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战后经济为何成功发展？
瞿宛文：台湾战后初期，经济主事者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救亡图存而发展，这是那一代人的共识与时代精神。
台湾学者 瞿宛文
台湾在战后持续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发展成绩与南韩并居后进国之首。本书（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探讨造就这成绩的原因，挑战了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就“如何做到”而言，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实难以提供合理解释，关键因素确如对该学派采批判立场的结构学派所言，是国民政府在有利的客观条件配合下，在当时采取了符合时宜的经济与产业政策。再则，日本殖民遗产与美国的援助，虽提供了重要有利条件，但仅为辅助性角色，无法在战后“自然地”带来工业化。此外本书也采取历史性角度，探究了“发展动力”层面，认为百年来救亡图存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动力，高度提升了国民政府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质量，并促使国民政府施行土地改革并着重社会公平。然而这历史条件也隐含了这发展模式的局限，影响至今。本书希望藉由此研究促进对台湾经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讨论，同时对后进发展理论做出贡献。
一、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纷纷争取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而数十年后，经济发展的成果则显示争取经济自主比取得政治独立要来得艰难的多。若比较各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绩，会发现各国及区域之间的差异非常的显著，而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经济体战后发展的成果则明显的优于其他的后进国家，是极少数能够缩短与先进国距离的后进地区。
先可从人均所得成长幅度的跨国比较来衡量台湾发展的成果。若采用Angus Maddison (2010)的估计，台湾在1950年的实质人均所得为916美元，只达世界平均值的43%，不到当时美国水平的一成，仍是相对贫穷落后的经济体。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8年，台湾人均所得成长了22.8倍达到20926美元，成为世界平均值的2.75倍。依据Maddison的估计来计算全球所有国家在1950到2008年间人均所得的成长倍数，并依此来排序（排除人口不及百万的小国），南韩的23倍与台湾的22.8倍几乎不相上下并列榜首（而排第三的中国大陆则是15倍），可称是战后后进经济体中成绩最优异的两个经济体。
二战结束时，台湾经济仍是一个以出口米糖为主的典型殖民经济，现代工业是由日本人主导的工业飞地。而米糖所高度依赖的日本市场在战后消失，战后四年间虽得有大陆市场为之替代，但又因国府败守台湾后两岸隔绝而再度失去市场。在1945到1949年之间，战争的破坏、国府接收上的缺失与国共内战的影响等因素，造成台湾经济的动荡与混乱。在国府于1949年迁台前后，台湾经济更为困难，百万人口的流入带来物资供给的压力，外汇与物资极度缺乏，财政赤字庞大而物价上涨压力犹存，稳定经济是严肃的挑战。从1949年起，国府施行多项重要政策，包括农村土地改革及设立经建机构总管物资及经济事务等，并以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储备作为后盾发行了新台币，降低通膨压力。随后配合着美国因韩战重启的援助计划，国府戒慎恐惧地实行了较合宜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数年内稳定了经济恢复了生产，并开启了战后快速的工业化。而正是工业化使得台湾很快脱离对米糖的依赖，两者在台湾出口所占比例由1952年的74%，在1970年降至3.2%。
因此，台湾经济1950年代的工业生产、出口值及实质GDP的年平均成长率已分别达到12%、22%与8%，到了1960年代则更进一步地增长；物价年增率在1950年代平均为9.8%，至下个十年则已降为3.4%，显示物价走势已得到控制。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实质人均所得在这二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长5.7%。
相较之下，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绩效较差且差异很大，拉丁美洲起点较高但却显得停滞不前，非洲则在战后近六十年中人均所得平均只增了一倍。要如何解释不同后进地区之间绩效上如此大的差异？从1970年代东亚经济发展成绩崭露头角后，这就成为各种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论争的主要一方是自由市场论者。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无疑是最有效率的，是促进增长的最佳或唯一处方，而东亚成长则是归功于其对外开放的政策。论争的另一方则是结构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尤其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指出东亚诸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国家确实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尤其是采取了让 “国家选择性地优先推动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这正是自由市场论者所最反对的政策模式。有些主流经济学者也探讨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建立私有财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触及殖民统治影响的问题。
