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学刊 2001年第4期
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景占魁 冯素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鸦片战争后, 清朝丧权辱国, 内外交困, 致使晋商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不能不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连遭失败加上它又与腐败的清政府紧密的结托, 所以, 随着清朝的灭亡, 晋
商也走到了尽头。
关键词:晋商; 衰落原因
中图分类号:F119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 04-0066-09
自19世纪后期即清朝咸丰、同治时期开始, 晋商急剧地衰落了下来。
晋商何以衰落? 笔者认为, 晋商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商帮, 它的种种活动及其归宿, 都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实现的。它不可能超越当时社会给它提供的环境条件, 也不能不受当时社会各种因素和中国历史的制约, 其命运必然要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有把晋商的活动与归宿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 结合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以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 对晋商在此期间的活动加以考察, 才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出晋商衰落的原因。
一、山河破碎, 国运日衰, 使晋商陷入绝境
晋商从清康雍乾三朝开始, 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 正是清朝的极盛时期。中国在发展程度上处于与西欧大体同步的时期。但是, 仅仅过了一百多年, 西方的许多国家迅速崛起, 而自诩为德业盛大的清王朝却明显地衰微落后。
大清帝国国运的衰微, 究其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乾隆二十年前后,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乾隆皇帝感到清朝进入了 全盛 、 盛满 时期, 从此将 持盈保泰 作为其基本的治国方略[1]。这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 由于它丧失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动力, 只是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 陶醉于自我无比完美的幻觉之中, 因而就很难从更新更高的要求上与日益发展着的西方国家相比, 为国家的未来发展, 再接再励, 励精图治。也很难居安思危, 对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保持清醒的头脑, 未雨绸缪。所以, 它定然满而招损, 导致国运的衰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收稿日期:2001-04-15
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2]。清王朝的这种治国方略, 不仅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而且也必然地要影响到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活动及其命运。
晋商后来的衰落, 固然与其 守成求稳 的治商方略所导致的一些方面的保守、不思进取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他们固守 以末起家, 以本守之 的信条, 在其全盛时期即将商业利润的大部分用以购置土地, 筑造居室, 修建坟莹, 或是将钱财进行窖藏。据有关史料记载, 浑源、榆次二州县不少富商大户就 多购置田地 。河南连年荒灾时, 山西富户闻迅赴豫, 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 [3]。曲沃县商人在河南经商获得数十万银两, 购田买地, 使其土地在数年内 猛增到600多顷 。至清中叶以后, 晋商的窖藏之物又多以货币为主。与此同时, 奢糜之风在晋商中也日益漫延开来, 乾隆至道光期间晋商得势之时, 饰亭台, 聚古玩, 买妓童于吴阊, 购美玉于燕赵, 纵籀博蓄优伶宾从杂, 一言之悦, 乾没万金不问 同治以后, 晋商中不少人 无论致富已成未成, 皆急于享受而不求再进 。[4]。自
但是晋商的这种治商方略, 毕竟是局部的, 而清王朝的治国方略则是带全局性的、指导整个国家运行的纲领方略, 所以, 它所导致的国运衰微, 就会必然地影响到晋商的命运。鸦片战争后, 清王朝昔日的威风被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扫而光, 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不仅使大清朝在政治上丧权辱国, 而且在经济上也给列强的侵略提供了诸多便利。在外压内挤这种双重夹攻下, 晋商不仅在国内的购销市场逐渐消失, 并因此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最明显的事例, 莫过于晋商与俄商的的茶叶贸易。本来, 晋商经过百般艰辛开拓出茶叶之路后, 在道光十七至十九年(公元1837 1839年) 间, 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7万多俄磅, 价值800万卢布。可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俄天津条约 、 中俄北京条约 的签定, 使俄国取得了沿海七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 的通商权, 其后,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的签定, 俄国又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可以深入到中国内地掠取物产和推销其商品。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 , 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销天津海关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于是, 从同治元年开始, 俄商即在过去被晋商垄断着的湖北、湖南茶叶贩运地区上, 陆续建立了茶栈, 收购和贩运茶叶, 加上他们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 以及水陆并运的便利, (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 于沿海至天津, 然后由陆路经恰克图运往欧洲) , 所以, 其贩茶业务扶摇直上, 从同治四年到同治六年(公元1865 1867年) 即由164 7万多磅, 猛增至近866万磅。而与此相反, 晋商的茶叶贩运基地不但被俄商占去, 而且在贩运上又不能享受与外商一样的待遇, 在清政府限制下, 晋商贩运茶叶要付数倍于俄商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至张家口经过的63个厘金分卡, 下来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后来, 晋商为了节省运费, 准备把湖北的茶叶经水路运至天津, 再走陆路贩往俄国, 但清政府却对这一计划横加干涉, 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因此, 在这双重打击下, 晋商在恰克图的对俄茶叶贸易迅速
[5]衰落。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 其商号即由原来的120家减少到了4家。
再如晋商开设的票号, 道光初年(公元1823 1826年) , 晋商改营票号业渐形高涨。其间, 平遥城一下子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大商家改组成了票号。之后不久, 虽然有第一次鸦片
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可是, 一方面由于当时清政府向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还为数不多, 且多在南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同时,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主要是其商品的输入, 金融资本的侵入还相当有限。各国银行仅在香港、广州和东南沿海城市设立了一些分号, 对设于北京、天津、太原这些内地和北方地区的山西票号, 尚未形成多大冲击。另一方面,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尽管已设于南方的一些山西票号受到打击, 一度收缩、撤庄, 可是, 由于战争阻断了清政府的饷路, 倒给山西票号染指于清政府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契机。从同治元年开始, 票号相继为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海关向京师汇兑京饷, 从而在同治元年至同治四年(公元1862 1865年) 间, 山西票号出现了它开办的第二个高潮。仅同治元年, 山西票号就开办了7家。而在此之前, 除祁(县) 太(谷) 平(遥) 帮的票号共15家外, 全国其他地方尚无一家办票号者。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前, 全国的金融业几乎处于被山西票号的垄断之中。山西票号不仅数量增多, 开办的地域相继扩大, 由内地向沿海和边远地区开拓, 而且, 其业务的重心, 也由以往单一的商业汇兑为主, 转向 存放业务 , 并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 好景不长, 在这之后, 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在列强的强迫下, 清政府不但向外开放的口岸和被列强租借与割让的地方越来越多, 并由沿海和长江沿线向内地逐渐深入, 而且, 这时的列强, 在并不减少对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 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以满足其在华掠夺原料和修筑铁路、开采矿产, 以及开办其他工厂的需要, 于是, 列强在中国纷纷扩建或新设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据统计, 甲午战争前, 外国在华设立银行仅7家, 其分支机构共15个, 而从1895年到1913年间, 即增为13家85个分支机构。他们依恃雄厚的金融实力, 通过政治贷款、发行纸币, 很快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命脉。在此情况下, 山西票号由内地向南方沿海发展的势头不仅受到严重阻挠, 而且, 随着晋商在国内的购销市场日益缩小, 其投入商业运营的资本也大量减少。加之山西票号又与清政府结托的日益加紧, 逐渐使其沦为清政府的御用财权金融机构, 所以, 随着清帝国国运不断衰落, 晋商也衰落了下来。
