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座让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但它的落脚点选择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抉择过程。当时,参加长征的共四路红军,每一路都经历了多次变化。特别是中央红军曾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变化,最终选择陕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变化逐步确定的,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抉择。激流归大海。其他各路红军按照党中央的抉择,先后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更大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定落脚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李德等人原计划去湘西落脚,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实施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逃的方针,加上指挥笨拙,丧失了许多战机,使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一定会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他在湘、桂、黔三省边境地区预置重兵,布阵以待,“请君入瓮”!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变化,命令中央红军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北,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挺身而出,同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斗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随后,部队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也是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关于落脚点选择的第一次变化,即从根本上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向湘西落脚的计划,决定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胜利到达黔北地区,但却发现该地区地瘠人稀,党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且蒋介石调集了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围拢而来,红军在该地区难以立足发展。因此,遵义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该地区创建新根据地。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他们对四川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关于落脚点的选择的第二次变化,也是第三次抉择。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开始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但是,由于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特别是川军以12个旅的兵力严密封锁了长江,北渡长江受阻,中央遂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跳出优势敌军的包围圈,乘胜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据此,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充分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按照中共中央会理会议的决定,继续北上,顺利通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我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于6月10日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并强调:“如有违背,定予严惩。”7月6日,他们全部承诺了日本帝国主义于6月9日提出的“觉书”要求,达成了卖国求荣的《何梅协定》,将华北的大部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他们按照日本侵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的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反蒋运动迅速掀起新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抗日救国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但自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化险为夷,夺取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更加旺盛。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地区,可随时向东向北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和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反“围剿”斗争中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尽管还在竭力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追击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已经远离其中心城市,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川陕甘地区之敌军派系复杂,各有各的打算,矛盾重重,协同作战十分困难。所有这些情况都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并有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16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战略思想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一致行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理由。报告指出:(一)川陕甘地区便于大部队机动,而松潘、理县、茂县地区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聚居区域,便于扩大红军,而松、理、茂地区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区粮食、牛羊缺乏,而川陕甘地区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红军陷于松、理、茂地区,将无发展前途。报告强调指出:红军向南发展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经集结130个团的兵力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苦,只有向北发展,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军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攻打松潘之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通道,才是正确的选择。为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共同北上,派6个团攻打松潘,对岷江东岸实行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认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是可能的。同时强调: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部,是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枢纽。战略方针的实现,主要靠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强调两个方面军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集中领导和指挥下,对实现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据此,中共中央于28日做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关于落脚点选择的第三次变化,也是第四次抉择。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的北上川陕甘抗日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 寻求在中蒙、中苏边境休养生息, 尔后东进抗日 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即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穿过茫茫水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准备继续北上。这时,中共中央按照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决定,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即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等部)东进,与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抗日。但是,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图谋被一再挫败后,开始铤而走险,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随其南下。中共中央为了动员他率领左路军共同北上抗日,电报频繁往来,苦口婆心,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但是,张国焘置若罔闻。9月3日,他复电中共中央,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同时,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5日,又命令位于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红三军驻地阿西紧急磋商,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10日凌晨,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阿西北上,向红一军团靠拢。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中央今日率3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鹅〔俄〕界”。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同时致电张国焘,“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到达俄界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的。但现在只有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行动方针,并决定将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乘胜占领大草滩、哈达铺,终于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地区。这是中共中央落脚点选择的第四次变化,也是战略抉择的第五次变化。 最终决定落脚陕甘,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形势大为改观。真可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具有超常预见能力的毛泽东已经看到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他已经在憧憬“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哈达铺位于甘肃岷县南部(今属宕昌县)的一个小镇。当地盛产当归,回民占一半以上,而且越往北走回民越多。因此,中共中央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颁发《回民地区守则》,除规定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等,条目很多很细。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在哈达铺邮局搜集到一部分天津出版发行的《大公报》,得知陕甘两省的红军和赤色游击队正处蓬勃发展之势。诸如1935年7月29日的《大公报》社评说: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转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旧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之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惟井岳秀师担任之旧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州(即�县)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等等。
毛泽东阅读了这些报纸后,欣喜万分。他坚定地表示:全陕北不说20万,就是两万红军,我们也要去。他迅速把报纸转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张闻天于9月22日撰写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提出在陕甘地区立足发展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说:“不论敌人怎样拼命,然而他们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苏区而斗争!”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9月23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新近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的打算,决定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第五次变化,也是最终的抉择。 28日,博古根据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决定,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详细地论述了在陕北落脚的伟大意义。文章指出:“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游击运动的方式――在陕甘――特别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发展,无疑的,这个发展,其意义,其重要性,决不限于陕西,决不限于西北,而是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与先声”。在目前,日本侵略者正逐步占领北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陕西“有他特别重大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性”。 会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越了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今吴旗)镇,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指出“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是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东进到陕西甘泉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党中央决定重建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编为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给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之后,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又进行了东征、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压题照片:1937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座让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但它的落脚点选择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抉择过程。