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述评

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述评

重商主义，也称作“商业本位”。 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是16-17 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兴起和流行的一种经济学说，对当时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的批判下，重商主义的影响曾一度削弱。然而，重商主义并未绝迹。“二战”之后，重商主义或隐或现、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政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 ·舒尔茨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又进一步扩展为一种新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拉尔斯·马格努松也说：“凯恩斯有时被称为重商主义者，他坚持国家对资本主义稳定负有责任”，它以国家干预和计划投资为特征”“重商主义在其国家主义和非自由化的特点上类似于社会主义。有时它无法将其同社会主义的惯例相区分”这是特定国家利益的重商主义，“作为发展理论学派的结构主义可被视为对当代欠发达国家问题的李斯特式的分析”。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战略虽不能被判定为重商主义，但它被认为与重商主义有一定的联系。美国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兰德甚至说：“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没有那位经济学家能够消除重商主义的影

响”。重商主义思想和观念在当今社会并未消除，它由传统重商主义演变为新重商主义，并顽强地存在和发展着。

重商主义产生背景 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在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重商学派的著作。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 15 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具体地说，在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重商主义又分为早期的重商主义和晚期的重商主义两种。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 —— 商品 —— 货币的运动（资本产生的过程）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

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编辑本段 1、重商主义的政策结论仅在某些情况下站得住脚，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站得住脚； 2、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3、重商主义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重商主义才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

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重商主义的发展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①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 15 ～ 16 世纪中叶，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即重金主义），强调少买。该时期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反对商品输入，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一些国家还要求外国人来本国进行交易时，必须将其销售货物的全部款项用于购买本国货物或在本国花费掉。 ②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重商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晚期重商主义，其中心思想是贸易差额论，强调多卖，代表人物为托马斯·孟。他认为对外贸易必须做到商品的输出总值大于输入总值（即卖给外国人的商品总值应大于购买他们商品的总值），以增加货币流入量。16世纪下半叶，西欧各国力图通过实施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即奖出限入的政策措施， 保证对外贸易出超，以达到金银流入的目的。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

展。

重商主义发展观的特点

第一，重出口，轻进口。重商主义的鼻祖、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孟说：“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依靠对外贸易。无论何时我们要牢记下面这一准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 斯密在批评重商主义的这一特点时说：“财富由对外贸易取得变成了公认的教条” , “只有通过注意对外贸易才能将金银保留在国内”。在我们看来，数百年来，重商主义无论如何演变，“重出口，轻进口”的特点没有根本变化。但不同的是，传统重商主义实施之结果，换回的是真金实银，而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换回的是随时可能贬值的外汇。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重商主义之实行比传统重商主义之实行，有更大的风险。在“重出口，轻进口”发展观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出口部门优于进口部门、出口品质量优于国内商品质量、“出口替代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战略”等偏狭意识。

第二，重国家，轻个体。重商主义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政策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必是使国家富强。”研究经济思想的学者希克斯说：“重商主义标志着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它是实现国家各种目标——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提高本国的声望和增强本国的实力——的一种手段。” 由于重商主义只有“国家本位”和“国家利益”等意识，而无“个人本位”、“个人权益”等概念，因而重商主义对个体权益、劳动者利益等绝少予以关注。

在重商主义的语汇和词典中，鲜有“个人”、“个人权益”、“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等概念。总之，人本主义思想、民生意识等现代思想和意识在重商主义发展观中是极为薄弱的。因此，在这一发展观的支配和影响下，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重国家、轻民众以及重官轻民的倾向和特点就不难理解了。这一观念甚至还影响到我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我国不少学者不是也认为，只要国家经济能发展，大众牺牲自己的利益没什么关系吗？第三，重生产，轻消费。重商主义认为，生产发展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就会使金银或外汇流入国内，因此关键是促进生产。这就是重商主义的基本逻辑。表面上看，这个逻辑不错，但在该逻辑却隐含了这样一个结果——对消费的轻视。因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生产有利于金银和外汇的流入，而消费却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很自然，重生产而轻消费，那就会必然会重生产者而轻消费者（此处的“生产者”的确切涵义是厂商，作者注）。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谁是这个重商学说体系的设计者？不难确定，那一定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的利益受到那么周到的注意。但在生产者中，我们的商人与制造者，又是主要的设计者” ，“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不是利益被彻底忽视的消费者，而是利益受到细心呵护的商人和工业家”，“在重商主义体系中，消费者的利润几乎经常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似乎将生产而不是将消费看做是所有工商业的最终目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代表作中《国民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生产，而几乎未涉及消费问题，就是重生产、轻消费的一个表现。与重商主义的观点相反，