晋商的衰落, 充分说明, 清帝国国运的衰落, 是导致晋商衰落的主要原因。国运昌盛, 百业兴旺, 国运衰微, 百业凋蔽, 此乃亘古之理。一个国家, 任何事业的发达与否, 都与国家命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国运不昌, 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兴盛起来, 即使有, 也不会长久。鸦片战争后, 在大清朝气数渐尽, 国运日衰, 中国被西方列强任意宰割欺凌, 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种国将不国的历史趋势下, 连清王朝的江山社稷都已朝不保夕, 区区晋商的命运又怎么能好起来呢? 晋商如此, 其他商帮的命运也大体如此, 商业如此, 其他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6]
二、生产力的极端落后, 使晋商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到失败
商业是整个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否, 与社会经济的是否发展至关重要, 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好坏, 以及包括着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晋商在康雍乾三朝所以能很快由兴而盛,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期间清王朝通过
圈地运动 的废止, 推行了新的土地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实行了 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和 摊丁入亩 、 地丁银 这些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减轻了农民负担,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国家的统一, 使国内处于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 因而,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农业、工商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增加, 国库存储丰厚。据经合组织(OECD) 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 1820年时(清嘉庆二十五年) , 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28 7%(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 , 人口占世界总人数的35 5%[7]。正因为如此, 晋商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商号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甚至将其业务拓展到俄罗斯、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并成为恰克图中俄贸易中的主角。
但从实行 持盈保泰 的治国方略以来, 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走向衰微, 而自嘉庆、道光之后, 这种状况更甚。过去潜在的一些社会矛盾日益暴露且日益加剧。官员的贪赃枉法、骄奢淫逸, 政令不行、军备松驰等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爆动频频发生, 从1842年至1850年, 就有90多起。并且, 随着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势头的加剧所导致的土地频繁转让, 土地兼并现象加重, 使土地的所有权更加高度集中而土地的使用权更加分散发展, 因而, 小农经济非但没有削弱, 反而进一步加强, 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与此同时, 清政府为改变日益恶化的财权状况, 封建剥削越来越重。自乾隆以后, 附加税陆续有之, 而从咸丰开始, 加征加派, 加征加税更是层出不穷, 到光绪后, 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此外, 清政府还以 筹划经费 、 开捐输 、 著赔 、 公赔 、 摊赔 、 溢领 等名目进行搜刮[8], 以解决历次战争消耗的军费和向列强的赔款。凡此, 都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和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因封建制度的桎梏, 以及统治者对包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革的鄙视, 也极其低下, 分散的、以个体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生产, 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 其生产工具和操作技术, 一直沿袭着上千年来的传统。因此, 不仅农产品的数量有限, 而且其商品化的程度也很低。在工业生产上, 虽然山西等地的矿产及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冶炼、铸造、纺织、酿造、巢丝、编织等生产也历史悠久, 入清以来曾有过相当的发展。可是, 这些生产都是手工业生产, 除了分散零乱、规模小、资本少之外, 其生产设备、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 也都极为原始落后, 因此, 其产品成本高、数量少、品种式样单调, 质量也难以保证, 商品化程度相当之低。凡此, 都不能不使晋商在其商品的供应和销售上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交通的不便和运输手段的落后, 晋商在内外贸易的竞争中, 其优势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而就在这期间, 西方国家不仅于十八世纪前后即清康乾时期, 先后完成了以产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 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且在此基础上又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亦即清嘉庆朝初期, 开始了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且不说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逐渐被后起的美、德资本主义国家赶上, 就连沙俄和日本这些较落后的国家, 通过废除农奴制和 明治维新 , 其资本主义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并且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使其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 特别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 以及珍尼纺织机的发明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投入, 不仅使纺织、机械、冶炼等工业生产能力大大加强, 而且也为铁路交通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 在列
强争夺殖民地的大高潮中, 都把生产力落后而市场又十分广阔的中国作为一个必须争夺的目标。他们通过武装侵略获得各种特权后, 一方面将其商品源源输入中国, 并在中国市场上开始取得稳固的地位。从1877年起, 已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出超地位, 变而为入超。另一方面,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逐步过渡, 以开办轮船航运业、银行业, 以及建立工厂等形式出现的资本输出, 在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中, 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在山西, 北京条约 签定的翌年, 赴晋售卖货物的洋行仅英国天津洋商宝顺行一家, 但仅仅过了10年, 到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 , 即增加到英、德、日、美、法、荷兰等6个国家53家洋行。这些洋行将洋布、棉沙、百货、日用、化妆、五金、文具、食品等货物大量输入山西, 1861年, 进入天津港的船只222只, 总顿数54322吨 [9]。到光绪二十一年(公1895年) 进入天津港的商船已达1052只, 输入货物971964吨 [10], 是1861年的18倍多。由于山西被洋行视为是 华北商业都会 , 可想而知, 输入山西的洋货不能不占很大比重。与此同时, 各洋行还对山西的土特产品大肆搜刮, 最多时有35家, 他们在大同、忻县、交城、寿阳、潞安, 以及晋南等地, 大量收购各种生熟皮张、羊绒、羊毛、驼毛, 成衣皮袍、皮褂, 草帽辫和蚕茧、丝等土产。这些土产的价值, 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 即达白银346万多海关两, 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这一期间, 每年都维持在200至300多万海关两。
