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子”的自然思考
作者：战庆慧
来源：《学理论·上》2014年第08期
摘 要：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自然状态的探讨是其所有理论的核心。卢梭认为自然人与野兽相似，不同的是自然人是自由的施动者，自然人缺乏理性，自爱与怜悯这两种天然的情感支配其行为，因而自然状态是和平的状态。而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只是理论假设还是历史事实至今仍没有定论。对自然状态的推崇以及对社会状态的无情批驳并不是卢梭对理性的反叛，而是通过自然状态的论述修正理性，从而最终实现启蒙理想。
关键词：卢梭；自然状态；自然人；真实存在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B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88-02
卢梭，18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关于自然状态的探讨构成了他所有思想理论的核心，他对自然状态的美好论述以及对自然人的深入探究，足以让他称得上是“自然之子”。
一、卢梭之自然状态
卢梭对自然人，也可以称为野蛮人或是原始人，探究得详细且具体。自然人是构成自然状态的单位个体，同时也是卢梭整个自然状态理论的基础。“任何动物不过是一架精巧的机器，大自然赋予它意识，让它能自己上发条，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破坏和扰乱。我认为人这部机器也完全一样。”[1]卢梭将自然人看成是动物一样的机器，但是，在大自然中人与动物是有根本的区别的，那就是人是自由的施动者。卢梭说“在野兽的活动中，大自然是唯一的施动者，而人则能以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他自己的活动。”[1]在卢梭看来，正是人的自由，构成了人的特殊性。“大自然支配所有动物，兽类服从支配，人同样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影响，但人自认为有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而主要就是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显出人的灵魂的灵性。”[1]自然人由动物演化而来，在自然状态下亦是一部机器，但是与动物不同的是，自然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是自己的主人。
同时，卢梭是西方少数支持人性善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有两种先于人的理性而存在的人的本性，“一种本性使人对自己的福利和自我保护极为关切，另一种本性使人本能地不愿目睹有感觉力的生灵（主要是人的同类）受难和死亡。”[1]也就是所说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但是，另一方面，卢梭认为自然人是没有道德的，在他看来，善和道德的内涵并不相同，甚至在某个层面上是相违的。善直接来自自然；美德或道德则是与自然相对立的。美德只是与责任相关；美德要求选择，因此要求“道德的意志自由”。而善则直接源于“简单的天性冲动”；它不服从于责任或强制[2]。因而，在自然状态中，人类之间没有道德上的联系，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异德，自然人有的只是怜悯心和同情心[3]。自爱心，主要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怜悯则是让他人免受伤害。怜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软化自爱，这为人性本善提供了一些积极
的因素。而在卢梭看来，自爱和怜悯与道德无关，只是人的本性、本能，只是人的原初的情感，正是存在这原初的情感，从而使人天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道德的。当然，促成自然人善行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恶的无知。正像卢梭所说的，“野蛮人不是恶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人的智力的开发，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1]因为对善恶的无知，而不知道行善作恶，完全依靠本能支配行为。 由此，卢梭坚持“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事物都以一种持续不变的方式运行，地面上不会发生某种突然的、经常性的事变，就像聚居在一起的人由其情绪和任性引起的那种事变。”[1]因而，自然状态是和平的，这主要源于人的无知与孤立。
二、卢梭之自然状态真实存在性探讨
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不能光凭卢梭自己的一些表面论述下结论，更不能仅从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博物家那里寻找答案，而要将卢梭以及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置于18世纪欧洲的历史之中，从中寻找出真实的答案。
回顾17、18世纪欧洲的历史，波舒哀宣扬的神权政治理想绝对的、无条件地被确定下来。统治者与国家是统一的，统治者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不对任何人负责，也只有上帝才能支配他，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人的自由遭到迫害，人的价值遭到抹灭，宗教束缚了人的自由和发展。任何向神权挑战的人都会受到宗教的迫害。而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正是与当时主流神学观相违背的。卢梭认为自然人本性淳朴，拥有自爱心与怜悯心，没有过度的欲望，并且享有最高的自由，自然状态是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这种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但是种种制度把人弄坏的思想”与教会所宣扬的，整个社会所坚信不疑的“人天生是有罪的，通过教会的引导才能向善”的见解，恰好是针锋相对的[4]。在当时的欧洲，冒犯基督教教义，挑战教会的权威，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卢梭当然清楚，因而，在论述自然状态时，卢梭时不时地提出，他的论述只是假设，并不是历史事实，以此作为一种规避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基督教的迫害。
