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甲型H1N1流感，世界上还有许多严重的公共疾病，其他传染性疾病如疟疾、乙肝、肺结核等一直缺乏更大范围的国际关注。但世界卫生组织否认对此次甲型流感的反应过度。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一场起源于墨西哥穷人居住区的疫情席卷全球。当人们找到这场疾病的源头时，才发现大约两个多月前，这个墨西哥东部的贫穷村庄里就已经疾病缠身，并且有两个婴儿死亡。对于贫穷的村庄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但当病毒扩散到更多国家，影响到人们的集会、旅行，事情变得严重起来。 世界卫生组织将警报级别提高到了5级，一个月来，全球各国媒体在头版连篇累牍地刊登流感的报道，病毒的细微变化都会被科学家们放在显微镜下密切关注，药品研发机构一日不停地赶制疫苗。 为了应对这场流感，世界卫生大会缩短了日程，取消了许多关于其他疾病的议题。“每年有超过1.5万人死于美洲锥虫病，可这么大规模的传染病居然都提不上世界卫生大会的议事日程。”无国界医生驻香港办事处发言人陈广慧说，国际社会对甲型流感的过度关切淹没了许多更为严重的公共疾病，像美洲锥虫病这样被忽略的疾病还有很多。 水肿、表皮腐烂、脑膜炎直至死亡，美洲锥虫病的性状听起来比我们正在面对着的甲型流感可怕得多，而它的传染性和死亡烈度同样足以让人恐惧，目前，全世界有1400万人受到感染，每年有超过1.5万人死于此病。但这个主要发生在南美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 2009年是美洲锥虫病发现100周年，“今年终于能够进入世界卫生大会的议事日程了，这很让人高兴。”陈广慧说。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打乱了这一切，因为各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各大药厂的领导者都要回去忙着应对流感，9天的卫生大会日程缩短到5天，美洲锥虫病这样的热带疾病首当其冲被剔除在议程之外。 在美洲锥虫病100年来的传播史中，仅有两种药品被发明出来，还是早在1960年代生产的。如今这些陈旧的药品药效是否还存在，病毒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异，耐药性有多高，一直缺乏科研机构的关注。对比甲型流感病毒所获得的科研重视程度，对美洲锥虫病的忽略令人如此触目惊心。 至于原因，陈广慧解释：在发现之初的很多年里，美洲锥虫病都只出现在拉美比较贫穷的国家，病人都是些穷人，他们没有钱购买药品，很多药厂科研机构也就没有热情去研发和生产药物，传媒也缺乏兴趣关注。 无国界医生组织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75年到1999年，全球1400多种新药品，只有16种跟热带疾病有关。像美洲锥虫病这样严重的热带传染性疾病，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的还有很多。南美、非洲、南亚，这些热带地区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地区，同时又往往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说服那些大的药厂为穷人生产药品，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 如果一场疾病，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患者有消费能力，药厂自然有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针对这些疾病的研发和生产中去。利润再次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即使面对的是生命。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的多哈会议上讨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时，曾经特意提出，在疾病面前，生命比利润更加重要，但这样的口号遭遇真正的市场实践时，罕有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有责任去公平地面对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协调药品的研究、生产和分配，但却缺乏实质性权力。道义和良知不得不被国别和商业机构的意愿所左右。 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支持下，结核病勉强保留在本次世界卫生大会的议题之内，美洲锥虫病没有这样的好运。被忽略的疾病最终会让人们付出代价，100年了，美洲锥虫病已经不再仅仅是在燥热的拉丁美洲出现，发达的北美、欧洲、澳洲、日本等地都已经出现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也已将此病升级为“全球性的问题”。 毗邻美国的墨西哥穷人将疾病从农村肮脏的养猪场带到了城里，然后通过精英人士的全球旅行，在世界各地传播。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严重的疾病依然被人们忽略着，病人们或者等待本国政府真正有能力并且愿意担负起对国民的责任，或者等待他们家乡的疾病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则现代寓言。 警报级别的确定是否存在问题?甲型流感的防控是否占据了太多全球公共卫生资源?如何保证新疫苗的公平分配?本刊记者专访了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韩卓升博士。在他看来，对甲型流感要警觉，而不是恐慌。 反应过度了吗? 