列强倾销于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 而晋商所销售的货物因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落后, 质差价贵, 很难与洋货匹敌, 所以, 他在与列强的竞争中, 以往的优势便逐渐丧失, 由上风退至下风。如山西的铁业, 因铁矿处无烟煤极多, 可就地取材, 遂形成特别炼铁方法。当南方几个产铁地因森林砍伐严重, 致使木炭缺乏, 冶炼业渐衰后, 山西铁业即代之而兴, 直至十九世纪之中叶, 以一隅之地竞足以供给全国, 其行销远及欧洲 。在乾隆、嘉庆年间, 晋东南的 长治荫城已成为铁货集散中心, 行销全国, 每年交易额达一千多万两 。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来山西后说: 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前, 是有几亿的人是从风台县(晋城) 取得铁的供应的。 大阳 (晋城县大阳镇) 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 并且远销中亚一带 。可是, 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 限制了这种贸易, 以致销路仅限于中国北部 。而外国机制针向中国的输出, 却与年俱增。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 , 洋针进口量价值白银53671海关两,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 增加到334969海关两, 因而, 1887年以后, 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 。土针之所以被洋针替代, 主要就是由于洋针为机器生产, 光滑坚硬 , 且物美价廉, 而土针为手工生产, 成本高、质量差, 因而, 尽管生产土针的手工业者极其辛劳, 但 到底还不能够把价格降低到每九十枚售五十文以下 。此外, 土铁和其他铁制品的命运也如土针一样。据山东烟台海关的贸易报告称, 1868年进口洋铁11932担, 而1869年即进口洋铁条、钉条铁共计50701担, 因此, 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即晋城县 作者注) , 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 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这项商品的销售, 很有可能会一年比一年地增加下去 。
铁业市场被洋货占去, 茶叶市场也被俄商很快占据。这其中, 固然与清政府的腐败有着很大关系, 但晋商在砖茶制造技术和运输手段上的落后, 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俄商在挤进湖北、湖南的茶叶收购市场后, 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的茶厂, 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 所产砖茶数量多、成本低、质量也好。俄商贩运茶叶在水路多使用轮机船,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后, 经海参威转铁路运输更加便捷, 运费颇[12][11]
低。而晋商不仅其茶叶收购市场被抢占, 并且其制砖茶中仍采用的是传统手工操作, 在运输上使用的依旧是木船、牛马车和骆驼等原始工具, 这无疑要使其所贩茶叶在价格上比俄商高出许多。所以在与俄商的较量中, 晋商很快处于了劣势。
与此相应的是, 当晋商的购销市场不断缩小后, 由于它用于商品流通的资本也随之减少, 因此, 山西票号的业务必然要受到很大影响。以茶叶贸易为例, 1850 1852年间, 中俄两国向对方输出的商品平均年总值, 俄国为614万多卢布, 中国为647万多卢布。在中国向俄国输入的商品总值中, 茶叶就占到94 4%, 其余为烟丝、绸缎、布匹等。在当时山西票号已开的情况下, 晋商的贸易款项大多通过票号汇兑, 在1851年后至1891年间的40年中, 票号就是围绕着这一经济形势开展业务活动的。其中, 平遥、张家口等地票号向南方的汇兑, 多数情况是茶商到南方采办砖茶, 运销于张家口、蒙西地区, 以及中俄贸易的需要。可是, 在日升昌总号1891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中却说: 所交会(会为汇之误用 作者注) 汉(口) 收之项(共二万二千两) , 因汉号不存甚银两, 前看汉、湘办买经红茶, 大约明年口地(指张家口地区 作者注) 与咱处办红茶之家定不能少, 而南路之号, 各家均无存项 云云[13], 这里所说的 南路之号 主要是指汉口、长沙、湘潭。据奉天、苏州、清江浦、河口等6个分号统计,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年收汇185 33万两, 其中湘潭、汉口分别占4 88%和3 76%, 据此推算当为9 04万两和6 97万两。然而, 1891年汉口票号收汇仅2 2万两, 汉号不存甚银两 , 而 南路之有, 各家均无存项 。这其中, 也许是这些票号将存款用于了借垫清政府的京协各饷, 但晋商在两湖的茶叶贩运市场被俄商抢占, 恰克图等地的茶叶贸易又不景气这一重要因素, 则是不能排除的。至于五金、铁货、布匹的贸易, 也由于类似的原因而日趋萎缩, 使山西票号蒙受很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 晋商的衰落虽然有着多种因素, 但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极端落后, 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世界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 机械化, 工业化生产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中国社会却在严重的封建制度禁锢中, 依旧沿袭着古老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这就不能不使它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晋商不辞辛劳, 也进行过顽强的抗争, 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不仅未能给它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与洋货竞争, 而且因社会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国力衰微, 又不能给予其政治、经济上的有力支持, 所以, 在列强对中国加紧的经济侵略狂潮冲击下, 晋商昔日的辉煌便很快被荡涤以去。
三、与清政府的结托, 使晋商给自己种下了苦果
晋商与清统治者的结托, 由来已久。早在满清金政权入主中原之前, 晋商因对其 龙兴之地 的东北以及内蒙地区的经济繁荣出过大力, 而受到努尔哈赤等金政权贵族的青睐, 给予山西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 八大商人 隆厚恩尝。及至清王朝定都北京后, 晋商又对清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发展边境贸易和皇帝巡幸等活动中, 做出了很大贡献。如在康雍乾三朝征服准葛尔以及平息叛乱的西征战争中, 范永斗的后代子孙就承担了输米馈军运送军粮的艰巨任务。当军粮被寇截夺12余万石后, 他们又出私财14万两补运[14]。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 , 为佐四川的金川防务,
太原等府州绅士孟赢等人共筹本钱110万两, 并由郭继传等率伙商赴川办军需物资。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 , 皇上驾临五台山时, 河东商众即敬输银3万两, 以充经费[16]。因此, 晋商中一些人被朝廷晋爵加封, 赐予高官, 成了 皇商 , 如范永斗的三个孙子就被赏给太仆寺卿二品服、布政司参政等职衔, 此后又有范氏后裔19人被委任为中央和府州县各级官员, 并且范永斗及其子范三拔也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这二人的妻子也被追赠为夫人, 宜人等[17]。这些人为皇室操办盐铁买卖, 或依恃特权进行独占性的商业活动, 由此晋商声誉日隆, 生意日盛。然而, 福兮祸所伏。晋商与清廷结下的这种愈来愈密的不解之缘, 却也给自己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鸦片战争后, 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列强向清政府索取的战争赔款越来越多, 清政府用于对内对外战争的军费开支又日益浩繁。可是, 清政府因洋货、鸦片的大量输入, 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关税自主权又被列强攫取, 致使财源枯竭, 国库空虚。在此情况下, 清政府为渡过难关, 从咸丰朝起, 大开捐纳、捐输一途, 于是晋商踊跃以赴。他们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 不仅用银两 捐纳 到各种不同等级的官衔, 而且惠及祖上和兄弟、子孙及妻子。日升昌、元丰玖、志诚信、锦生润、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 都买有各级职衔。平遥日升昌票号东家李箴视, 除自捐官衔外, 还给其已故父亲、祖父、曾祖父, 及其兄弟7人和下一辈男子12人, 捐有各等官衔, 妇女则均受封为 宜人 、 夫人 。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 从其父到玄孙五代31名, 男子均捐官 将军 、 大夫 , 女子亦都 夫人 , 恭人 [18]。晋商的所谓 重商轻仕 , 在实际上是对其因自卑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和权力欲望的驱使下, 已荡然无存。晋商于 捐纳 的同时, 还以 报效 国家为名, 向朝廷大量捐输。据统计, 自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 二月至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 正月, 一年中, 山西商人就捐输白银近160万两, 占到全国捐输总数224万两的41 6%。清廷明知山西商人 急公好义, 踊跃输将, 数已不少 , 但却因当时 库藏支绌 , 仍以 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 为由, 于咸丰三年又先后5次发出谕令, 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 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来, 山西商人共先后捐输白银 数逾千万 [20]。
