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公司！公司！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引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
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未来。
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路。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第二集 市场无限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第三集 猎富时代
1776年，美国独立前夜。
一本不到20页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小册子名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用朴素的文字，激励人们反抗暴政和奴役。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常识》一书对民众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1904年，美国《企业家》杂志选用《常识》中的一段话，作为发刊词。此后百余年中，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杂志扉页上的这段话，却从来没有改变。它被称为“企业家誓言”：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 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君子不言利”。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也是令人赞扬的社会品德。
但富兰克林却告诉大家：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
“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直到今天，富兰克林的格言仍然闪亮在尘世间。对于跃跃欲试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思想解放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呢！ 正如古代雅典人说的那样：承认贫穷并不是可耻之事，不努力去克服贫穷才是堕落。
自由竞争，把全社会最有奋斗热情的人筛选了出来。这些曾经饱受贫寒、生活在特权之外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迸发的创造力让世人敬仰。
“和比自己强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们战斗。”这是卡内基一生信奉的“常识”。他还特意撰写了一句话，让人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这里躺着的人，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合作是理性的成果。
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普通人，没有权利阻止其他的普通人获得成功；一个通过社会赋予的自由而登上舞台的公司，没有权利控制其他公司的自由。 无论是谁，如果成了自由的扼杀者，最终受伤害的，也将包括他自己。
第四集 进步之痛
公司曾经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胜利。人们对公司的狂热曾经就像一次集体朝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一百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千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
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第五集 危机时刻
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经济学的一次“革命”，有人称其影响就像是哥白尼对于天文学、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因为，它改变了此前一百多年中只由市场之手调节经济运行的理念，从此，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作用被重新估量。
“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经济危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都会在危机中寻找商机。
第六集 谁执权杖
战后的世界，迎来了一个大公司竞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润。管理是公司创造并自我消费的产品，也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
究竟谁说了算？决策又如何执行？权力的分配、制衡和传承，对每一个渴望长大、向往永生的公司来说，都是必须跨越的制度门槛。
只有时刻活在生死线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公司，才会拥有自我更新的主动意识，才会以 非盈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内在冲动，开辟出崭新的管理模式。
职业经理人真正走上大公司的管理舞台。企业的命运从此超越了血缘和运气。
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中层和高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适当地称为现代企业。
公司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这场革命，将逐渐影响到世界各国。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经营公司的秉赋却不一定能遗传。
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显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一个开创了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当所有权日渐分散在大小股东手里，习惯了搭便车的股东们关心的是股票价格而不是公司经营；经营权都交到了经理人手里，却没有能够真正制衡经理人的力量，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供养了一批现代帝王。
但是，在重新寻找责任人的时候，可以挑选、可以评判、可以撤换管理者的现代公司制度，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可依赖的纠错、校正系统的提供者。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和时效。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信任被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第七集 各领风骚
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做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
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
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
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也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规定：“日本臣民，其所有权不受侵害。”
1946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中，天皇只作为国家象征保留，特权和身份制被彻底废除，平等原则被明确写入，同时写入《宪法》的还有：“财产权不得侵犯”。
丰田汽车的生产线上，有一根特别的拉绳，被称为“安东”绳。任何一名员工只要发现异常，就可以拉动绳索，停止生产，以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拉动安东绳的责任和权利，让工人不再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再是可以任意替换的一个标准化零件。他们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情感、被重视的人。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沿一总结说：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在组织中重新发现了人。
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五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
但文化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善于学习和开放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公司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润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公司从文化中收获的利益，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企业文化的内涵被迅速而充分地延展。
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文明中去寻找，用美好的价值重组公司，用高贵的精神锻造公司，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公司。这一切所取得的成就，是仅仅依靠硬性管理无法到达的高度。
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惟有更好地调动起自身文化中激发个人潜能的优势，更好地解读人与组织的关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作为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日本公司也从公司文化的自觉践行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它似乎还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个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的位置和高度，而这一点，将深深地镌刻进本国公司的文化中，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第八集 创新先锋
事实上，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呈现出几何级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2006财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为1320亿美元，而美国公司的研发预算则达到了2000亿美元。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第九集 本土雄心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第十集 地球无疆
全球公司或许仍将代表公司最好的那一面：提高生产力，并因此而改善各地区、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但它也时时表现出公司最令人忧心的一面：超越了国家的巨型组织更容易远离道德和约束。
哪里成本低，哪里有需求，公司就千方百计去哪里。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的简单的逻辑。正是这个简单的逻辑，一点点改变了世界的样貌。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反思。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公司，历史性的机遇都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要在竞技场上长久保持领先者的席位，惟有创新。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技术。
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大家都可以登台，扮演着某个角色，台词甚至剧目并不雷同，但没有人能演独角戏。
没有人能够断言，处于矛盾、机会、合作、分歧种种复杂境地中的公司，最终将会走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回头。
没有人能够预测，在财富、权力、科技、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公司还有多少可以被激发的潜能。我们只知道，未来总在想象之外。
——我们不停的探索，所有探索结束时，都是物归初始，都是此境初识，他依然还在探索。
