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陈独秀

来源：人民网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和你谈一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儿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用〕知造因了。究竟我们〈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

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这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己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义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有只〔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于〉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井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上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

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不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予〔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成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言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之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未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用是〔是用〕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比现在都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 ．P ．或。C ．Y ．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 ．P ．非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 ．P ．和C ．Y ．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 ．P ．和C ．Y ．。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 ．P ．的很少很少，比较C ．P ．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 ．P ．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 ．P ．发展，还是C ．P ．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 ．P ．非C ．Y ．的党员，作工却失训练〔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 ．P ．非C ．Y ．的国民党员得着或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 ．P ．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 ．P ．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

C ．P ．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 ．P ．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谋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疆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成〉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样，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什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刊印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来源：人民网

瞿秋白

（一九二五年八月）〔1〕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 ．P ．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 ．P ．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2〕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

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澎涨，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已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已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智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

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斌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来〔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周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已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象〔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总〔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是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 ．P ．。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

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致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而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和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 ．P ．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 ．P ．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岸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 ．P ．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 ．P ．，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 ．P ．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 ．P ．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 ．P ．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 ．P ．，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他说C ．P ．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二七”屠杀，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第二、他说C ．P ．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 ．P ．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改党。C ．P ．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

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第三、他说C ．P ．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C ．P ．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 ．P ．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C ．P ．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 ．P ．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 ．P ．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 ．P ．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C ．P ．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 ．P ．现时的主张“计画”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 ．P ．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季陶现时所不肯苟用〔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

C ．P ．“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 ．P ．“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C ．P ．是无产阶级的改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 ．P ．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 ．P ．的。至于说C ．P ．及C ．Y ．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 ．P ．和C ．Y ．；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 ．P ．及C ．Y ．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C ．P ．？第二、他说C ．P ．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等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C ．P ．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狠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第三、他说C ．P ．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都〔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第四、他说，C ．P ．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 ．P ．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谎。总之，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C ．P ．，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季陶说，C ．P ．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季陶都已经当C ．P ．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

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闵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C ．P ．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其〔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

二、他说：“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所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 ．P ．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 ．P ．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 ．P ．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季陶挑拨离间C ．P ．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C ．P ．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C ．P ．同志几人与廖仲恺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比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

C ．P ．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上批评胡汉民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 ．P ．。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量〉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季陶却想代表民族的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实。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

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智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一九二五、八月

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 释〔1〕本文在《向导》丛书《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发表时未标明时间，翟秋白在一九二七年编辑《翟秋白论文集》书稿时署作一九二五年八月。〔2〕戴季陶、沈定一。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陈独秀

来源：人民网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和你谈一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儿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用〕知造因了。究竟我们〈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

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这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己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义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有只〔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于〉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井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上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

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不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予〔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成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言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之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未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用是〔是用〕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比现在都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 ．P ．或。C ．Y ．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 ．P ．非C ．Y ．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 ．P ．和C ．Y ．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 ．P ．和C ．Y ．。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 ．P ．的很少很少，比较C ．P ．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 ．P ．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 ．P ．发展，还是C ．P ．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 ．P ．非C ．Y ．的党员，作工却失训练〔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 ．P ．非C ．Y ．的国民党员得着或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 ．P ．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 ．P ．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

C ．P ．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 ．P ．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谋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疆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成〉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样，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什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刊印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来源：人民网

瞿秋白

（一九二五年八月）〔1〕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 ．P ．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 ．P ．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2〕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

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澎涨，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已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已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智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

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斌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来〔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周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已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象〔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总〔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是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 ．P ．。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

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致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而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和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 ．P ．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 ．P ．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岸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 ．P ．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 ．P ．，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 ．P ．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 ．P ．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 ．P ．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 ．P ．，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他说C ．P ．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二七”屠杀，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第二、他说C ．P ．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 ．P ．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改党。C ．P ．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

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第三、他说C ．P ．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C ．P ．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 ．P ．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C ．P ．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 ．P ．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 ．P ．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 ．P ．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C ．P ．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 ．P ．现时的主张“计画”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 ．P ．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季陶现时所不肯苟用〔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

C ．P ．“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 ．P ．“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C ．P ．是无产阶级的改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 ．P ．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 ．P ．的。至于说C ．P ．及C ．Y ．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 ．P ．和C ．Y ．；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 ．P ．及C ．Y ．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C ．P ．？第二、他说C ．P ．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等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C ．P ．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狠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第三、他说C ．P ．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都〔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第四、他说，C ．P ．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 ．P ．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谎。总之，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C ．P ．，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季陶说，C ．P ．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季陶都已经当C ．P ．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

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闵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C ．P ．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其〔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

二、他说：“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所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 ．P ．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 ．P ．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 ．P ．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季陶挑拨离间C ．P ．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C ．P ．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C ．P ．同志几人与廖仲恺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比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

C ．P ．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上批评胡汉民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 ．P ．。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量〉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季陶却想代表民族的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实。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

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智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一九二五、八月

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 释〔1〕本文在《向导》丛书《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发表时未标明时间，翟秋白在一九二七年编辑《翟秋白论文集》书稿时署作一九二五年八月。〔2〕戴季陶、沈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