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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权力退出，秩序维持依靠交易和自愿谈判，以及博弈妥协。现实生活中，农村是国家权力薄弱的地区，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观察农村秩序运行，有助于理解自由社会的一些规则。宗族长辈充当纠纷裁判，婚丧嫁娶的分子钱包含保险功能，过继收养十分宽松，这些在发达的自由社会都能找到映射物。这里我只想谈一些产权取得和界定规则。城市里一切财产权的取得、边界、放弃、转让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出于种种原因，很多规则会发生扭曲。最典型莫过于拾得遗失物之后无人认领，法律规定“归国家所有”，这在农村不可想象。观察农村产权状况，很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农村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土地变财产当然需要开垦管理，不可能漫山划地，据为己有。包产到户改革之前已有耕地我就不说，只说说后来新增加的土地财产。按照法律规定，村庄附近林田归集体所有。其实在村民观念里，它们本来就是无主地。开荒种地很随意，谁都可以干，无需任何人批准，即使邻村村民前来也无人阻拦。农民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捍卫集体土地毫无兴趣。早些年跨村开恳的情形很少，毕竟跑到其他村子开荒干活不方便。近年来跨村开恳多一些，也没什么阻碍。三十年前农田搞承包到户，原始财产权都有登记在册，山林则完全自发调整，现在产权迁延模糊到什么模样，难以想象。最近十几二十年很多荒山野林被开荒种植，没听说什么申请登记。
开荒种地虽然自由，却没法太随意。距离村庄近、引水方便和山坡阳面的荒地大抵都已开垦完毕，真要见缝插针，就要避免和既有权益发生冲突。比如说有些榛榛莽莽的树林，其实是一片疏于管理的经济林；开荒辟地要烧山火，一不小心就窜到别家林地；种竹林是件麻烦事，地下竹鞭会像藤蔓一样乱窜，给邻家果园带来困扰；水稻田边上如果种上烟草，可能收成会受影响；水利更是个大问题，等等。因此村庄附近虽有边角荒地，它们不是没有开垦价值，就是容易引起麻烦。烧荒开恳总要到远山去，往往要走半天路程。
确立土地产权以何为标记？烧荒。在一片土地上烧荒，就是产权宣示。有异议的会在这段时间提出。烧荒通常在冬季，离春季种植的雨水季节还有一段时间——从这段时间起，这片土地虽然没有种植，却有了主人。没什么意外的话，这片土地的产权可以传给子子孙孙，村里没人会有意见。现在村里的稻田果园，很多都是祖辈传下来，一遍一遍地翻耕。
你可能会想，烧荒就能占大片土地，未免太容易了，会不会有人将大面积无主山林烧荒，再据为己有。据我所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过。我的猜测是：大面积烧荒受到管制，同时很容易殃及别家产业。更为重要的原因：烧荒只是产权宣示，实质上是要开恳。大面积烧荒，却无力管理（这一点很多没经验的人难以理解，开恳种植实在是一件大量耗时耗力，产出又低的工作，并非多多益善），最后只能撂荒。撂荒要满几年才算“无主地”，我问过几个村民没有一致答案，一般做法是打声招呼就重新开荒。我有位叔叔曾经养了一片橘林，疏于管理，逐渐地野草丛生。我父亲接手管理几年，后来索性放弃——现在被谁接管，还是彻底撂荒，或是被谁重新开垦，我不得而知。这座村庄肯定有很多水田山林经历了这样的沧桑兴衰。
至于土地产权的买卖租赁，就更寻常了。法律对农村承包土地的转租、买卖一直不予承认。最初农村土地的转承包，还有一个“本村村民优先”。也就是说，这片地你不想再承包，得先询问本村意见，没人接手才能转给其他村村民。这种规定我只见于纸面，从没有看到它起作用。从我幼年起，农民租赁买卖承包的土地很常见。早年村里有位老农担心儿女不孝，迟迟不肯分家，他又无力耕种，竟将稻田租给几个儿子，每至稻熟收租。我幼年时家中粮食紧张，父母就到邻村租田，收获之后交稻租。还有一种做法是“换田”，以水田换旱地，以果园换稻田，等等。买卖农田较少，但是也发生过。如果只是简单购买去种植，就简单得多，私下交易即可。如果买地为盖新房，这是“改变土地用途”，往往需要获得政府部门批准。早些年政府出于扶贫减贫指标，对盖新房的土地批文宽松得很，近几年就麻烦得多。
