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福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联邦党人文集》……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皆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蓄的精神资源，比后续的几代人合起来还要多。他们以最干净利落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原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政策和现代大学教育……其制定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200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 世界经验反复证明，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刃口，涉及整场事业的功败。 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斐逊而非罗伯斯庇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那种群而不党、党而不私的精神豪迈，那种面对胜利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到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觉不出妒嫉者的血脉喷张和磨刀霍霍，更无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和“狡兔死，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绘制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按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 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权力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杰斐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基即可，或干脆玩儿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涌现比革命本身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时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己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按丛林法则，真是一天也活不成。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诞生时，大陆会议把军权授予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8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大海。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怎样安置?正义的召唤让他们将布衣换成军服，可胜利后的国家当务之急是建设而非搏杀，无须维持庞大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发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地终止，得不到妥善地转移与稀释，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的关键。 于美国而言，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关系最牢固，感情和信任最深。国家静静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他。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未犹豫，但其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犒劳，国家财政一片空白，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8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道德，去申请部下的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伤痕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他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刷刷向后转时，将军热泪盈眶，赶上去拥抱部下。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就这样沿着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回家去了。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先把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然后去找杰斐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权归还政府。 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更不足怪了，稀奇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挡驾，竟无臣子联名奏本——哀求“以天下社稷为重，不可弃民而去”云云。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样的“忠臣”确也有过，只可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中发现竟有华盛顿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致信华盛顿，从头到脚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民意”：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将军担任新君……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信号，但此劣迹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眼里，也不失大功一件。华盛顿是如何反应的呢?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急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幅油画，讲述的是200年前华盛顿归还军权的情景—— 在一问临时租借的礼堂里，代表们济济一堂，会场气氛庄严，大家已提前被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再过几分钟，卸职仪式上，自己即要接受国父的鞠躬——而作为受众，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这真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礼节，而是一个制度象征，它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理念：将军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徐徐弯下，代表们无不动容，大家明白，这是将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出最清晰的阐释。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宪法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向议员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牢记一条常识：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父母在孩子胳膊上种下的一粒“痘”，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200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之理念，也在公众心里扎根了200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内政秩序一直温和、稳定，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尼克松身陷“水门事件”，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淡淡地说了一句：“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是一节历史公开课，宣读着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锦衣卫”。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国家的最好方式便是在适当之际交出权力。凭这种信仰和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自由、辽阔与浩瀚……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的农庄。5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命令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己乐意，是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尊重。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的生涯。8年军旅，置生死度外；8年总统，值国家艰苦之时。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摘自《精神自治》，王开岭文集随笔卷，书海出版社2011年版)
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福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联邦党人文集》……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皆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蓄的精神资源，比后续的几代人合起来还要多。他们以最干净利落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原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政策和现代大学教育……其制定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200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 世界经验反复证明，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刃口，涉及整场事业的功败。 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斐逊而非罗伯斯庇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那种群而不党、党而不私的精神豪迈，那种面对胜利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到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觉不出妒嫉者的血脉喷张和磨刀霍霍，更无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和“狡兔死，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绘制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按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 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权力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杰斐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基即可，或干脆玩儿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涌现比革命本身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时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己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按丛林法则，真是一天也活不成。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诞生时，大陆会议把军权授予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8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大海。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怎样安置?正义的召唤让他们将布衣换成军服，可胜利后的国家当务之急是建设而非搏杀，无须维持庞大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发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地终止，得不到妥善地转移与稀释，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的关键。 于美国而言，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关系最牢固，感情和信任最深。国家静静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他。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未犹豫，但其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犒劳，国家财政一片空白，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8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道德，去申请部下的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伤痕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他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刷刷向后转时，将军热泪盈眶，赶上去拥抱部下。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就这样沿着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回家去了。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先把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然后去找杰斐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权归还政府。 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更不足怪了，稀奇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挡驾，竟无臣子联名奏本——哀求“以天下社稷为重，不可弃民而去”云云。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样的“忠臣”确也有过，只可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中发现竟有华盛顿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致信华盛顿，从头到脚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民意”：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将军担任新君……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信号，但此劣迹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眼里，也不失大功一件。华盛顿是如何反应的呢?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急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幅油画，讲述的是200年前华盛顿归还军权的情景—— 在一问临时租借的礼堂里，代表们济济一堂，会场气氛庄严，大家已提前被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再过几分钟，卸职仪式上，自己即要接受国父的鞠躬——而作为受众，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这真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礼节，而是一个制度象征，它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理念：将军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徐徐弯下，代表们无不动容，大家明白，这是将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出最清晰的阐释。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宪法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向议员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牢记一条常识：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父母在孩子胳膊上种下的一粒“痘”，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200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之理念，也在公众心里扎根了200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内政秩序一直温和、稳定，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尼克松身陷“水门事件”，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淡淡地说了一句：“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是一节历史公开课，宣读着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锦衣卫”。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国家的最好方式便是在适当之际交出权力。凭这种信仰和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自由、辽阔与浩瀚……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的农庄。5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命令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己乐意，是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尊重。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的生涯。8年军旅，置生死度外；8年总统，值国家艰苦之时。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摘自《精神自治》，王开岭文集随笔卷，书海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