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方赞孙力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年08期
一、引言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史专家。从1914年出版《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再到他生命最后的九年写作，可以说，《经济分析史》是他用尽一生去书写，但却仍未完成的一部著作。[1]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充分体现了他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
他将经济分析史等同于“经济学史”，“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2]
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的提问时，熊彼特认为“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的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3] 这些收获可以分为四类：(1)在教学上，消除学生在学习当前经济学时，产生的“缺乏方向和意义”的感觉。(2)从中得到新的灵感。(3)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有助于从中提炼出实用的或者叙述性的逻辑。(4)描述“科学观念的源流”，以助于在当前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和分歧中进行辨别和选择。
在明确了经济分析史研究的目的之后，熊彼特进一步阐释了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二、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
经济分析史研究的主体——“经济分析”——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首先，经济分析具有科学性质；其次，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是有区别的；最后，熊彼特强调，经济分析中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偏见”的渗入。
(一)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
熊彼特给“科学”下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定义：科学就是经过提炼的常识，经过工具(或“技术”)加工的知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炼或加工的程序规则，或者称之为“方法”，“现在以及很可能将来总是处于争论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4]。这便要求我们在探讨各个时期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时，同样需要对其方法予以关注。
经济分析的主要技术包括：历史(经济史)、统计和“理论”。后来又加上经济社会学。经济史是指过去的和当前的经济事实，它和经济社会学，以及统计结合起来，实际构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事实。尽管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统计都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技术，但它们毕竟是属于其他学科专家的专业分工。经济学家的分工则在于制造各种分析性的“理论”。
“理论”就是由假说、推理程式以及各种概念、概念间的关系和处理关系的方法组成的集合，这一部分被称为“经济理论”，或者理论经济学，也或者“纯”经济学。“经济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工具箱”。
经济学家们运用这些分析技术(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技术)，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取得一定的结果：这便是“经济分析”，或者用熊彼特的术语称为“科学的经济学”。[5] 经济分析史也就是一部关于“经济理论”，以及分析中各种技术结合使用的“方法”的历史。
(二)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
熊彼特将“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思想”区分开来：
“……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6]
在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中，当然有可能包含分析性的内容，但显然其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加入非科学性的内容。这些非科学性的内容就好比是经济分析穿上的“外套”：一件被称为“特殊的辩护”(special pleadings)，它是为特定集团利益作出辩护；第二件则是经济学家对它们观察的过程给予的价值判断。
熊彼特认为：考察事实，以及发展考察事实的工具，是一回事；而从某种道德的或文化的立场去评价这些事实，或者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某种政策，或为某种利益进行辩护，这是另一回事。经济分析与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是应该、也是能够区分开来的。
并且经济分析的历史发展，与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可以是由同样的经济分析工具得出的；而同一种政策和思想，也有可能得自不同的分析工具。
(三)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
在对“科学”进行定义时，熊彼特还强调了科学的社会学性质，即科学为一部分专门人员掌握，具有专业化的性质。这便涉及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人员本身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的社会地位(social location)和历史时代影响了他在观察和分析中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他的观念或观念体系的形成，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或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
这种意识形态偏见是无处不在的。它和特殊辩护以及价值判断相区分开来，后两者只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流露。[7]“我们的问题是要探知意识形态偏见在何种程度上，会或者已经成为了科学经济学(这样称呼可能已经不合适了)的发展的一部分”。
经济学的科学过程(scientific procedure)，往往是从研究者对经济现象，由某一角度作出的想象(vision)开始，并进一步将这种想象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之后，在收集“事实”和“理论”研究的永不休止的互动关联中(an endless chain of give and take)，事实检验和建议新的分析工具(理论)，而理论的发展也促进新的事实的认识。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科学。在这里“意识形态”表现为：研究者或观察者，因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局限，在对经济事物进行观察而得出的想象中，产生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的“偏见”(bias)。
田国强将现代经济学研究分为五个步骤的观点[8]，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想的现代注释。作为经济分析的第一步：经济环境的界定，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现实的想象，这便是“意识形态”的入口，也往往是各种争论的根源。而第五步“评估比较”，则可能包含价值判断与政策建议的内容，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中间部分的经济分析工作，以及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使用。
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规则，也就是田国强所指的经济研究中的第二、三、四步——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甚至“有助于从我们开始工作的想象中消除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消除的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识形态。[9]
(四)小结：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分析既包含了“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各种分析技术结合的方法问题；所以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也就是历史演变中的“经济理论”和方法。
其次，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思想。所以在经济分析史的研究范围内，不包含“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的内容，那些是属于经济政策史，或者“关于经济的流行看法史”的范围。