说那么多农村产权观念朴素的好话，说说坏话。比较糟糕的是水源问题，一条水渠经过，由于水量分配的问题往往变成导火索——积怨深厚就会引发械斗。可惜我没见过这等壮观场面。一个原因是，本村实在太小，熟人社会，很多村民往上数几辈是同一祖宗，有了矛盾宗族能人就开会解决，绝大多数架都打不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生得太晚，从记事起经济就一路发展，村里新修水渠，甚至打井引泉，用水泵抽水，没有需要打架的那一刻。过去肯定是打过架的，本村里打过，和邻村的也打过，这个我听老人说过，无需讳言。
说说其他有趣的“侵权问题”。小时候村里不逢年、不过节，偶尔会莫名其妙地放一场电影。这通常是村里某人偷砍林木竹子被抓，赔偿之后，“公开道歉”。这是被普遍接受的私人解决。村里人一边看电影一边交头接耳，就都知道了事情原委。这个奇怪的风俗源自哪里？我猜是源自集体生活时代，大队利用看电影的聚会，点名通报“挖社会主义墙角”分子。
农村房屋建设和产权处理，也有很多复杂规则。举个例子说，本地房屋产权边界通常不是外墙，而是屋檐下的那道雨水线。屋檐不能越过邻居围墙。院里打井要事先和邻居商量，因为可能导致邻家的井水位下降，至于如何解决，不懂。总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规则。
描述那么多农村社会的产权规则，我无意探讨这些规则的生成机理。想说明的仅仅是，在一个政府没有深入治理的环境下，产权和秩序并没有瓦解。没有政府的法令文书，产权登记，民众的产权意识依然顽强，并且形成复杂的秩序规则。财产权并不依据法律而存在，相反法律必得尊重真实的财产秩序，否则将被无视，甚至破坏产权。这些自发形成的财产权规则，蕴含了多少珍贵的自由。传统农村之贫穷落后，主要原因还在于人口较少分布稀疏，缺乏资本和知识积累，以及政府的侵犯和剥夺。至于现代化所需要的产权意识，我觉得恰恰在农村保存得朴素完整，还没有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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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权力退出，秩序维持依靠交易和自愿谈判，以及博弈妥协。现实生活中，农村是国家权力薄弱的地区，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观察农村秩序运行，有助于理解自由社会的一些规则。宗族长辈充当纠纷裁判，婚丧嫁娶的分子钱包含保险功能，过继收养十分宽松，这些在发达的自由社会都能找到映射物。这里我只想谈一些产权取得和界定规则。城市里一切财产权的取得、边界、放弃、转让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出于种种原因，很多规则会发生扭曲。最典型莫过于拾得遗失物之后无人认领，法律规定“归国家所有”，这在农村不可想象。观察农村产权状况，很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农村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土地变财产当然需要开垦管理，不可能漫山划地，据为己有。包产到户改革之前已有耕地我就不说，只说说后来新增加的土地财产。按照法律规定，村庄附近林田归集体所有。其实在村民观念里，它们本来就是无主地。开荒种地很随意，谁都可以干，无需任何人批准，即使邻村村民前来也无人阻拦。农民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捍卫集体土地毫无兴趣。早些年跨村开恳的情形很少，毕竟跑到其他村子开荒干活不方便。近年来跨村开恳多一些，也没什么阻碍。三十年前农田搞承包到户，原始财产权都有登记在册，山林则完全自发调整，现在产权迁延模糊到什么模样，难以想象。最近十几二十年很多荒山野林被开荒种植，没听说什么申请登记。
开荒种地虽然自由，却没法太随意。距离村庄近、引水方便和山坡阳面的荒地大抵都已开垦完毕，真要见缝插针，就要避免和既有权益发生冲突。比如说有些榛榛莽莽的树林，其实是一片疏于管理的经济林；开荒辟地要烧山火，一不小心就窜到别家林地；种竹林是件麻烦事，地下竹鞭会像藤蔓一样乱窜，给邻家果园带来困扰；水稻田边上如果种上烟草，可能收成会受影响；水利更是个大问题，等等。因此村庄附近虽有边角荒地，它们不是没有开垦价值，就是容易引起麻烦。烧荒开恳总要到远山去，往往要走半天路程。
