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什么勃兰兑斯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如果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那么又说明了什么？在评述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的基础上，回顾勃兰兑斯在中国的世纪之旅，可以反思近百年来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 键 词勃兰兑斯文学史观批评方法认同误读 作者杨冬，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圆，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如果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首次提到“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算起，勃兰兑斯及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介绍到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了。为什么在众多的１９世纪外国文学史著作中，唯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中国备受青睐？为什么它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如果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的话，那么它又说明了什么？ 一 的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仿佛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六幕历史剧，尽管登场的主角只有英、法、德３国，但却力图为我们展示１９世纪前期欧洲文学的演变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同于一般的国别文学史，而更像是一部比较文学史。另一方面，从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勃兰兑斯也试图把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学描述为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与其他文学史著作相比，这两点或许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最显著的特征。然而，由于简单化的处理，上述两点恰好也成为该著为人诟病的地方。显然，当勃兰兑斯试图梳理出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时，尽管作了有益的尝试，但其中也存在着大量浮泛的比附和轻率的评语。在许多情况下，他往往根据个人印象，泛泛地谈论“法国人通常在观察中寻求诗意，德国人在强烈的感情中寻求诗意，而英国人则在想象力中寻求诗意”［１］。其结果，便以浮泛的印象取代了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同样，该著把１９世纪前期的欧洲文学描述为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也是采取了一种相当简单化的做法。应当认识到，文学史的演变远比所谓“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复杂得多，具体到作家作品更需要作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勃兰兑斯过分强调了文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以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平心而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与批评方法并无多少独创，其学术渊源多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圣勃夫和泰纳那里。在他看来，探讨１９世纪欧洲文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勾画出这一时期的心理轮廓，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２］乍听起来，这的确是一个新颖的说法，其实，这无非是重复了泰纳的论调。更何况，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拘泥于“心理学”这一术语的话，那么，所谓“按照心理学观点来处理文学史”，只是意味着“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３］。而类似的见解在１９世纪文学研究中早已普遍流行，勃兰兑斯并没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一般说来，尽管勃兰兑斯多次谈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但他对民族精神并未给予多大重视。他更为关注的是时代精神对文学演变的决定性影响。他总是强调，时代精神是“一切真正文学生命的血液”，对一个作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便是他的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到他那时代最进步思想的渗透”［４］。且不说在拜伦、雪莱、雨果和海涅身上，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就是那些消极躲避社会的诗人，其创作倾向也只能从时代精神那里得到最终的阐释。因此，“时代精神”在他那里就成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用来解释形形色色立场迥异的作家。在如此宽泛的用法中，这个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它确切的内涵。 与此同时，勃兰兑斯还更多地受到圣勃夫的传记式批评方法的影响。这种批评方法的特点在于，从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性气质来说明他的创作，又通过作品来研究作家的生平与个性。勃兰兑斯高度评价了圣勃夫的批评事业。在他看来，尽管圣勃夫缺乏系统性，但却为近代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在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后发现了人”［５］。在批评实践中，勃兰兑斯一方面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作家的生平与个性；另一方面，他又往往将文学作品视为作家的自传，在字里行间追寻作家本人的踪迹。凡此种种，不仅落入了传记式批评的窠臼，而且也与文学演变受制于时代精神的看法发生了抵触。 这表明，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尽管涉猎广泛，文笔生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它既没有为我们提供独特的理论视野，也没有为我们提供新颖的批评方法。因此，在２０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发生急剧变革之际，这部曾经赢得众多读者和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也就难逃遭人遗忘的厄运。据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所言，１９１４年６月，当勃兰兑斯到美国作有关莎士比亚的演讲时，曾经轰动一时。然而，曾几何时，勃兰兑斯在德国和法国几乎已无人知晓，在英、美两国也仅仅徒有其名。