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因其自由化处方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后进国家实施效果不佳，而受到诸多批评。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带来了对主流经济学的全面挑战。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绩，使得其他后进国家开始将中国发展模式作为学习的对象，也对主流社会科学带来了严肃的挑战。
二、
上述这些理论争论主要是由先进国的学界所主导，而在各个后进经济体内部，尤其如台韩等发展成绩优异者，这争论却与当地情势相纠结而呈现出不同面貌。例如在南韩，很多当地学者针对殖民统治是否有助于战后经济发展曾展开激烈的争辩。然而，台湾学界却几乎不曾出现如此论争，对国际学界的相关论争甚少评介，也很少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说台湾学界未将此议题“问题化。
这“不问题化”的状态或是源于大家认为问题已有定论。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台湾政治转型运动的进展，发展出的当今台湾社会流行的论述是以反对国民政府威权统治为目标，对于国府统治采取几近全面否定的态度，包括否定国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角色，以及其在推动发展时所用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因而台湾战后经济成长则多被归功于以下其他因素：日本殖民统治遗产，即认为高效的日本殖民政府所奠立的现代化基础是战后发展的主因；或是美国的协助，即美国军事及经济援助使得台湾得以发展；或是人民的努力。既然这论述以否定国府统治的成绩与正当性为目标，因此就难以真正的”问题化”这全球性的理论议题。
同时，台湾社会也因此难以展开自身如何发展经济的讨论。这遂使得台湾在近来陷入经济困局之后，难以集体共同寻找解决问题方案。这困局也显示出理解自身过去历史的重要性，不能了解过去即难以面对未来。此项理念也是推动本书这知识计划的之一动力。
三、
本书延续结构学派在此方面的探讨并对上述论争做出回应。即以历史性角度探讨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因，呈现台湾战后早期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包括官僚组织及政策制度的形成，据此对结构学派理论予以肯定也提出部分补充。该学派认为后进国家需要国家干预来替代尚未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用产业政策促进工业化，并探讨产业政策成功的要素为何，如保护有期限、对资本既扶植又规范等。
然而正如Liah Greenfeld（2001）所指出，上述议题主要是关于”如何做到”经济发展，而另一常被当今社会科学学者忽视但却至为重要的是”为何发展”的层面。因此本书进一步探讨另一层面的问题──即推动发展的”动力”因素。如何发展的问题可归纳为相关经济官僚体制的”能力”因素，即其有能力拟定与执行适宜且有效的产业政策。但本书发现，能力虽部分来自经验的累积，然更与主事者学习的动力有关，政策过程其实多为”摸着石头过河”，主事者必须有强大的动力才能持续寻求新的方案来克服困难，亦即能力的建立及其得以发挥作用，实有赖其动力因素。
动力因素牵涉到相关人士的主观意向，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尽量避免处理的面向，但并不表示这不重要。本书以历史化的分析来说明主观动力因素的形成，以避免任意性的问题。具体而言，本书认为台湾战后初期负责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事者，其强大的动力源自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动机，近百多年来亡国的危机感，抗战及国府在国共内战中之惨败经验，都为他们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发展的动力。他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发展，这是那一代人的共识与时代精神。
与此相呼应，Greenfeld（2001）依据她对成功发展经济的案例之研究，指出民族主义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动力。Chalmers Johnson（1982）率先界定了发展型国家，并指出这概念就是源于后进国为了追赶上先进国的民族主义，推动经济发展是为了能够跻身于现代国际社会，而不是经济动机。他进一步指出发展型国家是以革命性的现代化计划来召唤人民，并以经济发展的成绩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
