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家训家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家庭教育智慧的深刻体现，是一个家庭的立家之本、幸福之源，是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石。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继续积极探索，广泛深入地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的指示精神，深入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发挥中原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达到以“以正确的理念引导人、以规范的家训约束人、以优良的家风塑造人、以生动的故事感染人、以典型的人物影响人，以好的家训家风支撑良好的社会风尚”的目的，本刊于2015年1月起，特开辟“好家训好家风”专栏。
家风漫谈：
已被许多人遗忘的家风因央视在这个春节的街访被重新关注，这样的街头采访不仅成为马年春节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留给人们许多思索和启示。当然，对“家风”两个字大家并不陌生。许多古代大家庭都有家风、祖训，有的还被写进书里。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家风往往是从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是先祖智慧的结晶，对一代代的后人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齐家”最高境界就是形成大家庭里的“家风”，它代表着一家人的精神风貌、品格修养和处事原则。今天对家风的重提和梳理，既是督促我们在精神上寻根，也是提醒我们应从传统文化里汲取古人为人处世的养分，让今天的我们得到更多古人家风里的浩然正气的熏染。
古人“家风”里的浩然正气
古人在家风的训导方面，不仅留下许多谆谆教诲，而且流传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断杼教子;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北宋大政治家司马光的“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者，侈以自败”;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勤奋、俭朴、求学务实”;《颜氏家训》中的“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等等。皆是传唱千古的家规、家训、家风。古人关于家风的文字记载，而今梳理吟诵可谓多如繁星，像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所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辛弃疾在《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词中写道：“一葛一裘经岁，一株以瓶终日，老子旧家风。”作为极度重视家庭品德修养的族群，家风无疑是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中最为朴素的沉淀，其浩然正气的风格与风尚，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脊梁。
在我国近代史上，众多著名人物的家风也为后人树立起人生观的价值标准，既给自身的家庭树立了端正的家风，传承了优秀的家规、家训和家风，也对民族文化的弘扬、道德素养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像“做官不许发财”是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的家风;“不经商、不赚钱、低调做人、一生清廉”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家风;“做自立、诚实和正直的人”是刘少奇的家风;“守法，低调”是邓小平的家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亲属子女严加管束，成为家风建设的楷模。他们那些激励人心、震撼人心的清廉之举和高风亮节，已成为我们党的巨大精神财富。
在古人和现代著名人物的家风中，传统家庭教育中的诗礼传家内涵当然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不管如何，诚信、正直、勤奋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应被长久坚守，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看古人家风咋形成
如何治家，历来是人们议论甚多的一个话题。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古人家风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长辈与子孙的身体力行，而不是背诵“家训”。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数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
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
陶侃退腌鱼
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
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曾国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张绪因势利导儿子
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栏目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家训家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家庭教育智慧的深刻体现，是一个家庭的立家之本、幸福之源，是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石。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继续积极探索，广泛深入地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的指示精神，深入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发挥中原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达到以“以正确的理念引导人、以规范的家训约束人、以优良的家风塑造人、以生动的故事感染人、以典型的人物影响人，以好的家训家风支撑良好的社会风尚”的目的，本刊于2015年1月起，特开辟“好家训好家风”专栏。
家风漫谈：
已被许多人遗忘的家风因央视在这个春节的街访被重新关注，这样的街头采访不仅成为马年春节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留给人们许多思索和启示。当然，对“家风”两个字大家并不陌生。许多古代大家庭都有家风、祖训，有的还被写进书里。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家风往往是从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是先祖智慧的结晶，对一代代的后人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齐家”最高境界就是形成大家庭里的“家风”，它代表着一家人的精神风貌、品格修养和处事原则。今天对家风的重提和梳理，既是督促我们在精神上寻根，也是提醒我们应从传统文化里汲取古人为人处世的养分，让今天的我们得到更多古人家风里的浩然正气的熏染。
古人“家风”里的浩然正气
古人在家风的训导方面，不仅留下许多谆谆教诲，而且流传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断杼教子;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北宋大政治家司马光的“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者，侈以自败”;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勤奋、俭朴、求学务实”;《颜氏家训》中的“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等等。皆是传唱千古的家规、家训、家风。古人关于家风的文字记载，而今梳理吟诵可谓多如繁星，像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所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辛弃疾在《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词中写道：“一葛一裘经岁，一株以瓶终日，老子旧家风。”作为极度重视家庭品德修养的族群，家风无疑是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中最为朴素的沉淀，其浩然正气的风格与风尚，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脊梁。
在我国近代史上，众多著名人物的家风也为后人树立起人生观的价值标准，既给自身的家庭树立了端正的家风，传承了优秀的家规、家训和家风，也对民族文化的弘扬、道德素养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像“做官不许发财”是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的家风;“不经商、不赚钱、低调做人、一生清廉”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家风;“做自立、诚实和正直的人”是刘少奇的家风;“守法，低调”是邓小平的家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亲属子女严加管束，成为家风建设的楷模。他们那些激励人心、震撼人心的清廉之举和高风亮节，已成为我们党的巨大精神财富。
在古人和现代著名人物的家风中，传统家庭教育中的诗礼传家内涵当然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不管如何，诚信、正直、勤奋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应被长久坚守，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看古人家风咋形成
如何治家，历来是人们议论甚多的一个话题。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古人家风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长辈与子孙的身体力行，而不是背诵“家训”。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数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
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
陶侃退腌鱼
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
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曾国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张绪因势利导儿子
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