卢梭就自然状态问题曾这样说过“要把人类现存的本性中固有的部分和非天生的部分区分开，要了解清楚一种不再存在，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或许将来也不会存在的状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许多学者以此为例，提出依据卢梭自己的说法，他所论述的自然状态仅仅是理论假设，并不是真实存在。然而，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卢梭在其作品中的详细论述与这段说法存在矛盾。例如，他有这样一段描述“有无数的原因可能和实际上已经使人类产生变异。根据这些变异进行的所有观察，我认为被那些旅行家当作野兽的许多类人动物，说不定实际上就是些真正的野蛮人。这些类人动物或者外形与人有差别，或者仅仅是不会说话，于是旅行家们不加仔细考证就把他们当作了野兽。”[1]由此可以看出，卢梭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依然存在着野蛮人，只是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罢了。同时，卢梭在他其他的一些论述中，还曾引用过委内瑞拉的加勒比人的例子，他们就生活在动物中间，其生存状况极其近似于原始状态。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卢梭其实认为他笔下的自然状态是历史的真实存在，并不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而已。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写作技巧。正如施特劳斯在《自然
权利与历史》中所说的“卢梭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然状态概念具有‘反《圣经》’的蕴含，自然状态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观点与基督教哲学家所接受的《圣经》中的教诲是不相容的，所以他将自然状态描述成纯粹假设的性质，这并非卢梭的本意，而是为了逃避教会的审查与迫害”[5]。
三、卢梭是理性的反叛者吗
有人提出，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与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理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卢梭实际上是一位理性的反叛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卢梭并没有反对科学与理性，他注重自然状态不是对理性的反叛，而是希望借此“治疗”理性所隐藏的问题。
17、18世纪的欧洲，统治阶级宣扬宗教和王权的至高无上，思想家们追求理性和文明，追求科学与进步。统治者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则认为，人们之所以遭受苦难和压迫，是因为无知和愚昧，因为无知所以盲从，因为愚昧所以迷信，因而希望通过理性的开发，授予人们科学和知识，将人们从无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当人们具有了理性，也就自然摆脱了束缚，重获自由。然而，现实结果并不像思想家们所畅想的那样美好，人们依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平等，甚至失去了自我。因而，卢梭认为理性并不能真正解放人们，还人们自由，从而他提出了“回归自然”。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野蛮人是受到自然眷顾的，他们“保持大自然规定的简朴、单调、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1]，他们自由自在，他们很少生病。在卢梭看来，人人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中，人们除了年龄、外形、力量等生理上的差别外，没有任何社会性的不平等存在，同时，自然人之间没有联系，欲望有限，没有理性，也不存在报复与记恨，他们的行为完全出自本能——自爱与怜悯，因而自然人是和谐相处的。而在对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的文明人以及社会状态的描述中，卢梭却充满了同情和悲观的色彩。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用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6]。
据此，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美好生活如此推崇，对现实的社会状态鞭挞得一文不名，难怪会被当成理性的反叛者。然而，事实并非文字表面所表述的这样简单，卢梭关注自然状态，羡慕在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自由被严重束缚了，在枷锁下生活的人们却不自知，在宗教的宣扬下，认为是理所当然，而通过对自然人的描述，卢梭试图告诉人们，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因而任何人不得以上帝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文明人面对桎梏，束手就擒，毫无怨言；而野蛮人则决不会低头就范，他宁要动荡不定的自由，也不愿做奴隶苟且偷安”。这里可以看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而是他想唤醒文明人的本性，他是想借此告诉那些不得自由的文明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自由至上的，缘何现在却被禁锢起来，人应该积极争取天赋的自由；他关注自然状态，注重先于理性的人的本能情感，即自爱心和怜悯心，是企图以此在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18世纪欧洲社会中唤醒人们的天然本性，引导他们向善。
所以说，“回归自然”，并不是简单化的反对理性，而是对理性滥用的矫治，对不健全的理性的完善。“只有理性才能教导我们认识善和恶，使我们喜善恨恶的良心，尽管它不依存于理性，但没有理性，良心就不能得到发展。”卢梭不但不是理性的反叛者，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理性的价值，他所做的，只是通过自然状态来弥补理性的缺失，矫正理性的内涵，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性，真正启蒙人的思想，让人的思想得到解放。
参考文献：
[1]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高昱，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普拉特纳，等.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M].尚新建，余灵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汤松柏，李欣.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思想浅析[J].天府新论，2007（12）.