现代社会科学日趋”去历史化”，同时研究方法多趋向进行单一变量因果关系的检验。非历史化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在既定时空地点下当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历史与经济结构也必然决定了当时当地的既有条件。因此本书尝试同时运用历史化与结构性因果关系两种方式，既在历史脉络下进行探讨，也在各个历史时点探究结构性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检验相关说法。
简言之，对于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绩之所以优异的原因，本书在探讨台湾战后发展成因的研究路径上，就＂如何发展”的部分，主要立足于结构学派的架构，再则就”为何发展”的部分，则将此架构予以延伸并在历史的脉络下来探究”动力”因素的形成与影响。亦即本书认为台湾为何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乃是因为发展的能力与意志因素都具备了。战后初期国府主事者凭借高度的动力以及累积的能力，持续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动力来自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
无疑地，单有动力不必然能够成功。战后台湾幸运的是拥有一些优越的辅助性客观因素：日殖遗产确实留下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条件，然而日殖统治并未培育本地现代企业经营与政策人才，并未启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日殖遗产不构成战后工业化”自然延续”的可能，不过幸运的是日殖优势力量战后必须完全退出；此外，美国提供援助却又不觊觎本地市场，并对台湾开放其市场；以及有意愿与能力积极参与发展的人民。不过，这些客观因素并不足以自行，错失有利发展条件的历史案例比比皆是，发展意志这动力因素才是关键。
四、
以下简述本书结构与各章内容。
第一章对解释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因的相关理论作一整理。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是否可主要归功于日殖遗产的影响？第二章讨论这争议性议题。第三章则探讨了促进了社会经济转型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原因、动力、成果与影响。第四章与第五章以历史性角度详细陈述国民政府在战后台湾经建官僚组织与产业政策体制的建立过程。第六章叙述了国府从大陆时期起的公民营政策的沿革。而这政策对台湾战后民营资本发展的影响，则呈现于第七章，该章指出台湾第一代资本家多为战后新兴资本，这是源于日殖统治压抑本地资本的发展，及国府扶植民营企业的政策。第八章则以战后早期国府对棉纺织业的扶植政策为案例，来作为第四、五章说法的佐证。最后第九章除了对本书论点作一综述外，也讨论一些延伸的问题，包括这国府发展模式与威权统治的关系、这模式的限制与延续问题，以及台湾发展经验的普世意义。
本书追寻台湾战后发展成因的用意，除了是以台湾经验来参与后进发展理论的讨论之外，更是希望能够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将此问题放在后进国家追寻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从而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希望如此能在今日的政经与两岸困局中找到再出发的可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及经济系兼任教授。
台湾战后经济为何成功发展？
瞿宛文：台湾战后初期，经济主事者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救亡图存而发展，这是那一代人的共识与时代精神。
台湾学者 瞿宛文
台湾在战后持续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发展成绩与南韩并居后进国之首。本书（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探讨造就这成绩的原因，挑战了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就“如何做到”而言，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实难以提供合理解释，关键因素确如对该学派采批判立场的结构学派所言，是国民政府在有利的客观条件配合下，在当时采取了符合时宜的经济与产业政策。再则，日本殖民遗产与美国的援助，虽提供了重要有利条件，但仅为辅助性角色，无法在战后“自然地”带来工业化。此外本书也采取历史性角度，探究了“发展动力”层面，认为百年来救亡图存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动力，高度提升了国民政府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质量，并促使国民政府施行土地改革并着重社会公平。然而这历史条件也隐含了这发展模式的局限，影响至今。本书希望藉由此研究促进对台湾经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讨论，同时对后进发展理论做出贡献。
