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实质
2010年美国提出了回归亚太战略，这是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全球战略调整之一，也是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个政策。虽然美国方面用“战略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新说法取代了有争议的“回归亚太”一说，但其针对中国的实质不变。迄今为止，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早，也是完整的论述是2011年11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她正式高调宣称美国重返亚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含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政治上开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军事上“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经济上欲主导《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激化“南海问题”，使得东亚地区出现离心化趋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对此战略进行了微调。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应继续加大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共识，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概述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整体战略有机的组成部分。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在未来的十年中，战略重点将是东亚地区，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要维持其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通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希拉里阐明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大方面，即可理解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括“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主要措施。
第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的重要作用。所谓“前沿部署性外交”，即将政府高级官员、学者专家、跨国组织工作人员派往东亚各个地区，从而实现美国对于东亚整个地区沟通交流的全覆盖，从而将其影响力无缝式地部署在东亚地区。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就是这一“前沿部署性外交”的具体体现。此次访问是美国国务卿50年来首次访问缅甸。而希拉里此行并不是空手而来，在结束对缅甸的访问之际，她表示将对缅甸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逐步减少或取消对缅经济封锁、旅游限制和进出口限制，并将恢复美缅正常外交关系和考虑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等。[1]而在此前不久，希拉里还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会面，许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新的援助措施，同时商讨南海争议。同时她和奥巴马还分别访问了泰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 第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的重要作用。美国此次对于“多边外交”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参与并主导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要参与并主导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以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从近期美国的行动分析，其“多边外交”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化由其主导的传统东亚多边外交机制。美国提倡积极发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重要作用。在2011年的APEC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演讲中高调表态，其内容涉及人民币汇率、中小企业融资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等问题。[2]问题涉及领域之广证明美国欲将APEC变成东亚各国商讨东亚事务的重要平台并且发挥其作为创始国的议程设置的权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倡导的TPP其实就是其所主导的多边机制之一。美国通过在TPP创设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将美国模式融入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之中，进而为未来稳固和维持其在东亚的地位打好基础。
二是争取在非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外交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积极参加东亚地区国家多边会议，并努力增进与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2011年11月，美国参加了第六届东亚峰会，这也是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此次奥巴马和希拉里同时出席，并且二人在此之前刚刚分别结束了对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和泰国的访问。而此次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安全领域，尤其是南海问题。由此可见，美国希望通过东盟的多边外交渠道，参与东亚事务，尤其是参与安全事务。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与“多边外交”的重要作用，并欲将“多边外交”作为主要的手段，通过整合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机制和非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外交机制，增进东亚国家就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共识，同时，主导东亚国家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发展。
第三，“美国重返严太”战略高度重视“价值观外交”的作用。希拉里认为，对于美国来说，“价值观外交”具有非凡的意义。希拉里认为美国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宣扬是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战略的基础，同样也是重返东亚战略的根基。因此美国将矢志不渝地推动东亚地区国家政府改革，增加保护人权的力度，提倡东亚地区国家增加政治透明度。希拉里还特别提出，美国将把与越南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与越南人权状况相联系，从而推动越南的人权状况改善。希拉里认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将有助于从内部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同样尊重各国的选择。
其次，就军事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强调进一步加固和维持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寻求新的盟友，即“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
第一，就美国进一步加强和维持与传统盟国的关系来看，希拉里强调强化同盟建立的双边共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共识，保证并强化对于同盟国的安全承诺。同时，加大对于东亚地区的军事投入，巩固与盟国的军事关系。另外就是增加与同盟国家在地区问题上的对话沟通。希拉里明确指出，美国必须保证美国与东亚盟国之间的防御能力以及协调机制，使其能够从物质上和操作上遏制东亚任何国家的战争企图。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对美国实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4月份的美菲军演由原有的双边模式转变为多边模式，日本、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均派人参与了演习。由此可见，美国正在加强其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并趋于整合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实力。 第二，就美国寻求新的盟友的行动来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重点关注了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美国实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从2012年起，美国将派遣250名陆军士兵在澳大利
亚北部驻扎，每半年轮换一次，6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而在新加坡，美国则派遣其新型沿海作战舰，以增加其在南海周边的作战能力。
再次，就经济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欲主导TPP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
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开放的亚洲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资、贸易以及获取前沿科技的机遇(Open markets in Asia provide the United States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trade，and access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y)。希拉里还强调，美国公司对于东亚市场的运用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
因此，在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建立。美国将在原有的由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文莱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与签约国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不久前，尽管日本国内农民反对声重重，日本政府还是表示愿意加入TPP。但是美国此次并没有邀请东亚地区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加入TPP，这说明了美国欲排除中国在东亚的势力，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整合了东盟和APEC资源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目标。
综上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一个集合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多层次的综合战略，因此，美国此次重返亚太可以被理解为是“全方位的回归”。
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进一步充实。
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都在不断地调整,尤其在奥巴马执政后,对亚太战略作出了更为明显的调整,相应地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亚太摆置于美国全球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平衡美国在全球的实力部署。“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动来提升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政治上,美国加大了对亚太各国外交的投入；在经济上,美国通过TPP力求掌握亚太经济主导权；在军事上加大了军事人员和装备的部署。通过其整个“再平衡”过程不难看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不过是霸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延续而已,它追求在亚太地区以大国制衡为着力点,在手段上软硬兼施,希望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多战略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前沿部署性外交”。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在2011年年底高调访问东亚国家，其目的是巩固与传统的同盟伙伴的关系，同时寻找“新朋友”，总的来说，就是要增进其与东亚国家间的互信，把东亚国家拉拢在自己周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拉里在2011年对缅甸的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其在为缅甸带来丰富的“礼物”的同时，还提出了希望缅甸进行民主政体改革等政治要求。这足以见得美国希望将缅甸纳入美国模式之下。而中缅关系的稳固友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美国拆解传统的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东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使它自己成为东亚事务的主导
