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照田
摘要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想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我相信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个文章题目时，一定会联想到八十年代李泽厚那篇轰动一时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不过说实话，我当初酝酿这篇文章时并没有要和李泽厚这篇名文对话，直到给文章想题目时，“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这个脑海里浮现出的题目才让我惊觉：我这篇文章不仅名字，而且内容都和李泽厚这篇名文有深刻的对话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李泽厚这篇核心焦点在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位置、历史意义给以重新定位、解释的文章，题目上出现的却是“救亡”而非“革命”，其原因在我看来，应该不只是有的朋友推测的那样，在题目上出现“革命”太显眼，而还和、甚至更和李泽厚这篇文章所置身的八十年代时代思考脉络有关。
在文革后十年对文革的不断批判、反省中，越来越占据时代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呢?在很大的意义上，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文章所以轰动一时，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李这篇文章是1986年出版)很多人眼中，李泽厚这篇既历史把握又结构透视的大文对这一问题回答得最为漂亮，不仅对革命存在的原因、意义、作用作了不乏历史同情心的流畅解释(因此有助于安慰和这革命历史正面深切相关的人群，亦有助于化解在价值上对这革命、革命演变后果不认同的人们和这历史的过度紧张)，而且这既历史又结构的流畅解释，还印证着人们对这一革命历史演变到后来的否定性看法确实正确(也即和这一演变直接有关的众多现实必须改变、调整)。而这些合起来又等于为现实中人们不纠缠历史，致力于支持时代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支持在知识界正蔚为大观的新启蒙思潮，提供着历史-结构理据。
而李泽厚这篇思绪灵动、语句有神的名文所以能用不太长的篇幅同时达至这些目标，一个核心关键便在他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历史评论，特别强调“救亡”对这“革命”的规定性。就是在他看来，中国共产革命长时间的艰苦军事斗争经历本已不利于现代价值在这革命中的扎根、生长，而这革命军事斗争不得不依赖农民，不得不在落后的农村环境生存，更使得这革命远离现代，越来越被农民深刻影响，从而使这个在起点上本是被现代前沿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最后被改造成了一个被农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时代的诸多弊病，特别是文革的爆发，正是以这革命中的现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产特性深刻侵夺为前提的。是以李此文标题中的“救亡”，绝不是内容上不那么相关的表述“策略”，而恰恰是使他大文的历史-结构叙述、解释得以顺利证成的核心关键。
相比，本文标题之用“革命”，而非“救亡”等，首先便在不想预先——就把文革定性为一场反现代的运动，及由此产生出的问题等——作为自己关于中国共产革命历史认识的把握前提，而想先悬置当年这些对才过去历史的过急盖棺论定，以重新认真审视先前在这些视野下被把握、被分析、被定性的革命历史，然后再慎重给出对这历史更公平、也更准确的把握、分析。
其次，本文标题之用“革命”，还包含着我如下认识，就是：我承认李文强调的不断的军事斗争、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村环境、农民在人数上构成着革命队伍的多数，等等，对这革命有深刻影响，但我不能同意的是他在看到这些方面对中国共产革命有重要影响后，并未进一步深进此革命有关经验内在去发展、深化他的这些观察、思考，便急着建立这些方面对此革命有根本规定性的解释，并急着把太多问题、太多历史现象安置进此一解释框架。而我所以会在此点上特别质疑李文，是因为我在有关历史研究中，发现不少李文所处理到的问题与现象实际上是不适合乃至挑战李文的解释逻辑的。即，李文所强调的军事斗争、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村环境、农民在人数上构成着革命队伍的多数等——这些确实是在中国共产革命中占有结构性重要地位的要素，但李文关于它们对革命有根本规定性的解释，则过度夸大了这些要素对这一革命的塑造力。
本文和李文不同的第三方面关涉八十年代的理解与评价。李是一个很有民族责任心，很有历史-现实感自觉的人，他说过，“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其意便在强调他最希望写的是既基于深刻的有关中国过去与未来理解，又能有效介入时代活跃现实的著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可说是充分反映他这一写作意识的代表之作。就是他所以写这篇文章的现实动力，一方面在通过历史解释来有力支持时代的改革开放思潮、新启蒙思潮，一方面又要化解、纠正时代这些潮流中夹杂的偏执、戾气、极端。从这篇文章在八十年代的阅读和接受看，这篇文章可说相当好地肩负了他赋予之的时代任务。但问题是，若现实中的时代潮流理想，那以有问题的历史解释为工具来支持这一时代潮流，所牺牲的还只是历史，它还有所支持的现实足够正确为补偿;若所支持时代潮流本身已内蕴结构性偏差，还把历史作为支持此时代潮流的工具，则其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历史认识的准确与历史评价的公正，而还有现实开展上的代价。
相比李文对八O年代新启蒙思潮主要肯定有所批评，本文则要用相当篇幅论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思潮和至八O年代中叶开始蔚为大观的新启蒙思潮，为在中国快速推展出历史新局面作出巨大贡献内里，实存在结构性偏差，且后果深远。尤其考虑到八十年代有关偏差，本来是可以通过认真的历史研究照亮发现的，且若当时认识到，一定会有人因之而重新审思当时时代通行的历史-现实理解，从而构造出更周全、同样具时代建设功能但更少历史-现实伤害的历史-现实认识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才华如李、责任心如李，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切积累、功夫如李，在这方面却仍只是作了时代弄潮儿，成就出主要为时代大潮推波助澜，为其合理性作漂亮历史-结构论证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未能成为真正超越时流的谔谔之士，潮流诤友，让人不能不为其才华、功夫可惜。
我知道近三十年后这样来挑剔李先生这篇充满责任感和灵动思绪的文字近于苛酷不情。(何况李是我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汉语思想人，虽然那时他的大部分著作我都只读了个表面，并没真懂。)本文所以如此，一为李先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标杆人物，对贤者人们不免会因对他们的深切寄望而求全责备;更重要的原因则在李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快30年了，李当年的写作情境和文章的接受情境都已时过境迁，但李文所关涉到的一些历史关节却仍有一些该发之覆未被阐明，而这些未发之覆和当今时代状况仍有其牵连。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本文今天仍积极于这些待发之覆，一方面固然意在对有关历史给以更准确更公平的理解，一方面则在这些未明之覆和今天中国的意识状况仍有牵连所带给我的不安。
希望以上对本文和李文纠葛的扼要交代，不是在浪费大家时间，而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本文所由作的时代相关种种，从而多些角度意会本文的讨论关切，和这些讨论背后所流动的经验与情感。
一
确实，如果我们不是从提到马克思和对他某些观点有所介绍出发，而从实际导致中国共产革命发生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出的，是众声喧哗的新文化运动诸思想脉流中的一支，并分享着新文化运动诸思潮都分享的一些观念与感觉。比如，对中国传统政教理解弃如敝屣;认为中国要成功现代，必须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巨大变革;在这一变革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自认已经率先现代了的新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不能被替代，等等，便都是最初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其它思潮共享的感觉与理解。
不过，相比共同，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多数思潮的如下差别：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认定他们身上负有确保这世界史蓝图一定能实现的革命坚定性与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当然就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特别优位感。这种面对中国社会时的特别优位感，是新文化运动中以启蒙者自命的多数知识分子们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之一，便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对中国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和他们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进一步绝对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是鲁迅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时所创造的表达，却很能传达新文化运动多数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感。在这些新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激烈者们看来，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深陷“不幸”，不仅深陷“不幸”，太多人且麻木到对这些不幸无感，或有感但懦弱到不敢去抗争。是以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问题不只是缺少现代眼光、现代知识的问题，而还在精神、心理、人格、行为习惯等方面也都极为不足、不堪。否则，没有这样一些感觉与理解为背景，我们很难想象本是鲁迅为传达拜伦对奴隶强烈情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却可成为这一时期很多新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突出感受。
相比，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义的明确认定，则使其时出自新文化运动却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优势位置绝对化，把中国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而必须直面如下张力-挑战：一方面其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确实有对自己阶级的历史意义、历史责任从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要解决，而这保证着信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兴起阶段时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阶级位置、阶级经验出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才具有最坚决、彻底革命性的明确认定，和无产阶级这种坚决彻底革命性对世界史具有的关键意义的明确认定，使得中国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细思——既然对共产主义运动至为关键的革命坚决性和彻底性主要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位置阶级经验来保证，而并不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信仰与掌握来保证，那么，这些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由于自己并不出身无产阶级，因此自己要想真的拥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成为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在情感、经验、心理上努力向工人阶级看齐。而这也便意味着一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理想关系，一定不是一种单向的启蒙关系，而应该是彼此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一方面，就帮助、教育工人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以获得充分的阶级自觉来说，知识分子可说是一个启蒙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若想成为一个足够理想的共产主义者，知识分子便需要认真对照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阶级经验、阶级心理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以把自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身心情感上锻造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即知识分子在自觉作一个启蒙者的同时，还要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被教育者、被启蒙者。而如此也就意味着：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感觉与理解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便和新文化运动的一般有关状态，有着后果深远的构造差异。[page]
上述因马克思主义经典革命理论带动所带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的社会感不同，随着19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看法的进一步突破，差异愈发扩大。此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除顺承新文化运动，继续关注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取与影响外，主要着重对工人阶级的召唤、组织，到这时对可成为革命骨干力量或革命助益力量的社会范围的认定则大为扩展，认为工人阶级之外的中国大部分社会阶级也都具有或强或弱的革命性，有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有机部分、或至少成为革命助力的可能。(此中非常有代表性也最为此后大家所知的文本便是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该文发表于1926年2月。)不仅占当时社会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部分也被认定为有很强的革命动力，甚至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也会赞助革命，至少很多时候不会反对革命。
而这一相对现代中国一般启蒙思潮的社会理解走得更远的——关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广大阶级也都具有革命潜能、革命动力的——理解和判断，之所以对此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至为关键，是因为以这些判断为起点，中国共产革命才会把自己的社会关注视野真切扩及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之外的广大中国社会，并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更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更着力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以有针对、有实效地召唤这些阶级的革命性，引导这些阶级的革命性，组织这些阶级的革命性，并在召唤、引导、组织这些阶级革命性的同时，致力发现、发明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组织形式、社会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撑、护持这些制度存在、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从而在更具实效地把这些社会阶级的革命潜能或可为革命所用的行动潜能、心理潜能充分调动出来的过程中，同样有效地把这些调动起来的能量充分稳固、有机地组织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
而这些所以会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现代历史命运至为关键，是因为在现代中国，不仅被认为是共产革命理想社会基础的现代工人阶级在中国数量本就有限，而且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革命便主要在没有现代工业的农村地区进行，使这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人也被和革命根据地分隔。在这种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无所措手足，而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又没有很快爆发可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革命仍能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所依赖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对中国社会的这些新认定，和以这些认定为前提所开展出的丰富思想探索与实践创造，所得以综合实现的——如何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对此革命需要不现成的社会现实，不断转变成此革命有机力量的创造：努力从中锻造出革命的坚定认同者、积极投入者，以不断补充进领导这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努力从中大量陶铸出此革命可有效依赖的基本队伍，以构成这一革命所关键依托的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骨干;对那些不能成为革命核心与基本力量的社会部分，也努力寻找方法使其成为革命的助力，不能成为革命的直接助力也至少乐观其成，确实在观念、价值上不赞成革命的也至少不去积极地反革命。