一、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纷纷争取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而数十年后，经济发展的成果则显示争取经济自主比取得政治独立要来得艰难的多。若比较各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绩，会发现各国及区域之间的差异非常的显著，而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经济体战后发展的成果则明显的优于其他的后进国家，是极少数能够缩短与先进国距离的后进地区。
先可从人均所得成长幅度的跨国比较来衡量台湾发展的成果。若采用Angus Maddison (2010)的估计，台湾在1950年的实质人均所得为916美元，只达世界平均值的43%，不到当时美国水平的一成，仍是相对贫穷落后的经济体。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8年，台湾人均所得成长了22.8倍达到20926美元，成为世界平均值的2.75倍。依据Maddison的估计来计算全球所有国家在1950到2008年间人均所得的成长倍数，并依此来排序（排除人口不及百万的小国），南韩的23倍与台湾的22.8倍几乎不相上下并列榜首（而排第三的中国大陆则是15倍），可称是战后后进经济体中成绩最优异的两个经济体。
二战结束时，台湾经济仍是一个以出口米糖为主的典型殖民经济，现代工业是由日本人主导的工业飞地。而米糖所高度依赖的日本市场在战后消失，战后四年间虽得有大陆市场为之替代，但又因国府败守台湾后两岸隔绝而再度失去市场。在1945到1949年之间，战争的破坏、国府接收上的缺失与国共内战的影响等因素，造成台湾经济的动荡与混乱。在国府于1949年迁台前后，台湾经济更为困难，百万人口的流入带来物资供给的压力，外汇与物资极度缺乏，财政赤字庞大而物价上涨压力犹存，稳定经济是严肃的挑战。从1949年起，国府施行多项重要政策，包括农村土地改革及设立经建机构总管物资及经济事务等，并以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储备作为后盾发行了新台币，降低通膨压力。随后配合着美国因韩战重启的援助计划，国府戒慎恐惧地实行了较合宜的经济与产业政策，数年内稳定了经济恢复了生产，并开启了战后快速的工业化。而正是工业化使得台湾很快脱离对米糖的依赖，两者在台湾出口所占比例由1952年的74%，在1970年降至3.2%。
因此，台湾经济1950年代的工业生产、出口值及实质GDP的年平均成长率已分别达到12%、22%与8%，到了1960年代则更进一步地增长；物价年增率在1950年代平均为9.8%，至下个十年则已降为3.4%，显示物价走势已得到控制。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实质人均所得在这二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长5.7%。
相较之下，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绩效较差且差异很大，拉丁美洲起点较高但却显得停滞不前，非洲则在战后近六十年中人均所得平均只增了一倍。要如何解释不同后进地区之间绩效上如此大的差异？从1970年代东亚经济发展成绩崭露头角后，这就成为各种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论争的主要一方是自由市场论者。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无疑是最有效率的，是促进增长的最佳或唯一处方，而东亚成长则是归功于其对外开放的政策。论争的另一方则是结构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尤其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指出东亚诸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国家确实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尤其是采取了让 “国家选择性地优先推动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这正是自由市场论者所最反对的政策模式。有些主流经济学者也探讨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建立私有财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触及殖民统治影响的问题。
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因其自由化处方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后进国家实施效果不佳，而受到诸多批评。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带来了对主流经济学的全面挑战。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成绩，使得其他后进国家开始将中国发展模式作为学习的对象，也对主流社会科学带来了严肃的挑战。
二、
上述这些理论争论主要是由先进国的学界所主导，而在各个后进经济体内部，尤其如台韩等发展成绩优异者，这争论却与当地情势相纠结而呈现出不同面貌。例如在南韩，很多当地学者针对殖民统治是否有助于战后经济发展曾展开激烈的争辩。然而，台湾学界却几乎不曾出现如此论争，对国际学界的相关论争甚少评介，也很少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说台湾学界未将此议题“问题化。