1、（2）美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或发展思路；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中国。。新时期发展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路
当前， 美国在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及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略 ， 逐步加大对华战略压力， 同时继续实行对华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 中国应继续以两手对两手， 在外交上保持接触和对话的渠道，经济上以加强合作为主， 对其在政治上 意识形态上和地缘战略上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 进行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 把握斗争尺度和分寸， 维持斗而不破， 以斗争促合作
第一， 考虑建立中美协同开展亚太区域治理的新型合作模式
当前， 中国的外交战略不可能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必须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扩大已有的利益交汇点， 增强中美合作的基础， 减少中美之间的对抗 例如，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课题，中国和美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 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履行国际义务， 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 经贸关系仍然不失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 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经济贸易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基轴之一 中国积极以经贸政策推动中美两国的合作，一方面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寻求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 而美国国内企业界看好中国的大市场， 积极推动美国政界制定政策发展对华经济合作关系， 所以经济外交是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美国在华投资和商品出口提供了机会， 形成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相互依存今后要继续扩大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交流， 使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加速器 同时，考察中美经贸关系， 要看到两国互利双赢是主流，经贸摩擦是常态化的事务， 不能不重视， 但是没有必要过度忧虑， 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第三， 在安全领域， 中国没有必要完全将美国视为必然的战略敌手 在复杂交织的中美合作与斗争中， 区分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 如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 和次核心部分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十分重要， 在对外交往中对国家核心利益要全力维护， 决不妥协 如台湾问题关系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中方一直要求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 以实际行动恪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第四， 中美双方的信息沟通渠道必须保障顺畅 中美两国发生危机的重要因素往往在于信息沟通不畅通， 很多信息被误读 例如， 中美建交前关于售台武器问题， 曾经因为中美双方对建交协议文本的理解不同而引发外交危机， 甚至几乎使建交搁浅， 最后是中美双方领导人从长远战略出发化解了这场危机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双方外交危机的多次化解， 在于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和磋商，如中美撞机事件 中美多次贸易争端等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之
间保持接触和沟通的重要渠道， 对于完善中美两国的危机管理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妥善处理大国关系 倡导国际合作的重要尝试
第五， 加大周边外交与睦邻外交的力度 其中， 中俄关系是重中之重， 要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大力加强与周边国家， 尤其与印度 东盟等战略地位重要的周边国家的关系， 多与它们增信释疑， 求同存异， 为国内经济建设经营好一个和谐 稳定的大周边。
中美关系今后仍然会有起伏， 因为美国视中国为推行其全球霸权战略的潜在 威胁 ， 不会完全放弃打压 遏制中国的政策， 中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会坚决反遏制 反演化 反孤立 尽管如此，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美两国同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所面临的共同的发展机遇十分宝贵， 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互补性强， 所以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韧性 新时期， 要本着政治上放眼全局 经济上互惠互利 安全上 斗而不破 等思路和策略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表明美国此次要“全方位回归”。而美国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现有东亚地区的格局，而这必将影响到作为东亚区域内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而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
(一)“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依存度已日趋加深，另外，在反恐、全球公共治理、核不扩散、维持地区和平等政治层面，美国也需要获得中国的大力支持。然而，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例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升值以及中美贸易等。因此，在定位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时，笔者沿用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的“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3]的说法。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继续实施，将有可能导致中美由“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走向对抗。具体来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平衡关系主要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东海、南海问题”。
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中，日本单方面改变法理状态，打破中日默契，这是钓鱼岛问题恶化的原因。而日本敢这么做，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回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偏袒日本的立场。 自2011年5月南海争端再次爆发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和越南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2011年11月，依据“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对南海问题的存在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其一，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
其二，加强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
其三，整合现有的军事资源
美国以上三方面的行动不仅无益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反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使得南海问题有走向战争的危险。美国明显偏袒菲律宾一方的有失公平的行为大大增强了菲律宾在解决南海问题过程中运用武力的信心，从而增加南海地区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在近期发生的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官方的强硬态度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一，也是中美平衡得以维持的重要底线，美国的行为必将触及底线而其结果必将是与中国由竞争关系走向对抗。
第二，美国欲构建排除中国的TPP，同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使得东亚地区离心化明显。 其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倡导建立的TPP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中国被排除在其创始成员国之外。这体现出美国欲在东亚建立一种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霸权。这在某种层面上，孤立了中国，使得一个东亚区域外大国成为东亚事务的领导者，造成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离心化。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前沿部署性外交”。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在2011年年底高调访问东亚国家，其目的是巩固与传统的同盟伙伴的关系，同时寻找“新朋友”，总的来说，就是要增进其与东亚国家间的互信，把东亚国家拉拢在自己周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拉里在2011年对缅甸的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其在为缅甸带来丰富的“礼物”的同时，还提出了希望缅甸进行民主政体改革等政治要求。这足以见得美国希望将缅甸纳入美国模式之下。而中缅关系的稳固友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美国拆解传统的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东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使它自己成为东亚事务的主导。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南海问题，造成了东亚的离心化，在更深的程度上是对维持中美平衡关系的两大底线形成挑战。美国在南海周边的行动挑战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而美国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TPP，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平衡关系得以维持的经济合作基础进行破坏，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将有可能破坏中美平衡关系。
三、“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局限性与中国的应对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一旦进一步实施，将会对中美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如果美国坚持其在南海问题上明显有失公正的立场和态度，中美之间有可能由竞争走向对抗。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了诸多的局限，这为该战略的成功实施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应对空间。
(一)“美国重返亚太”的局限性
第一，美国军费削减将极大地影响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复苏中的美国已经无力再拿出如先前一样的资金作为军费。从2011年年底开始的削减
军费的情况来看，美军削减军费的数字呈现上升趋势，这预示着美国军事战略将在未来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美国重返亚太”中的军事部署的进一步实施。
第二，美国政府换届将有可能干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持续性。
美国在2013年1月完成政府的换届。而由于奥巴马在第一届任期内，不仅没有按时兑现其竞选时宣布的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同时，国内经济的低迷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这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来说，可谓“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将在持续性上面临很大的局限。[11]