而现代中国共产革命所以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前提固然在它对所脱胎的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社会感、社会理解的大尺度突破，但更重要的则在突破之后，逐渐学会认清这些社会阶级在时代现实中所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与困扰;逐渐学会捕捉、领会、把握在特定困境中、面对具体课题时这些社会阶级的心理情感状态与价值感受状态;逐渐学会在动员和组织中准确诉诸这些社会阶级具体、真切的问题困扰、经验感受、价值感受、心理感受。
也就是，在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缺少必要阶级条件，共产革命又没有成为世界与中国主导潮流，中国共产革命自身可支配资源、力量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准确的社会感，和基于这准确社会感之上的灵活准确的政治感，便不得不成为中国共产革命若想在现代中国取得胜利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也就是，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社会感突破，虽极为关键，仍只是一个起点，仅有这一起点是远远不足以撑起此后中国共产革命强韧存活并不断走向壮大的历史的。
这么说，是因为二十年代中叶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社会理解突破，认识上过于依凭从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角度出发的阶级分析，和由这一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出发对人们社会心理的过于直接的推定。而只凭这过于直观、过于逻辑推想的社会理解与认识，并不足以让中共建立起能充分有效扎根其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感、实践感。也就是，从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社会理解突破，到后来这一革命得以发展为根本改变现代中国史面貌的力量，还需要中国共产革命者的中国社会认识不断深化、向前，从而学会不只从单一社会经济，而还同时从动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现实去准确认识、理解、把握这些中国社会阶级。不只对被认为容易狂热也容易动摇的诸小资产阶级，对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并经常存在反革命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时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地对他们作出新的政治-社会-心理分析。就是对那些在这一新的社会感、社会理解中被认为有着极强革命动力，被认为是革命中坚社会基础的贫农、下中农、雇农、工人，也必须清楚他们的革命动力同样不仅仅被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决定，而还和他们又流动又稳定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紧密相关，和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具体问题困境紧密相关。
是以要深入理解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展，在看到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社会感变化对它政治感、实践感的关键影响后，离不开进一步对此后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认识-实践探索的切实把握、探究：包括革命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变化，包括与革命的社会认识变化紧密相关的各种政治感探索，社会实践感探索，及相应的政治能力、实践能力的变化、成长，等等，并切实细致地思考何以这些变化、探索对一时一地中国人、中国社会会有历史所见的那些效果。通过这些方面的认真探究我们便会切实懂得，中国共产革命在其渐入佳境、富于灵感时，虽然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看起来仍是这时政治感和相应实践行动设计的基本构成骨架，特别仍然是革命者正式标准言论表述的逻辑、观念构成骨架，但这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认识实已大大超出单纯的社会经济视野，而相当融进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多维角度来感觉、把握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也即，中国共产革命最富思想、实践灵感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在充分虑及各社会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还大量虑及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诸方面问题，从而把本来主要着眼社会经济不公问题的阶级斗争实践，同时变为对时代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情势的积极回应。现代中国共产革命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口号下凝结的一系列实践与意识调整，所以对此革命的历史命运极为关键，一个根本原因便在这些调整，所核心解决的正是——如何把此前过从直观社会经济理解出发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发展为同时是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等多方面问题的有机认识，同时是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等多方面责任与挑战的有效承担。而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共产革命所以能对自己的政治感、行动策略不断作出既核心原则连贯又灵活有效的调整与安排，实根本得益于这些认识凝结、实践感凝结的成功运用。
从主要着眼社会经济地位的阶级分析社会认识、阶级斗争社会实践起步，但不停留于此起步，而把自己的认识、实践理解富于成效地扩展至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诸方面，从而进至多角度综合、立体地认识把握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进至把这些认识进展有效落实为具体实践能力等，对中国共产革命现代史命运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从此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看得更加清楚。如此说，是指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格局，使此革命在实践上不方便再直接运用它此前已相当熟门熟路的诸多阶级斗争手段，在论述上也不方便再直截运用尖锐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论述。这些它过去相当就手的武器既受限，抗战时它的实力又非常有限，加上它又不想过于牺牲自己的阶级立场，那它要如何行为，才能使它既有效落实配合自己阶级关怀的减租减息等实践努力，而又不引发统一战线危机，反在它主控的地区建立起越来越稳固，并具相当社会广泛性的社会支持基础来呢?
做到这些当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局面所唤起的民族意识、民族共同感，和共产革命此时更为开放、自觉的统一战线意识、策略等都高度相关，但不能就此忽视的是，做到这一切还和它这时有能力——对阶级不只从经济财产地位，还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心理状态等去把握、理解的认识自觉、认识积累，及有能力积极去获致、运用有关认识密切相关。而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共产革命——已经相当程度变成路径依赖的先前习用的阶级斗争动员、组织方式，和习惯用来为自己的正义性、合理性提供解释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公开运用上的限制，恰给这些意识观念指向、实践经验积累，以更多、更正面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意义上，正是对这些意识、经验的更为倚重，运用时的更为自觉，加速着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政治成熟。而这一政治成熟，对它实践方面既一以贯之又左右逢源，对它抗战结束后短短时间内便决定性地跃升为当时中国舞台的根本要角等，当然都至为关键。
比如，为了使减租减息等得到有效落实，却又不引起统一战线危机，且最好反有助于统一战线巩固，这时的中国共产革命除要在民族责任、民族一体的氛围下强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还努力让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上更具优势位置的阶层，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的苦难、困境，有更多更强烈更感同身受的了解;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令人敬重的道德精神品质、认识能力品质、行为责任品质，有更多更清楚的了解。以一方面更充分调动这些更具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优位位置人们的恻隐心、同情心，和基于恻隐心、同情心之上的良心发动、正义感发动，另一方面也同时调动人们对这些社会经济、教育上居劣势阶层的敬重、理解之心，和对他们被积极组织进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接受之心、期待之心。与此相对，这时期对那些就共产革命立场最同情的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的阶层，中国共产革命也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要求，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感过于聚焦——从社会经济地位理解出发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检讨，这时虽仍注意他们阶级意识的培养，但亦注意让他们相当了解——抗战若想长期坚持，并在坚持的前提下社会各方面状况尽量有所改善，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社会相互理解、所需要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什么等等。从而使他们在获得阶级意识的同时，亦对民族、社会、时代有相当开阔的感受与理解，对底层阶级之外的广泛社会存在中积极的部分，亦能比较积极地去理解、接受。(开明士绅、民主人士等用语这时期在根据地的广泛使用，其背后实质便是这本来着眼阶级斗争的革命，对时代广阔、丰富现实认识上的更为打开，实践上对这广阔、丰富现实更积极去适应、容受。)
因为这样一些努力，抗战时代所要求的——中国共产革命此前已相当驾轻就熟的行动与言论方式的退隐，就不仅没成为对这革命消极的束缚与羁绊，反成为使此革命更深更广泛扎根中国社会，社会感更准确、饱满，政治感更有效、成熟的催化剂。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这既明确内含原阶级视角所特别重视的社会经济不公、社会经济苦难问题，又充分面对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同情心、理解力、价值感蕴藏的努力，还成功推动出其时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而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既和中国社会下层阶级开始苏醒、正视自己的阶级经验、阶级情感、阶级价值感受相关，又和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社会众多阶级实际又在超越自己原本经验理解视野、情感价值轨道，形成着新的情感意识、价值感受意识状态有关。也就是，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既为革命尖锐直面社会苦难与不义的关怀提供着更展开、稳定的社会情感-意识基础，又因其形成实际和时代中国社会、中国人多方面的积极情感、价值感蕴藏的唤醒、昂扬高度相关，从而在有助于革命更广泛有效扎根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情感心理意识的同时，还很有助于当时中国社会情感、价值感脉络的发舒、畅达。这些加上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状态诞生于民族危难、民族渴望新生(“抗战建国”)的时代现实，更使得这一新生成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状态，更能承重，更有含纳、消化当时时代课题的能量，当然也更能为民族、国家的更生提供精神、心理的支持。
对照一下当时才过去不久和紧接着要到来的历史，我们便能更切实体会、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这些进展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现代史命运的重要了。二十年代中叶的大革命，阶级斗争问题是导致大革命决定性分裂的重要原因。相比，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则比当年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规模大得多也深入得多，要知道这时被斗争的，仅仅以土改中地主富农两大群体论，他们本身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牵涉到的人群更为广大。而由于此前的历史，特别是抗战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解放军中有一定位置的人，出身地主、富农，或和地主、富农有亲缘关系的人相当多，况且这时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同样难免过度、过激暴力，乃至不少错斗、错杀。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同样这些问题，使国民党、北伐军中许多本来观念上同情工农，至少不反对工农者，转向了同意清共、同意镇压当时的工农运动。而解放战争时期更大规模、更彻底，常常也更残酷的阶级斗争发生，却没有引发革命阵营、包括同情革命阵营的较大动荡，仅仅解释为这时革命阵营力量更加强大，革命阵营已更充分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被杀被斗的也早已被革命更充分污名等，无疑是不够的，而还必须认识到——这和抗战时期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状态生成提供的心理支援，及与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状态生成紧密相关的，指向未来又具体可感的新政治、文化、组织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吸引力所提供的感受支援——都紧密相关。
当然，导致这一新且重要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生成的探索、实践，所带给此革命、带给现代中国的最重要也最让人珍视的成就，集中表征于抗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使用“人民”一词时的语用感觉。就是被中国共产革命这些探索、努力所碰触、召唤到的很多社会阶层，即使没有直接投身革命，大多也不再是原来的状态，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所在轨道上的一份子，而还是彼此同中有异，但异中又有相当强认同与连带感的“人民”一员。“人民”一词之前就有，但让“它”被频繁使用，并在使用中被赋予着如此饱满的历史-心情-感觉承载，则必需特别归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革命与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生成有关的那些认识与实践进展。大量的例子表明，1949年前后，乃至五十年代大部分时段，不是“阶级”(哪怕是当时被认为最高的“工人阶级”)，而是“人民”，更能表达人们的时代积极感受，也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感、温暖感、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伴随的，对现实工作、生活的承担热情，和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信任、积极憧憬。
在很大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标志性成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政权首先被界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当中的四个阶级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认为中国社会哪些阶级具有或强或弱革命性的社会理解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当然，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还不够，而还必需同时注意：这个实质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结果的国家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绝不是偶然的;并且还要知道——这句表述中看似边缘的“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何不能用“阶级分析”给出的阶级来命名，但却要在四大阶级之外，在此给予它实际和四个阶级并列的位置——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不仅对深入认识现代中国革命史非常重要，而且对理解当时为什么是“人民共和”(而不是“工农民主”等)占据这个国家之名的核心位置，也非常重要。也就是，在看到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现代史命运非常重要后，还必需进一步看到这个革命后来胜利得这么快速、这么彻底，它所召唤起社会的精神、心情那么广泛、那么深切，实又恰恰和这革命后来所催生出的“人民”很大程度相对化了“阶级”有关。