[4]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
[5]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自然之子”的自然思考
作者：战庆慧
来源：《学理论·上》2014年第08期
摘 要：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自然状态的探讨是其所有理论的核心。卢梭认为自然人与野兽相似，不同的是自然人是自由的施动者，自然人缺乏理性，自爱与怜悯这两种天然的情感支配其行为，因而自然状态是和平的状态。而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只是理论假设还是历史事实至今仍没有定论。对自然状态的推崇以及对社会状态的无情批驳并不是卢梭对理性的反叛，而是通过自然状态的论述修正理性，从而最终实现启蒙理想。
关键词：卢梭；自然状态；自然人；真实存在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B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88-02
卢梭，18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关于自然状态的探讨构成了他所有思想理论的核心，他对自然状态的美好论述以及对自然人的深入探究，足以让他称得上是“自然之子”。
一、卢梭之自然状态
卢梭对自然人，也可以称为野蛮人或是原始人，探究得详细且具体。自然人是构成自然状态的单位个体，同时也是卢梭整个自然状态理论的基础。“任何动物不过是一架精巧的机器，大自然赋予它意识，让它能自己上发条，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破坏和扰乱。我认为人这部机器也完全一样。”[1]卢梭将自然人看成是动物一样的机器，但是，在大自然中人与动物是有根本的区别的，那就是人是自由的施动者。卢梭说“在野兽的活动中，大自然是唯一的施动者，而人则能以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他自己的活动。”[1]在卢梭看来，正是人的自由，构成了人的特殊性。“大自然支配所有动物，兽类服从支配，人同样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影响，但人自认为有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而主要就是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显出人的灵魂的灵性。”[1]自然人由动物演化而来，在自然状态下亦是一部机器，但是与动物不同的是，自然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是自己的主人。
同时，卢梭是西方少数支持人性善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有两种先于人的理性而存在的人的本性，“一种本性使人对自己的福利和自我保护极为关切，另一种本性使人本能地不愿目睹有感觉力的生灵（主要是人的同类）受难和死亡。”[1]也就是所说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但是，另一方面，卢梭认为自然人是没有道德的，在他看来，善和道德的内涵并不相同，甚至在某个层面上是相违的。善直接来自自然；美德或道德则是与自然相对立的。美德只是与责任相关；美德要求选择，因此要求“道德的意志自由”。而善则直接源于“简单的天性冲动”；它不服从于责任或强制[2]。因而，在自然状态中，人类之间没有道德上的联系，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异德，自然人有的只是怜悯心和同情心[3]。自爱心，主要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怜悯则是让他人免受伤害。怜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软化自爱，这为人性本善提供了一些积极
的因素。而在卢梭看来，自爱和怜悯与道德无关，只是人的本性、本能，只是人的原初的情感，正是存在这原初的情感，从而使人天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道德的。当然，促成自然人善行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恶的无知。正像卢梭所说的，“野蛮人不是恶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人的智力的开发，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1]因为对善恶的无知，而不知道行善作恶，完全依靠本能支配行为。 由此，卢梭坚持“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事物都以一种持续不变的方式运行，地面上不会发生某种突然的、经常性的事变，就像聚居在一起的人由其情绪和任性引起的那种事变。”[1]因而，自然状态是和平的，这主要源于人的无知与孤立。
二、卢梭之自然状态真实存在性探讨
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不能光凭卢梭自己的一些表面论述下结论，更不能仅从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博物家那里寻找答案，而要将卢梭以及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置于18世纪欧洲的历史之中，从中寻找出真实的答案。
回顾17、18世纪欧洲的历史，波舒哀宣扬的神权政治理想绝对的、无条件地被确定下来。统治者与国家是统一的，统治者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不对任何人负责，也只有上帝才能支配他，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人的自由遭到迫害，人的价值遭到抹灭，宗教束缚了人的自由和发展。任何向神权挑战的人都会受到宗教的迫害。而卢梭所论述的自然状态正是与当时主流神学观相违背的。卢梭认为自然人本性淳朴，拥有自爱心与怜悯心，没有过度的欲望，并且享有最高的自由，自然状态是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这种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但是种种制度把人弄坏的思想”与教会所宣扬的，整个社会所坚信不疑的“人天生是有罪的，通过教会的引导才能向善”的见解，恰好是针锋相对的[4]。在当时的欧洲，冒犯基督教教义，挑战教会的权威，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卢梭当然清楚，因而，在论述自然状态时，卢梭时不时地提出，他的论述只是假设，并不是历史事实，以此作为一种规避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基督教的迫害。