再次，由于经济分析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在经济分析史的研究中，不仅要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同样要关注其中蕴藏的意识形态。
三、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方法
经济分析史是一门历史的学科，最基本的方法当然是历史的方法，即具体地描述经济分析的产生、内容、发展和影响等一系列历史过程。另外一种基本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即比较各种经济分析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异同，并且这种比较往往是将当代的、或者是研究者所主张的经济学作为基准，来评判和梳理历史上的其他的经济学。
显然除了这两种基本方法之外，经济分析史的研究还建立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层次，是将其他学科作为本时代经济学的背景，探寻他们或多或少的联系，[10] 这种运用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这样的联系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主观性。
而另一种层次，则是将其他学科作为“用于研究科学的科学”加以运用，即利用各种学科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或方法，以经济学为对象的研究。尽管熊彼特明确提出了认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笔者认为在这种层次的联系中，还应该借鉴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可以参照科学史的研究。从以下几种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心理学、政治学、道德学、形而上学等学科：[11]
(1)经济学心理学。当研究的对象落在某一位具体的经济学家身上时，运用心理学，研究经济学家关于其经济分析产生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问题。
(2)经济学政治学。考察在政治范围内，经济学发展计划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制约和影响的问题。
(3)经济学道德学。考察的是经济学的道德性，即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4)经济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经济学与人的世界观，以及经济学与特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运用并不是把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史与其他的科学相混同，而是强调在对经济学的历史演变进行具体描述的基础之上，以认识“庐山真面目”为目的的运用。尤其研究涉及“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时，借助其他科学的角度和方法将是必然的。
四、总结
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研究思想，是以他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独特认识为核心的。这一观点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时的演说中[12] 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经济分析，亦即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在逻辑上，经济分析应该与基于某种道德或文化立场所做出的评价区分开来。同时由于科学的社会性质，经济学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偏见的渗入。科学前的想象是意识形态的来源，但同时也是我们科学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尽管它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可没有它们我们又寸步难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对这一思想的回顾、梳理和延伸——注重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科学成分，并且吸收借鉴科学史的研究方法——是期望能够拓展国内经济学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丰富其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讲，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以及经济事务的科学研究实践也是有着基础性意义的。
作者介绍：付方赞，孙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作者：付方赞孙力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年08期
一、引言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史专家。从1914年出版《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再到他生命最后的九年写作，可以说，《经济分析史》是他用尽一生去书写，但却仍未完成的一部著作。[1]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充分体现了他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
他将经济分析史等同于“经济学史”，“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2]
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的提问时，熊彼特认为“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的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只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3] 这些收获可以分为四类：(1)在教学上，消除学生在学习当前经济学时，产生的“缺乏方向和意义”的感觉。(2)从中得到新的灵感。(3)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有助于从中提炼出实用的或者叙述性的逻辑。(4)描述“科学观念的源流”，以助于在当前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和分歧中进行辨别和选择。
在明确了经济分析史研究的目的之后，熊彼特进一步阐释了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二、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
经济分析史研究的主体——“经济分析”——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首先，经济分析具有科学性质；其次，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是有区别的；最后，熊彼特强调，经济分析中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偏见”的渗入。
(一)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
熊彼特给“科学”下了一个十分广泛的定义：科学就是经过提炼的常识，经过工具(或“技术”)加工的知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炼或加工的程序规则，或者称之为“方法”，“现在以及很可能将来总是处于争论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4]。这便要求我们在探讨各个时期经济分析的科学性质时，同样需要对其方法予以关注。
经济分析的主要技术包括：历史(经济史)、统计和“理论”。后来又加上经济社会学。经济史是指过去的和当前的经济事实，它和经济社会学，以及统计结合起来，实际构成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事实。尽管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统计都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技术，但它们毕竟是属于其他学科专家的专业分工。经济学家的分工则在于制造各种分析性的“理论”。
“理论”就是由假说、推理程式以及各种概念、概念间的关系和处理关系的方法组成的集合，这一部分被称为“经济理论”，或者理论经济学，也或者“纯”经济学。“经济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工具箱”。
经济学家们运用这些分析技术(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技术)，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取得一定的结果：这便是“经济分析”，或者用熊彼特的术语称为“科学的经济学”。[5] 经济分析史也就是一部关于“经济理论”，以及分析中各种技术结合使用的“方法”的历史。
(二)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
熊彼特将“经济分析”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思想”区分开来：
“……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6]