是以，现代中国共产革命1949年建国时正面参与的四大阶级，和毛泽东等二十年代中叶所认为具有或强或弱革命性的阶级断定范围相合，固然印证着毛等当年突出的社会洞察力、判断力，但仅仅认识至此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一方面如之前所强调，这一革命所以能在二十余年时间内发展至1949年主导建国，实和中国共产革命成功找到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召唤、调动这些阶级，结构、组织这些阶级核心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革命在召唤调动、结构组织这些阶级最为成功时，它所召唤调动出的并不只是这些阶级作为自己所属阶级的阶级性，而还包括召唤调动让这些阶级超越本阶级，认同“人民”。就是，不是阶级，而是从阶级扎实走出但又超越阶级的“人民”，让1949年前后中国人精神、身心感觉更为笃定、发舒，生活、工作感觉更为昂扬、充实，同时对自身之外的更广大中国和世界有着更为自然、深切的连带感与责任心。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建国胜利固然源于从阶级、阶级斗争认定出发的革命认识与革命实践，又源于对阶级、阶级斗争的某种超越。在这一意义上，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应该过被视作“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被视作既“阶级”又超越“阶级”的“人民”的胜利，或“阶级-人民”的胜利。
二
读完上节的尖锐读者可能会说，你上节的历史把握是提供了不少重要但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却没有看到的历史理解层面、历史理解环节，但你仍没有挑战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历史关注焦点，反在这一点上可视为是对李文核心历史论断的支持，就是你上节叙述的中国共产革命，实际正是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启蒙越来越被边缘化乃至被排除的过程。
诚哉斯言，从他的角度，这样的质疑稍作修改确可以成立。就是，说上节所述可用来证成——李有关中国共产革命展开的历史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叙述成立，固然冤枉，但退一步说上节所述可用来证成——中国共产革命中确实发生着“革命”压倒李文所说“启蒙”的——历史事实，则不能否认。
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看起来相当犀利的尖锐着眼的还是李文的表层，而未触及李文的更深内在。因为李此文的核心用意不在论证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存在他所说的启蒙被逐步边缘化，而更意在通过他所说的启蒙边缘化指出：这启蒙边缘化的另一面，是起点原本现代的此革命，逐步为前现代所浸染、侵夺，以历史-结构地解释为什么此后中国的历史会发展出长达十年的反现代文革，和论证为什么继承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启蒙应该成为八十年代思想与文化的核心任务。而李的这一特别关切所以成立，背后除跟文革是一场反现代运动的判断结构相关外，还跟如下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认识判断结构相关，就是：一、李此文所认定的这种“启蒙”有否充分落实?是中国要真的顺利达致好的或比较好的现代之境决不可缺的核心关键;二、偏离了此“启蒙”的历史只有再次被此“启蒙”脱胎换骨，才能真的负起把中国顺利带至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现代之境的重任。因此，李文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共产革命中是否存在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启蒙逐步边缘化乃至被排除，而是李先生所认定的那种“启蒙”本身就不是一种他以为是的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且适当的启蒙形态；他对中国共产革命从发轫到文革的历程的整理，既无助于我们深入去认识这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益与教训，又深刻误导我们的现实感，误导我们对现实的回应设计。因为这些方面有问题，会使李文所遗憾的——中国现代史的核心不足在“救亡”压倒“启蒙”导致“启蒙”边缘化、启蒙任务未完成，认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核心关键任务便在自觉接续这一启蒙(当然李认为需要有所改善和调整)，完成当年被打断的启蒙任务——这样一些根本支撑其文章的历史理解、现实判断支柱，实际建在未作认真桩基处理的流沙上。也就是，只有清楚了解李文的核心构成结构，才会相应明了本文上一节的中国共产革命把握、分析，既是认真的历史整理，又核心关涉从历史出发(而非从诸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出发)对李文所涉及的这些重要问题的反思、检讨。[page]
如此说，首先涉及的，当然便是李文相当肯定的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是否已经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且适当的问题。对此，本文的核心质疑不在此启蒙的正面观念展开，而在此启蒙的自我感、中国社会感构造。如我上节所指出的：以启蒙责任自认的多数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由于不认为其时中国社会蕴有相当可在中国现代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品质与能量，导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国社会不能跟他们理解的现代配合绝对化，从而把现实中国社会单纯当成他们批判、灌输、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感觉、看法，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社会意义位置作过度评估，对自己所拥有的现代认识理解对中国所具有的意义作过度评估。相比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构造，也是从新文化运动脱胎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解，和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于中国社会，得以充分突破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和社会感构造。就是在看到自己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确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位置、责任位置的同时，由于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众多部分现成蕴有把中国带向他们所希望现代的革命潜能、革命品质，就中在主流启蒙观中最被认定需要启蒙改造的工农反最有推动历史往理想方向迈进的力量，并且他们身上的诸多经验、品质，对把阶级出身非工农的知识分子锻造成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反最有参照、学习意义。
而正是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主流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者间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差异，极关键地决定着两者实践感、实践指向努力的不同。就是虽然这两类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中国责任感，但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落实责任感的理解上则距离甚远。在前者，当然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现代观念启蒙社会、结构社会，以尽可能地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认为是的现代人;在后者，则非常不同，就是虽然也积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现代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但其影响关注重点则不完全在自上而下模塑社会，而在把(革命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中本来存在的革命潜能召唤出来，组织起来，同时通过专注从这些社会阶级、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农)发现优点(哪怕只是在其中极小部分人身上表现出的)，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改善、自我重构。
相比前者，后者这种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积极寻求两者间良性辩证互动的意识与努力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中国共产革命根据这一意识所开展出的努力，得以成功发展出一个有效互动-召唤机制，从而真的把革命对社会各阶级的革命认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这些阶级的表现现实，最后使这些被认定的阶级变成了它建国的实在参与者，还在这一历史努力过程所连带出的诸多意识经验、实践经验本身也都极具意味。
比如，为了把这社会中被认为有革命性的阶级、阶层的革命性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把握住不同阶级、阶层通常都会分享的那些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还需深入去掌握只在一阶级、阶层内在才有有效共通性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并每每要深入到一阶级、阶层内部不同人群，乃至其中很多具体个体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际遇中去认识理解他们。而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最能让知识分子有效突破知识分子经常犯有的对社会的观念式理解、直观印象式理解毛病，真的深入社会内在去理解社会，并对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多方面际遇感同身受。而一旦至此，在对象身上所发现的当然也不只是革命可能，而还一定会遭遇、认识中国社会、中国人身上多样丰富而又生动、切实、向上的品质与能力部分，并更深入准确了解他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所际遇的困境与他们实际处身的历史脉络、时代情境状况的关系。而也只有通过这些对现实、对现实中活生生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鸣，才能使真诚投入历史-现实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的介入实践、革命组织时，能真的充分根据在地资源来行动作为，并同时更多消化、吸纳、解决多方面在地问题，同时又更充分畅发本有的在地生机与活力。而且也正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情绪感受、价值感抑扬、问题际遇的切实关系，这些知识分子也才更能在介入行动中，在情感、心理上有更结实的意义感、身心充实感，当然也更容易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切实淘洗。
也就是，通过坚信中国社会当中原本存在对当下和此后中国历史、对自己的理想成长都有决定性意义的能量与品质，所导致的现代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这社会诸多阶层、这诸多阶层中众多个体现实生命经验的认知与情感投入，使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部分人首先获致的，便是通过对这些具体而实在经验的进入和掌握，得以不断调校、扩展、充实自己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与理解;并以这些认识、理解进展为前提，得以不断调校、修正、充实自己的现实感、实践感、政治感;并因和这些调校、修正、充实相伴随的实践探索开展，而更容易和自己所关怀的对象建立起真实、有效的身心感通、情意感通，从而使得这些实践中知识分子也更容易克服因浮在社会真实之上而常不免的虚无感、孤独感，而在介入实践中收获身心的结实、饱满。
而也只有从这样一些既实在、具体，又结构性支撑革命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切懂得这个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在它最富活力、灵感时，对自己大量认识经验、实践经验的为数不多的强调，便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因为，所有这些实际都根本相关：起点在思想观念信仰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意识、认识努力、实践意识、实践努力，才能在——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认为的，共产主义革命要顺利发生、发展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社会条件相去甚远的——中国社会，对这一社会相当数量的人们进行成功召唤、动员;并在有效召唤、动员的同时，把他们成功结构组织到中国共产革命中去;且能敏锐地跟随时代现实各种显性、隐性变化，灵活有力地调整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与此密切相关，这一革命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核心强调的另外几点，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如果我们把它们也放在——如何把起点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起点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无产阶级理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有效锻造成能把中国共产革命真正承担起来的骨干力量——这一理解视野中，也才更能对这些核心强调有真切落实、经验展开的把握与理解。
当然，中国共产革命中这一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深刻互动，所有力改变的不仅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而还包括革命对其内含能量与品质有充分信心的中国社会。因为正是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对它所坚信的中国社会的情感与认知投入，和与这些投入紧密相伴的认知进展，与根据这些认知进展而不断调整的实践进展，这一社会才在更多时候真的焕发出了过去社会自己恐怕也没有自信的能量与品质。而没有对社会这些品质和能量的焕发与组织，我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长久坚持，和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然得以打败战争开始时各方面实力均远远在它之上的国民党。(不要说别的，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仅战争中的运输问题就足以致共产党死命。)
在相当的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努力奋斗结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与其成立的四大阶级，正好和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社会感、社会理解的突破所扩及到的范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正相吻合不是偶然的，并且这时这四个阶级中都有太多人对其时的“人民”一词有强烈认同(这表明这四个阶级内里都有相当超越本阶级社会经济地位规定的能量)，也不是偶然的。就是，这些固得益于中国共产革命一系列有关认识与实践创造，也得益于这一社会本身便蕴有的可能性与能量。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条件下这个社会的表现，并不应就此判定这个社会的本质便如此，而只有依赖现代知识分子从上面去启蒙和改造一条路。如此说，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现代中国社会相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即使不够理想，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会表现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向无动于衷，其实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与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根本相关。
从这一理解视野出发，我们就不能不遗憾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名文，在描述了他关注的“救亡”对“启蒙”的压倒后，却没能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重点描述的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成为根本改变现代史面貌的力量?是仅得益于“救亡”情势的存在吗?其它力量，特别是相比共产党一直占据力量上风的国民党，不也同样在自觉大力借助“救亡”情势在自我合法化、自我壮大吗?何况，正如早有学者清楚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那为什么这些没那么悖离李泽厚所认可启蒙观的知识分子却没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出足够大的政治能量?反是背离着此启蒙观的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却发挥出了改变中国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平台不理想吗?还是也和这些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相关?这一启蒙观的束缚使他们不会去积极致力发现其时中国社会表象之下的复杂现实?并在深入认识社会的基础上认真重构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实践感，以积极地掌握这复杂现实，以充分有效地把社会组织进自己期望的历史进程?