《南风窗》：WHO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中国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同6年前中国对于SAKS采取的措施相比，有没有一些改进? 韩卓升：SARS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当时中国对于一个来源未知，并且疾病大规模迅速传播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没有充分准备。但是在近几年，中国通过加强医疗人员培训，投资公共卫生系统和建立全国性的传染病防控机制，使得本国面对传染病扩散准备更加充分。 总的来说，中国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是可圈可点的。当WHO通知卫生部关于北美流感爆发的事件时，当局增加了对于疑似病例隔离的数量，并且医务工作人员也被通知立即报告疑似病例。 当局认识到一旦流感开始大规模传播，用于控制局面的人力物力将会远大于现在的投入。所以，他们从卫生部、科技部、商务部和外交部等部委抽调专家成立了8个工作组。一旦病毒开始大规模传播，这种多部门协调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南风窗》：中国不少驻北美国家的使馆甚至要求华人学生暂不要回国，很多国家因此批评中国反应过度，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韩卓升：各国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依据特定的环境和局面，包括中国在内。采取何种公共卫生行为最终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法律，取决于国家本身对于形势的评估和判定。 《南风窗》：对于H1N1病毒的解读，到目前为止，各国的专家给出的说法看起来并不一致，例如，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5月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其变异几率甚至超过艾滋病病毒，变异后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性可能更大。”而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称，甲型流感病毒的毒力并不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更强。每次公共疫情来临的时候，医学专家们似乎总是会有不同的争论，对此，WHO通常会怎样面对?而公众又将如何判断呢? 韩卓升：在过去的4个星期内，专家对于甲型H1N1病毒有了很多发现，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表明此病毒变异的证据。墨西哥之外的其他国家，流感病状都不强烈，死亡率很低。很多感染人群在没有住院或治疗的情况下就病愈了。 如果有对于H1N1研究的最新进展，我
们将予以公布。公众最应该信赖的还是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建议，并且采取简单的防护措施，比如远离公众聚集区，保持个人卫生行为。 《南风窗》：WHO将此次流感疫情的警报定为5级，但这一决定似乎并没有受到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欢迎。疫情防控等级的提高对于经济复苏绝对不是好事，那么在决定疫情警报级别的时候，WHO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吗? 韩卓升：任何定位警戒等级的因素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公共卫生因素的基础上，WHO优先考虑的是世界人民的健康。 疾病无国界 《南风窗》：据WHO监测，每年全球死于流感的人数大约是多少?这一次的H1N1流感有何不同，为什么引起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 韩卓升：每年大概有25万到50万的人死于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一种新型病毒，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对此的免疫力低甚至于没有免疫力。现在流感的症状并不强烈，死亡率也不高。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如果病毒大规模流行，将会增加病毒变异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引起其它病毒的变异。WHO的目的在于引起全球对于甲型流感的警觉，但不是恐慌。 《南风窗》：在肆虐的流感中，最脆弱的是哪些国家，哪类人群? 韩卓升：在病情严重和已经死亡的病例中发现，先前健康的儿童和青年人是最容易感染人群。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年轻人并没有接触过各种病毒，可能对于病毒还没有形成天然的抵抗力。同时，年轻人的社会活动较多――上学、交友、旅行――这样也增加了他们接触病毒的机会。 根据现有证据表明，另一批易感染人群是患有慢性疾病如免疫系统缺陷疾病、糖尿病、哮喘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WHO总干事陈冯富珍曾指出，世界上大约85％的慢性疾病患者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中有着大量的易感染人群。 