第三，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牵制将分散其施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力量。
近期以来，中东局势逐步趋紧。埃及出事，土耳其内部不稳定，叙利亚国内的动荡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大都源于宗教冲突，[12]而宗教冲突大都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这也就表明中东局势将很难持续保持稳定。而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带来的是国际油价的波动，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近期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与美国正面的对抗，为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影响。
目前位于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仍高达8～9万，按照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时间表，到2014年，美国才会撤出全部驻阿美军。而近期曝出的驻阿美军的各种劣行使得美国在中东国家的形象再次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近期以来，动荡的中东局势、伊朗核问题以及驻阿美军的情况在资源和外交上严重牵扯着美国的精力，分散了美国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的力量。
第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依靠的东亚国家与美国存在战略目标和策略的分歧。 如前文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向东亚全方位的回归。值得注意的是，其外交、军事以及经济战略能否成功实施都强烈地倚仗东亚国家对于美国的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亚国家无论是在战略目标上还是在具体的策略上都与美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其一，东亚国家奉行的是“经济上依靠中国，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这与美国欲拉拢东亚国家，孤立中国，使美国成为东亚国家主导的目标不符。冷战之后，东亚国家由于担心东亚地区仍然存在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以及领土争端在内的安全问题影响自身发展，由于担心中国崛起后会填补伴随苏联的解体而来的东亚地区的权力真空，因此，大部分东亚国家选择了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加深，相互依赖迅速提高。2010年，中韩贸易超过了2000亿美元，达到2017亿美元。[13]现在，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国。就日本情况来看，在2006年中国占日本的进口份额首次超过美国位居第一以后，截至2009年，中日已互为第一、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则体现得更加明显。2000年到2007年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以26.7％的年增长率增长，2007年达到171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日益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东亚国家这种“两面下注”的行为使得其不可能坚决支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其在战略上与美国的分歧，必将严重制约“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其二，美国与东亚国家在策略层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主要体现在TPP的构建和运转上。美国经济低迷的现状使得TPP内在动力不足。另外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一致的刚性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导致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受损，因而TPP无法得到全部东亚国家的支持。
(二)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
如前文所述，如果“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获得进一步实施，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可能受到威胁，中美平衡关系也将遭到破坏，因此，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国应保持高度的关注。但同样如上文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也就大大削减了其效力。因此，对于这一战略，中国不必要过度紧张。
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四年”开始启动。在重组了外交新班子(由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由雅各布·卢取代盖特纳成为财政部长、由查克·哈格尔继任帕内塔的国防部长职位)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包括亚洲政策)风格也为之一变。笔者看来，这种外交风格的新特点主要有三个：其一，美国外交在近期开始趋于柔性化，这与前任国务卿个性鲜明的对外姿态形成了强烈对比；其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开始回复平衡，改变了近三年来突出亚太的倾向，这一点体现在克里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欧洲中东九国、并于此后3个月内两度再访中东的一系列动作之中；其三，美国的亚洲政策开始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调整趋势。鉴于第三点与其对华政策紧密相关，笔者将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可以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初始阶段的亚洲政策依然大体延续了2010年以来“回归亚洲”的主基调，但其正在着力修正这一战略在第一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因而，近几个月来美国“回归亚洲”的战略在具体政策调整上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首先，为避免国内歧异、减轻本地区国家(主要是中国)误解以及安抚其他地区盟友，奥巴马当局对亚洲政策的定位不再是“回归”、“转向”(pivot)等容易引起争议的描述，而是采用“再平衡”(rebalance)这一较为周全的表达。其次，美国开始注重与中国加强沟通，以减轻过去三年来形成的“互信赤字”。例如，从3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伯恩斯和多尼龙等美国政府高官“排队”访华，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对于加深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了解并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愿望。更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打破既定日程安排提前3个月进行中美首脑会晤、决定邀请习近平主席于6月7日访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美方急欲加强两国沟通，以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7月10～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五届战略与经济对话，非常有成效。再次，美国开始对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借美国进行“再平衡”之际趁机渔利、进而引发地区动荡保持警惕，特别是美国近期对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警告的做法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目标。此外，美国在亚太地区由此前过分强调军事合作逐渐转为强调经济合作(如TPP的规范作用)、白宫开始在外交上重掌主导权等新变化也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
在分析了近期美国亚洲政策所呈现出的三方面新特点之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上述所有调整背后的深层决定因素是美国对华态度的进一步转变。2012年中共十八大完成中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显示出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这是中国在过去10年间国力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
对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尊敬。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更具进取心的趋势，美国抱持着既欢迎又怀疑的心态：一方面，美国希望在解决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主动加强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广大非洲国家的合作心存担忧。在以上几种复杂心态共同作用下，当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审慎性，它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符合美国“规范”的合作伙伴。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期待”有四点：其一，希望中国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制内而非另起炉灶(例如，美国对中国关于“欢迎美国回到亚洲并成为亚洲发展的积极力量”、“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等表态持积极态度)；其二，希望中国能在诸如反恐合作、人道主义救灾、粮食安全、环境问题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问题上作更多贡献；其三，希望中国能在解决阿富汗、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作用；其四，希望中国表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朝着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方向努力，以寻求战略双赢。
在美国对华态度出现新变化以及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之际，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正当其时。此次“习奥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将会为未来4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7月10～11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落实了元首共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总之，在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是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应当努力探求的目标。[14
2、恐怖主义
（1）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主要有哪些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2）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危害
二、恐怖主义的危害
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
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
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大，信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时，恐怖主义也把邪恶的目光瞄准这一领域。
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二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三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
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
三、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政治上的不合理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 野蛮主义潜藏与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品质，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阴暗面。恐怖主义则是野蛮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产物。
2、经济上的不公平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南北关系恶化和最不发达国家贫穷加剧是产生狂热势力的温床。导致南北差距的主要原 因有二。