晋商的捐纳、捐输都得到了回报, 由此清政府亦对其愈益依重。太平天国占领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后, 清政府的京饷来路阻断。1862 1866年, 安徽、河南捻军 极为活跃, 黄淮流域的京饷也被截断。在朝廷用兵甚紧, 军需薪饷急待供给的情况下, 遂将汇兑京饷的重任交托给山西票号。据不完全统计, 1865年至1893年期间, 通过山西票号汇况的鲁、赣、湘、鄂、川、晋、浙、苏、皖、滇、黔等省及江海、粤海、闽海、浙海、瓯海、江汉、淮安等各海关的公款即达15870余万两。1862年为10万两, 1893年为525万两, 31年增长52 5倍。其间, 山西票号在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还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 以解中央和地方财政之危。据统计, 粤海关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 , 就先后请协成乾、志诚信、元丰玖、新泰厚、谦吉升等票号借垫清廷指派 西征 和洋务军费款项142万两。对此, 连清廷的一些海关大员也说道 历年所以无误饷款者, 全赖各号商通挪汇解 。另据左宗棠奏稿统计, 从同治五年到光绪六年(公元1866 1880年) 的14年中, 左军在湖北、上海、陕西就向票号借款832 3万多两[21]。除此之外, 票号还为清政府筹借、兑汇和抵还外债, 并代理部分省份和海关的财政金库。及至甲午战争后, 票号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 更是竭力予以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 承汇 商款 , 而且为清廷承办 四国借款 还本付息, 认购[19][15]
推销 昭信股票 。实际上, 山西票号已然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和清廷的财政机构。晋商在汇兑京饷、借垫京协各饷以及承办借款的活动中, 大获其利。仅上述左军向山西票号借款的利息就支付了499591两。再从大德通等3家票号分红的数量上也可以反映出票号从中盈利之钜。据统计, 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数1888年为850两, 此后逐年攀升, 到1908年即增至17000两; 锦生润1906年盈利51098两, 1903年增加6 03倍; 志诚信每股分红1897年为两,
[22]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
山西票号除了与朝廷的这种公开的结托之外, 与不少皇亲国戚、封疆大员, 各部主持, 海关要员也私交甚厚。凡较大之票号, 都有朝廷权贵重臣作其后台。如 蔚成长交好庆亲王, 百顺通交好张之洞, 协同庆交好董福祥, 志诚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另说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 三晋源交结岑春煊, 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翅等。票庄经理与督抚来甚密, 得其信任, 亦步亦趋, 虽调任亦与之同行 [23]。
晋商与清政府的结托之所以日益密切, 晋商对自己名利权势的追逐不能不说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看, 清政府国运衰败所导致的严重财政危机和政治腐败则是主要原因。正是清政府的丧权辱国, 使内忧外患加剧, 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拮据, 以至不得不以捐纳, 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鬻爵和摊派索要办法来解决其财政危机。并且又把京饷、军政费用的筹拨汇兑这些本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交由山西票号承办, 给了晋商行贿纳礼、结交权贵和报效朝廷的可乘之际。同时也为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以权易钱、中饱私囊, 进一步飞黄腾达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当票号逐渐代理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之后, 更给督抚和海关官员任意支取垫借公款, 中饱私肥, 以极大方便。由此, 晋商与清统治者之间这种金钱与权力相互寻租的现象, 实际上是封建制度下权力与金钱合流的产物, 也是清王朝更加腐败无能, 走向末途的反映。
这种权钱交易, 由于它主要是由封建的超经济的权力来左右的, 而不是由晋商的资本实体来决定的。因此, 晋商成了被清王朝利用驱使的工具, 完全被困绑在了清王朝的战车上。而晋商虽然从清政府的结托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势和丰厚的经济得益, 但却也因此而背离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 在清政府的庇护下, 丧失了自己过去那种在商业竞争中叱吒风云的活力。所以, 它的命运必然也与清王朝的命运兴衰与共, 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可奈何地衰落下来。果然, 辛亥革命一爆发, 自道光后期以来晋商以票号为主的生意便停顿下来。其中, 因兵匪趁混乱劫掠, 就使票号大受损失, 如 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 即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 待大局底定, 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庄的损失, 以及清室贵族的放款, 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 。但更多的损失, 则是因清政府而蒙受。不仅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 屡恳无效, 如铁路(同蒲) 即归国有, 路矿借款理应清偿 , 但却无法清偿。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北京分号, 因以往放贷于南方省份的大部分款项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损失殆尽, 而清政府提用现款又刻不容缓, 结果在应收款400余万两, 应付款仅200余万两的情况下, 不得不宣告倒闭, 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 均被押入刑部狱中。而且, 过去贷放给清廷官员的大笔款项, 也再难以收回, 此类款项, 仅太谷一家票号就大约有二三百万两, 最后因无偿还能力而被北洋政府查封。还有一些票号因所存款项告罄, 在债权人的一再逼取下, 只好拍卖房产予以清偿。昔日曾遍布国内及世界一些地区的上百家山西票号, 辛亥革命后仅剩下了20多家, 在凄风苦雨中渗淡经营。到
1921年仅存的平遥日升昌和祁县大德通等5家票号, 也已成了银号一类的信用机构此, 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半个世纪的山西票号, 寿终正寝。[24]。至
晋商的衰落, 充分说明了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下, 经商者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利益, 不得不以金钱与统治者结托, 实际上是这个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虽然也在一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似乎是受益者。但是, 更应当看到, 统治者对商人们的恩赐与依托, 主要的并非为了商业本身的发展, 而是要通过对商人们的利用驱使, 更好地维护其专治独裁统治。在封建统治日趋没落的情况下,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 商人们为寻求统治者的庇护以求 保险 所冒的风险, 就要比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更大更多。晋商以悲剧而结束的命运, 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智效民
[1] 高翔: 从全盛到衰微 18世纪清帝国的盛衰之变 , 载 光明日报 200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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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外贸志 (上册 初稿) , 第132 135页.
[12]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外贸志 (上册 初稿) , 第144 146页.
[13]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金融志 (上册 初稿) , 第34 35页.
[14] 乾隆 解州安邑县志 卷3.
[15] 清高宗实录 卷944,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庚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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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乾隆 解州安邑县志 卷3.
[18] 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 , 载 近代的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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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徐继: 松龛先生全集 卷下, 洛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 .
[21] 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 , 载 近代的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版, 第298 230页.
[22] 同[1], 第300页.
[23]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金融志 (上册 初稿) , 第37页.
[24] 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 , 载 近代的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版, 第295页.