第一集 公司！公司！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引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
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未来。
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路。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第二集 市场无限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第三集 猎富时代
1776年，美国独立前夜。
一本不到20页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小册子名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用朴素的文字，激励人们反抗暴政和奴役。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常识》一书对民众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1904年，美国《企业家》杂志选用《常识》中的一段话，作为发刊词。此后百余年中，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杂志扉页上的这段话，却从来没有改变。它被称为“企业家誓言”：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 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君子不言利”。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也是令人赞扬的社会品德。
但富兰克林却告诉大家：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
“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直到今天，富兰克林的格言仍然闪亮在尘世间。对于跃跃欲试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思想解放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呢！ 正如古代雅典人说的那样：承认贫穷并不是可耻之事，不努力去克服贫穷才是堕落。
自由竞争，把全社会最有奋斗热情的人筛选了出来。这些曾经饱受贫寒、生活在特权之外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迸发的创造力让世人敬仰。
“和比自己强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们战斗。”这是卡内基一生信奉的“常识”。他还特意撰写了一句话，让人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这里躺着的人，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合作是理性的成果。
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普通人，没有权利阻止其他的普通人获得成功；一个通过社会赋予的自由而登上舞台的公司，没有权利控制其他公司的自由。 无论是谁，如果成了自由的扼杀者，最终受伤害的，也将包括他自己。
第四集 进步之痛
公司曾经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胜利。人们对公司的狂热曾经就像一次集体朝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一百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千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
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第五集 危机时刻
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经济学的一次“革命”，有人称其影响就像是哥白尼对于天文学、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因为，它改变了此前一百多年中只由市场之手调节经济运行的理念，从此，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作用被重新估量。
“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经济危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都会在危机中寻找商机。
第六集 谁执权杖
战后的世界，迎来了一个大公司竞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润。管理是公司创造并自我消费的产品，也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
究竟谁说了算？决策又如何执行？权力的分配、制衡和传承，对每一个渴望长大、向往永生的公司来说，都是必须跨越的制度门槛。
只有时刻活在生死线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公司，才会拥有自我更新的主动意识，才会以 非盈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内在冲动，开辟出崭新的管理模式。
职业经理人真正走上大公司的管理舞台。企业的命运从此超越了血缘和运气。
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中层和高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适当地称为现代企业。
公司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这场革命，将逐渐影响到世界各国。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经营公司的秉赋却不一定能遗传。
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显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一个开创了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当所有权日渐分散在大小股东手里，习惯了搭便车的股东们关心的是股票价格而不是公司经营；经营权都交到了经理人手里，却没有能够真正制衡经理人的力量，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供养了一批现代帝王。
但是，在重新寻找责任人的时候，可以挑选、可以评判、可以撤换管理者的现代公司制度，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可依赖的纠错、校正系统的提供者。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和时效。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信任被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第七集 各领风骚
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做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
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
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
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也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规定：“日本臣民，其所有权不受侵害。”
1946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中，天皇只作为国家象征保留，特权和身份制被彻底废除，平等原则被明确写入，同时写入《宪法》的还有：“财产权不得侵犯”。
丰田汽车的生产线上，有一根特别的拉绳，被称为“安东”绳。任何一名员工只要发现异常，就可以拉动绳索，停止生产，以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拉动安东绳的责任和权利，让工人不再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再是可以任意替换的一个标准化零件。他们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情感、被重视的人。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沿一总结说：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在组织中重新发现了人。
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五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
但文化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善于学习和开放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公司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润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公司从文化中收获的利益，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企业文化的内涵被迅速而充分地延展。
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文明中去寻找，用美好的价值重组公司，用高贵的精神锻造公司，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公司。这一切所取得的成就，是仅仅依靠硬性管理无法到达的高度。
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惟有更好地调动起自身文化中激发个人潜能的优势，更好地解读人与组织的关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作为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日本公司也从公司文化的自觉践行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它似乎还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每一个国民，决定了它在人类进步历程中的位置和高度，而这一点，将深深地镌刻进本国公司的文化中，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第八集 创新先锋
事实上，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呈现出几何级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2006财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为1320亿美元，而美国公司的研发预算则达到了2000亿美元。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第九集 本土雄心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第十集 地球无疆
全球公司或许仍将代表公司最好的那一面：提高生产力，并因此而改善各地区、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但它也时时表现出公司最令人忧心的一面：超越了国家的巨型组织更容易远离道德和约束。
哪里成本低，哪里有需求，公司就千方百计去哪里。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的简单的逻辑。正是这个简单的逻辑，一点点改变了世界的样貌。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反思。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公司，历史性的机遇都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要在竞技场上长久保持领先者的席位，惟有创新。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技术。
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大家都可以登台，扮演着某个角色，台词甚至剧目并不雷同，但没有人能演独角戏。
没有人能够断言，处于矛盾、机会、合作、分歧种种复杂境地中的公司，最终将会走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回头。
没有人能够预测，在财富、权力、科技、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公司还有多少可以被激发的潜能。我们只知道，未来总在想象之外。
——我们不停的探索，所有探索结束时，都是物归初始，都是此境初识，他依然还在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