一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继续发挥恶劣作用的结果。旧秩序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种旧秩序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无法得到应有的体现，它们的发展权受到严重的制约，导致这些国家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
二是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同时并进的，它从整体上加强了发达国家的优势，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战略、发展道路、实际利益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
3、宗教、民族、文化的矛盾是恐怖主义泛滥的主要原因 恐怖主义泛滥是宗教冲突加剧的结果。许多民族矛盾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世界文化问题上存在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导致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
（3）应对之策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策略是:
(一)建立国际反恐怖组织,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法律依据;
1. 鉴于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是超越 国界 的犯罪活动 ,其组织庞大 ,栖身之地也如“狡免三窟”般潜藏在各地。因此 ,仅凭一 国或数国之力是难以将其铲除的 ,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通力协作 ,统一行动 ,方能给恐怖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而要达此 目的 ,当务之急是建立 国际反恐怖主义组织 。国际反恐怖主义组织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即:
一是在联合国的框架 内建立 国际反恐怖机构 。该机构负责协调各国统一开展反恐怖主义的斗争。
二是建立区域性的国际反恐怖组织 该类组织应在《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无论其出现在何地、由谁组织。
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 的反恐怖协调组织该组织应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调两国的反恐怖行动。
建立 国际反恐怖组织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的主导作用 ,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欲使国际反恐怖组织真正发挥其作用 ,关键问题是解决对恐怖主义 的“同一认定” ,必须摈弃一切形式的关于恐怖主义 的双重标准。
(二)各国建立专门的反恐怖机构,实现情报资源共享,协调打击恐怖组织的统一行动;
在取得反 国际恐怖主义共识的基础上 ,各国政府设立专门的反恐怖机构 ,担负起既能制止本国内的恐怖分子的犯罪活动 ,又能与其他国家相应机 构协调反 国际恐怖活动事宜的重任,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三)加强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基础工作;
反恐怖主义 活动的基础工作 主要 由各国政府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实施。大致包括 :
1.加强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是指各国反恐怖工作机构对恐怖犯罪情报的搜集及处理(包括鉴定、分析、整理、汇编、存储、检索、传输 、分发 、交换等所有事宜) 的全部活动和有关措施。
2.加强要害保卫和要人警卫工作。要害,是指对国家安危、国计民生具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单位 ,以及对一个单位的生产、业务活动起命脉作用的部门和部位。要人 ,通常指党、政、军高层领导人以及在社会各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关乎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的其他重要人物 。要害保卫和要人警卫工作,就是 国家安全保卫部门围绕确保要害和要人的安全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建立的各项制度并予以积极落实的全部活动。
3.加强技术防范措施。反恐怖基础工作中的技术防范措施是指用于针对恐怖分子经常出人的场所以及阴谋破坏或袭击的目标的技术设施。它包括监控、检测方面的专用设备以及排除险患等设备。
4.强化户籍管理工作。即通过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 口的 日常管理 ,从中发现恐怖分子或恐怖嫌疑分子以及恐怖活动嫌疑的有关情况。
5.建立专群结合的反恐怖工作布局。即为 了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 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 ,国家各级各类反恐机构不仅要制定相关防范和处置恐怖袭击事件的工作预案,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 ,包括建立一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业应急队伍 ,而且要通过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反恐怖知识、反恐怖意识和反恐怖主义的自觉性。通过上述工作 ,形成各国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天罗地网。
(四)用军事、经济、高新科技等手段打击恐怖组织;
1.军事手段打击 ：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是在采用政治等其他方法无效 的情况下 ,应得 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并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时 ,方可对涉及国家主权 、领土以及国家、民族、人民的尊严或者国际公约 的国际恐怖活动实施之。
2.经济手段打击 ：无疑 ,其雄厚的资金 已成为他们策划、制造各类恐怖事件的必备的重要的条件。因此 ,削弱乃至剥夺其财力 ,切断其资金来源渠道 ,已成为世界各国反恐的共识。具体说 ,如发现并控制可疑资金的流向、冻结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资金账号、查封可疑的洗钱机构、没收或查封与恐怖组织有关的财产,在钻石 、黄金交易等金融领域加强追踪等等。此外 ,加强反洗钱措施 ,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汇款系统和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作为取得资金的渠道或转移资金的手段 ,严厉打击走私、贩运武器 ,严格管制生化制品、放射性材料 ,也是必不可少的。
3. 高新科技手段打击 ：卫星，网络，爆炸探测，电子身份识别系统等等
(五)标本兼治,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意推行的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含有强权政治的成分 ,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不公正 、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形势 ,激化了不同价值观念、宗教 、文化间的冲突 ,从而也加剧 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绝望和怨恨情绪。另一方面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贬低了政治的作用 ,破坏了规章制度 ,从而促进 了一些非法组织的迅速发展。 “基地”组织就是一个 随全球化应运而生 的恐怖组织。因此 ,消除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的强权因素,即不平等因素,使之成为以秩序、公正 、透明和效率为四大基本原则并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新型的全球化已直接关系到国际反恐斗争的成败。其次,基于恐怖主义产生的国内和国际原因 ,各国政府亦应在制定本国的法律及政策时 ,本着平等、和睦的宗 旨实施 ,努力消除腐败 、缓和矛盾 ,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民族团结 ,和睦相处。这也是铲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的根本措施。
3.上海合作组织
（1）精神，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精神：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是本地区国家几年来合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应继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世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主要内容：
政治合作
解决边界问题，巩固成员国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在成员国关切的问题上以上海合作组织名义表示支持，成员国多次阐述对阿富汗、巴以冲突、伊拉克、朝核问题等问题的共同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阿斯塔纳峰会宣言强调改革应遵循最广泛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应为改革设立时限和强行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
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核心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国际上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作了明确定义，并提出成员国合作打击的具体方向、方式及原则。这发生在911事件之前，体现了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远见卓识。上海合作组织由此成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
经济合作
涵盖贸易投资、海关、金融、税收、交通、能源、农业、科技、电信、环保、卫生、教育等领域。
教育合作
2007年8月16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赞同。
2009年上半年，成员国五方协商一致，共同确定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五个专业为优先合作方向，并按照基本的要求和标准遴选出了本国的项目院校，其中哈萨克10所、吉尔吉斯7所、中国10所、俄罗斯16所、塔吉克10所，共计53所。 2010年9月23日，第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增至62所，其中哈萨克13所、吉尔吉斯8所、中国15所、俄罗斯16所、塔吉克10所。
中方的15所项目院校为：纳米技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生态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IT-技术—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区域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大学、黑龙江大学；能源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哈尔滨工业大学。
国际司法合作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于2014年5月20日正式在上海政法学院奠基揭牌，将于2016年全面建成。
2013年9月13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的发言中表示，中方将在上海政法学院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愿意利用这一平台为其他成员国培养司法人才。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落户上海政法学院意义重大，是建国以来上海首个地方高校直接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案例。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主要服务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司法、执法部门官员以及律师、反恐维稳界人士的业务交流。基地还担负国际合作研究，汇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外交领域的资深专家，形成多元化、开放式的研究队伍，建设欧亚研究、上合组织研究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方面研究的理论和外交智库。
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是中央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战略需要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一是可以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外交建设新的着力点，二是可以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新亮点，三是可以成为推动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发力点。
其他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在文化、教育、环保、紧急救灾等领域合作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果。 发展趋势：
（2）上合组织揭示的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理念，或者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
（3）你对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有哪些认识，请指出并说明。