卢梭就自然状态问题曾这样说过“要把人类现存的本性中固有的部分和非天生的部分区分开，要了解清楚一种不再存在，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或许将来也不会存在的状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许多学者以此为例，提出依据卢梭自己的说法，他所论述的自然状态仅仅是理论假设，并不是真实存在。然而，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卢梭在其作品中的详细论述与这段说法存在矛盾。例如，他有这样一段描述“有无数的原因可能和实际上已经使人类产生变异。根据这些变异进行的所有观察，我认为被那些旅行家当作野兽的许多类人动物，说不定实际上就是些真正的野蛮人。这些类人动物或者外形与人有差别，或者仅仅是不会说话，于是旅行家们不加仔细考证就把他们当作了野兽。”[1]由此可以看出，卢梭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依然存在着野蛮人，只是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罢了。同时，卢梭在他其他的一些论述中，还曾引用过委内瑞拉的加勒比人的例子，他们就生活在动物中间，其生存状况极其近似于原始状态。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了卢梭其实认为他笔下的自然状态是历史的真实存在，并不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而已。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写作技巧。正如施特劳斯在《自然
权利与历史》中所说的“卢梭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然状态概念具有‘反《圣经》’的蕴含，自然状态在人类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观点与基督教哲学家所接受的《圣经》中的教诲是不相容的，所以他将自然状态描述成纯粹假设的性质，这并非卢梭的本意，而是为了逃避教会的审查与迫害”[5]。
三、卢梭是理性的反叛者吗
有人提出，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与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理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卢梭实际上是一位理性的反叛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卢梭并没有反对科学与理性，他注重自然状态不是对理性的反叛，而是希望借此“治疗”理性所隐藏的问题。
17、18世纪的欧洲，统治阶级宣扬宗教和王权的至高无上，思想家们追求理性和文明，追求科学与进步。统治者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则认为，人们之所以遭受苦难和压迫，是因为无知和愚昧，因为无知所以盲从，因为愚昧所以迷信，因而希望通过理性的开发，授予人们科学和知识，将人们从无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当人们具有了理性，也就自然摆脱了束缚，重获自由。然而，现实结果并不像思想家们所畅想的那样美好，人们依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平等，甚至失去了自我。因而，卢梭认为理性并不能真正解放人们，还人们自由，从而他提出了“回归自然”。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野蛮人是受到自然眷顾的，他们“保持大自然规定的简朴、单调、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1]，他们自由自在，他们很少生病。在卢梭看来，人人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中，人们除了年龄、外形、力量等生理上的差别外，没有任何社会性的不平等存在，同时，自然人之间没有联系，欲望有限，没有理性，也不存在报复与记恨，他们的行为完全出自本能——自爱与怜悯，因而自然人是和谐相处的。而在对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的文明人以及社会状态的描述中，卢梭却充满了同情和悲观的色彩。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用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6]。
据此，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美好生活如此推崇，对现实的社会状态鞭挞得一文不名，难怪会被当成理性的反叛者。然而，事实并非文字表面所表述的这样简单，卢梭关注自然状态，羡慕在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是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自由被严重束缚了，在枷锁下生活的人们却不自知，在宗教的宣扬下，认为是理所当然，而通过对自然人的描述，卢梭试图告诉人们，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因而任何人不得以上帝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文明人面对桎梏，束手就擒，毫无怨言；而野蛮人则决不会低头就范，他宁要动荡不定的自由，也不愿做奴隶苟且偷安”。这里可以看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蛮人，而是他想唤醒文明人的本性，他是想借此告诉那些不得自由的文明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自由至上的，缘何现在却被禁锢起来，人应该积极争取天赋的自由；他关注自然状态，注重先于理性的人的本能情感，即自爱心和怜悯心，是企图以此在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18世纪欧洲社会中唤醒人们的天然本性，引导他们向善。
所以说，“回归自然”，并不是简单化的反对理性，而是对理性滥用的矫治，对不健全的理性的完善。“只有理性才能教导我们认识善和恶，使我们喜善恨恶的良心，尽管它不依存于理性，但没有理性，良心就不能得到发展。”卢梭不但不是理性的反叛者，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理性的价值，他所做的，只是通过自然状态来弥补理性的缺失，矫正理性的内涵，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性，真正启蒙人的思想，让人的思想得到解放。
参考文献：
[1]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高昱，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普拉特纳，等.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M].尚新建，余灵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汤松柏，李欣.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思想浅析[J].天府新论，2007（12）.
[4]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
[5]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