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去注意生产者的利益。这个原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我们将古典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在经济发展目的这个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重商主义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认为，生产和生产者固然重要，但生产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消费和消费者，失去了这样的目标，生产就可能能异化、被扭曲，变成了一种盲目的生产、无意义的生产、甚至有害的生产。正是重商主义这一发展观的局限性，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方面生产过剩、一方面消费不足的怪现象。实际上这是重商主义重生产、轻消费理论的必然结果

第四，重资本，轻劳动。重商主义认为只有不断增加出口才能换回更多的金银和外汇，因此，压低工资就成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其逻辑是，提高工资使产品成本增加，而成本增加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重商主义一直深信，只是在工资低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出口最大量的商品，才能获得最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所以，重商主义重视资本及其利益，轻视劳动及其权益，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据此完全可以断言，只要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劳动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切实的保障。但与此相对应，重商主义者对资本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看来，资本尤其是商人资本是增加出口，带来

金银和外汇的主要推动力而会限制和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第五，重货币，轻实物。高度重视货币，把货币看成社会的唯一的财富形式，

是重商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重商主义鼻祖孟德维尔所言：“没有什么比金钱更容易受到普遍的青睐。它适合每一个场合”，“传统的重商主义是与这样一种观点相联系的，即贵金属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可缺少的，而获取这些的手段则是借助贸易顺差” 。这些话道出了重商主义的一个实质，即将货币看的高于一切。因此，在我们看来，与其将其称为“重商主义”，不如将其称为“重

币主义”，更为准确。因为重商主义看重和追求的是货币而非商品，商品不过是其获取货币的手段而已，根本目的是货币。那么，重商主义者为何会重币轻物？我们认为这与其狭隘的财富观是分不开的。正是持有这一财富观，使其未能看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其实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等，货币仅为其财富中的一种而已。正如斯密所分析的：“货币无疑总是构成国民资本的部分„„它一般只构成国民资本的一小部分，并且是最无利可图的部分。”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对货币的神化，揭去了重商主义罩在货币身上的神秘面纱，还货币以本来面目，应该说是较为深刻的。

第六，重统制，轻竞争。重商主义力图通过国家统制而非市场机制，来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国家的经济福利只能是由民主主义的政府管制来获取”，就是重商主义的一个信条，“罗伯吉尔顿将重商主义界定为政府为自身利益而控制经济安排的尝试”， 应该说是一语中的的。“在我看来，正是集权的定义与国家的结合赋予重商主义特殊的含义”，“就经济扩张而言，民族国家的保护是重商主义的精神实质”。 很显然，重商主义特别重视依靠行政力量、经济政策、贸易

垄断等手段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而对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作用却是极为忽视和贬低的。在重商主义的著述中，很少见到对自由竞争

的肯定，更多的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贬低。

第七，重外循环，轻内循环。重商主义既然把金银和外汇看作真正的财富，那它就必然重外部经济循环、轻内部经济循环，重视对外经济、忽视国内经济。由此，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一种怪现象：一国经济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国内循环和国内经济备受冷落和歧视，而建立在其上的外部经济循环和外部经济却受到特别的看重和推崇；为本国人民创造必需品和投资品的产业和企业矮人三分，而为外国人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行业和企业却高人一等！出口产品质量上乘，精益求精，而国内产品却差强人意，甚至质量低劣！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其活动和事件只要跟“外”字沾上边，立刻就身价陡涨。这类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轻内循环、重外循环的重商主义发展观所致。

第八, 重短期，轻长期。新重商主义虽然重视国家利益，但在我们看来，他们重视的只是国家的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重商主义实际上为了国家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长期利益。如新重商主义主张通过外贸顺差获得大量外汇，但发展中国家为此却消耗了宝贵的自然资源，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换回一些外汇，但却使国家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性资源减少甚至耗竭！再如，在经济中实行“低人权化”，压低工资水平，虽然一时提高了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却危及到本国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使劳动力自身能力和素质不但无法提高甚至还会降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到严重影响，从而也就最终弱化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和潜能。