[8][7]
1、（1）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实质
2010年美国提出了回归亚太战略，这是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全球战略调整之一，也是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个政策。虽然美国方面用“战略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新说法取代了有争议的“回归亚太”一说，但其针对中国的实质不变。迄今为止，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早，也是完整的论述是2011年11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她正式高调宣称美国重返亚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含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政治上开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军事上“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经济上欲主导《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激化“南海问题”，使得东亚地区出现离心化趋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对此战略进行了微调。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应继续加大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共识，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概述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整体战略有机的组成部分。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在未来的十年中，战略重点将是东亚地区，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要维持其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通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希拉里阐明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大方面，即可理解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括“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主要措施。
第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的重要作用。所谓“前沿部署性外交”，即将政府高级官员、学者专家、跨国组织工作人员派往东亚各个地区，从而实现美国对于东亚整个地区沟通交流的全覆盖，从而将其影响力无缝式地部署在东亚地区。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就是这一“前沿部署性外交”的具体体现。此次访问是美国国务卿50年来首次访问缅甸。而希拉里此行并不是空手而来，在结束对缅甸的访问之际，她表示将对缅甸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逐步减少或取消对缅经济封锁、旅游限制和进出口限制，并将恢复美缅正常外交关系和考虑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等。[1]而在此前不久，希拉里还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会面，许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新的援助措施，同时商讨南海争议。同时她和奥巴马还分别访问了泰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 第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的重要作用。美国此次对于“多边外交”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参与并主导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要参与并主导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以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从近期美国的行动分析，其“多边外交”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化由其主导的传统东亚多边外交机制。美国提倡积极发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重要作用。在2011年的APEC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演讲中高调表态，其内容涉及人民币汇率、中小企业融资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等问题。[2]问题涉及领域之广证明美国欲将APEC变成东亚各国商讨东亚事务的重要平台并且发挥其作为创始国的议程设置的权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倡导的TPP其实就是其所主导的多边机制之一。美国通过在TPP创设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将美国模式融入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之中，进而为未来稳固和维持其在东亚的地位打好基础。
二是争取在非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外交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积极参加东亚地区国家多边会议，并努力增进与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2011年11月，美国参加了第六届东亚峰会，这也是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此次奥巴马和希拉里同时出席，并且二人在此之前刚刚分别结束了对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和泰国的访问。而此次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安全领域，尤其是南海问题。由此可见，美国希望通过东盟的多边外交渠道，参与东亚事务，尤其是参与安全事务。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与“多边外交”的重要作用，并欲将“多边外交”作为主要的手段，通过整合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机制和非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外交机制，增进东亚国家就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共识，同时，主导东亚国家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发展。
第三，“美国重返严太”战略高度重视“价值观外交”的作用。希拉里认为，对于美国来说，“价值观外交”具有非凡的意义。希拉里认为美国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宣扬是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战略的基础，同样也是重返东亚战略的根基。因此美国将矢志不渝地推动东亚地区国家政府改革，增加保护人权的力度，提倡东亚地区国家增加政治透明度。希拉里还特别提出，美国将把与越南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与越南人权状况相联系，从而推动越南的人权状况改善。希拉里认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将有助于从内部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同样尊重各国的选择。
其次，就军事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强调进一步加固和维持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寻求新的盟友，即“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
第一，就美国进一步加强和维持与传统盟国的关系来看，希拉里强调强化同盟建立的双边共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共识，保证并强化对于同盟国的安全承诺。同时，加大对于东亚地区的军事投入，巩固与盟国的军事关系。另外就是增加与同盟国家在地区问题上的对话沟通。希拉里明确指出，美国必须保证美国与东亚盟国之间的防御能力以及协调机制，使其能够从物质上和操作上遏制东亚任何国家的战争企图。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对美国实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4月份的美菲军演由原有的双边模式转变为多边模式，日本、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均派人参与了演习。由此可见，美国正在加强其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并趋于整合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实力。 第二，就美国寻求新的盟友的行动来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重点关注了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美国实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从2012年起，美国将派遣250名陆军士兵在澳大利
亚北部驻扎，每半年轮换一次，6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而在新加坡，美国则派遣其新型沿海作战舰，以增加其在南海周边的作战能力。
再次，就经济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欲主导TPP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
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开放的亚洲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资、贸易以及获取前沿科技的机遇(Open markets in Asia provide the United States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trade，and access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y)。希拉里还强调，美国公司对于东亚市场的运用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
因此，在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建立。美国将在原有的由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文莱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与签约国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不久前，尽管日本国内农民反对声重重，日本政府还是表示愿意加入TPP。但是美国此次并没有邀请东亚地区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加入TPP，这说明了美国欲排除中国在东亚的势力，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整合了东盟和APEC资源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目标。
综上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一个集合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多层次的综合战略，因此，美国此次重返亚太可以被理解为是“全方位的回归”。
本质上讲，再平衡不是什么新概念，它依然是在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进一步充实。
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都在不断地调整,尤其在奥巴马执政后,对亚太战略作出了更为明显的调整,相应地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亚太摆置于美国全球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平衡美国在全球的实力部署。“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举动来提升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政治上,美国加大了对亚太各国外交的投入；在经济上,美国通过TPP力求掌握亚太经济主导权；在军事上加大了军事人员和装备的部署。通过其整个“再平衡”过程不难看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只不过是霸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延续而已,它追求在亚太地区以大国制衡为着力点,在手段上软硬兼施,希望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多战略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前沿部署性外交”。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在2011年年底高调访问东亚国家，其目的是巩固与传统的同盟伙伴的关系，同时寻找“新朋友”，总的来说，就是要增进其与东亚国家间的互信，把东亚国家拉拢在自己周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拉里在2011年对缅甸的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其在为缅甸带来丰富的“礼物”的同时，还提出了希望缅甸进行民主政体改革等政治要求。这足以见得美国希望将缅甸纳入美国模式之下。而中缅关系的稳固友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美国拆解传统的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东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使它自己成为东亚事务的主导