确立土地产权以何为标记？烧荒。在一片土地上烧荒，就是产权宣示。有异议的会在这段时间提出。烧荒通常在冬季，离春季种植的雨水季节还有一段时间——从这段时间起，这片土地虽然没有种植，却有了主人。没什么意外的话，这片土地的产权可以传给子子孙孙，村里没人会有意见。现在村里的稻田果园，很多都是祖辈传下来，一遍一遍地翻耕。
你可能会想，烧荒就能占大片土地，未免太容易了，会不会有人将大面积无主山林烧荒，再据为己有。据我所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过。我的猜测是：大面积烧荒受到管制，同时很容易殃及别家产业。更为重要的原因：烧荒只是产权宣示，实质上是要开恳。大面积烧荒，却无力管理（这一点很多没经验的人难以理解，开恳种植实在是一件大量耗时耗力，产出又低的工作，并非多多益善），最后只能撂荒。撂荒要满几年才算“无主地”，我问过几个村民没有一致答案，一般做法是打声招呼就重新开荒。我有位叔叔曾经养了一片橘林，疏于管理，逐渐地野草丛生。我父亲接手管理几年，后来索性放弃——现在被谁接管，还是彻底撂荒，或是被谁重新开垦，我不得而知。这座村庄肯定有很多水田山林经历了这样的沧桑兴衰。
至于土地产权的买卖租赁，就更寻常了。法律对农村承包土地的转租、买卖一直不予承认。最初农村土地的转承包，还有一个“本村村民优先”。也就是说，这片地你不想再承包，得先询问本村意见，没人接手才能转给其他村村民。这种规定我只见于纸面，从没有看到它起作用。从我幼年起，农民租赁买卖承包的土地很常见。早年村里有位老农担心儿女不孝，迟迟不肯分家，他又无力耕种，竟将稻田租给几个儿子，每至稻熟收租。我幼年时家中粮食紧张，父母就到邻村租田，收获之后交稻租。还有一种做法是“换田”，以水田换旱地，以果园换稻田，等等。买卖农田较少，但是也发生过。如果只是简单购买去种植，就简单得多，私下交易即可。如果买地为盖新房，这是“改变土地用途”，往往需要获得政府部门批准。早些年政府出于扶贫减贫指标，对盖新房的土地批文宽松得很，近几年就麻烦得多。
说那么多农村产权观念朴素的好话，说说坏话。比较糟糕的是水源问题，一条水渠经过，由于水量分配的问题往往变成导火索——积怨深厚就会引发械斗。可惜我没见过这等壮观场面。一个原因是，本村实在太小，熟人社会，很多村民往上数几辈是同一祖宗，有了矛盾宗族能人就开会解决，绝大多数架都打不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生得太晚，从记事起经济就一路发展，村里新修水渠，甚至打井引泉，用水泵抽水，没有需要打架的那一刻。过去肯定是打过架的，本村里打过，和邻村的也打过，这个我听老人说过，无需讳言。
说说其他有趣的“侵权问题”。小时候村里不逢年、不过节，偶尔会莫名其妙地放一场电影。这通常是村里某人偷砍林木竹子被抓，赔偿之后，“公开道歉”。这是被普遍接受的私人解决。村里人一边看电影一边交头接耳，就都知道了事情原委。这个奇怪的风俗源自哪里？我猜是源自集体生活时代，大队利用看电影的聚会，点名通报“挖社会主义墙角”分子。
农村房屋建设和产权处理，也有很多复杂规则。举个例子说，本地房屋产权边界通常不是外墙，而是屋檐下的那道雨水线。屋檐不能越过邻居围墙。院里打井要事先和邻居商量，因为可能导致邻家的井水位下降，至于如何解决，不懂。总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规则。
描述那么多农村社会的产权规则，我无意探讨这些规则的生成机理。想说明的仅仅是，在一个政府没有深入治理的环境下，产权和秩序并没有瓦解。没有政府的法令文书，产权登记，民众的产权意识依然顽强，并且形成复杂的秩序规则。财产权并不依据法律而存在，相反法律必得尊重真实的财产秩序，否则将被无视，甚至破坏产权。这些自发形成的财产权规则，蕴含了多少珍贵的自由。传统农村之贫穷落后，主要原因还在于人口较少分布稀疏，缺乏资本和知识积累，以及政府的侵犯和剥夺。至于现代化所需要的产权意识，我觉得恰恰在农村保存得朴素完整，还没有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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