《南风窗》：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陈冯富珍博士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处于发生H1N1严重感染并出现死亡病例危险之中的人数最多，那么防止发展中国家成为流感大流行的最主要受害者，WHO通常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韩卓升：根据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WHO发布信息，并且对成员国进行技术协助以帮助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本机构也同样协助成员国评估本国公共卫生系统和资源，帮助加强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 根据WHO的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指导文件，我们建议各国依据本国情况制定不同于WHO的警戒等级和预防控制措施。WHO也同样发布关于甲型H1N1流感病毒规模和严重性的权威信息，为其他国家建立有科学依据的指导和干预措施。一旦需要。我们也将提供技术援助。 对于甲型H1N1，WHO已经将300万防病毒药物送达72个需要的国家。我们正在敦促国际疫苗生产商确定在疫苗生产成熟后，发展中国家具备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获得疫苗的机会。同时，我们为此政策也准备了相应的捐助。 《南风窗》：从无国界医生、国际红十字会等机构处，我们得知，全球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非常庞大，2008年，本刊记者曾经在广州访问过无国界医生的全球议会主席符尼尔医生，他说，事实上，在南亚、非洲等贫穷国家，每年大规模的流行病几乎是一种常态，却一直缺少公众的关注。 与此相比，贵组织是否认为那些更为糟糕和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却在对甲型流感疫情的过度关注中被忽略了? 韩卓升：我不认为甲型H1N1病毒是一种发达国家的疾病。它已经传播到发展水平不同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减弱传播，一种流行疾病会影响到全球所有的国家。当2003年SARS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时候，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忧虑。WHO的角色是告知政府和公众有关传染性疾病的信息，使得他们能够采取相应措施来预防、应对以及控制疾病传播形势。 的确，其他传染性疾病如疟疾、乙肝、肺结核等应该引起更大范围的国际关注。这些疾病可能不会成为新闻看点，但是WHO一直持续地对此进行关注。例如，我们最近将与北京合作举办一个国际性的与抗药性肺结核议题相关的部长级会议。 任何定位警戒等级的因素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公共卫生因素的基础上，WHO优先考虑的是世界人民的健康。
除了甲型H1N1流感，世界上还有许多严重的公共疾病，其他传染性疾病如疟疾、乙肝、肺结核等一直缺乏更大范围的国际关注。但世界卫生组织否认对此次甲型流感的反应过度。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一场起源于墨西哥穷人居住区的疫情席卷全球。当人们找到这场疾病的源头时，才发现大约两个多月前，这个墨西哥东部的贫穷村庄里就已经疾病缠身，并且有两个婴儿死亡。对于贫穷的村庄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但当病毒扩散到更多国家，影响到人们的集会、旅行，事情变得严重起来。 世界卫生组织将警报级别提高到了5级，一个月来，全球各国媒体在头版连篇累牍地刊登流感的报道，病毒的细微变化都会被科学家们放在显微镜下密切关注，药品研发机构一日不停地赶制疫苗。 为了应对这场流感，世界卫生大会缩短了日程，取消了许多关于其他疾病的议题。“每年有超过1.5万人死于美洲锥虫病，可这么大规模的传染病居然都提不上世界卫生大会的议事日程。”无国界医生驻香港办事处发言人陈广慧说，国际社会对甲型流感的过度关切淹没了许多更为严重的公共疾病，像美洲锥虫病这样被忽略的疾病还有很多。 水肿、表皮腐烂、脑膜炎直至死亡，美洲锥虫病的性状听起来比我们正在面对着的甲型流感可怕得多，而它的传染性和死亡烈度同样足以让人恐惧，目前，全世界有1400万人受到感染，每年有超过1.5万人死于此病。但这个主要发生在南美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 2009年是美洲锥虫病发现100周年，“今年终于能够进入世界卫生大会的议事日程了，这很让人高兴。”陈广慧说。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打乱了这一切，因为各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各大药厂的领导者都要回去忙着应对流感，9天的卫生大会日程缩短到5天，美洲锥虫病这样的热带疾病首当其冲被剔除在议程之外。 在美洲锥虫病100年来的传播史中，仅有两种药品被发明出来，还是早在1960年代生产的。如今这些陈旧的药品药效是否还存在，病毒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异，耐药性有多高，一直缺乏科研机构的关注。对比甲型流感病毒所获得的科研重视程度，对美洲锥虫病的忽略令人如此触目惊心。 至于原因，陈广慧解释：在发现之初的很多年里，美洲锥虫病都只出现在拉美比较贫穷的国家，病人都是些穷人，他们没有钱购买药品，很多药厂科研机构也就没有热情去研发和生产药物，传媒也缺乏兴趣关注。 无国界医生组织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75年到1999年，全球1400多种新药品，只有16种跟热带疾病有关。像美洲锥虫病这样严重的热带传染性疾病，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的还有很多。