声宣布开会后，何讲述了丢猪的情况。梁辩解说，他那天进城去了，并不知情。因为梁是外乡迁来的，故主席说：“即使你没偷，也要赔他几块钱。”梁不服。何声言要驱逐梁出乡。梁赶忙求主席：“假使能准我入农会，赔钱也是不妨事的。”旁边一个穿大褂子，一看就知道是主事的人，粗声粗气地喝了一句：“先把钱赔来再说！”梁表示现在实在没有钱。主事的怒目道：“那就写一张字条。”这时围观的农民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句：“唉，梁家真是冤枉。”主事的马上大吼起来：“谁说的？抓出人来，游围！”梁不禁颤声的哭了。作者出来时，只听见里面主事的下了最后通牒：“限你七天搬开！”雨云：《河西的一个农协》，1927年4月3日《湖南民报》。
正是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理性的结果。关于基层农会基本上没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情况，可参见金冲及前引文。比如像湖南各地农协阻禁谷米之举，除了能够满足本地贫苦农民保有粮食在手的心理以外，对各方均无好处。但不论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如何号召、训令，各方如何反感，却始终解决不了。
比如前方军队欠饷数月，军心不稳，县、省乃至中央政府财政亏空严重，虽反复设法及动员，各地农协却不仅鼓动农民对地主抗租，而且听任农民对政府抗税。相反，为求得农会自身的开销，动辄对富户罚款罚粮，有不顺从者，即以土豪劣绅名之，游乡示众。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镇压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常德农民运动史略》油印件，1980，转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25页。
而由于自1926年七八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运影响，生产废弛，粮食歉收，本地豪强，除了逃走的以外，不是被“吃大户”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再没有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