在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中，当然有可能包含分析性的内容，但显然其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加入非科学性的内容。这些非科学性的内容就好比是经济分析穿上的“外套”：一件被称为“特殊的辩护”(special pleadings)，它是为特定集团利益作出辩护；第二件则是经济学家对它们观察的过程给予的价值判断。
熊彼特认为：考察事实，以及发展考察事实的工具，是一回事；而从某种道德的或文化的立场去评价这些事实，或者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某种政策，或为某种利益进行辩护，这是另一回事。经济分析与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是应该、也是能够区分开来的。
并且经济分析的历史发展，与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可以是由同样的经济分析工具得出的；而同一种政策和思想，也有可能得自不同的分析工具。
(三)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
在对“科学”进行定义时，熊彼特还强调了科学的社会学性质，即科学为一部分专门人员掌握，具有专业化的性质。这便涉及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人员本身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的社会地位(social location)和历史时代影响了他在观察和分析中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他的观念或观念体系的形成，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或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
这种意识形态偏见是无处不在的。它和特殊辩护以及价值判断相区分开来，后两者只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流露。[7]“我们的问题是要探知意识形态偏见在何种程度上，会或者已经成为了科学经济学(这样称呼可能已经不合适了)的发展的一部分”。
经济学的科学过程(scientific procedure)，往往是从研究者对经济现象，由某一角度作出的想象(vision)开始，并进一步将这种想象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之后，在收集“事实”和“理论”研究的永不休止的互动关联中(an endless chain of give and take)，事实检验和建议新的分析工具(理论)，而理论的发展也促进新的事实的认识。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科学。在这里“意识形态”表现为：研究者或观察者，因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局限，在对经济事物进行观察而得出的想象中，产生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的“偏见”(bias)。
田国强将现代经济学研究分为五个步骤的观点[8]，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想的现代注释。作为经济分析的第一步：经济环境的界定，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现实的想象，这便是“意识形态”的入口，也往往是各种争论的根源。而第五步“评估比较”，则可能包含价值判断与政策建议的内容，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中间部分的经济分析工作，以及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的使用。
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规则，也就是田国强所指的经济研究中的第二、三、四步——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甚至“有助于从我们开始工作的想象中消除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消除的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识形态。[9]
(四)小结：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分析既包含了“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各种分析技术结合的方法问题；所以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也就是历史演变中的“经济理论”和方法。
其次，经济分析区别于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思想。所以在经济分析史的研究范围内，不包含“特殊辩护”和价值判断的内容，那些是属于经济政策史，或者“关于经济的流行看法史”的范围。
再次，由于经济分析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存在，在经济分析史的研究中，不仅要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同样要关注其中蕴藏的意识形态。
三、经济分析史研究的方法
经济分析史是一门历史的学科，最基本的方法当然是历史的方法，即具体地描述经济分析的产生、内容、发展和影响等一系列历史过程。另外一种基本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即比较各种经济分析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异同，并且这种比较往往是将当代的、或者是研究者所主张的经济学作为基准，来评判和梳理历史上的其他的经济学。
显然除了这两种基本方法之外，经济分析史的研究还建立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层次，是将其他学科作为本时代经济学的背景，探寻他们或多或少的联系，[10] 这种运用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这样的联系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主观性。
而另一种层次，则是将其他学科作为“用于研究科学的科学”加以运用，即利用各种学科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或方法，以经济学为对象的研究。尽管熊彼特明确提出了认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笔者认为在这种层次的联系中，还应该借鉴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可以参照科学史的研究。从以下几种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心理学、政治学、道德学、形而上学等学科：[11]
(1)经济学心理学。当研究的对象落在某一位具体的经济学家身上时，运用心理学，研究经济学家关于其经济分析产生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问题。
(2)经济学政治学。考察在政治范围内，经济学发展计划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制约和影响的问题。
(3)经济学道德学。考察的是经济学的道德性，即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4)经济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经济学与人的世界观，以及经济学与特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运用并不是把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史与其他的科学相混同，而是强调在对经济学的历史演变进行具体描述的基础之上，以认识“庐山真面目”为目的的运用。尤其研究涉及“看不见”的意识形态时，借助其他科学的角度和方法将是必然的。
四、总结
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研究思想，是以他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独特认识为核心的。这一观点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时的演说中[12] 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经济分析，亦即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在逻辑上，经济分析应该与基于某种道德或文化立场所做出的评价区分开来。同时由于科学的社会性质，经济学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偏见的渗入。科学前的想象是意识形态的来源，但同时也是我们科学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尽管它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可没有它们我们又寸步难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思想。对这一思想的回顾、梳理和延伸——注重研究经济思想史中的科学成分，并且吸收借鉴科学史的研究方法——是期望能够拓展国内经济学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丰富其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讲，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以及经济事务的科学研究实践也是有着基础性意义的。
作者介绍：付方赞，孙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