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人物 胡佛塔戳破斯坦福校园的红瓦天际线，醒目耸立。乔治·普拉特·舒尔茨离开政坛后就栖身于塔下的胡佛研究中心。他的大宅也在斯坦福，时常迎来政界名流，比如，小布什。退休后，他为JP摩根大通、伯克德集团这样的金融、建筑工程巨头当过顾问和董事。他也常从加州飞到东海岸去，那里有很多老朋友。比如，2009年，他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奥巴马探讨世界无核化，这是他毕生致力的事业；前不久，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一个美国和世界政要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嘉宾并回答提问。他保持联系，抗拒老去，抗拒失去影响力。正如他告诉我，他最钟爱斯坦福大学的一点，就是它优秀的体育传统。据说他的高尔夫球技很差，但他说，“我是斯坦福体育的死忠”。从这句话中，我听出了他对生命力的向往。 当他的秘书苏珊轻轻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正伏案阅读的舒尔茨转过身来，顺手拉过身旁的椅子，转向面对她，示意我坐那儿。这偌大的办公室，如果不是满墙的照片，定会显得空旷。他辉煌的政治生涯都凝结在这些照片中了，我几乎能听到墙上岁月悄然流动的声音：他穿着晚礼服，系着蝴蝶结领带，在白宫舞会上翩翩起舞；他与理查德·尼克松对坐餐桌前，下午茶的咖啡杯和雪茄烟圈里正酝酿着冲击世界的浮动汇率制吗？他坐在罗纳德·里根身旁，两人绽放着笑容，是因为美苏签署的第一个裁减核武条约，还是因为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来？ 舒尔茨是政界里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人物，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高材生，“芝加哥学派”的信徒。整个七八十年代，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经济政策班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詹姆士·贝克尔（James Baker）、乔治·舒尔茨等等，这些名字无一不打上这一学派的烙印。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叛，笃信市场机制至上、应最大限度约束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政界占据主流。舒尔茨坚信，“市场是比政府更好的监管者”。他反对林登·约翰逊通过控制工资和价格来抑制通胀，他相信偏颇的税收系统“是对个人智商的侮辱”。他认为，只要预算没有失控，货币政策没错，只需假以时日，耐心等待，坚持执行，通胀自会下来。他说：“经济学家的等待是政治家的噩梦，政治家等不住。但经济规律是，一项经济政策需要时间来慢慢发挥效果。” 正是在这种理念引导下，里根任期内，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控制被放开。能源价格在经历了一阵混乱后，开始下降。里根政府大刀阔斧地把所得税从70%砍到28%，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里根继承的是一个通胀率超过10%，最高时甚至达到20%的糟糕经济。舒尔茨回忆说：“我们给他的报告说，你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货币政策，才能控制通胀。里根为保罗·沃克尔（时任美联储主席）撑起了一把政治庇护伞，让保罗安心地实施他的货币政策。最初，经济在中期选举时确实出现倒退，一些政治圈的人跑来对里根施压，要他做点什么。里根回答说：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做么？3年后，通胀开始受到控制，经济也受到些刺激。”“我最重要的经验是，让政策到位，这个政策预期，未来没有通胀，然后将这个政策永久地坚持下去。短暂的经济政策能够暂时地让事情出现转机，但却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后来，新自由主义因为在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亚洲等其他国家的蛮横失败而备受争议。但现在，在美国国内，随着共和党内保守主义力量的崛起，它的价值又一次被这种力量所重视。 采访结束时，我们的摄影师进门来。舒尔茨起身巡视一圈，走到他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前，微倾身体，做出一个“大家往这儿看”的手势。当年，这位国务卿曾数次访华。正是他促成了1982年中美签署有关台湾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他从未公开指责过里根总统在外交上保守的意识形态原则，却将温和务实的精神渗透在政策实践中，推进中美关系。 作为现实主义外交家，他懂得如何与里根相处，如何同白宫班子内的共和党保守派打交道，更懂得妥协和解的艺术。这位共和党人曾说，“对道德原则的热烈信奉并不能代替正确的外交政策”。在他7年的国务卿任期里，华盛顿决策圈逐渐形成共识：经济利益应代替地缘政治的敌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今天，他仍相信，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国家利益。