晋阳学刊 2001年第4期
晋商衰落原因的历史反思
景占魁 冯素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鸦片战争后, 清朝丧权辱国, 内外交困, 致使晋商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不能不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连遭失败加上它又与腐败的清政府紧密的结托, 所以, 随着清朝的灭亡, 晋
商也走到了尽头。
关键词:晋商; 衰落原因
中图分类号:F119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 04-0066-09
自19世纪后期即清朝咸丰、同治时期开始, 晋商急剧地衰落了下来。
晋商何以衰落? 笔者认为, 晋商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商帮, 它的种种活动及其归宿, 都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实现的。它不可能超越当时社会给它提供的环境条件, 也不能不受当时社会各种因素和中国历史的制约, 其命运必然要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有把晋商的活动与归宿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 结合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以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 对晋商在此期间的活动加以考察, 才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出晋商衰落的原因。
一、山河破碎, 国运日衰, 使晋商陷入绝境
晋商从清康雍乾三朝开始, 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 正是清朝的极盛时期。中国在发展程度上处于与西欧大体同步的时期。但是, 仅仅过了一百多年, 西方的许多国家迅速崛起, 而自诩为德业盛大的清王朝却明显地衰微落后。
大清帝国国运的衰微, 究其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乾隆二十年前后,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乾隆皇帝感到清朝进入了 全盛 、 盛满 时期, 从此将 持盈保泰 作为其基本的治国方略[1]。这个不思进取的治国方略, 由于它丧失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动力, 只是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 陶醉于自我无比完美的幻觉之中, 因而就很难从更新更高的要求上与日益发展着的西方国家相比, 为国家的未来发展, 再接再励, 励精图治。也很难居安思危, 对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保持清醒的头脑, 未雨绸缪。所以, 它定然满而招损, 导致国运的衰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收稿日期:2001-04-15
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2]。清王朝的这种治国方略, 不仅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而且也必然地要影响到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活动及其命运。
晋商后来的衰落, 固然与其 守成求稳 的治商方略所导致的一些方面的保守、不思进取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他们固守 以末起家, 以本守之 的信条, 在其全盛时期即将商业利润的大部分用以购置土地, 筑造居室, 修建坟莹, 或是将钱财进行窖藏。据有关史料记载, 浑源、榆次二州县不少富商大户就 多购置田地 。河南连年荒灾时, 山西富户闻迅赴豫, 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 [3]。曲沃县商人在河南经商获得数十万银两, 购田买地, 使其土地在数年内 猛增到600多顷 。至清中叶以后, 晋商的窖藏之物又多以货币为主。与此同时, 奢糜之风在晋商中也日益漫延开来, 乾隆至道光期间晋商得势之时, 饰亭台, 聚古玩, 买妓童于吴阊, 购美玉于燕赵, 纵籀博蓄优伶宾从杂, 一言之悦, 乾没万金不问 同治以后, 晋商中不少人 无论致富已成未成, 皆急于享受而不求再进 。[4]。自
但是晋商的这种治商方略, 毕竟是局部的, 而清王朝的治国方略则是带全局性的、指导整个国家运行的纲领方略, 所以, 它所导致的国运衰微, 就会必然地影响到晋商的命运。鸦片战争后, 清王朝昔日的威风被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扫而光, 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不仅使大清朝在政治上丧权辱国, 而且在经济上也给列强的侵略提供了诸多便利。在外压内挤这种双重夹攻下, 晋商不仅在国内的购销市场逐渐消失, 并因此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最明显的事例, 莫过于晋商与俄商的的茶叶贸易。本来, 晋商经过百般艰辛开拓出茶叶之路后, 在道光十七至十九年(公元1837 1839年) 间, 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的茶叶达807万多俄磅, 价值800万卢布。可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俄天津条约 、 中俄北京条约 的签定, 使俄国取得了沿海七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 的通商权, 其后,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的签定, 俄国又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可以深入到中国内地掠取物产和推销其商品。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 , 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销天津海关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于是, 从同治元年开始, 俄商即在过去被晋商垄断着的湖北、湖南茶叶贩运地区上, 陆续建立了茶栈, 收购和贩运茶叶, 加上他们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 以及水陆并运的便利, (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 于沿海至天津, 然后由陆路经恰克图运往欧洲) , 所以, 其贩茶业务扶摇直上, 从同治四年到同治六年(公元1865 1867年) 即由164 7万多磅, 猛增至近866万磅。而与此相反, 晋商的茶叶贩运基地不但被俄商占去, 而且在贩运上又不能享受与外商一样的待遇, 在清政府限制下, 晋商贩运茶叶要付数倍于俄商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至张家口经过的63个厘金分卡, 下来要比俄商多付10倍的厘金。后来, 晋商为了节省运费, 准备把湖北的茶叶经水路运至天津, 再走陆路贩往俄国, 但清政府却对这一计划横加干涉, 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因此, 在这双重打击下, 晋商在恰克图的对俄茶叶贸易迅速
[5]衰落。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 其商号即由原来的120家减少到了4家。
再如晋商开设的票号, 道光初年(公元1823 1826年) , 晋商改营票号业渐形高涨。其间, 平遥城一下子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大商家改组成了票号。之后不久, 虽然有第一次鸦片
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可是, 一方面由于当时清政府向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还为数不多, 且多在南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同时,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主要是其商品的输入, 金融资本的侵入还相当有限。各国银行仅在香港、广州和东南沿海城市设立了一些分号, 对设于北京、天津、太原这些内地和北方地区的山西票号, 尚未形成多大冲击。另一方面,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尽管已设于南方的一些山西票号受到打击, 一度收缩、撤庄, 可是, 由于战争阻断了清政府的饷路, 倒给山西票号染指于清政府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契机。从同治元年开始, 票号相继为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海关向京师汇兑京饷, 从而在同治元年至同治四年(公元1862 1865年) 间, 山西票号出现了它开办的第二个高潮。仅同治元年, 山西票号就开办了7家。而在此之前, 除祁(县) 太(谷) 平(遥) 帮的票号共15家外, 全国其他地方尚无一家办票号者。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前, 全国的金融业几乎处于被山西票号的垄断之中。山西票号不仅数量增多, 开办的地域相继扩大, 由内地向沿海和边远地区开拓, 而且, 其业务的重心, 也由以往单一的商业汇兑为主, 转向 存放业务 , 并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 好景不长, 在这之后, 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 在列强的强迫下, 清政府不但向外开放的口岸和被列强租借与割让的地方越来越多, 并由沿海和长江沿线向内地逐渐深入, 而且, 这时的列强, 在并不减少对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 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以满足其在华掠夺原料和修筑铁路、开采矿产, 以及开办其他工厂的需要, 于是, 列强在中国纷纷扩建或新设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据统计, 甲午战争前, 外国在华设立银行仅7家, 其分支机构共15个, 而从1895年到1913年间, 即增为13家85个分支机构。他们依恃雄厚的金融实力, 通过政治贷款、发行纸币, 很快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命脉。在此情况下, 山西票号由内地向南方沿海发展的势头不仅受到严重阻挠, 而且, 随着晋商在国内的购销市场日益缩小, 其投入商业运营的资本也大量减少。加之山西票号又与清政府结托的日益加紧, 逐渐使其沦为清政府的御用财权金融机构, 所以, 随着清帝国国运不断衰落, 晋商也衰落了下来。