1、（2）美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或发展思路；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中国。。新时期发展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路
当前， 美国在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及推进 亚太再平衡战略 ， 逐步加大对华战略压力， 同时继续实行对华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 中国应继续以两手对两手， 在外交上保持接触和对话的渠道，经济上以加强合作为主， 对其在政治上 意识形态上和地缘战略上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 进行有理有利 有节的斗争， 把握斗争尺度和分寸， 维持斗而不破， 以斗争促合作
第一， 考虑建立中美协同开展亚太区域治理的新型合作模式
当前， 中国的外交战略不可能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必须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扩大已有的利益交汇点， 增强中美合作的基础， 减少中美之间的对抗 例如，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课题，中国和美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 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履行国际义务， 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 经贸关系仍然不失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 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经济贸易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基轴之一 中国积极以经贸政策推动中美两国的合作，一方面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寻求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 而美国国内企业界看好中国的大市场， 积极推动美国政界制定政策发展对华经济合作关系， 所以经济外交是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美国在华投资和商品出口提供了机会， 形成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相互依存今后要继续扩大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交流， 使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加速器 同时，考察中美经贸关系， 要看到两国互利双赢是主流，经贸摩擦是常态化的事务， 不能不重视， 但是没有必要过度忧虑， 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第三， 在安全领域， 中国没有必要完全将美国视为必然的战略敌手 在复杂交织的中美合作与斗争中， 区分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 如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 和次核心部分在处理中美关系中十分重要， 在对外交往中对国家核心利益要全力维护， 决不妥协 如台湾问题关系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中方一直要求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 以实际行动恪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严肃承诺，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第四， 中美双方的信息沟通渠道必须保障顺畅 中美两国发生危机的重要因素往往在于信息沟通不畅通， 很多信息被误读 例如， 中美建交前关于售台武器问题， 曾经因为中美双方对建交协议文本的理解不同而引发外交危机， 甚至几乎使建交搁浅， 最后是中美双方领导人从长远战略出发化解了这场危机 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双方外交危机的多次化解， 在于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和磋商，如中美撞机事件 中美多次贸易争端等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之
间保持接触和沟通的重要渠道， 对于完善中美两国的危机管理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妥善处理大国关系 倡导国际合作的重要尝试
第五， 加大周边外交与睦邻外交的力度 其中， 中俄关系是重中之重， 要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大力加强与周边国家， 尤其与印度 东盟等战略地位重要的周边国家的关系， 多与它们增信释疑， 求同存异， 为国内经济建设经营好一个和谐 稳定的大周边。
中美关系今后仍然会有起伏， 因为美国视中国为推行其全球霸权战略的潜在 威胁 ， 不会完全放弃打压 遏制中国的政策， 中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会坚决反遏制 反演化 反孤立 尽管如此，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美两国同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所面临的共同的发展机遇十分宝贵， 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互补性强， 所以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韧性 新时期， 要本着政治上放眼全局 经济上互惠互利 安全上 斗而不破 等思路和策略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表明美国此次要“全方位回归”。而美国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现有东亚地区的格局，而这必将影响到作为东亚区域内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而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
(一)“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依存度已日趋加深，另外，在反恐、全球公共治理、核不扩散、维持地区和平等政治层面，美国也需要获得中国的大力支持。然而，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例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升值以及中美贸易等。因此，在定位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时，笔者沿用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的“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3]的说法。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继续实施，将有可能导致中美由“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走向对抗。具体来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平衡关系主要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东海、南海问题”。
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中，日本单方面改变法理状态，打破中日默契，这是钓鱼岛问题恶化的原因。而日本敢这么做，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回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偏袒日本的立场。 自2011年5月南海争端再次爆发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和越南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2011年11月，依据“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对南海问题的存在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其一，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
其二，加强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
其三，整合现有的军事资源
美国以上三方面的行动不仅无益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反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使得南海问题有走向战争的危险。美国明显偏袒菲律宾一方的有失公平的行为大大增强了菲律宾在解决南海问题过程中运用武力的信心，从而增加南海地区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在近期发生的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官方的强硬态度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一，也是中美平衡得以维持的重要底线，美国的行为必将触及底线而其结果必将是与中国由竞争关系走向对抗。
第二，美国欲构建排除中国的TPP，同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使得东亚地区离心化明显。 其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倡导建立的TPP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中国被排除在其创始成员国之外。这体现出美国欲在东亚建立一种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霸权。这在某种层面上，孤立了中国，使得一个东亚区域外大国成为东亚事务的领导者，造成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离心化。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前沿部署性外交”。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在2011年年底高调访问东亚国家，其目的是巩固与传统的同盟伙伴的关系，同时寻找“新朋友”，总的来说，就是要增进其与东亚国家间的互信，把东亚国家拉拢在自己周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拉里在2011年对缅甸的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其在为缅甸带来丰富的“礼物”的同时，还提出了希望缅甸进行民主政体改革等政治要求。这足以见得美国希望将缅甸纳入美国模式之下。而中缅关系的稳固友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美国拆解传统的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东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使它自己成为东亚事务的主导。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南海问题，造成了东亚的离心化，在更深的程度上是对维持中美平衡关系的两大底线形成挑战。美国在南海周边的行动挑战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而美国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TPP，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平衡关系得以维持的经济合作基础进行破坏，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将有可能破坏中美平衡关系。
三、“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局限性与中国的应对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一旦进一步实施，将会对中美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如果美国坚持其在南海问题上明显有失公正的立场和态度，中美之间有可能由竞争走向对抗。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了诸多的局限，这为该战略的成功实施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应对空间。
(一)“美国重返亚太”的局限性
第一，美国军费削减将极大地影响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复苏中的美国已经无力再拿出如先前一样的资金作为军费。从2011年年底开始的削减
军费的情况来看，美军削减军费的数字呈现上升趋势，这预示着美国军事战略将在未来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美国重返亚太”中的军事部署的进一步实施。
第二，美国政府换届将有可能干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持续性。
美国在2013年1月完成政府的换届。而由于奥巴马在第一届任期内，不仅没有按时兑现其竞选时宣布的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同时，国内经济的低迷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这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来说，可谓“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将在持续性上面临很大的局限。[11]