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述评

重商主义，也称作“商业本位”。 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是16-17 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兴起和流行的一种经济学说，对当时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的批判下，重商主义的影响曾一度削弱。然而，重商主义并未绝迹。“二战”之后，重商主义或隐或现、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政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 ·舒尔茨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又进一步扩展为一种新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拉尔斯·马格努松也说：“凯恩斯有时被称为重商主义者，他坚持国家对资本主义稳定负有责任”，它以国家干预和计划投资为特征”“重商主义在其国家主义和非自由化的特点上类似于社会主义。有时它无法将其同社会主义的惯例相区分”这是特定国家利益的重商主义，“作为发展理论学派的结构主义可被视为对当代欠发达国家问题的李斯特式的分析”。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战略虽不能被判定为重商主义，但它被认为与重商主义有一定的联系。美国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兰德甚至说：“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没有那位经济学家能够消除重商主义的影

响”。重商主义思想和观念在当今社会并未消除，它由传统重商主义演变为新重商主义，并顽强地存在和发展着。

重商主义产生背景 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在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重商学派的著作。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 15 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具体地说，在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重商主义又分为早期的重商主义和晚期的重商主义两种。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 —— 商品 —— 货币的运动（资本产生的过程）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

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编辑本段 1、重商主义的政策结论仅在某些情况下站得住脚，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站得住脚； 2、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3、重商主义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重商主义才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

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重商主义的发展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①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 15 ～ 16 世纪中叶，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即重金主义），强调少买。该时期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反对商品输入，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一些国家还要求外国人来本国进行交易时，必须将其销售货物的全部款项用于购买本国货物或在本国花费掉。 ②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重商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晚期重商主义，其中心思想是贸易差额论，强调多卖，代表人物为托马斯·孟。他认为对外贸易必须做到商品的输出总值大于输入总值（即卖给外国人的商品总值应大于购买他们商品的总值），以增加货币流入量。16世纪下半叶，西欧各国力图通过实施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即奖出限入的政策措施， 保证对外贸易出超，以达到金银流入的目的。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

展。

重商主义发展观的特点

第一，重出口，轻进口。重商主义的鼻祖、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孟说：“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依靠对外贸易。无论何时我们要牢记下面这一准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 斯密在批评重商主义的这一特点时说：“财富由对外贸易取得变成了公认的教条” , “只有通过注意对外贸易才能将金银保留在国内”。在我们看来，数百年来，重商主义无论如何演变，“重出口，轻进口”的特点没有根本变化。但不同的是，传统重商主义实施之结果，换回的是真金实银，而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换回的是随时可能贬值的外汇。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重商主义之实行比传统重商主义之实行，有更大的风险。在“重出口，轻进口”发展观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出口部门优于进口部门、出口品质量优于国内商品质量、“出口替代战略”优于“进口替代战略”等偏狭意识。

第二，重国家，轻个体。重商主义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政策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必是使国家富强。”研究经济思想的学者希克斯说：“重商主义标志着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它是实现国家各种目标——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提高本国的声望和增强本国的实力——的一种手段。” 由于重商主义只有“国家本位”和“国家利益”等意识，而无“个人本位”、“个人权益”等概念，因而重商主义对个体权益、劳动者利益等绝少予以关注。

在重商主义的语汇和词典中，鲜有“个人”、“个人权益”、“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等概念。总之，人本主义思想、民生意识等现代思想和意识在重商主义发展观中是极为薄弱的。因此，在这一发展观的支配和影响下，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重国家、轻民众以及重官轻民的倾向和特点就不难理解了。这一观念甚至还影响到我国的思想界和理论界。我国不少学者不是也认为，只要国家经济能发展，大众牺牲自己的利益没什么关系吗？第三，重生产，轻消费。重商主义认为，生产发展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就会使金银或外汇流入国内，因此关键是促进生产。这就是重商主义的基本逻辑。表面上看，这个逻辑不错，但在该逻辑却隐含了这样一个结果——对消费的轻视。因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生产有利于金银和外汇的流入，而消费却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很自然，重生产而轻消费，那就会必然会重生产者而轻消费者（此处的“生产者”的确切涵义是厂商，作者注）。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谁是这个重商学说体系的设计者？不难确定，那一定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的利益受到那么周到的注意。但在生产者中，我们的商人与制造者，又是主要的设计者” ，“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不是利益被彻底忽视的消费者，而是利益受到细心呵护的商人和工业家”，“在重商主义体系中，消费者的利润几乎经常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似乎将生产而不是将消费看做是所有工商业的最终目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代表作中《国民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生产，而几乎未涉及消费问题，就是重生产、轻消费的一个表现。与重商主义的观点相反，