南美、非洲、南亚，这些热带地区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地区，同时又往往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说服那些大的药厂为穷人生产药品，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 如果一场疾病，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患者有消费能力，药厂自然有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针对这些疾病的研发和生产中去。利润再次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即使面对的是生命。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的多哈会议上讨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时，曾经特意提出，在疾病面前，生命比利润更加重要，但这样的口号遭遇真正的市场实践时，罕有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有责任去公平地面对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疾病，协调药品的研究、生产和分配，但却缺乏实质性权力。道义和良知不得不被国别和商业机构的意愿所左右。 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支持下，结核病勉强保留在本次世界卫生大会的议题之内，美洲锥虫病没有这样的好运。被忽略的疾病最终会让人们付出代价，100年了，美洲锥虫病已经不再仅仅是在燥热的拉丁美洲出现，发达的北美、欧洲、澳洲、日本等地都已经出现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也已将此病升级为“全球性的问题”。 毗邻美国的墨西哥穷人将疾病从农村肮脏的养猪场带到了城里，然后通过精英人士的全球旅行，在世界各地传播。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严重的疾病依然被人们忽略着，病人们或者等待本国政府真正有能力并且愿意担负起对国民的责任，或者等待他们家乡的疾病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则现代寓言。 警报级别的确定是否存在问题?甲型流感的防控是否占据了太多全球公共卫生资源?如何保证新疫苗的公平分配?本刊记者专访了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韩卓升博士。在他看来，对甲型流感要警觉，而不是恐慌。 反应过度了吗? 《南风窗》：WHO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中国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同6年前中国对于SAKS采取的措施相比，有没有一些改进? 韩卓升：SARS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当时中国对于一个来源未知，并且疾病大规模迅速传播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没有充分准备。但是在近几年，中国通过加强医疗人员培训，投资公共卫生系统和建立全国性的传染病防控机制，使得本国面对传染病扩散准备更加充分。 总的来说，中国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是可圈可点的。当WHO通知卫生部关于北美流感爆发的事件时，当局增加了对于疑似病例隔离的数量，并且医务工作人员也被通知立即报告疑似病例。 当局认识到一旦流感开始大规模传播，用于控制局面的人力物力将会远大于现在的投入。所以，他们从卫生部、科技部、商务部和外交部等部委抽调专家成立了8个工作组。一旦病毒开始大规模传播，这种多部门协调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南风窗》：中国不少驻北美国家的使馆甚至要求华人学生暂不要回国，很多国家因此批评中国反应过度，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韩卓升：各国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依据特定的环境和局面，包括中国在内。采取何种公共卫生行为最终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法律，取决于国家本身对于形势的评估和判定。 《南风窗》：对于H1N1病毒的解读，到目前为止，各国的专家给出的说法看起来并不一致，例如，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5月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其变异几率甚至超过艾滋病病毒，变异后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性可能更大。”而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称，甲型流感病毒的毒力并不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更强。每次公共疫情来临的时候，医学专家们似乎总是会有不同的争论，对此，WHO通常会怎样面对?而公众又将如何判断呢? 韩卓升：在过去的4个星期内，专家对于甲型H1N1病毒有了很多发现，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表明此病毒变异的证据。墨西哥之外的其他国家，流感病状都不强烈，死亡率很低。很多感染人群在没有住院或治疗的情况下就病愈了。 如果有对于H1N1研究的最新进展，我