而这一切不问的结果，不只使有关认识容易过度停留于指出中国共产革命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解，停留于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等于把革命的基础实际转移至工人阶级之外，转移到非现代的场域等等这样一些可很快指出的特点，而且使如下这样一些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认识、理解中本有着既基础又核心地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等等——不被认真追问。具体到李，这一切不问的结果，当然使李不会发现：他此文在支持的那样一种启蒙，即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的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本身便应该被深切质疑、反省。因为这样一种启蒙状态，不仅影响启蒙者对其所欲启蒙社会的认识深化，还决定性的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造能力，并且这种看待自我、看待社会的方式，还常常违背启蒙者初衷的无建设性代偿的伤害社会，伤害启蒙者自己，却不被启蒙者自知。就是，李此文所支持的启蒙，由于它在自我感、社会感上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使社会本该得到支持、转化的很多能量与品质，却因这种启蒙观的意识、理解状态，而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视，乃至敌视，从而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很多该宝贵的能量、生机内蕴，既得不到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充分正视，更谈不上被他们积极思考——如何把这些生机、能量有效结构、转化进他们期望的中国现代，如何在有效结构、转化这些生机与能量时，进一步畅发这些生机、能量，反常常因这启蒙观对这社会先入为主的隔膜、否定，使这些该宝贵的生机、活力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营构出的观念氛围与实践设计伤害;另一方面，这启蒙观结构性内含却不被此启蒙观正面意识的矛盾——真诚为了中国，但实际又与中国现实非常隔膜，不能不导致使拥有这一启蒙观的现代中国启蒙者常常陷入如下困境：真诚、努力行动，但社会现实介入结果却和自己期待非常落差。而这样的经验、遭遇久而久之又不能不使这些启蒙者相当程度上被虚无感所侵袭。是以被李此文所肯认的这种启蒙观，便不仅会影响拥有这种启蒙观的启蒙者的中国现实认识深度，影响他们建立恰当的自我意识，影响他们实践方案、实践介入的现实效力，还会伤及他们的精神安顿，影响他们的身心发舒。[page]
三
可惜，不只写《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李泽厚未有上述关于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省检讨意识，李写这篇文章所支持的、当时正蔚为大观的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也同样没有这些反省和检讨意识，这也就难怪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本来作为历史后来者有前车可鉴的优势，却落入结构相似的陷阱而不自知。
如本文开始所述，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历史感-现实感的核心成型，和文革后如下时代状况紧密相关。就是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革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1]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而当然，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与认定，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者——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务的理解与认定。就是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不应该是毛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更为清朗，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多人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加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改革，常常没作认真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他们认为和中国现实-未来命运核心相关方面的根本改善。
而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推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激进者，越来越强烈认为：只有使自己彻底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现代”人，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且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行动，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梦魇，彻底现代。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当然，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中，中国社会便由于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是小生产者，而被视为实际是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社会载体;这些，加上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现代，乃至反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社会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实践寻求资源的可能[2]。这些合起来，自然使中国社会被那些自认已经有了现代眼光、现代意识的激进者们，当成了必需自上而下彻底接受启蒙和改造的对象。就是当新启蒙思潮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决定性主潮时，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感受已和社会事实的认真分析、把握无关，便被直接认定：只有当中国社会被充分纳进“现代者”所规划的社会经济道路，被这种社会经济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当中国社会充分被“现代者”所提供的“启蒙”深刻洗礼，这个社会所附着的封建主义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监管，它也才真正应该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也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充满着朝气、冲力、理想主义、脱俗气质的八十年代知识思想文化艺术界，其另一面却由于其时代主导思潮-新启蒙思潮事实上堕入了现代中国启蒙运动主流曾堕入的——自认拥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的启蒙者对自己的中国意义过度评估，把认做启蒙对象的社会在特定状况下的不好表现，过急判定为这社会具根本规定性的本质等——陷阱，事实上使得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运动曾出现过的那些特别问题，在八十年代一一重演：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太多部分不能有及时、准确的把握;有关时代现实介入的理解狭隘且概念;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必要的理解努力，更谈不上向社会积极学习，并通过深入社会来自我反观。
而所有这些一起，不能不导致：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不仅不能把现实有效推至他们热烈期待的方向、目标，还会因他们的热烈介入，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现实问题来。就是，他们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一些条件不够理想有关，而还由于、常常更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失；并且这些结构性缺失所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历史介入效力，还影响及他们知识思想工作品质与深度，影响及他们的精神、身心安顿。
惜哉!
【本文原载于《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高士明 贺照田 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1版，页174-196。】
注释
[1]要了解这一普泛弥漫于时代的思潮的核心逻辑构造，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同时阅读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先刊于1978年12月4日《未定稿》试刊第一期，随即又刊于《历史研究》1979年1期)和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先刊于1979年12月《未定稿》第49期，后刊于《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2期)这两篇——极有历史-理论企图心，也极为雄辩，但今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重要文本。
[2]当然，那些经筛选被认为避免了封建主义毒害，特别是被认为保留了生命原初冲动和本能的文化表现、生活表现、艺术表现，才会被豁免，认为可从中汲取文化艺术灵感。
絮语
2014年10月24日-26日，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举行了由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主办、亚际书院协办的“亚洲思想运动报告——2014人间思想论坛”活动，本文便是根据我在这一活动的第六场所作的同题报告的前四节修改成的。
能在这样一个时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一我关心很久的问题，要特别归功高士明。本来我和高士明共同负责“亚洲思想运动报告——2014人间思想论坛”报告人、评论人、主持人的名单遴选，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应该作为报告人人选的。大约高士明心里认为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围绕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些年，却过于想得多，写得少，因此有必要推动我们把自己的一些进展报告出来，故他坚执我承担其中的一场。但如此决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其它五场报告人中的陈光兴、许宝强、刘志伟、温铁军四位所报告的知识运动都有丰富的出版、丰富的活动，樱井大造的帐篷剧运动相比虽然出版品少些，但几十年的演出实践在东亚已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都不像我和我的朋友，出版品既少，面对公众的活动更为有限。这样，我这场报告便不适合用其它五场的形式——即通过梳理自己所在的运动，来呈现自己所在运动脉络的众多积累与追求。对这一疑难，高士明建议我选择我在中国美院上课时特别关注的革命-后革命问题，认为这一问题不仅重要，很多人都会感兴趣，而且他觉得我处理革命-后革命的方式有特色，能让听众对我和我朋友的知识努力有所感觉。我觉得他的建议是个听众容易包容的方案，只是当代中国大陆的革命-后革命问题在我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群，不可能浓缩到一次报告中，故跟他商量选中间的一个问题讲。商量的结果便是选了这“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准备活动的报告文稿时，我发现，要在一小时左右(最早说每个报告人可以有一个半小时，后来又希望我们压缩，建议我们控制在一小时左右)谈论这一问题仍太困难，苛刻的时间逼迫我只能选择最直接、最扼要的方式来写作我的报告文稿。就是，《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第一稿是被上述情况催生出来的。
感谢活动中铃木将久、徐进钰、白池云、张颂仁几位对这第一稿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和活动后李志毓、卫纯等的回应，不仅有助于我修订这为活动匆忙赶出的报告稿，而且让我认识到，这种本因顾及活动时间限制而形成的——越过具体历史样貌铺叙，直扑历史深层机制的构成逻辑——写法，虽然会让不少相关知识、思考积累不够的读者感觉陌生，感觉不习惯，但亦有逼迫读者不能不直视——在一历史过程中本具有结构性地位，但在我们的历史理解意识中却不清晰，甚至不被有效意识——问题的效果。这一领悟，使我决定放弃本来计划活动后大幅扩写文章的考虑，使我这次对报告文稿前四节的认真修订，完全是在初稿的写作方式、写作感觉上进行。
这次修改，我自己改了一遍后，又特请陈明、李志毓、何浩、辛智慧、臧清、任强、李晨、唐晓林把关，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再作修改。特此向他们，向铃木将久、徐进钰、白池云、张颂仁、卫纯，特别是高士明，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贺照田
摘要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想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我相信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个文章题目时，一定会联想到八十年代李泽厚那篇轰动一时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不过说实话，我当初酝酿这篇文章时并没有要和李泽厚这篇名文对话，直到给文章想题目时，“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这个脑海里浮现出的题目才让我惊觉：我这篇文章不仅名字，而且内容都和李泽厚这篇名文有深刻的对话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李泽厚这篇核心焦点在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位置、历史意义给以重新定位、解释的文章，题目上出现的却是“救亡”而非“革命”，其原因在我看来，应该不只是有的朋友推测的那样，在题目上出现“革命”太显眼，而还和、甚至更和李泽厚这篇文章所置身的八十年代时代思考脉络有关。
在文革后十年对文革的不断批判、反省中，越来越占据时代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呢?在很大的意义上，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文章所以轰动一时，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李这篇文章是1986年出版)很多人眼中，李泽厚这篇既历史把握又结构透视的大文对这一问题回答得最为漂亮，不仅对革命存在的原因、意义、作用作了不乏历史同情心的流畅解释(因此有助于安慰和这革命历史正面深切相关的人群，亦有助于化解在价值上对这革命、革命演变后果不认同的人们和这历史的过度紧张)，而且这既历史又结构的流畅解释，还印证着人们对这一革命历史演变到后来的否定性看法确实正确(也即和这一演变直接有关的众多现实必须改变、调整)。而这些合起来又等于为现实中人们不纠缠历史，致力于支持时代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支持在知识界正蔚为大观的新启蒙思潮，提供着历史-结构理据。
而李泽厚这篇思绪灵动、语句有神的名文所以能用不太长的篇幅同时达至这些目标，一个核心关键便在他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历史评论，特别强调“救亡”对这“革命”的规定性。就是在他看来，中国共产革命长时间的艰苦军事斗争经历本已不利于现代价值在这革命中的扎根、生长，而这革命军事斗争不得不依赖农民，不得不在落后的农村环境生存，更使得这革命远离现代，越来越被农民深刻影响，从而使这个在起点上本是被现代前沿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最后被改造成了一个被农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时代的诸多弊病，特别是文革的爆发，正是以这革命中的现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产特性深刻侵夺为前提的。是以李此文标题中的“救亡”，绝不是内容上不那么相关的表述“策略”，而恰恰是使他大文的历史-结构叙述、解释得以顺利证成的核心关键。
相比，本文标题之用“革命”，而非“救亡”等，首先便在不想预先——就把文革定性为一场反现代的运动，及由此产生出的问题等——作为自己关于中国共产革命历史认识的把握前提，而想先悬置当年这些对才过去历史的过急盖棺论定，以重新认真审视先前在这些视野下被把握、被分析、被定性的革命历史，然后再慎重给出对这历史更公平、也更准确的把握、分析。