晋商的衰落, 充分说明, 清帝国国运的衰落, 是导致晋商衰落的主要原因。国运昌盛, 百业兴旺, 国运衰微, 百业凋蔽, 此乃亘古之理。一个国家, 任何事业的发达与否, 都与国家命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国运不昌, 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兴盛起来, 即使有, 也不会长久。鸦片战争后, 在大清朝气数渐尽, 国运日衰, 中国被西方列强任意宰割欺凌, 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种国将不国的历史趋势下, 连清王朝的江山社稷都已朝不保夕, 区区晋商的命运又怎么能好起来呢? 晋商如此, 其他商帮的命运也大体如此, 商业如此, 其他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6]
二、生产力的极端落后, 使晋商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到失败
商业是整个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否, 与社会经济的是否发展至关重要, 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好坏, 以及包括着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晋商在康雍乾三朝所以能很快由兴而盛,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期间清王朝通过
圈地运动 的废止, 推行了新的土地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实行了 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和 摊丁入亩 、 地丁银 这些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减轻了农民负担,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国家的统一, 使国内处于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 因而,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农业、工商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增加, 国库存储丰厚。据经合组织(OECD) 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 1820年时(清嘉庆二十五年) , 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28 7%(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 , 人口占世界总人数的35 5%[7]。正因为如此, 晋商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商号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甚至将其业务拓展到俄罗斯、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并成为恰克图中俄贸易中的主角。
但从实行 持盈保泰 的治国方略以来, 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走向衰微, 而自嘉庆、道光之后, 这种状况更甚。过去潜在的一些社会矛盾日益暴露且日益加剧。官员的贪赃枉法、骄奢淫逸, 政令不行、军备松驰等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爆动频频发生, 从1842年至1850年, 就有90多起。并且, 随着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势头的加剧所导致的土地频繁转让, 土地兼并现象加重, 使土地的所有权更加高度集中而土地的使用权更加分散发展, 因而, 小农经济非但没有削弱, 反而进一步加强, 成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与此同时, 清政府为改变日益恶化的财权状况, 封建剥削越来越重。自乾隆以后, 附加税陆续有之, 而从咸丰开始, 加征加派, 加征加税更是层出不穷, 到光绪后, 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此外, 清政府还以 筹划经费 、 开捐输 、 著赔 、 公赔 、 摊赔 、 溢领 等名目进行搜刮[8], 以解决历次战争消耗的军费和向列强的赔款。凡此, 都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和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因封建制度的桎梏, 以及统治者对包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革的鄙视, 也极其低下, 分散的、以个体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生产, 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方式, 其生产工具和操作技术, 一直沿袭着上千年来的传统。因此, 不仅农产品的数量有限, 而且其商品化的程度也很低。在工业生产上, 虽然山西等地的矿产及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冶炼、铸造、纺织、酿造、巢丝、编织等生产也历史悠久, 入清以来曾有过相当的发展。可是, 这些生产都是手工业生产, 除了分散零乱、规模小、资本少之外, 其生产设备、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 也都极为原始落后, 因此, 其产品成本高、数量少、品种式样单调, 质量也难以保证, 商品化程度相当之低。凡此, 都不能不使晋商在其商品的供应和销售上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交通的不便和运输手段的落后, 晋商在内外贸易的竞争中, 其优势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而就在这期间, 西方国家不仅于十八世纪前后即清康乾时期, 先后完成了以产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社会变革, 实现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 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而且在此基础上又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亦即清嘉庆朝初期, 开始了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且不说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逐渐被后起的美、德资本主义国家赶上, 就连沙俄和日本这些较落后的国家, 通过废除农奴制和 明治维新 , 其资本主义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并且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使其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 特别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 以及珍尼纺织机的发明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投入, 不仅使纺织、机械、冶炼等工业生产能力大大加强, 而且也为铁路交通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 在列
强争夺殖民地的大高潮中, 都把生产力落后而市场又十分广阔的中国作为一个必须争夺的目标。他们通过武装侵略获得各种特权后, 一方面将其商品源源输入中国, 并在中国市场上开始取得稳固的地位。从1877年起, 已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出超地位, 变而为入超。另一方面,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逐步过渡, 以开办轮船航运业、银行业, 以及建立工厂等形式出现的资本输出, 在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中, 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在山西, 北京条约 签定的翌年, 赴晋售卖货物的洋行仅英国天津洋商宝顺行一家, 但仅仅过了10年, 到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 , 即增加到英、德、日、美、法、荷兰等6个国家53家洋行。这些洋行将洋布、棉沙、百货、日用、化妆、五金、文具、食品等货物大量输入山西, 1861年, 进入天津港的船只222只, 总顿数54322吨 [9]。到光绪二十一年(公1895年) 进入天津港的商船已达1052只, 输入货物971964吨 [10], 是1861年的18倍多。由于山西被洋行视为是 华北商业都会 , 可想而知, 输入山西的洋货不能不占很大比重。与此同时, 各洋行还对山西的土特产品大肆搜刮, 最多时有35家, 他们在大同、忻县、交城、寿阳、潞安, 以及晋南等地, 大量收购各种生熟皮张、羊绒、羊毛、驼毛, 成衣皮袍、皮褂, 草帽辫和蚕茧、丝等土产。这些土产的价值, 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 即达白银346万多海关两, 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这一期间, 每年都维持在200至300多万海关两。