当时,参加长征的共四路红军,每一路都经历了多次变化。特别是中央红军曾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变化,最终选择陕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变化逐步确定的,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抉择。激流归大海。其他各路红军按照党中央的抉择,先后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更大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定落脚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李德等人原计划去湘西落脚,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再实施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逃的方针,加上指挥笨拙,丧失了许多战机,使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一定会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他在湘、桂、黔三省边境地区预置重兵,布阵以待,“请君入瓮”!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变化,命令中央红军由通道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北,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挺身而出,同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斗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多数领导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随后,部队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也是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关于落脚点选择的第一次变化,即从根本上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向湘西落脚的计划,决定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胜利到达黔北地区,但却发现该地区地瘠人稀,党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且蒋介石调集了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围拢而来,红军在该地区难以立足发展。因此,遵义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该地区创建新根据地。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他们对四川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关于落脚点的选择的第二次变化,也是第三次抉择。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开始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但是,由于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特别是川军以12个旅的兵力严密封锁了长江,北渡长江受阻,中央遂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在川黔滇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跳出优势敌军的包围圈,乘胜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据此,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充分利用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按照中共中央会理会议的决定,继续北上,顺利通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这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我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于6月10日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并强调:“如有违背,定予严惩。”7月6日,他们全部承诺了日本帝国主义于6月9日提出的“觉书”要求,达成了卖国求荣的《何梅协定》,将华北的大部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他们按照日本侵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的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反蒋运动迅速掀起新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抗日救国主张,已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遭到严重损失,但自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化险为夷,夺取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更加旺盛。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地区,可随时向东向北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红六军团和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反“围剿”斗争中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尽管还在竭力策划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追击中央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已经远离其中心城市,补给困难,士气颓丧,战斗力大为下降。川陕甘地区之敌军派系复杂,各有各的打算,矛盾重重,协同作战十分困难。所有这些情况都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并有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16日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战略思想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一致行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理由。报告指出:(一)川陕甘地区便于大部队机动,而松潘、理县、茂县地区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聚居区域,便于扩大红军,而松、理、茂地区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区粮食、牛羊缺乏,而川陕甘地区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红军陷于松、理、茂地区,将无发展前途。报告强调指出:红军向南发展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经集结130个团的兵力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苦,只有向北发展,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军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攻打松潘之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通道,才是正确的选择。为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共同北上,派6个团攻打松潘,对岷江东岸实行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认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是可能的。同时强调: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部,是实现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枢纽。战略方针的实现,主要靠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强调两个方面军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集中领导和指挥下,对实现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据此,中共中央于28日做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关于落脚点选择的第三次变化,也是第四次抉择。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的北上川陕甘抗日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 寻求在中蒙、中苏边境休养生息, 尔后东进抗日 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即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穿过茫茫水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准备继续北上。这时,中共中央按照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决定,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即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等部)东进,与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抗日。但是,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图谋被一再挫败后,开始铤而走险,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随其南下。中共中央为了动员他率领左路军共同北上抗日,电报频繁往来,苦口婆心,进行耐心说服、教育。但是,张国焘置若罔闻。9月3日,他复电中共中央,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同时,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5日,又命令位于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红三军驻地阿西紧急磋商,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10日凌晨,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阿西北上,向红一军团靠拢。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中央今日率3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拉〕界,明日到鹅〔俄〕界”。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同时致电张国焘,“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到达俄界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的。但现在只有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行动方针,并决定将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乘胜占领大草滩、哈达铺,终于走出草地,进入甘南地区。这是中共中央落脚点选择的第四次变化,也是战略抉择的第五次变化。 最终决定落脚陕甘,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形势大为改观。真可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具有超常预见能力的毛泽东已经看到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他已经在憧憬“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哈达铺位于甘肃岷县南部(今属宕昌县)的一个小镇。当地盛产当归,回民占一半以上,而且越往北走回民越多。因此,中共中央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颁发《回民地区守则》,除规定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外,还规定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等,条目很多很细。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在哈达铺邮局搜集到一部分天津出版发行的《大公报》,得知陕甘两省的红军和赤色游击队正处蓬勃发展之势。诸如1935年7月29日的《大公报》社评说: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转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旧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之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惟井岳秀师担任之旧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州(即�县)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等等。
毛泽东阅读了这些报纸后,欣喜万分。他坚定地表示:全陕北不说20万,就是两万红军,我们也要去。他迅速把报纸转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张闻天于9月22日撰写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提出在陕甘地区立足发展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说:“不论敌人怎样拼命,然而他们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苏区而斗争!”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9月23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新近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的打算,决定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第五次变化,也是最终的抉择。 28日,博古根据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决定,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详细地论述了在陕北落脚的伟大意义。文章指出:“苏维埃运动――基本上游击运动的方式――在陕甘――特别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发展,无疑的,这个发展,其意义,其重要性,决不限于陕西,决不限于西北,而是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与先声”。在目前,日本侵略者正逐步占领北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陕西“有他特别重大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性”。 会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越了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今吴旗)镇,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指出“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是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东进到陕西甘泉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党中央决定重建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编为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从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给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之后,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又进行了东征、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压题照片:1937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