其次，本文标题之用“革命”，还包含着我如下认识，就是：我承认李文强调的不断的军事斗争、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村环境、农民在人数上构成着革命队伍的多数，等等，对这革命有深刻影响，但我不能同意的是他在看到这些方面对中国共产革命有重要影响后，并未进一步深进此革命有关经验内在去发展、深化他的这些观察、思考，便急着建立这些方面对此革命有根本规定性的解释，并急着把太多问题、太多历史现象安置进此一解释框架。而我所以会在此点上特别质疑李文，是因为我在有关历史研究中，发现不少李文所处理到的问题与现象实际上是不适合乃至挑战李文的解释逻辑的。即，李文所强调的军事斗争、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村环境、农民在人数上构成着革命队伍的多数等——这些确实是在中国共产革命中占有结构性重要地位的要素，但李文关于它们对革命有根本规定性的解释，则过度夸大了这些要素对这一革命的塑造力。
本文和李文不同的第三方面关涉八十年代的理解与评价。李是一个很有民族责任心，很有历史-现实感自觉的人，他说过，“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其意便在强调他最希望写的是既基于深刻的有关中国过去与未来理解，又能有效介入时代活跃现实的著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可说是充分反映他这一写作意识的代表之作。就是他所以写这篇文章的现实动力，一方面在通过历史解释来有力支持时代的改革开放思潮、新启蒙思潮，一方面又要化解、纠正时代这些潮流中夹杂的偏执、戾气、极端。从这篇文章在八十年代的阅读和接受看，这篇文章可说相当好地肩负了他赋予之的时代任务。但问题是，若现实中的时代潮流理想，那以有问题的历史解释为工具来支持这一时代潮流，所牺牲的还只是历史，它还有所支持的现实足够正确为补偿;若所支持时代潮流本身已内蕴结构性偏差，还把历史作为支持此时代潮流的工具，则其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历史认识的准确与历史评价的公正，而还有现实开展上的代价。
相比李文对八O年代新启蒙思潮主要肯定有所批评，本文则要用相当篇幅论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思潮和至八O年代中叶开始蔚为大观的新启蒙思潮，为在中国快速推展出历史新局面作出巨大贡献内里，实存在结构性偏差，且后果深远。尤其考虑到八十年代有关偏差，本来是可以通过认真的历史研究照亮发现的，且若当时认识到，一定会有人因之而重新审思当时时代通行的历史-现实理解，从而构造出更周全、同样具时代建设功能但更少历史-现实伤害的历史-现实认识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才华如李、责任心如李，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切积累、功夫如李，在这方面却仍只是作了时代弄潮儿，成就出主要为时代大潮推波助澜，为其合理性作漂亮历史-结构论证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未能成为真正超越时流的谔谔之士，潮流诤友，让人不能不为其才华、功夫可惜。
我知道近三十年后这样来挑剔李先生这篇充满责任感和灵动思绪的文字近于苛酷不情。(何况李是我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汉语思想人，虽然那时他的大部分著作我都只读了个表面，并没真懂。)本文所以如此，一为李先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标杆人物，对贤者人们不免会因对他们的深切寄望而求全责备;更重要的原因则在李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快30年了，李当年的写作情境和文章的接受情境都已时过境迁，但李文所关涉到的一些历史关节却仍有一些该发之覆未被阐明，而这些未发之覆和当今时代状况仍有其牵连。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本文今天仍积极于这些待发之覆，一方面固然意在对有关历史给以更准确更公平的理解，一方面则在这些未明之覆和今天中国的意识状况仍有牵连所带给我的不安。
希望以上对本文和李文纠葛的扼要交代，不是在浪费大家时间，而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本文所由作的时代相关种种，从而多些角度意会本文的讨论关切，和这些讨论背后所流动的经验与情感。
一
确实，如果我们不是从提到马克思和对他某些观点有所介绍出发，而从实际导致中国共产革命发生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出的，是众声喧哗的新文化运动诸思想脉流中的一支，并分享着新文化运动诸思潮都分享的一些观念与感觉。比如，对中国传统政教理解弃如敝屣;认为中国要成功现代，必须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巨大变革;在这一变革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自认已经率先现代了的新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不能被替代，等等，便都是最初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其它思潮共享的感觉与理解。
不过，相比共同，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多数思潮的如下差别：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认定他们身上负有确保这世界史蓝图一定能实现的革命坚定性与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当然就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特别优位感。这种面对中国社会时的特别优位感，是新文化运动中以启蒙者自命的多数知识分子们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之一，便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对中国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和他们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进一步绝对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是鲁迅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时所创造的表达，却很能传达新文化运动多数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感。在这些新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激烈者们看来，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深陷“不幸”，不仅深陷“不幸”，太多人且麻木到对这些不幸无感，或有感但懦弱到不敢去抗争。是以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问题不只是缺少现代眼光、现代知识的问题，而还在精神、心理、人格、行为习惯等方面也都极为不足、不堪。否则，没有这样一些感觉与理解为背景，我们很难想象本是鲁迅为传达拜伦对奴隶强烈情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什么却可成为这一时期很多新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突出感受。
相比，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义的明确认定，则使其时出自新文化运动却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优势位置绝对化，把中国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而必须直面如下张力-挑战：一方面其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确实有对自己阶级的历史意义、历史责任从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要解决，而这保证着信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兴起阶段时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阶级位置、阶级经验出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才具有最坚决、彻底革命性的明确认定，和无产阶级这种坚决彻底革命性对世界史具有的关键意义的明确认定，使得中国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细思——既然对共产主义运动至为关键的革命坚决性和彻底性主要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位置阶级经验来保证，而并不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信仰与掌握来保证，那么，这些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由于自己并不出身无产阶级，因此自己要想真的拥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成为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在情感、经验、心理上努力向工人阶级看齐。而这也便意味着一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理想关系，一定不是一种单向的启蒙关系，而应该是彼此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一方面，就帮助、教育工人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以获得充分的阶级自觉来说，知识分子可说是一个启蒙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若想成为一个足够理想的共产主义者，知识分子便需要认真对照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阶级经验、阶级心理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以把自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身心情感上锻造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即知识分子在自觉作一个启蒙者的同时，还要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被教育者、被启蒙者。而如此也就意味着：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感觉与理解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便和新文化运动的一般有关状态，有着后果深远的构造差异。[page]
上述因马克思主义经典革命理论带动所带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的社会感不同，随着19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看法的进一步突破，差异愈发扩大。此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除顺承新文化运动，继续关注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取与影响外，主要着重对工人阶级的召唤、组织，到这时对可成为革命骨干力量或革命助益力量的社会范围的认定则大为扩展，认为工人阶级之外的中国大部分社会阶级也都具有或强或弱的革命性，有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有机部分、或至少成为革命助力的可能。(此中非常有代表性也最为此后大家所知的文本便是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该文发表于1926年2月。)不仅占当时社会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部分也被认定为有很强的革命动力，甚至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也会赞助革命，至少很多时候不会反对革命。
而这一相对现代中国一般启蒙思潮的社会理解走得更远的——关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广大阶级也都具有革命潜能、革命动力的——理解和判断，之所以对此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至为关键，是因为以这些判断为起点，中国共产革命才会把自己的社会关注视野真切扩及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之外的广大中国社会，并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更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更着力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以有针对、有实效地召唤这些阶级的革命性，引导这些阶级的革命性，组织这些阶级的革命性，并在召唤、引导、组织这些阶级革命性的同时，致力发现、发明更具有说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组织形式、社会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撑、护持这些制度存在、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从而在更具实效地把这些社会阶级的革命潜能或可为革命所用的行动潜能、心理潜能充分调动出来的过程中，同样有效地把这些调动起来的能量充分稳固、有机地组织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
而这些所以会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现代历史命运至为关键，是因为在现代中国，不仅被认为是共产革命理想社会基础的现代工人阶级在中国数量本就有限，而且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革命便主要在没有现代工业的农村地区进行，使这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人也被和革命根据地分隔。在这种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无所措手足，而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又没有很快爆发可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革命仍能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所依赖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对中国社会的这些新认定，和以这些认定为前提所开展出的丰富思想探索与实践创造，所得以综合实现的——如何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对此革命需要不现成的社会现实，不断转变成此革命有机力量的创造：努力从中锻造出革命的坚定认同者、积极投入者，以不断补充进领导这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努力从中大量陶铸出此革命可有效依赖的基本队伍，以构成这一革命所关键依托的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骨干;对那些不能成为革命核心与基本力量的社会部分，也努力寻找方法使其成为革命的助力，不能成为革命的直接助力也至少乐观其成，确实在观念、价值上不赞成革命的也至少不去积极地反革命。
而现代中国共产革命所以比较好地实现了这些目标，前提固然在它对所脱胎的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社会感、社会理解的大尺度突破，但更重要的则在突破之后，逐渐学会认清这些社会阶级在时代现实中所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与困扰;逐渐学会捕捉、领会、把握在特定困境中、面对具体课题时这些社会阶级的心理情感状态与价值感受状态;逐渐学会在动员和组织中准确诉诸这些社会阶级具体、真切的问题困扰、经验感受、价值感受、心理感受。
也就是，在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缺少必要阶级条件，共产革命又没有成为世界与中国主导潮流，中国共产革命自身可支配资源、力量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准确的社会感，和基于这准确社会感之上的灵活准确的政治感，便不得不成为中国共产革命若想在现代中国取得胜利必须加以解决的课题。也就是，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社会感突破，虽极为关键，仍只是一个起点，仅有这一起点是远远不足以撑起此后中国共产革命强韧存活并不断走向壮大的历史的。