列强倾销于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 而晋商所销售的货物因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落后, 质差价贵, 很难与洋货匹敌, 所以, 他在与列强的竞争中, 以往的优势便逐渐丧失, 由上风退至下风。如山西的铁业, 因铁矿处无烟煤极多, 可就地取材, 遂形成特别炼铁方法。当南方几个产铁地因森林砍伐严重, 致使木炭缺乏, 冶炼业渐衰后, 山西铁业即代之而兴, 直至十九世纪之中叶, 以一隅之地竞足以供给全国, 其行销远及欧洲 。在乾隆、嘉庆年间, 晋东南的 长治荫城已成为铁货集散中心, 行销全国, 每年交易额达一千多万两 。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来山西后说: 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前, 是有几亿的人是从风台县(晋城) 取得铁的供应的。 大阳 (晋城县大阳镇) 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 并且远销中亚一带 。可是, 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 限制了这种贸易, 以致销路仅限于中国北部 。而外国机制针向中国的输出, 却与年俱增。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 , 洋针进口量价值白银53671海关两,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 增加到334969海关两, 因而, 1887年以后, 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 。土针之所以被洋针替代, 主要就是由于洋针为机器生产, 光滑坚硬 , 且物美价廉, 而土针为手工生产, 成本高、质量差, 因而, 尽管生产土针的手工业者极其辛劳, 但 到底还不能够把价格降低到每九十枚售五十文以下 。此外, 土铁和其他铁制品的命运也如土针一样。据山东烟台海关的贸易报告称, 1868年进口洋铁11932担, 而1869年即进口洋铁条、钉条铁共计50701担, 因此, 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即晋城县 作者注) , 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 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这项商品的销售, 很有可能会一年比一年地增加下去 。
铁业市场被洋货占去, 茶叶市场也被俄商很快占据。这其中, 固然与清政府的腐败有着很大关系, 但晋商在砖茶制造技术和运输手段上的落后, 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俄商在挤进湖北、湖南的茶叶收购市场后, 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的茶厂, 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 所产砖茶数量多、成本低、质量也好。俄商贩运茶叶在水路多使用轮机船,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后, 经海参威转铁路运输更加便捷, 运费颇[12][11]
低。而晋商不仅其茶叶收购市场被抢占, 并且其制砖茶中仍采用的是传统手工操作, 在运输上使用的依旧是木船、牛马车和骆驼等原始工具, 这无疑要使其所贩茶叶在价格上比俄商高出许多。所以在与俄商的较量中, 晋商很快处于了劣势。
与此相应的是, 当晋商的购销市场不断缩小后, 由于它用于商品流通的资本也随之减少, 因此, 山西票号的业务必然要受到很大影响。以茶叶贸易为例, 1850 1852年间, 中俄两国向对方输出的商品平均年总值, 俄国为614万多卢布, 中国为647万多卢布。在中国向俄国输入的商品总值中, 茶叶就占到94 4%, 其余为烟丝、绸缎、布匹等。在当时山西票号已开的情况下, 晋商的贸易款项大多通过票号汇兑, 在1851年后至1891年间的40年中, 票号就是围绕着这一经济形势开展业务活动的。其中, 平遥、张家口等地票号向南方的汇兑, 多数情况是茶商到南方采办砖茶, 运销于张家口、蒙西地区, 以及中俄贸易的需要。可是, 在日升昌总号1891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中却说: 所交会(会为汇之误用 作者注) 汉(口) 收之项(共二万二千两) , 因汉号不存甚银两, 前看汉、湘办买经红茶, 大约明年口地(指张家口地区 作者注) 与咱处办红茶之家定不能少, 而南路之号, 各家均无存项 云云[13], 这里所说的 南路之号 主要是指汉口、长沙、湘潭。据奉天、苏州、清江浦、河口等6个分号统计,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年收汇185 33万两, 其中湘潭、汉口分别占4 88%和3 76%, 据此推算当为9 04万两和6 97万两。然而, 1891年汉口票号收汇仅2 2万两, 汉号不存甚银两 , 而 南路之有, 各家均无存项 。这其中, 也许是这些票号将存款用于了借垫清政府的京协各饷, 但晋商在两湖的茶叶贩运市场被俄商抢占, 恰克图等地的茶叶贸易又不景气这一重要因素, 则是不能排除的。至于五金、铁货、布匹的贸易, 也由于类似的原因而日趋萎缩, 使山西票号蒙受很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 晋商的衰落虽然有着多种因素, 但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极端落后, 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世界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 机械化, 工业化生产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中国社会却在严重的封建制度禁锢中, 依旧沿袭着古老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这就不能不使它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晋商不辞辛劳, 也进行过顽强的抗争, 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不仅未能给它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与洋货竞争, 而且因社会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国力衰微, 又不能给予其政治、经济上的有力支持, 所以, 在列强对中国加紧的经济侵略狂潮冲击下, 晋商昔日的辉煌便很快被荡涤以去。
三、与清政府的结托, 使晋商给自己种下了苦果
晋商与清统治者的结托, 由来已久。早在满清金政权入主中原之前, 晋商因对其 龙兴之地 的东北以及内蒙地区的经济繁荣出过大力, 而受到努尔哈赤等金政权贵族的青睐, 给予山西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 八大商人 隆厚恩尝。及至清王朝定都北京后, 晋商又对清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发展边境贸易和皇帝巡幸等活动中, 做出了很大贡献。如在康雍乾三朝征服准葛尔以及平息叛乱的西征战争中, 范永斗的后代子孙就承担了输米馈军运送军粮的艰巨任务。当军粮被寇截夺12余万石后, 他们又出私财14万两补运[14]。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 , 为佐四川的金川防务,
太原等府州绅士孟赢等人共筹本钱110万两, 并由郭继传等率伙商赴川办军需物资。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 , 皇上驾临五台山时, 河东商众即敬输银3万两, 以充经费[16]。因此, 晋商中一些人被朝廷晋爵加封, 赐予高官, 成了 皇商 , 如范永斗的三个孙子就被赏给太仆寺卿二品服、布政司参政等职衔, 此后又有范氏后裔19人被委任为中央和府州县各级官员, 并且范永斗及其子范三拔也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这二人的妻子也被追赠为夫人, 宜人等[17]。这些人为皇室操办盐铁买卖, 或依恃特权进行独占性的商业活动, 由此晋商声誉日隆, 生意日盛。然而, 福兮祸所伏。晋商与清廷结下的这种愈来愈密的不解之缘, 却也给自己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鸦片战争后, 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列强向清政府索取的战争赔款越来越多, 清政府用于对内对外战争的军费开支又日益浩繁。可是, 清政府因洋货、鸦片的大量输入, 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关税自主权又被列强攫取, 致使财源枯竭, 国库空虚。在此情况下, 清政府为渡过难关, 从咸丰朝起, 大开捐纳、捐输一途, 于是晋商踊跃以赴。他们依据自己的经济实力, 不仅用银两 捐纳 到各种不同等级的官衔, 而且惠及祖上和兄弟、子孙及妻子。日升昌、元丰玖、志诚信、锦生润、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 都买有各级职衔。平遥日升昌票号东家李箴视, 除自捐官衔外, 还给其已故父亲、祖父、曾祖父, 及其兄弟7人和下一辈男子12人, 捐有各等官衔, 妇女则均受封为 宜人 、 夫人 。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 从其父到玄孙五代31名, 男子均捐官 将军 、 大夫 , 女子亦都 夫人 , 恭人 [18]。晋商的所谓 重商轻仕 , 在实际上是对其因自卑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和权力欲望的驱使下, 已荡然无存。晋商于 捐纳 的同时, 还以 报效 国家为名, 向朝廷大量捐输。据统计, 自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 二月至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 正月, 一年中, 山西商人就捐输白银近160万两, 占到全国捐输总数224万两的41 6%。清廷明知山西商人 急公好义, 踊跃输将, 数已不少 , 但却因当时 库藏支绌 , 仍以 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 为由, 于咸丰三年又先后5次发出谕令, 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 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来, 山西商人共先后捐输白银 数逾千万 [20]。