如此巨大的变化足以说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二 如果说《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那么，它却幸运地在中国找到了知音。迄今为止，它不仅是惟一完整译介到中国来的一部１９世纪西方文学史著作，而且从鲁迅到当代文坛，这部著作几乎始终受到中国批评家的赞誉。审视这两种命运的巨大反差，其中的奥秘很值得我们深思。 早在《摩罗诗力说》（１９０７）中，鲁迅就两次提及“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以后，在《致徐懋庸》（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一信中，鲁迅推荐道：“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Ｇ． Ｂｒａｎｄｅｓ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是很可看的。”而在《由聋而哑》（１９３３）一文中，有感于五四以来忽视介绍外国思潮的错误倾向，鲁迅更是引述了这位批评家的意见：“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由此可见，鲁迅是把勃兰兑斯当作“精神界之战士”来加以推崇的。 从１９３６年起，韩侍桁所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前四卷。但由于抗战爆发，第五、六卷始终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译者从译稿中抽取出部分章节，辑成《拜伦评传》、《海涅评传》和《法国作家评传》分别出版。在此前后，中国批评界对勃兰兑斯也作了更多的评介。１９２０年，陈嘏在《东方杂志》第１７卷第５号上发表《布兰兑司》一文。不仅赞誉这位批评家是“世界的大思想家大文豪，现代欧洲文坛的一颗大明星”，而且夸大其词地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称为“１９世纪欧洲文坛的一大产物，研究近代文学近代思想的一部惟一的大史著”。胡愈之在该文的附记中则颇有感慨地说：“我盼望中国产生几个布兰兑司，把世界文学引到中国来，又把中国文学传到世界去。” 郑振铎在其《文学大纲》中突出强调了勃兰兑斯对“写实主义”的贡献。勃兰兑斯“以其充满精力且具有深湛之研究的《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丹麦作家。他认为丹麦文学是死了的，是太技巧了，太辽远于人生了。文学一定要与人生直接有关，而解释人生的问题；文学必须大胆无畏的表现出社会的实际问题。”瞿秋白也指出：“他的历史文化学上的见解是属于泰纳一派的，并且也是圣倍夫一派的‘心理传记主义者’。”［６］后来，张芝联也在一篇书评中，探讨了勃兰兑斯的批评方法与圣勃夫、泰纳之间的学术渊源。［７］
不过，中国批评家更看重的是勃兰兑斯作为一个批评家所起的社会作用。韩侍桁认为，《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它把初期的民主主义的精神输进到文艺园地里来，并以此为衡量文艺价值的标准；其次，它不把批评作成学究的说教，而造成有机的活的艺术”。［８］李长之则在《北欧文学》（１９４４）一书“自序”中赞叹道：“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窥一斑而见全豹。即使在这些简短的评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即不仅倡导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创作，也普遍认同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兰兑斯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并非偶然，而是顺应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勃兰兑斯并未被人遗忘，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５８年重印了韩侍桁所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８０年代初，当西方现代文论尚未大量涌入中国之际，勃兰兑斯再度走红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约请一批翻译家重新翻译了这部著作，而且在“出版前言”里对它作了高度评价，称它是“一部严肃的、丰富的、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而绿原的文章，则集中表述了这种传统的观点。“他没有把文学写成孤零零的天才活动的汇集，而是将它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他把这个过程始终看作进步和反动斗争过程，而且预言进步终归会胜利，这是二；他密切注意作家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的联系，从没有片面地探索超时空条件的心灵，这是三”［９］。如果考虑到１９世纪一批优秀的文学史著作至今尚未译介过来，而勃兰兑斯的著作竟然在中国享有如此盛誉，我们就不能不对此感到惊讶。 如今翻阅８０年代中期的文学评论杂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被引用率之高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然而，有些批评家因满足于一知半解，对勃兰兑斯的误读也流行开来。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时，也认为：“勃兰兑斯的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不仅把文学一般地视为‘人’学，而且承认文学是人的精神主体运动的历史。”［１０］显然，这些误读是与中国文学“向内转”的倾向相一致的，也说明我们在接受西方文论时始终具有很强的功利性。 综上所述，如果从鲁迅算起，勃兰兑斯及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介绍到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了。时至今日，他之所以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就是因为他的著作满足了中国文学批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期待视野。或许可以这样说，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导倾向是激进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是“拿来”主义的。因此，我们也就特别看重勃兰兑斯的激进立场，推崇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对他取法西欧文学以唤醒本国作家的做法也能产生深切的共鸣。与此同时，我们却很少对他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进行深入的学术评价，对他的种种缺陷也几乎视而不见。因此，回顾勃兰兑斯在中国的世纪之旅，我们不禁感到一种茫然：这是勃兰兑斯的幸运呢，抑或是中国学术界的不幸呢？ 参考文献： ［１］［２］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２２、２ ［３］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１１ ［４］［５］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６、３７６ ［６］瞿秋白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 １１９７ ［７］西洋文学． １９４０（３） ［８］拜伦评传“译者引言”，国际文化服务社，１９５０ ［９］绿原．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读书，１９８４（４） ［１０］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 文学评论，１９８５（６） 特约编辑萧戎