尽管罗姆尼在总统竞选言论中频打对华强硬的外交牌，但舒尔茨穿透表象说：“罗姆尼身边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谋士罗伯特·佐立克（世界银行前行长），是对华友好派。”他自身的经验表明，总统常把外交事务交由专业智囊团打理。当年，这位国务卿亲手选拔的国务院官员都是职业官僚，而非政客。他对我说：“知道么，北大授予了我名誉博士学位呢。”我说：祝贺你，我碰巧也是那儿毕业的。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那我们算是校友”。他的表情就像得了彩色糖果的孩童在喜滋滋地分享快乐，尽管他已91岁。 向里根致敬？ 我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飞到加州的帕罗阿托来拜会舒尔茨的。在坦帕，美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大会的高潮在最后一天，罗姆尼就是在那天发表的压轴演讲。那天一开场，坦帕湾时代论坛广场的大屏幕上先播放了一段向罗纳德·里根致敬的视频，回顾他的白宫生涯和政治遗产。接着，原先和罗姆尼竞争党内总统候选人的资深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发表演讲。他要把罗姆尼与里根平行对接起来，让人们相信，罗姆尼就是里根转世。他说“罗姆尼的北美能源独立计划与里根所信仰的果敢、有远见的领导力如出一辙”，罗姆尼的经济方案与里根道路“同源同种”，“罗姆尼州长将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回到里根总统遗产的核心原则上去”。坦帕的代表和选民们为之拼命喝彩，激动得好像看到了里根现身。其实，十几年来，共和党一直怀念里根时代。8年前，小布什竞选总统，共和党也把他塑造成可与里根总统媲美、秉承里根“小政府”理念、将领导美国走出危机的伟大领袖。 但唯独今年，这种怀旧情绪达到了高潮。在坦帕大会期间，一位要求匿名的国会众议员（注：美国官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接受公开采访）告诉我，今年的大选，是一场事关“价值观与道路方向的辩论”。“几十年来，美国的两党政治从未像今年这样两极化：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时期那种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形成的‘三角平衡’权力结构不见了，‘中间道路’消失了。奥巴马政府的民主党力量全面做大，使得现政府的道路选择偏左，其模式是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共和党则以极右、极保守作为回应。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走向大政府，还是回归传统的小政府？”
权力人物 胡佛塔戳破斯坦福校园的红瓦天际线，醒目耸立。乔治·普拉特·舒尔茨离开政坛后就栖身于塔下的胡佛研究中心。他的大宅也在斯坦福，时常迎来政界名流，比如，小布什。退休后，他为JP摩根大通、伯克德集团这样的金融、建筑工程巨头当过顾问和董事。他也常从加州飞到东海岸去，那里有很多老朋友。比如，2009年，他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奥巴马探讨世界无核化，这是他毕生致力的事业；前不久，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一个美国和世界政要的论坛）上做主题演讲嘉宾并回答提问。他保持联系，抗拒老去，抗拒失去影响力。正如他告诉我，他最钟爱斯坦福大学的一点，就是它优秀的体育传统。据说他的高尔夫球技很差，但他说，“我是斯坦福体育的死忠”。从这句话中，我听出了他对生命力的向往。 当他的秘书苏珊轻轻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正伏案阅读的舒尔茨转过身来，顺手拉过身旁的椅子，转向面对她，示意我坐那儿。这偌大的办公室，如果不是满墙的照片，定会显得空旷。他辉煌的政治生涯都凝结在这些照片中了，我几乎能听到墙上岁月悄然流动的声音：他穿着晚礼服，系着蝴蝶结领带，在白宫舞会上翩翩起舞；他与理查德·尼克松对坐餐桌前，下午茶的咖啡杯和雪茄烟圈里正酝酿着冲击世界的浮动汇率制吗？他坐在罗纳德·里根身旁，两人绽放着笑容，是因为美苏签署的第一个裁减核武条约，还是因为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来？ 舒尔茨是政界里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人物，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高材生，“芝加哥学派”的信徒。整个七八十年代，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经济政策班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詹姆士·贝克尔（James Baker）、乔治·舒尔茨等等，这些名字无一不打上这一学派的烙印。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叛，笃信市场机制至上、应最大限度约束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学界和政界占据主流。舒尔茨坚信，“市场是比政府更好的监管者”。他反对林登·约翰逊通过控制工资和价格来抑制通胀，他相信偏颇的税收系统“是对个人智商的侮辱”。他认为，只要预算没有失控，货币政策没错，只需假以时日，耐心等待，坚持执行，通胀自会下来。他说：“经济学家的等待是政治家的噩梦，政治家等不住。