第三，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牵制将分散其施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力量。
近期以来，中东局势逐步趋紧。埃及出事，土耳其内部不稳定，叙利亚国内的动荡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大都源于宗教冲突，[12]而宗教冲突大都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这也就表明中东局势将很难持续保持稳定。而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带来的是国际油价的波动，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近期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与美国正面的对抗，为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影响。
目前位于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仍高达8～9万，按照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时间表，到2014年，美国才会撤出全部驻阿美军。而近期曝出的驻阿美军的各种劣行使得美国在中东国家的形象再次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近期以来，动荡的中东局势、伊朗核问题以及驻阿美军的情况在资源和外交上严重牵扯着美国的精力，分散了美国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的力量。
第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依靠的东亚国家与美国存在战略目标和策略的分歧。 如前文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向东亚全方位的回归。值得注意的是，其外交、军事以及经济战略能否成功实施都强烈地倚仗东亚国家对于美国的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亚国家无论是在战略目标上还是在具体的策略上都与美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其一，东亚国家奉行的是“经济上依靠中国，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这与美国欲拉拢东亚国家，孤立中国，使美国成为东亚国家主导的目标不符。冷战之后，东亚国家由于担心东亚地区仍然存在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以及领土争端在内的安全问题影响自身发展，由于担心中国崛起后会填补伴随苏联的解体而来的东亚地区的权力真空，因此，大部分东亚国家选择了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加深，相互依赖迅速提高。2010年，中韩贸易超过了2000亿美元，达到2017亿美元。[13]现在，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国。就日本情况来看，在2006年中国占日本的进口份额首次超过美国位居第一以后，截至2009年，中日已互为第一、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则体现得更加明显。2000年到2007年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以26.7％的年增长率增长，2007年达到171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日益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东亚国家这种“两面下注”的行为使得其不可能坚决支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其在战略上与美国的分歧，必将严重制约“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其二，美国与东亚国家在策略层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主要体现在TPP的构建和运转上。美国经济低迷的现状使得TPP内在动力不足。另外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一致的刚性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导致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受损，因而TPP无法得到全部东亚国家的支持。
(二)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
如前文所述，如果“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获得进一步实施，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可能受到威胁，中美平衡关系也将遭到破坏，因此，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国应保持高度的关注。但同样如上文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也就大大削减了其效力。因此，对于这一战略，中国不必要过度紧张。
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四年”开始启动。在重组了外交新班子(由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由雅各布·卢取代盖特纳成为财政部长、由查克·哈格尔继任帕内塔的国防部长职位)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包括亚洲政策)风格也为之一变。笔者看来，这种外交风格的新特点主要有三个：其一，美国外交在近期开始趋于柔性化，这与前任国务卿个性鲜明的对外姿态形成了强烈对比；其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开始回复平衡，改变了近三年来突出亚太的倾向，这一点体现在克里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欧洲中东九国、并于此后3个月内两度再访中东的一系列动作之中；其三，美国的亚洲政策开始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调整趋势。鉴于第三点与其对华政策紧密相关，笔者将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可以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初始阶段的亚洲政策依然大体延续了2010年以来“回归亚洲”的主基调，但其正在着力修正这一战略在第一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因而，近几个月来美国“回归亚洲”的战略在具体政策调整上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首先，为避免国内歧异、减轻本地区国家(主要是中国)误解以及安抚其他地区盟友，奥巴马当局对亚洲政策的定位不再是“回归”、“转向”(pivot)等容易引起争议的描述，而是采用“再平衡”(rebalance)这一较为周全的表达。其次，美国开始注重与中国加强沟通，以减轻过去三年来形成的“互信赤字”。例如，从3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伯恩斯和多尼龙等美国政府高官“排队”访华，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对于加深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了解并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愿望。更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打破既定日程安排提前3个月进行中美首脑会晤、决定邀请习近平主席于6月7日访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美方急欲加强两国沟通，以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7月10～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五届战略与经济对话，非常有成效。再次，美国开始对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借美国进行“再平衡”之际趁机渔利、进而引发地区动荡保持警惕，特别是美国近期对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警告的做法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目标。此外，美国在亚太地区由此前过分强调军事合作逐渐转为强调经济合作(如TPP的规范作用)、白宫开始在外交上重掌主导权等新变化也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
在分析了近期美国亚洲政策所呈现出的三方面新特点之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上述所有调整背后的深层决定因素是美国对华态度的进一步转变。2012年中共十八大完成中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显示出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这是中国在过去10年间国力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
对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尊敬。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更具进取心的趋势，美国抱持着既欢迎又怀疑的心态：一方面，美国希望在解决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主动加强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广大非洲国家的合作心存担忧。在以上几种复杂心态共同作用下，当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审慎性，它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符合美国“规范”的合作伙伴。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期待”有四点：其一，希望中国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制内而非另起炉灶(例如，美国对中国关于“欢迎美国回到亚洲并成为亚洲发展的积极力量”、“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等表态持积极态度)；其二，希望中国能在诸如反恐合作、人道主义救灾、粮食安全、环境问题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问题上作更多贡献；其三，希望中国能在解决阿富汗、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作用；其四，希望中国表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朝着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方向努力，以寻求战略双赢。
在美国对华态度出现新变化以及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之际，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正当其时。此次“习奥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将会为未来4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7月10～11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落实了元首共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总之，在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是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应当努力探求的目标。[14
2、恐怖主义
（1）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主要有哪些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2）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危害
二、恐怖主义的危害
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
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
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大，信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时，恐怖主义也把邪恶的目光瞄准这一领域。
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二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三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
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
三、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政治上的不合理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 野蛮主义潜藏与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品质，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阴暗面。恐怖主义则是野蛮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产物。
2、经济上的不公平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南北关系恶化和最不发达国家贫穷加剧是产生狂热势力的温床。导致南北差距的主要原 因有二。
一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继续发挥恶劣作用的结果。旧秩序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种旧秩序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无法得到应有的体现，它们的发展权受到严重的制约，导致这些国家产生一系列严重问题。