们将予以公布。公众最应该信赖的还是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建议，并且采取简单的防护措施，比如远离公众聚集区，保持个人卫生行为。 《南风窗》：WHO将此次流感疫情的警报定为5级，但这一决定似乎并没有受到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欢迎。疫情防控等级的提高对于经济复苏绝对不是好事，那么在决定疫情警报级别的时候，WHO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吗? 韩卓升：任何定位警戒等级的因素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公共卫生因素的基础上，WHO优先考虑的是世界人民的健康。 疾病无国界 《南风窗》：据WHO监测，每年全球死于流感的人数大约是多少?这一次的H1N1流感有何不同，为什么引起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 韩卓升：每年大概有25万到50万的人死于季节性流感。甲型H1N1流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一种新型病毒，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对此的免疫力低甚至于没有免疫力。现在流感的症状并不强烈，死亡率也不高。但是，我们不能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如果病毒大规模流行，将会增加病毒变异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引起其它病毒的变异。WHO的目的在于引起全球对于甲型流感的警觉，但不是恐慌。 《南风窗》：在肆虐的流感中，最脆弱的是哪些国家，哪类人群? 韩卓升：在病情严重和已经死亡的病例中发现，先前健康的儿童和青年人是最容易感染人群。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年轻人并没有接触过各种病毒，可能对于病毒还没有形成天然的抵抗力。同时，年轻人的社会活动较多――上学、交友、旅行――这样也增加了他们接触病毒的机会。 根据现有证据表明，另一批易感染人群是患有慢性疾病如免疫系统缺陷疾病、糖尿病、哮喘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WHO总干事陈冯富珍曾指出，世界上大约85％的慢性疾病患者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中有着大量的易感染人群。 《南风窗》：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陈冯富珍博士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处于发生H1N1严重感染并出现死亡病例危险之中的人数最多，那么防止发展中国家成为流感大流行的最主要受害者，WHO通常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韩卓升：根据2005年的国际卫生条例，WHO发布信息，并且对成员国进行技术协助以帮助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本机构也同样协助成员国评估本国公共卫生系统和资源，帮助加强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 根据WHO的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指导文件，我们建议各国依据本国情况制定不同于WHO的警戒等级和预防控制措施。WHO也同样发布关于甲型H1N1流感病毒规模和严重性的权威信息，为其他国家建立有科学依据的指导和干预措施。一旦需要。我们也将提供技术援助。 对于甲型H1N1，WHO已经将300万防病毒药物送达72个需要的国家。我们正在敦促国际疫苗生产商确定在疫苗生产成熟后，发展中国家具备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获得疫苗的机会。同时，我们为此政策也准备了相应的捐助。 《南风窗》：从无国界医生、国际红十字会等机构处，我们得知，全球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非常庞大，2008年，本刊记者曾经在广州访问过无国界医生的全球议会主席符尼尔医生，他说，事实上，在南亚、非洲等贫穷国家，每年大规模的流行病几乎是一种常态，却一直缺少公众的关注。 与此相比，贵组织是否认为那些更为糟糕和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却在对甲型流感疫情的过度关注中被忽略了? 韩卓升：我不认为甲型H1N1病毒是一种发达国家的疾病。它已经传播到发展水平不同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减弱传播，一种流行疾病会影响到全球所有的国家。当2003年SARS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时候，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忧虑。WHO的角色是告知政府和公众有关传染性疾病的信息，使得他们能够采取相应措施来预防、应对以及控制疾病传播形势。 的确，其他传染性疾病如疟疾、乙肝、肺结核等应该引起更大范围的国际关注。这些疾病可能不会成为新闻看点，但是WHO一直持续地对此进行关注。例如，我们最近将与北京合作举办一个国际性的与抗药性肺结核议题相关的部长级会议。 任何定位警戒等级的因素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公共卫生因素的基础上，WHO优先考虑的是世界人民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