但经济规律是，一项经济政策需要时间来慢慢发挥效果。” 正是在这种理念引导下，里根任期内，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控制被放开。能源价格在经历了一阵混乱后，开始下降。里根政府大刀阔斧地把所得税从70%砍到28%，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里根继承的是一个通胀率超过10%，最高时甚至达到20%的糟糕经济。舒尔茨回忆说：“我们给他的报告说，你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货币政策，才能控制通胀。里根为保罗·沃克尔（时任美联储主席）撑起了一把政治庇护伞，让保罗安心地实施他的货币政策。最初，经济在中期选举时确实出现倒退，一些政治圈的人跑来对里根施压，要他做点什么。里根回答说：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做么？3年后，通胀开始受到控制，经济也受到些刺激。”“我最重要的经验是，让政策到位，这个政策预期，未来没有通胀，然后将这个政策永久地坚持下去。短暂的经济政策能够暂时地让事情出现转机，但却不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后来，新自由主义因为在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亚洲等其他国家的蛮横失败而备受争议。但现在，在美国国内，随着共和党内保守主义力量的崛起，它的价值又一次被这种力量所重视。 采访结束时，我们的摄影师进门来。舒尔茨起身巡视一圈，走到他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前，微倾身体，做出一个“大家往这儿看”的手势。当年，这位国务卿曾数次访华。正是他促成了1982年中美签署有关台湾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他从未公开指责过里根总统在外交上保守的意识形态原则，却将温和务实的精神渗透在政策实践中，推进中美关系。 作为现实主义外交家，他懂得如何与里根相处，如何同白宫班子内的共和党保守派打交道，更懂得妥协和解的艺术。这位共和党人曾说，“对道德原则的热烈信奉并不能代替正确的外交政策”。在他7年的国务卿任期里，华盛顿决策圈逐渐形成共识：经济利益应代替地缘政治的敌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今天，他仍相信，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国家利益。尽管罗姆尼在总统竞选言论中频打对华强硬的外交牌，但舒尔茨穿透表象说：“罗姆尼身边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谋士罗伯特·佐立克（世界银行前行长），是对华友好派。”他自身的经验表明，总统常把外交事务交由专业智囊团打理。当年，这位国务卿亲手选拔的国务院官员都是职业官僚，而非政客。他对我说：“知道么，北大授予了我名誉博士学位呢。”我说：祝贺你，我碰巧也是那儿毕业的。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那我们算是校友”。他的表情就像得了彩色糖果的孩童在喜滋滋地分享快乐，尽管他已91岁。 向里根致敬？ 我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飞到加州的帕罗阿托来拜会舒尔茨的。在坦帕，美国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大会的高潮在最后一天，罗姆尼就是在那天发表的压轴演讲。那天一开场，坦帕湾时代论坛广场的大屏幕上先播放了一段向罗纳德·里根致敬的视频，回顾他的白宫生涯和政治遗产。接着，原先和罗姆尼竞争党内总统候选人的资深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发表演讲。他要把罗姆尼与里根平行对接起来，让人们相信，罗姆尼就是里根转世。他说“罗姆尼的北美能源独立计划与里根所信仰的果敢、有远见的领导力如出一辙”，罗姆尼的经济方案与里根道路“同源同种”，“罗姆尼州长将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回到里根总统遗产的核心原则上去”。坦帕的代表和选民们为之拼命喝彩，激动得好像看到了里根现身。其实，十几年来，共和党一直怀念里根时代。8年前，小布什竞选总统，共和党也把他塑造成可与里根总统媲美、秉承里根“小政府”理念、将领导美国走出危机的伟大领袖。 但唯独今年，这种怀旧情绪达到了高潮。在坦帕大会期间，一位要求匿名的国会众议员（注：美国官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接受公开采访）告诉我，今年的大选，是一场事关“价值观与道路方向的辩论”。“几十年来，美国的两党政治从未像今年这样两极化：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时期那种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形成的‘三角平衡’权力结构不见了，‘中间道路’消失了。奥巴马政府的民主党力量全面做大，使得现政府的道路选择偏左，其模式是欧洲式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共和党则以极右、极保守作为回应。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走向大政府，还是回归传统的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