这么说，是因为二十年代中叶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社会理解突破，认识上过于依凭从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角度出发的阶级分析，和由这一直观的社会经济理解出发对人们社会心理的过于直接的推定。而只凭这过于直观、过于逻辑推想的社会理解与认识，并不足以让中共建立起能充分有效扎根其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感、实践感。也就是，从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社会理解突破，到后来这一革命得以发展为根本改变现代中国史面貌的力量，还需要中国共产革命者的中国社会认识不断深化、向前，从而学会不只从单一社会经济，而还同时从动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现实去准确认识、理解、把握这些中国社会阶级。不只对被认为容易狂热也容易动摇的诸小资产阶级，对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并经常存在反革命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时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地对他们作出新的政治-社会-心理分析。就是对那些在这一新的社会感、社会理解中被认为有着极强革命动力，被认为是革命中坚社会基础的贫农、下中农、雇农、工人，也必须清楚他们的革命动力同样不仅仅被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决定，而还和他们又流动又稳定的价值感受状态、心理感受状态紧密相关，和他们所遭遇的种种具体问题困境紧密相关。
是以要深入理解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展，在看到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的社会感变化对它政治感、实践感的关键影响后，离不开进一步对此后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认识-实践探索的切实把握、探究：包括革命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变化，包括与革命的社会认识变化紧密相关的各种政治感探索，社会实践感探索，及相应的政治能力、实践能力的变化、成长，等等，并切实细致地思考何以这些变化、探索对一时一地中国人、中国社会会有历史所见的那些效果。通过这些方面的认真探究我们便会切实懂得，中国共产革命在其渐入佳境、富于灵感时，虽然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看起来仍是这时政治感和相应实践行动设计的基本构成骨架，特别仍然是革命者正式标准言论表述的逻辑、观念构成骨架，但这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认识实已大大超出单纯的社会经济视野，而相当融进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多维角度来感觉、把握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也即，中国共产革命最富思想、实践灵感时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在充分虑及各社会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还大量虑及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诸方面问题，从而把本来主要着眼社会经济不公问题的阶级斗争实践，同时变为对时代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情势的积极回应。现代中国共产革命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口号下凝结的一系列实践与意识调整，所以对此革命的历史命运极为关键，一个根本原因便在这些调整，所核心解决的正是——如何把此前过从直观社会经济理解出发的阶级认识、阶级斗争实践，发展为同时是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等多方面问题的有机认识，同时是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组织等多方面责任与挑战的有效承担。而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共产革命所以能对自己的政治感、行动策略不断作出既核心原则连贯又灵活有效的调整与安排，实根本得益于这些认识凝结、实践感凝结的成功运用。
从主要着眼社会经济地位的阶级分析社会认识、阶级斗争社会实践起步，但不停留于此起步，而把自己的认识、实践理解富于成效地扩展至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文化诸方面，从而进至多角度综合、立体地认识把握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进至把这些认识进展有效落实为具体实践能力等，对中国共产革命现代史命运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从此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看得更加清楚。如此说，是指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格局，使此革命在实践上不方便再直接运用它此前已相当熟门熟路的诸多阶级斗争手段，在论述上也不方便再直截运用尖锐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论述。这些它过去相当就手的武器既受限，抗战时它的实力又非常有限，加上它又不想过于牺牲自己的阶级立场，那它要如何行为，才能使它既有效落实配合自己阶级关怀的减租减息等实践努力，而又不引发统一战线危机，反在它主控的地区建立起越来越稳固，并具相当社会广泛性的社会支持基础来呢?
做到这些当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局面所唤起的民族意识、民族共同感，和共产革命此时更为开放、自觉的统一战线意识、策略等都高度相关，但不能就此忽视的是，做到这一切还和它这时有能力——对阶级不只从经济财产地位，还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心理状态等去把握、理解的认识自觉、认识积累，及有能力积极去获致、运用有关认识密切相关。而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共产革命——已经相当程度变成路径依赖的先前习用的阶级斗争动员、组织方式，和习惯用来为自己的正义性、合理性提供解释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公开运用上的限制，恰给这些意识观念指向、实践经验积累，以更多、更正面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意义上，正是对这些意识、经验的更为倚重，运用时的更为自觉，加速着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政治成熟。而这一政治成熟，对它实践方面既一以贯之又左右逢源，对它抗战结束后短短时间内便决定性地跃升为当时中国舞台的根本要角等，当然都至为关键。
比如，为了使减租减息等得到有效落实，却又不引起统一战线危机，且最好反有助于统一战线巩固，这时的中国共产革命除要在民族责任、民族一体的氛围下强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还努力让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上更具优势位置的阶层，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的苦难、困境，有更多更强烈更感同身受的了解;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令人敬重的道德精神品质、认识能力品质、行为责任品质，有更多更清楚的了解。以一方面更充分调动这些更具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优位位置人们的恻隐心、同情心，和基于恻隐心、同情心之上的良心发动、正义感发动，另一方面也同时调动人们对这些社会经济、教育上居劣势阶层的敬重、理解之心，和对他们被积极组织进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接受之心、期待之心。与此相对，这时期对那些就共产革命立场最同情的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的阶层，中国共产革命也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要求，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感过于聚焦——从社会经济地位理解出发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检讨，这时虽仍注意他们阶级意识的培养，但亦注意让他们相当了解——抗战若想长期坚持，并在坚持的前提下社会各方面状况尽量有所改善，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社会相互理解、所需要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什么等等。从而使他们在获得阶级意识的同时，亦对民族、社会、时代有相当开阔的感受与理解，对底层阶级之外的广泛社会存在中积极的部分，亦能比较积极地去理解、接受。(开明士绅、民主人士等用语这时期在根据地的广泛使用，其背后实质便是这本来着眼阶级斗争的革命，对时代广阔、丰富现实认识上的更为打开，实践上对这广阔、丰富现实更积极去适应、容受。)
因为这样一些努力，抗战时代所要求的——中国共产革命此前已相当驾轻就熟的行动与言论方式的退隐，就不仅没成为对这革命消极的束缚与羁绊，反成为使此革命更深更广泛扎根中国社会，社会感更准确、饱满，政治感更有效、成熟的催化剂。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这既明确内含原阶级视角所特别重视的社会经济不公、社会经济苦难问题，又充分面对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同情心、理解力、价值感蕴藏的努力，还成功推动出其时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而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既和中国社会下层阶级开始苏醒、正视自己的阶级经验、阶级情感、阶级价值感受相关，又和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社会众多阶级实际又在超越自己原本经验理解视野、情感价值轨道，形成着新的情感意识、价值感受意识状态有关。也就是，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的生成，既为革命尖锐直面社会苦难与不义的关怀提供着更展开、稳定的社会情感-意识基础，又因其形成实际和时代中国社会、中国人多方面的积极情感、价值感蕴藏的唤醒、昂扬高度相关，从而在有助于革命更广泛有效扎根其时中国社会、中国人情感心理意识的同时，还很有助于当时中国社会情感、价值感脉络的发舒、畅达。这些加上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状态诞生于民族危难、民族渴望新生(“抗战建国”)的时代现实，更使得这一新生成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状态，更能承重，更有含纳、消化当时时代课题的能量，当然也更能为民族、国家的更生提供精神、心理的支持。
对照一下当时才过去不久和紧接着要到来的历史，我们便能更切实体会、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这些进展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现代史命运的重要了。二十年代中叶的大革命，阶级斗争问题是导致大革命决定性分裂的重要原因。相比，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则比当年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规模大得多也深入得多，要知道这时被斗争的，仅仅以土改中地主富农两大群体论，他们本身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牵涉到的人群更为广大。而由于此前的历史，特别是抗战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解放军中有一定位置的人，出身地主、富农，或和地主、富农有亲缘关系的人相当多，况且这时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同样难免过度、过激暴力，乃至不少错斗、错杀。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同样这些问题，使国民党、北伐军中许多本来观念上同情工农，至少不反对工农者，转向了同意清共、同意镇压当时的工农运动。而解放战争时期更大规模、更彻底，常常也更残酷的阶级斗争发生，却没有引发革命阵营、包括同情革命阵营的较大动荡，仅仅解释为这时革命阵营力量更加强大，革命阵营已更充分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被杀被斗的也早已被革命更充分污名等，无疑是不够的，而还必须认识到——这和抗战时期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状态生成提供的心理支援，及与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状态生成紧密相关的，指向未来又具体可感的新政治、文化、组织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吸引力所提供的感受支援——都紧密相关。
当然，导致这一新且重要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生成的探索、实践，所带给此革命、带给现代中国的最重要也最让人珍视的成就，集中表征于抗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使用“人民”一词时的语用感觉。就是被中国共产革命这些探索、努力所碰触、召唤到的很多社会阶层，即使没有直接投身革命，大多也不再是原来的状态，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所在轨道上的一份子，而还是彼此同中有异，但异中又有相当强认同与连带感的“人民”一员。“人民”一词之前就有，但让“它”被频繁使用，并在使用中被赋予着如此饱满的历史-心情-感觉承载，则必需特别归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革命与新的情感-意识-心理-价值感觉状态生成有关的那些认识与实践进展。大量的例子表明，1949年前后，乃至五十年代大部分时段，不是“阶级”(哪怕是当时被认为最高的“工人阶级”)，而是“人民”，更能表达人们的时代积极感受，也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感、温暖感、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伴随的，对现实工作、生活的承担热情，和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信任、积极憧憬。
在很大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标志性成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政权首先被界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当中的四个阶级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认为中国社会哪些阶级具有或强或弱革命性的社会理解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当然，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还不够，而还必需同时注意：这个实质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结果的国家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绝不是偶然的;并且还要知道——这句表述中看似边缘的“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何不能用“阶级分析”给出的阶级来命名，但却要在四大阶级之外，在此给予它实际和四个阶级并列的位置——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不仅对深入认识现代中国革命史非常重要，而且对理解当时为什么是“人民共和”(而不是“工农民主”等)占据这个国家之名的核心位置，也非常重要。也就是，在看到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国现代史命运非常重要后，还必需进一步看到这个革命后来胜利得这么快速、这么彻底，它所召唤起社会的精神、心情那么广泛、那么深切，实又恰恰和这革命后来所催生出的“人民”很大程度相对化了“阶级”有关。
是以，现代中国共产革命1949年建国时正面参与的四大阶级，和毛泽东等二十年代中叶所认为具有或强或弱革命性的阶级断定范围相合，固然印证着毛等当年突出的社会洞察力、判断力，但仅仅认识至此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一方面如之前所强调，这一革命所以能在二十余年时间内发展至1949年主导建国，实和中国共产革命成功找到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召唤、调动这些阶级，结构、组织这些阶级核心相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革命在召唤调动、结构组织这些阶级最为成功时，它所召唤调动出的并不只是这些阶级作为自己所属阶级的阶级性，而还包括召唤调动让这些阶级超越本阶级，认同“人民”。就是，不是阶级，而是从阶级扎实走出但又超越阶级的“人民”，让1949年前后中国人精神、身心感觉更为笃定、发舒，生活、工作感觉更为昂扬、充实，同时对自身之外的更广大中国和世界有着更为自然、深切的连带感与责任心。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建国胜利固然源于从阶级、阶级斗争认定出发的革命认识与革命实践，又源于对阶级、阶级斗争的某种超越。在这一意义上，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应该过被视作“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被视作既“阶级”又超越“阶级”的“人民”的胜利，或“阶级-人民”的胜利。