二是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同时并进的，它从整体上加强了发达国家的优势，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战略、发展道路、实际利益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
3、宗教、民族、文化的矛盾是恐怖主义泛滥的主要原因 恐怖主义泛滥是宗教冲突加剧的结果。许多民族矛盾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世界文化问题上存在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导致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
（3）应对之策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策略是:
(一)建立国际反恐怖组织,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法律依据;
1. 鉴于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是超越 国界 的犯罪活动 ,其组织庞大 ,栖身之地也如“狡免三窟”般潜藏在各地。因此 ,仅凭一 国或数国之力是难以将其铲除的 ,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通力协作 ,统一行动 ,方能给恐怖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而要达此 目的 ,当务之急是建立 国际反恐怖主义组织 。国际反恐怖主义组织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即:
一是在联合国的框架 内建立 国际反恐怖机构 。该机构负责协调各国统一开展反恐怖主义的斗争。
二是建立区域性的国际反恐怖组织 该类组织应在《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无论其出现在何地、由谁组织。
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 的反恐怖协调组织该组织应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调两国的反恐怖行动。
建立 国际反恐怖组织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的主导作用 ,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欲使国际反恐怖组织真正发挥其作用 ,关键问题是解决对恐怖主义 的“同一认定” ,必须摈弃一切形式的关于恐怖主义 的双重标准。
(二)各国建立专门的反恐怖机构,实现情报资源共享,协调打击恐怖组织的统一行动;
在取得反 国际恐怖主义共识的基础上 ,各国政府设立专门的反恐怖机构 ,担负起既能制止本国内的恐怖分子的犯罪活动 ,又能与其他国家相应机 构协调反 国际恐怖活动事宜的重任,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三)加强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基础工作;
反恐怖主义 活动的基础工作 主要 由各国政府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实施。大致包括 :
1.加强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是指各国反恐怖工作机构对恐怖犯罪情报的搜集及处理(包括鉴定、分析、整理、汇编、存储、检索、传输 、分发 、交换等所有事宜) 的全部活动和有关措施。
2.加强要害保卫和要人警卫工作。要害,是指对国家安危、国计民生具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单位 ,以及对一个单位的生产、业务活动起命脉作用的部门和部位。要人 ,通常指党、政、军高层领导人以及在社会各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关乎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的其他重要人物 。要害保卫和要人警卫工作,就是 国家安全保卫部门围绕确保要害和要人的安全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建立的各项制度并予以积极落实的全部活动。
3.加强技术防范措施。反恐怖基础工作中的技术防范措施是指用于针对恐怖分子经常出人的场所以及阴谋破坏或袭击的目标的技术设施。它包括监控、检测方面的专用设备以及排除险患等设备。
4.强化户籍管理工作。即通过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 口的 日常管理 ,从中发现恐怖分子或恐怖嫌疑分子以及恐怖活动嫌疑的有关情况。
5.建立专群结合的反恐怖工作布局。即为 了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 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 ,国家各级各类反恐机构不仅要制定相关防范和处置恐怖袭击事件的工作预案,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 ,包括建立一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业应急队伍 ,而且要通过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反恐怖知识、反恐怖意识和反恐怖主义的自觉性。通过上述工作 ,形成各国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天罗地网。
(四)用军事、经济、高新科技等手段打击恐怖组织;
1.军事手段打击 ：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是在采用政治等其他方法无效 的情况下 ,应得 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并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时 ,方可对涉及国家主权 、领土以及国家、民族、人民的尊严或者国际公约 的国际恐怖活动实施之。
2.经济手段打击 ：无疑 ,其雄厚的资金 已成为他们策划、制造各类恐怖事件的必备的重要的条件。因此 ,削弱乃至剥夺其财力 ,切断其资金来源渠道 ,已成为世界各国反恐的共识。具体说 ,如发现并控制可疑资金的流向、冻结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资金账号、查封可疑的洗钱机构、没收或查封与恐怖组织有关的财产,在钻石 、黄金交易等金融领域加强追踪等等。此外 ,加强反洗钱措施 ,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汇款系统和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作为取得资金的渠道或转移资金的手段 ,严厉打击走私、贩运武器 ,严格管制生化制品、放射性材料 ,也是必不可少的。
3. 高新科技手段打击 ：卫星，网络，爆炸探测，电子身份识别系统等等
(五)标本兼治,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意推行的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含有强权政治的成分 ,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不公正 、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形势 ,激化了不同价值观念、宗教 、文化间的冲突 ,从而也加剧 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绝望和怨恨情绪。另一方面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贬低了政治的作用 ,破坏了规章制度 ,从而促进 了一些非法组织的迅速发展。 “基地”组织就是一个 随全球化应运而生 的恐怖组织。因此 ,消除当前全球化过程中的强权因素,即不平等因素,使之成为以秩序、公正 、透明和效率为四大基本原则并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新型的全球化已直接关系到国际反恐斗争的成败。其次,基于恐怖主义产生的国内和国际原因 ,各国政府亦应在制定本国的法律及政策时 ,本着平等、和睦的宗 旨实施 ,努力消除腐败 、缓和矛盾 ,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民族团结 ,和睦相处。这也是铲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的根本措施。
3.上海合作组织
（1）精神，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精神：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是本地区国家几年来合作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应继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世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主要内容：
政治合作
解决边界问题，巩固成员国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在成员国关切的问题上以上海合作组织名义表示支持，成员国多次阐述对阿富汗、巴以冲突、伊拉克、朝核问题等问题的共同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阿斯塔纳峰会宣言强调改革应遵循最广泛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应为改革设立时限和强行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
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核心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国际上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作了明确定义，并提出成员国合作打击的具体方向、方式及原则。这发生在911事件之前，体现了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远见卓识。上海合作组织由此成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
经济合作
涵盖贸易投资、海关、金融、税收、交通、能源、农业、科技、电信、环保、卫生、教育等领域。
教育合作
2007年8月16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赞同。
2009年上半年，成员国五方协商一致，共同确定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五个专业为优先合作方向，并按照基本的要求和标准遴选出了本国的项目院校，其中哈萨克10所、吉尔吉斯7所、中国10所、俄罗斯16所、塔吉克10所，共计53所。 2010年9月23日，第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增至62所，其中哈萨克13所、吉尔吉斯8所、中国15所、俄罗斯16所、塔吉克10所。
中方的15所项目院校为：纳米技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生态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IT-技术—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区域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大学、黑龙江大学；能源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哈尔滨工业大学。
国际司法合作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于2014年5月20日正式在上海政法学院奠基揭牌，将于2016年全面建成。
2013年9月13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的发言中表示，中方将在上海政法学院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愿意利用这一平台为其他成员国培养司法人才。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落户上海政法学院意义重大，是建国以来上海首个地方高校直接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案例。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主要服务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司法、执法部门官员以及律师、反恐维稳界人士的业务交流。基地还担负国际合作研究，汇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外交领域的资深专家，形成多元化、开放式的研究队伍，建设欧亚研究、上合组织研究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方面研究的理论和外交智库。
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是中央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战略需要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一是可以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外交建设新的着力点，二是可以成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新亮点，三是可以成为推动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发力点。
其他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在文化、教育、环保、紧急救灾等领域合作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果。 发展趋势：
（2）上合组织揭示的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理念，或者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
（3）你对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有哪些认识，请指出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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