内容提要为什么勃兰兑斯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如果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那么又说明了什么？在评述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的基础上，回顾勃兰兑斯在中国的世纪之旅，可以反思近百年来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 键 词勃兰兑斯文学史观批评方法认同误读 作者杨冬，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圆，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如果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首次提到“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算起，勃兰兑斯及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介绍到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了。为什么在众多的１９世纪外国文学史著作中，唯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中国备受青睐？为什么它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如果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的话，那么它又说明了什么？ 一 的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仿佛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六幕历史剧，尽管登场的主角只有英、法、德３国，但却力图为我们展示１９世纪前期欧洲文学的演变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同于一般的国别文学史，而更像是一部比较文学史。另一方面，从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勃兰兑斯也试图把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学描述为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与其他文学史著作相比，这两点或许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最显著的特征。然而，由于简单化的处理，上述两点恰好也成为该著为人诟病的地方。显然，当勃兰兑斯试图梳理出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时，尽管作了有益的尝试，但其中也存在着大量浮泛的比附和轻率的评语。在许多情况下，他往往根据个人印象，泛泛地谈论“法国人通常在观察中寻求诗意，德国人在强烈的感情中寻求诗意，而英国人则在想象力中寻求诗意”［１］。其结果，便以浮泛的印象取代了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同样，该著把１９世纪前期的欧洲文学描述为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也是采取了一种相当简单化的做法。应当认识到，文学史的演变远比所谓“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复杂得多，具体到作家作品更需要作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勃兰兑斯过分强调了文学与政治斗争的联系，以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平心而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与批评方法并无多少独创，其学术渊源多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圣勃夫和泰纳那里。在他看来，探讨１９世纪欧洲文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勾画出这一时期的心理轮廓，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２］乍听起来，这的确是一个新颖的说法，其实，这无非是重复了泰纳的论调。更何况，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拘泥于“心理学”这一术语的话，那么，所谓“按照心理学观点来处理文学史”，只是意味着“尽可能深入地探索现实生活，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３］。而类似的见解在１９世纪文学研究中早已普遍流行，勃兰兑斯并没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一般说来，尽管勃兰兑斯多次谈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但他对民族精神并未给予多大重视。他更为关注的是时代精神对文学演变的决定性影响。他总是强调，时代精神是“一切真正文学生命的血液”，对一个作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便是他的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到他那时代最进步思想的渗透”［４］。且不说在拜伦、雪莱、雨果和海涅身上，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就是那些消极躲避社会的诗人，其创作倾向也只能从时代精神那里得到最终的阐释。因此，“时代精神”在他那里就成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用来解释形形色色立场迥异的作家。在如此宽泛的用法中，这个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它确切的内涵。 与此同时，勃兰兑斯还更多地受到圣勃夫的传记式批评方法的影响。这种批评方法的特点在于，从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性气质来说明他的创作，又通过作品来研究作家的生平与个性。勃兰兑斯高度评价了圣勃夫的批评事业。在他看来，尽管圣勃夫缺乏系统性，但却为近代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在作品里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后发现了人”［５］。在批评实践中，勃兰兑斯一方面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作家的生平与个性；另一方面，他又往往将文学作品视为作家的自传，在字里行间追寻作家本人的踪迹。凡此种种，不仅落入了传记式批评的窠臼，而且也与文学演变受制于时代精神的看法发生了抵触。 这表明，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尽管涉猎广泛，文笔生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它既没有为我们提供独特的理论视野，也没有为我们提供新颖的批评方法。因此，在２０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发生急剧变革之际，这部曾经赢得众多读者和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也就难逃遭人遗忘的厄运。据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所言，１９１４年６月，当勃兰兑斯到美国作有关莎士比亚的演讲时，曾经轰动一时。然而，曾几何时，勃兰兑斯在德国和法国几乎已无人知晓，在英、美两国也仅仅徒有其名。