二
读完上节的尖锐读者可能会说，你上节的历史把握是提供了不少重要但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却没有看到的历史理解层面、历史理解环节，但你仍没有挑战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历史关注焦点，反在这一点上可视为是对李文核心历史论断的支持，就是你上节叙述的中国共产革命，实际正是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启蒙越来越被边缘化乃至被排除的过程。
诚哉斯言，从他的角度，这样的质疑稍作修改确可以成立。就是，说上节所述可用来证成——李有关中国共产革命展开的历史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叙述成立，固然冤枉，但退一步说上节所述可用来证成——中国共产革命中确实发生着“革命”压倒李文所说“启蒙”的——历史事实，则不能否认。
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看起来相当犀利的尖锐着眼的还是李文的表层，而未触及李文的更深内在。因为李此文的核心用意不在论证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存在他所说的启蒙被逐步边缘化，而更意在通过他所说的启蒙边缘化指出：这启蒙边缘化的另一面，是起点原本现代的此革命，逐步为前现代所浸染、侵夺，以历史-结构地解释为什么此后中国的历史会发展出长达十年的反现代文革，和论证为什么继承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启蒙应该成为八十年代思想与文化的核心任务。而李的这一特别关切所以成立，背后除跟文革是一场反现代运动的判断结构相关外，还跟如下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认识判断结构相关，就是：一、李此文所认定的这种“启蒙”有否充分落实?是中国要真的顺利达致好的或比较好的现代之境决不可缺的核心关键;二、偏离了此“启蒙”的历史只有再次被此“启蒙”脱胎换骨，才能真的负起把中国顺利带至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现代之境的重任。因此，李文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共产革命中是否存在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启蒙逐步边缘化乃至被排除，而是李先生所认定的那种“启蒙”本身就不是一种他以为是的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且适当的启蒙形态；他对中国共产革命从发轫到文革的历程的整理，既无助于我们深入去认识这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益与教训，又深刻误导我们的现实感，误导我们对现实的回应设计。因为这些方面有问题，会使李文所遗憾的——中国现代史的核心不足在“救亡”压倒“启蒙”导致“启蒙”边缘化、启蒙任务未完成，认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核心关键任务便在自觉接续这一启蒙(当然李认为需要有所改善和调整)，完成当年被打断的启蒙任务——这样一些根本支撑其文章的历史理解、现实判断支柱，实际建在未作认真桩基处理的流沙上。也就是，只有清楚了解李文的核心构成结构，才会相应明了本文上一节的中国共产革命把握、分析，既是认真的历史整理，又核心关涉从历史出发(而非从诸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出发)对李文所涉及的这些重要问题的反思、检讨。[page]
如此说，首先涉及的，当然便是李文相当肯定的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是否已经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且适当的问题。对此，本文的核心质疑不在此启蒙的正面观念展开，而在此启蒙的自我感、中国社会感构造。如我上节所指出的：以启蒙责任自认的多数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由于不认为其时中国社会蕴有相当可在中国现代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品质与能量，导致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国社会不能跟他们理解的现代配合绝对化，从而把现实中国社会单纯当成他们批判、灌输、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感觉、看法，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社会意义位置作过度评估，对自己所拥有的现代认识理解对中国所具有的意义作过度评估。相比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构造，也是从新文化运动脱胎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解，和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于中国社会，得以充分突破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这一自我感和社会感构造。就是在看到自己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确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位置、责任位置的同时，由于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众多部分现成蕴有把中国带向他们所希望现代的革命潜能、革命品质，就中在主流启蒙观中最被认定需要启蒙改造的工农反最有推动历史往理想方向迈进的力量，并且他们身上的诸多经验、品质，对把阶级出身非工农的知识分子锻造成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反最有参照、学习意义。
而正是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主流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者间的这一自我感、社会感差异，极关键地决定着两者实践感、实践指向努力的不同。就是虽然这两类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中国责任感，但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落实责任感的理解上则距离甚远。在前者，当然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现代观念启蒙社会、结构社会，以尽可能地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认为是的现代人;在后者，则非常不同，就是虽然也积极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现代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但其影响关注重点则不完全在自上而下模塑社会，而在把(革命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中本来存在的革命潜能召唤出来，组织起来，同时通过专注从这些社会阶级、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农)发现优点(哪怕只是在其中极小部分人身上表现出的)，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改善、自我重构。
相比前者，后者这种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积极寻求两者间良性辩证互动的意识与努力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中国共产革命根据这一意识所开展出的努力，得以成功发展出一个有效互动-召唤机制，从而真的把革命对社会各阶级的革命认定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这些阶级的表现现实，最后使这些被认定的阶级变成了它建国的实在参与者，还在这一历史努力过程所连带出的诸多意识经验、实践经验本身也都极具意味。
比如，为了把这社会中被认为有革命性的阶级、阶层的革命性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把握住不同阶级、阶层通常都会分享的那些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还需深入去掌握只在一阶级、阶层内在才有有效共通性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并每每要深入到一阶级、阶层内部不同人群，乃至其中很多具体个体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际遇中去认识理解他们。而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最能让知识分子有效突破知识分子经常犯有的对社会的观念式理解、直观印象式理解毛病，真的深入社会内在去理解社会，并对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多方面际遇感同身受。而一旦至此，在对象身上所发现的当然也不只是革命可能，而还一定会遭遇、认识中国社会、中国人身上多样丰富而又生动、切实、向上的品质与能力部分，并更深入准确了解他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所际遇的困境与他们实际处身的历史脉络、时代情境状况的关系。而也只有通过这些对现实、对现实中活生生人的深入了解与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鸣，才能使真诚投入历史-现实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的介入实践、革命组织时，能真的充分根据在地资源来行动作为，并同时更多消化、吸纳、解决多方面在地问题，同时又更充分畅发本有的在地生机与活力。而且也正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情绪感受、价值感抑扬、问题际遇的切实关系，这些知识分子也才更能在介入行动中，在情感、心理上有更结实的意义感、身心充实感，当然也更容易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切实淘洗。
也就是，通过坚信中国社会当中原本存在对当下和此后中国历史、对自己的理想成长都有决定性意义的能量与品质，所导致的现代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这社会诸多阶层、这诸多阶层中众多个体现实生命经验的认知与情感投入，使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部分人首先获致的，便是通过对这些具体而实在经验的进入和掌握，得以不断调校、扩展、充实自己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与理解;并以这些认识、理解进展为前提，得以不断调校、修正、充实自己的现实感、实践感、政治感;并因和这些调校、修正、充实相伴随的实践探索开展，而更容易和自己所关怀的对象建立起真实、有效的身心感通、情意感通，从而使得这些实践中知识分子也更容易克服因浮在社会真实之上而常不免的虚无感、孤独感，而在介入实践中收获身心的结实、饱满。
而也只有从这样一些既实在、具体，又结构性支撑革命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切懂得这个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在它最富活力、灵感时，对自己大量认识经验、实践经验的为数不多的强调，便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因为，所有这些实际都根本相关：起点在思想观念信仰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意识、认识努力、实践意识、实践努力，才能在——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认为的，共产主义革命要顺利发生、发展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社会条件相去甚远的——中国社会，对这一社会相当数量的人们进行成功召唤、动员;并在有效召唤、动员的同时，把他们成功结构组织到中国共产革命中去;且能敏锐地跟随时代现实各种显性、隐性变化，灵活有力地调整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与此密切相关，这一革命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核心强调的另外几点，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如果我们把它们也放在——如何把起点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起点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无产阶级理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有效锻造成能把中国共产革命真正承担起来的骨干力量——这一理解视野中，也才更能对这些核心强调有真切落实、经验展开的把握与理解。
当然，中国共产革命中这一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深刻互动，所有力改变的不仅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而还包括革命对其内含能量与品质有充分信心的中国社会。因为正是通过革命知识分子对它所坚信的中国社会的情感与认知投入，和与这些投入紧密相伴的认知进展，与根据这些认知进展而不断调整的实践进展，这一社会才在更多时候真的焕发出了过去社会自己恐怕也没有自信的能量与品质。而没有对社会这些品质和能量的焕发与组织，我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长久坚持，和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然得以打败战争开始时各方面实力均远远在它之上的国民党。(不要说别的，没有群众的积极参与，仅战争中的运输问题就足以致共产党死命。)
在相当的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努力奋斗结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与其成立的四大阶级，正好和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社会感、社会理解的突破所扩及到的范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正相吻合不是偶然的，并且这时这四个阶级中都有太多人对其时的“人民”一词有强烈认同(这表明这四个阶级内里都有相当超越本阶级社会经济地位规定的能量)，也不是偶然的。就是，这些固得益于中国共产革命一系列有关认识与实践创造，也得益于这一社会本身便蕴有的可能性与能量。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条件下这个社会的表现，并不应就此判定这个社会的本质便如此，而只有依赖现代知识分子从上面去启蒙和改造一条路。如此说，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现代中国社会相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即使不够理想，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会表现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向无动于衷，其实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与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根本相关。
从这一理解视野出发，我们就不能不遗憾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名文，在描述了他关注的“救亡”对“启蒙”的压倒后，却没能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重点描述的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成为根本改变现代史面貌的力量?是仅得益于“救亡”情势的存在吗?其它力量，特别是相比共产党一直占据力量上风的国民党，不也同样在自觉大力借助“救亡”情势在自我合法化、自我壮大吗?何况，正如早有学者清楚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那为什么这些没那么悖离李泽厚所认可启蒙观的知识分子却没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出足够大的政治能量?反是背离着此启蒙观的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却发挥出了改变中国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平台不理想吗?还是也和这些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相关?这一启蒙观的束缚使他们不会去积极致力发现其时中国社会表象之下的复杂现实?并在深入认识社会的基础上认真重构自己的现实感、政治感、实践感，以积极地掌握这复杂现实，以充分有效地把社会组织进自己期望的历史进程?