晋商的捐纳、捐输都得到了回报, 由此清政府亦对其愈益依重。太平天国占领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后, 清政府的京饷来路阻断。1862 1866年, 安徽、河南捻军 极为活跃, 黄淮流域的京饷也被截断。在朝廷用兵甚紧, 军需薪饷急待供给的情况下, 遂将汇兑京饷的重任交托给山西票号。据不完全统计, 1865年至1893年期间, 通过山西票号汇况的鲁、赣、湘、鄂、川、晋、浙、苏、皖、滇、黔等省及江海、粤海、闽海、浙海、瓯海、江汉、淮安等各海关的公款即达15870余万两。1862年为10万两, 1893年为525万两, 31年增长52 5倍。其间, 山西票号在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还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 以解中央和地方财政之危。据统计, 粤海关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 , 就先后请协成乾、志诚信、元丰玖、新泰厚、谦吉升等票号借垫清廷指派 西征 和洋务军费款项142万两。对此, 连清廷的一些海关大员也说道 历年所以无误饷款者, 全赖各号商通挪汇解 。另据左宗棠奏稿统计, 从同治五年到光绪六年(公元1866 1880年) 的14年中, 左军在湖北、上海、陕西就向票号借款832 3万多两[21]。除此之外, 票号还为清政府筹借、兑汇和抵还外债, 并代理部分省份和海关的财政金库。及至甲午战争后, 票号对清政府的财政需求, 更是竭力予以支持。不仅为一些省份提供借款, 承汇 商款 , 而且为清廷承办 四国借款 还本付息, 认购[19][15]
推销 昭信股票 。实际上, 山西票号已然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和清廷的财政机构。晋商在汇兑京饷、借垫京协各饷以及承办借款的活动中, 大获其利。仅上述左军向山西票号借款的利息就支付了499591两。再从大德通等3家票号分红的数量上也可以反映出票号从中盈利之钜。据统计, 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数1888年为850两, 此后逐年攀升, 到1908年即增至17000两; 锦生润1906年盈利51098两, 1903年增加6 03倍; 志诚信每股分红1897年为两,
[22]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
山西票号除了与朝廷的这种公开的结托之外, 与不少皇亲国戚、封疆大员, 各部主持, 海关要员也私交甚厚。凡较大之票号, 都有朝廷权贵重臣作其后台。如 蔚成长交好庆亲王, 百顺通交好张之洞, 协同庆交好董福祥, 志诚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另说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 三晋源交结岑春煊, 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翅等。票庄经理与督抚来甚密, 得其信任, 亦步亦趋, 虽调任亦与之同行 [23]。
晋商与清政府的结托之所以日益密切, 晋商对自己名利权势的追逐不能不说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看, 清政府国运衰败所导致的严重财政危机和政治腐败则是主要原因。正是清政府的丧权辱国, 使内忧外患加剧, 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拮据, 以至不得不以捐纳, 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鬻爵和摊派索要办法来解决其财政危机。并且又把京饷、军政费用的筹拨汇兑这些本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交由山西票号承办, 给了晋商行贿纳礼、结交权贵和报效朝廷的可乘之际。同时也为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以权易钱、中饱私囊, 进一步飞黄腾达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当票号逐渐代理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之后, 更给督抚和海关官员任意支取垫借公款, 中饱私肥, 以极大方便。由此, 晋商与清统治者之间这种金钱与权力相互寻租的现象, 实际上是封建制度下权力与金钱合流的产物, 也是清王朝更加腐败无能, 走向末途的反映。
这种权钱交易, 由于它主要是由封建的超经济的权力来左右的, 而不是由晋商的资本实体来决定的。因此, 晋商成了被清王朝利用驱使的工具, 完全被困绑在了清王朝的战车上。而晋商虽然从清政府的结托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势和丰厚的经济得益, 但却也因此而背离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 在清政府的庇护下, 丧失了自己过去那种在商业竞争中叱吒风云的活力。所以, 它的命运必然也与清王朝的命运兴衰与共, 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可奈何地衰落下来。果然, 辛亥革命一爆发, 自道光后期以来晋商以票号为主的生意便停顿下来。其中, 因兵匪趁混乱劫掠, 就使票号大受损失, 如 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 即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 待大局底定, 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庄的损失, 以及清室贵族的放款, 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 。但更多的损失, 则是因清政府而蒙受。不仅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 屡恳无效, 如铁路(同蒲) 即归国有, 路矿借款理应清偿 , 但却无法清偿。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北京分号, 因以往放贷于南方省份的大部分款项在辛亥革命中几乎损失殆尽, 而清政府提用现款又刻不容缓, 结果在应收款400余万两, 应付款仅200余万两的情况下, 不得不宣告倒闭, 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 均被押入刑部狱中。而且, 过去贷放给清廷官员的大笔款项, 也再难以收回, 此类款项, 仅太谷一家票号就大约有二三百万两, 最后因无偿还能力而被北洋政府查封。还有一些票号因所存款项告罄, 在债权人的一再逼取下, 只好拍卖房产予以清偿。昔日曾遍布国内及世界一些地区的上百家山西票号, 辛亥革命后仅剩下了20多家, 在凄风苦雨中渗淡经营。到
1921年仅存的平遥日升昌和祁县大德通等5家票号, 也已成了银号一类的信用机构此, 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半个世纪的山西票号, 寿终正寝。[24]。至
晋商的衰落, 充分说明了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下, 经商者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利益, 不得不以金钱与统治者结托, 实际上是这个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虽然也在一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似乎是受益者。但是, 更应当看到, 统治者对商人们的恩赐与依托, 主要的并非为了商业本身的发展, 而是要通过对商人们的利用驱使, 更好地维护其专治独裁统治。在封建统治日趋没落的情况下,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 商人们为寻求统治者的庇护以求 保险 所冒的风险, 就要比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更大更多。晋商以悲剧而结束的命运, 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智效民
[1] 高翔: 从全盛到衰微 18世纪清帝国的盛衰之变 , 载 光明日报 2000年6月30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卷, 第716页.
[3] 孙珩: 归田稿文 卷6.
[4] 王锡纶: 怡青堂诗文集 卷2.
[5] 葛贤慧、张正明著: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 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第166页.
[6] 智建中主编: 中国近百年史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11页.
[7] (美) A 麦迪森: 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 , 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第11页, 转载于 光明日报
2000年8月4日C 版.
[8]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67.
[9] 商务报告 1866 1868, 天津.
[10] 佟飞: 天津开埠初期的洋行和买办 , 载 天津日报 1964年4月22日.
[11]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外贸志 (上册 初稿) , 第132 135页.
[12]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外贸志 (上册 初稿) , 第144 146页.
[13]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金融志 (上册 初稿) , 第34 35页.
[14] 乾隆 解州安邑县志 卷3.
[15] 清高宗实录 卷944,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庚寅.
[16] 清高宗实录 卷627,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
[17] 乾隆 解州安邑县志 卷3.
[18] 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 , 载 近代的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版, 第295页.
[19] 清文宗实录 卷105, 咸丰三年九月甲辰.
[20] 徐继: 松龛先生全集 卷下, 洛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 .
[21] 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 , 载 近代的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版, 第298 230页.
[22] 同[1], 第300页.
[23]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山西金融志 (上册 初稿) , 第37页.
[24] 孔祥毅: 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 , 载 近代的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版, 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