如此巨大的变化足以说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二 如果说《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那么，它却幸运地在中国找到了知音。迄今为止，它不仅是惟一完整译介到中国来的一部１９世纪西方文学史著作，而且从鲁迅到当代文坛，这部著作几乎始终受到中国批评家的赞誉。审视这两种命运的巨大反差，其中的奥秘很值得我们深思。 早在《摩罗诗力说》（１９０７）中，鲁迅就两次提及“丹麦评骘家勃阑兑思”。以后，在《致徐懋庸》（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一信中，鲁迅推荐道：“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Ｇ． Ｂｒａｎｄｅｓ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是很可看的。”而在《由聋而哑》（１９３３）一文中，有感于五四以来忽视介绍外国思潮的错误倾向，鲁迅更是引述了这位批评家的意见：“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由此可见，鲁迅是把勃兰兑斯当作“精神界之战士”来加以推崇的。 从１９３６年起，韩侍桁所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前四卷。但由于抗战爆发，第五、六卷始终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译者从译稿中抽取出部分章节，辑成《拜伦评传》、《海涅评传》和《法国作家评传》分别出版。在此前后，中国批评界对勃兰兑斯也作了更多的评介。１９２０年，陈嘏在《东方杂志》第１７卷第５号上发表《布兰兑司》一文。不仅赞誉这位批评家是“世界的大思想家大文豪，现代欧洲文坛的一颗大明星”，而且夸大其词地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称为“１９世纪欧洲文坛的一大产物，研究近代文学近代思想的一部惟一的大史著”。胡愈之在该文的附记中则颇有感慨地说：“我盼望中国产生几个布兰兑司，把世界文学引到中国来，又把中国文学传到世界去。” 郑振铎在其《文学大纲》中突出强调了勃兰兑斯对“写实主义”的贡献。勃兰兑斯“以其充满精力且具有深湛之研究的《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丹麦作家。他认为丹麦文学是死了的，是太技巧了，太辽远于人生了。文学一定要与人生直接有关，而解释人生的问题；文学必须大胆无畏的表现出社会的实际问题。”瞿秋白也指出：“他的历史文化学上的见解是属于泰纳一派的，并且也是圣倍夫一派的‘心理传记主义者’。”［６］后来，张芝联也在一篇书评中，探讨了勃兰兑斯的批评方法与圣勃夫、泰纳之间的学术渊源。［７］
不过，中国批评家更看重的是勃兰兑斯作为一个批评家所起的社会作用。韩侍桁认为，《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它把初期的民主主义的精神输进到文艺园地里来，并以此为衡量文艺价值的标准；其次，它不把批评作成学究的说教，而造成有机的活的艺术”。［８］李长之则在《北欧文学》（１９４４）一书“自序”中赞叹道：“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窥一斑而见全豹。即使在这些简短的评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即不仅倡导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创作，也普遍认同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兰兑斯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并非偶然，而是顺应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勃兰兑斯并未被人遗忘，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５８年重印了韩侍桁所译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８０年代初，当西方现代文论尚未大量涌入中国之际，勃兰兑斯再度走红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约请一批翻译家重新翻译了这部著作，而且在“出版前言”里对它作了高度评价，称它是“一部严肃的、丰富的、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而绿原的文章，则集中表述了这种传统的观点。“他没有把文学写成孤零零的天才活动的汇集，而是将它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他把这个过程始终看作进步和反动斗争过程，而且预言进步终归会胜利，这是二；他密切注意作家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的联系，从没有片面地探索超时空条件的心灵，这是三”［９］。如果考虑到１９世纪一批优秀的文学史著作至今尚未译介过来，而勃兰兑斯的著作竟然在中国享有如此盛誉，我们就不能不对此感到惊讶。 如今翻阅８０年代中期的文学评论杂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被引用率之高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然而，有些批评家因满足于一知半解，对勃兰兑斯的误读也流行开来。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时，也认为：“勃兰兑斯的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不仅把文学一般地视为‘人’学，而且承认文学是人的精神主体运动的历史。”［１０］显然，这些误读是与中国文学“向内转”的倾向相一致的，也说明我们在接受西方文论时始终具有很强的功利性。 综上所述，如果从鲁迅算起，勃兰兑斯及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介绍到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了。时至今日，他之所以在西方早已被人遗忘，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就是因为他的著作满足了中国文学批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期待视野。或许可以这样说，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导倾向是激进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是“拿来”主义的。因此，我们也就特别看重勃兰兑斯的激进立场，推崇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对他取法西欧文学以唤醒本国作家的做法也能产生深切的共鸣。与此同时，我们却很少对他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进行深入的学术评价，对他的种种缺陷也几乎视而不见。因此，回顾勃兰兑斯在中国的世纪之旅，我们不禁感到一种茫然：这是勃兰兑斯的幸运呢，抑或是中国学术界的不幸呢？ 参考文献： ［１］［２］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２２、２ ［３］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１１ ［４］［５］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６、３７６ ［６］瞿秋白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 １１９７ ［７］西洋文学． １９４０（３） ［８］拜伦评传“译者引言”，国际文化服务社，１９５０ ［９］绿原．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读书，１９８４（４） ［１０］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 文学评论，１９８５（６） 特约编辑萧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