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徒生在《光荣的荆棘路》一文中认为，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而王小波却说：“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着一只蓝蜻蜓”①。王蒙认为王小波是个“明白人”②。而更为重要的王小波是个讲明白话的人，他不仅具有识辨真伪的能力，尤其具备了一种说真话的智慧和艺术。 [关键词]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传统文化 幽默 一 我们这个社会，明白人也许不少，但真正讲明白话的人却不见得多：甚至有不少人专讲傻话，自己明白，却害怕别人也明白，非要把别人搞糊涂不可。孔子就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基于这一点，王小波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王小波虽然是个明白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说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自己变得沉默的起因。年轻时，他读肖伯纳的剧本《巴巴拉上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个年轻人说自己对科学、艺术、法律等一无所长，唯一的长处便是明辨是非。而事实上，“明辨是非”却难倒了一切真正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作者读了这段文字后，便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还说，他年轻时见到的一些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整天捧着个“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 那后来作者为什么要抛弃“童贞”（作者感觉“开口说话”就像丧失了“童贞”）开口说话呢？他有自己的解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作者把说违心的话叫做‘一种话语的捐税’）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群体，称作“弱势群体”。而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别人便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然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基此，我们可以认为王小波开口说话实际带有要证明自己存在这种意味在里面。 王小波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还说，并不是因为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而仅仅是因为“山在那边”。他反对虚伪的崇高，他说：“虚伪这东西比堕落还要坏。”而事实上，他的作品中却含着极强的使命感。当蛮者指鹿为马，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世时，固然有人明白，但却因为没有机会，没有胆量，或是囿于“清高”而“不屑”与“傻子”争辨，就如作者所说：“有些人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但还有些明白人“他们珍视自己的清白”。而作者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事实上，当作者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没有顾及的何止是“自身的清白”。 作者认为写杂文很容易，因为杂文就是说理，直不郎当把理说完就得了。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而事实上，有些人为了获得“说”的资格，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追求思想，而非权利的话语，是多少真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比如世上崇尚了那么久的准则：“今圣上之育斯人也……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④这颂辞讲得太明白了：圣人养育亿万子民这件仁德大业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把天地之间一切不同的声音整齐划一。有了如此伟大至尊的目标日夜悬在头顶，大多数人的开口就成了一件非常尴尬无趣的事情。当然，对于这种无趣，人们终究不能天长地久地仰面赞颂下去。 幸好有了今天，更幸好有了王小波，使我们可以不再沉默，使我们有了另一种话语可听。 二 作为一名自由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十分推崇理性、智慧，特别痛恨偏执、愚昧。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⑤他自己也公开声明：“我要反对愚蠢，崇尚健全的理性。”凭着这一立场，他几乎对每一种思潮都持宁静致远的态度。他摆脱了通常文化型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与教化民众的救世情怀，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独立性话语空间，表达自己更宏大的文化情怀。 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的文化批判锋芒很少是直指时弊，愤世疾俗的。他的笔力和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畸形的文化心态。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取向，往往会导致对真正文化精神的扼杀。 中华文化重伦理道德，长期以来形成了优劣共存的庞杂体系，一方面以其悲孝敬养，尚礼修睦的伦理原则，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一方面又以其纲常名教的弊端，为人们痛心疾首。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伦理等级的秩序：“必正伦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妻妻，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后大小相畏，上下相维，而家道以正，家远以兴。”⑥本来非常人性化的起点，却由于政治的需要走向了不近人情，走向了违反人性的反面，甚至最终走向了“以理杀人”的极端。 王小波指出，在中国“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到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清楚了。举例言之，我们讲咒孝道，从来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本来儿子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就是不去提倡、宣扬，人家也知道；这就如吃饭，饿了，人家自会去吃，不需要你去提倡。所以王小玻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过了头，便会产生“自激”，导致“抽疯似”的运动。王小波说：“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的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入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吵死人——行话叫做‘自激’”。 行孝本身并不坏，但社会要去夸大它，导致“自激”就不好。中国人重伦理，讲“仁义”、“中庸”，本身都不坏，但“琢磨得过了分”就有点“肉麻”。王小波认为，作为中华遗产的主要部分“孔孟程朱”自己都读过，“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却苦心钻研了两千年。旧时读书人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其实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些人并非真是“神经病”：“任何一门学问，即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他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此后假如再有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但“古宅闹鬼，树老成精”，国学被折腾到最后便会“吃人”。