而这一切不问的结果，不只使有关认识容易过度停留于指出中国共产革命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解，停留于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等于把革命的基础实际转移至工人阶级之外，转移到非现代的场域等等这样一些可很快指出的特点，而且使如下这样一些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认识、理解中本有着既基础又核心地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等等——不被认真追问。具体到李，这一切不问的结果，当然使李不会发现：他此文在支持的那样一种启蒙，即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的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本身便应该被深切质疑、反省。因为这样一种启蒙状态，不仅影响启蒙者对其所欲启蒙社会的认识深化，还决定性的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造能力，并且这种看待自我、看待社会的方式，还常常违背启蒙者初衷的无建设性代偿的伤害社会，伤害启蒙者自己，却不被启蒙者自知。就是，李此文所支持的启蒙，由于它在自我感、社会感上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使社会本该得到支持、转化的很多能量与品质，却因这种启蒙观的意识、理解状态，而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视，乃至敌视，从而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很多该宝贵的能量、生机内蕴，既得不到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充分正视，更谈不上被他们积极思考——如何把这些生机、能量有效结构、转化进他们期望的中国现代，如何在有效结构、转化这些生机与能量时，进一步畅发这些生机、能量，反常常因这启蒙观对这社会先入为主的隔膜、否定，使这些该宝贵的生机、活力被这些有真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营构出的观念氛围与实践设计伤害;另一方面，这启蒙观结构性内含却不被此启蒙观正面意识的矛盾——真诚为了中国，但实际又与中国现实非常隔膜，不能不导致使拥有这一启蒙观的现代中国启蒙者常常陷入如下困境：真诚、努力行动，但社会现实介入结果却和自己期待非常落差。而这样的经验、遭遇久而久之又不能不使这些启蒙者相当程度上被虚无感所侵袭。是以被李此文所肯认的这种启蒙观，便不仅会影响拥有这种启蒙观的启蒙者的中国现实认识深度，影响他们建立恰当的自我意识，影响他们实践方案、实践介入的现实效力，还会伤及他们的精神安顿，影响他们的身心发舒。[page]
三
可惜，不只写《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李泽厚未有上述关于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省检讨意识，李写这篇文章所支持的、当时正蔚为大观的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也同样没有这些反省和检讨意识，这也就难怪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本来作为历史后来者有前车可鉴的优势，却落入结构相似的陷阱而不自知。
如本文开始所述，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历史感-现实感的核心成型，和文革后如下时代状况紧密相关。就是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革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1]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而当然，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与认定，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者——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务的理解与认定。就是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不应该是毛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更为清朗，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多人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加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改革，常常没作认真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他们认为和中国现实-未来命运核心相关方面的根本改善。
而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推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激进者，越来越强烈认为：只有使自己彻底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现代”人，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且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行动，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梦魇，彻底现代。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当然，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中，中国社会便由于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是小生产者，而被视为实际是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社会载体;这些，加上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现代，乃至反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社会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实践寻求资源的可能[2]。这些合起来，自然使中国社会被那些自认已经有了现代眼光、现代意识的激进者们，当成了必需自上而下彻底接受启蒙和改造的对象。就是当新启蒙思潮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决定性主潮时，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感受已和社会事实的认真分析、把握无关，便被直接认定：只有当中国社会被充分纳进“现代者”所规划的社会经济道路，被这种社会经济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当中国社会充分被“现代者”所提供的“启蒙”深刻洗礼，这个社会所附着的封建主义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监管，它也才真正应该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也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充满着朝气、冲力、理想主义、脱俗气质的八十年代知识思想文化艺术界，其另一面却由于其时代主导思潮-新启蒙思潮事实上堕入了现代中国启蒙运动主流曾堕入的——自认拥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的启蒙者对自己的中国意义过度评估，把认做启蒙对象的社会在特定状况下的不好表现，过急判定为这社会具根本规定性的本质等——陷阱，事实上使得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运动曾出现过的那些特别问题，在八十年代一一重演：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太多部分不能有及时、准确的把握;有关时代现实介入的理解狭隘且概念;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必要的理解努力，更谈不上向社会积极学习，并通过深入社会来自我反观。
而所有这些一起，不能不导致：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不仅不能把现实有效推至他们热烈期待的方向、目标，还会因他们的热烈介入，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现实问题来。就是，他们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一些条件不够理想有关，而还由于、常常更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失；并且这些结构性缺失所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历史介入效力，还影响及他们知识思想工作品质与深度，影响及他们的精神、身心安顿。
惜哉!
【本文原载于《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高士明 贺照田 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1版，页174-196。】
注释
[1]要了解这一普泛弥漫于时代的思潮的核心逻辑构造，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同时阅读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先刊于1978年12月4日《未定稿》试刊第一期，随即又刊于《历史研究》1979年1期)和王小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先刊于1979年12月《未定稿》第49期，后刊于《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2期)这两篇——极有历史-理论企图心，也极为雄辩，但今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重要文本。
[2]当然，那些经筛选被认为避免了封建主义毒害，特别是被认为保留了生命原初冲动和本能的文化表现、生活表现、艺术表现，才会被豁免，认为可从中汲取文化艺术灵感。
絮语
2014年10月24日-26日，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举行了由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主办、亚际书院协办的“亚洲思想运动报告——2014人间思想论坛”活动，本文便是根据我在这一活动的第六场所作的同题报告的前四节修改成的。
能在这样一个时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一我关心很久的问题，要特别归功高士明。本来我和高士明共同负责“亚洲思想运动报告——2014人间思想论坛”报告人、评论人、主持人的名单遴选，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应该作为报告人人选的。大约高士明心里认为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围绕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些年，却过于想得多，写得少，因此有必要推动我们把自己的一些进展报告出来，故他坚执我承担其中的一场。但如此决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其它五场报告人中的陈光兴、许宝强、刘志伟、温铁军四位所报告的知识运动都有丰富的出版、丰富的活动，樱井大造的帐篷剧运动相比虽然出版品少些，但几十年的演出实践在东亚已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都不像我和我的朋友，出版品既少，面对公众的活动更为有限。这样，我这场报告便不适合用其它五场的形式——即通过梳理自己所在的运动，来呈现自己所在运动脉络的众多积累与追求。对这一疑难，高士明建议我选择我在中国美院上课时特别关注的革命-后革命问题，认为这一问题不仅重要，很多人都会感兴趣，而且他觉得我处理革命-后革命的方式有特色，能让听众对我和我朋友的知识努力有所感觉。我觉得他的建议是个听众容易包容的方案，只是当代中国大陆的革命-后革命问题在我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群，不可能浓缩到一次报告中，故跟他商量选中间的一个问题讲。商量的结果便是选了这“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准备活动的报告文稿时，我发现，要在一小时左右(最早说每个报告人可以有一个半小时，后来又希望我们压缩，建议我们控制在一小时左右)谈论这一问题仍太困难，苛刻的时间逼迫我只能选择最直接、最扼要的方式来写作我的报告文稿。就是，《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第一稿是被上述情况催生出来的。
感谢活动中铃木将久、徐进钰、白池云、张颂仁几位对这第一稿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和活动后李志毓、卫纯等的回应，不仅有助于我修订这为活动匆忙赶出的报告稿，而且让我认识到，这种本因顾及活动时间限制而形成的——越过具体历史样貌铺叙，直扑历史深层机制的构成逻辑——写法，虽然会让不少相关知识、思考积累不够的读者感觉陌生，感觉不习惯，但亦有逼迫读者不能不直视——在一历史过程中本具有结构性地位，但在我们的历史理解意识中却不清晰，甚至不被有效意识——问题的效果。这一领悟，使我决定放弃本来计划活动后大幅扩写文章的考虑，使我这次对报告文稿前四节的认真修订，完全是在初稿的写作方式、写作感觉上进行。
这次修改，我自己改了一遍后，又特请陈明、李志毓、何浩、辛智慧、臧清、任强、李晨、唐晓林把关，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再作修改。特此向他们，向铃木将久、徐进钰、白池云、张颂仁、卫纯，特别是高士明，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