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去注意生产者的利益。这个原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我们将古典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在经济发展目的这个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重商主义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认为，生产和生产者固然重要，但生产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消费和消费者，失去了这样的目标，生产就可能能异化、被扭曲，变成了一种盲目的生产、无意义的生产、甚至有害的生产。正是重商主义这一发展观的局限性，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方面生产过剩、一方面消费不足的怪现象。实际上这是重商主义重生产、轻消费理论的必然结果

第四，重资本，轻劳动。重商主义认为只有不断增加出口才能换回更多的金银和外汇，因此，压低工资就成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其逻辑是，提高工资使产品成本增加，而成本增加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重商主义一直深信，只是在工资低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出口最大量的商品，才能获得最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所以，重商主义重视资本及其利益，轻视劳动及其权益，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据此完全可以断言，只要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劳动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切实的保障。但与此相对应，重商主义者对资本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看来，资本尤其是商人资本是增加出口，带来

金银和外汇的主要推动力而会限制和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第五，重货币，轻实物。高度重视货币，把货币看成社会的唯一的财富形式，

是重商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重商主义鼻祖孟德维尔所言：“没有什么比金钱更容易受到普遍的青睐。它适合每一个场合”，“传统的重商主义是与这样一种观点相联系的，即贵金属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可缺少的，而获取这些的手段则是借助贸易顺差” 。这些话道出了重商主义的一个实质，即将货币看的高于一切。因此，在我们看来，与其将其称为“重商主义”，不如将其称为“重

币主义”，更为准确。因为重商主义看重和追求的是货币而非商品，商品不过是其获取货币的手段而已，根本目的是货币。那么，重商主义者为何会重币轻物？我们认为这与其狭隘的财富观是分不开的。正是持有这一财富观，使其未能看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其实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等，货币仅为其财富中的一种而已。正如斯密所分析的：“货币无疑总是构成国民资本的部分„„它一般只构成国民资本的一小部分，并且是最无利可图的部分。”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对货币的神化，揭去了重商主义罩在货币身上的神秘面纱，还货币以本来面目，应该说是较为深刻的。

第六，重统制，轻竞争。重商主义力图通过国家统制而非市场机制，来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国家的经济福利只能是由民主主义的政府管制来获取”，就是重商主义的一个信条，“罗伯吉尔顿将重商主义界定为政府为自身利益而控制经济安排的尝试”， 应该说是一语中的的。“在我看来，正是集权的定义与国家的结合赋予重商主义特殊的含义”，“就经济扩张而言，民族国家的保护是重商主义的精神实质”。 很显然，重商主义特别重视依靠行政力量、经济政策、贸易

垄断等手段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而对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作用却是极为忽视和贬低的。在重商主义的著述中，很少见到对自由竞争

的肯定，更多的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贬低。

第七，重外循环，轻内循环。重商主义既然把金银和外汇看作真正的财富，那它就必然重外部经济循环、轻内部经济循环，重视对外经济、忽视国内经济。由此，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一种怪现象：一国经济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国内循环和国内经济备受冷落和歧视，而建立在其上的外部经济循环和外部经济却受到特别的看重和推崇；为本国人民创造必需品和投资品的产业和企业矮人三分，而为外国人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行业和企业却高人一等！出口产品质量上乘，精益求精，而国内产品却差强人意，甚至质量低劣！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其活动和事件只要跟“外”字沾上边，立刻就身价陡涨。这类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轻内循环、重外循环的重商主义发展观所致。

第八, 重短期，轻长期。新重商主义虽然重视国家利益，但在我们看来，他们重视的只是国家的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重商主义实际上为了国家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长期利益。如新重商主义主张通过外贸顺差获得大量外汇，但发展中国家为此却消耗了宝贵的自然资源，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换回一些外汇，但却使国家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性资源减少甚至耗竭！再如，在经济中实行“低人权化”，压低工资水平，虽然一时提高了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却危及到本国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使劳动力自身能力和素质不但无法提高甚至还会降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到严重影响，从而也就最终弱化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和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