[摘要] 安徒生在《光荣的荆棘路》一文中认为，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而王小波却说：“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着一只蓝蜻蜓”①。王蒙认为王小波是个“明白人”②。而更为重要的王小波是个讲明白话的人，他不仅具有识辨真伪的能力，尤其具备了一种说真话的智慧和艺术。 [关键词]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传统文化 幽默 一 我们这个社会，明白人也许不少，但真正讲明白话的人却不见得多：甚至有不少人专讲傻话，自己明白，却害怕别人也明白，非要把别人搞糊涂不可。孔子就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基于这一点，王小波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王小波虽然是个明白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说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自己变得沉默的起因。年轻时，他读肖伯纳的剧本《巴巴拉上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个年轻人说自己对科学、艺术、法律等一无所长，唯一的长处便是明辨是非。而事实上，“明辨是非”却难倒了一切真正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作者读了这段文字后，便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还说，他年轻时见到的一些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整天捧着个“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 那后来作者为什么要抛弃“童贞”（作者感觉“开口说话”就像丧失了“童贞”）开口说话呢？他有自己的解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作者把说违心的话叫做‘一种话语的捐税’）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群体，称作“弱势群体”。而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别人便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然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基此，我们可以认为王小波开口说话实际带有要证明自己存在这种意味在里面。 王小波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还说，并不是因为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而仅仅是因为“山在那边”。他反对虚伪的崇高，他说：“虚伪这东西比堕落还要坏。”而事实上，他的作品中却含着极强的使命感。当蛮者指鹿为马，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世时，固然有人明白，但却因为没有机会，没有胆量，或是囿于“清高”而“不屑”与“傻子”争辨，就如作者所说：“有些人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但还有些明白人“他们珍视自己的清白”。而作者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事实上，当作者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没有顾及的何止是“自身的清白”。 作者认为写杂文很容易，因为杂文就是说理，直不郎当把理说完就得了。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而事实上，有些人为了获得“说”的资格，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追求思想，而非权利的话语，是多少真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比如世上崇尚了那么久的准则：“今圣上之育斯人也……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④这颂辞讲得太明白了：圣人养育亿万子民这件仁德大业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把天地之间一切不同的声音整齐划一。有了如此伟大至尊的目标日夜悬在头顶，大多数人的开口就成了一件非常尴尬无趣的事情。当然，对于这种无趣，人们终究不能天长地久地仰面赞颂下去。 幸好有了今天，更幸好有了王小波，使我们可以不再沉默，使我们有了另一种话语可听。 二 作为一名自由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十分推崇理性、智慧，特别痛恨偏执、愚昧。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⑤他自己也公开声明：“我要反对愚蠢，崇尚健全的理性。”凭着这一立场，他几乎对每一种思潮都持宁静致远的态度。他摆脱了通常文化型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与教化民众的救世情怀，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独立性话语空间，表达自己更宏大的文化情怀。 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的文化批判锋芒很少是直指时弊，愤世疾俗的。他的笔力和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畸形的文化心态。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取向，往往会导致对真正文化精神的扼杀。 中华文化重伦理道德，长期以来形成了优劣共存的庞杂体系，一方面以其悲孝敬养，尚礼修睦的伦理原则，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一方面又以其纲常名教的弊端，为人们痛心疾首。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伦理等级的秩序：“必正伦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妻妻，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后大小相畏，上下相维，而家道以正，家远以兴。”⑥本来非常人性化的起点，却由于政治的需要走向了不近人情，走向了违反人性的反面，甚至最终走向了“以理杀人”的极端。 王小波指出，在中国“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到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清楚了。举例言之，我们讲咒孝道，从来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本来儿子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就是不去提倡、宣扬，人家也知道；这就如吃饭，饿了，人家自会去吃，不需要你去提倡。所以王小玻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过了头，便会产生“自激”，导致“抽疯似”的运动。王小波说：“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的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入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吵死人——行话叫做‘自激’”。 行孝本身并不坏，但社会要去夸大它，导致“自激”就不好。中国人重伦理，讲“仁义”、“中庸”，本身都不坏，但“琢磨得过了分”就有点“肉麻”。王小波认为，作为中华遗产的主要部分“孔孟程朱”自己都读过，“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却苦心钻研了两千年。旧时读书人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其实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些人并非真是“神经病”：“任何一门学问，即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他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此后假如再有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但“古宅闹鬼，树老成精”，国学被折腾到最后便会“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