这“不问题化”的状态或是源于大家认为问题已有定论。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台湾政治转型运动的进展，发展出的当今台湾社会流行的论述是以反对国民政府威权统治为目标，对于国府统治采取几近全面否定的态度，包括否定国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角色，以及其在推动发展时所用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因而台湾战后经济成长则多被归功于以下其他因素：日本殖民统治遗产，即认为高效的日本殖民政府所奠立的现代化基础是战后发展的主因；或是美国的协助，即美国军事及经济援助使得台湾得以发展；或是人民的努力。既然这论述以否定国府统治的成绩与正当性为目标，因此就难以真正的”问题化”这全球性的理论议题。
同时，台湾社会也因此难以展开自身如何发展经济的讨论。这遂使得台湾在近来陷入经济困局之后，难以集体共同寻找解决问题方案。这困局也显示出理解自身过去历史的重要性，不能了解过去即难以面对未来。此项理念也是推动本书这知识计划的之一动力。
三、
本书延续结构学派在此方面的探讨并对上述论争做出回应。即以历史性角度探讨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因，呈现台湾战后早期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包括官僚组织及政策制度的形成，据此对结构学派理论予以肯定也提出部分补充。该学派认为后进国家需要国家干预来替代尚未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用产业政策促进工业化，并探讨产业政策成功的要素为何，如保护有期限、对资本既扶植又规范等。
然而正如Liah Greenfeld（2001）所指出，上述议题主要是关于”如何做到”经济发展，而另一常被当今社会科学学者忽视但却至为重要的是”为何发展”的层面。因此本书进一步探讨另一层面的问题──即推动发展的”动力”因素。如何发展的问题可归纳为相关经济官僚体制的”能力”因素，即其有能力拟定与执行适宜且有效的产业政策。但本书发现，能力虽部分来自经验的累积，然更与主事者学习的动力有关，政策过程其实多为”摸着石头过河”，主事者必须有强大的动力才能持续寻求新的方案来克服困难，亦即能力的建立及其得以发挥作用，实有赖其动力因素。
动力因素牵涉到相关人士的主观意向，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尽量避免处理的面向，但并不表示这不重要。本书以历史化的分析来说明主观动力因素的形成，以避免任意性的问题。具体而言，本书认为台湾战后初期负责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事者，其强大的动力源自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动机，近百多年来亡国的危机感，抗战及国府在国共内战中之惨败经验，都为他们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发展的动力。他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发展，这是那一代人的共识与时代精神。
与此相呼应，Greenfeld（2001）依据她对成功发展经济的案例之研究，指出民族主义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动力。Chalmers Johnson（1982）率先界定了发展型国家，并指出这概念就是源于后进国为了追赶上先进国的民族主义，推动经济发展是为了能够跻身于现代国际社会，而不是经济动机。他进一步指出发展型国家是以革命性的现代化计划来召唤人民，并以经济发展的成绩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
现代社会科学日趋”去历史化”，同时研究方法多趋向进行单一变量因果关系的检验。非历史化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在既定时空地点下当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历史与经济结构也必然决定了当时当地的既有条件。因此本书尝试同时运用历史化与结构性因果关系两种方式，既在历史脉络下进行探讨，也在各个历史时点探究结构性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检验相关说法。
简言之，对于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绩之所以优异的原因，本书在探讨台湾战后发展成因的研究路径上，就＂如何发展”的部分，主要立足于结构学派的架构，再则就”为何发展”的部分，则将此架构予以延伸并在历史的脉络下来探究”动力”因素的形成与影响。亦即本书认为台湾为何能够成功的发展经济，乃是因为发展的能力与意志因素都具备了。战后初期国府主事者凭借高度的动力以及累积的能力，持续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动力来自为了救亡图存而形构成的现代中华民族主义。
无疑地，单有动力不必然能够成功。战后台湾幸运的是拥有一些优越的辅助性客观因素：日殖遗产确实留下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条件，然而日殖统治并未培育本地现代企业经营与政策人才，并未启动经济发展的机制，日殖遗产不构成战后工业化”自然延续”的可能，不过幸运的是日殖优势力量战后必须完全退出；此外，美国提供援助却又不觊觎本地市场，并对台湾开放其市场；以及有意愿与能力积极参与发展的人民。不过，这些客观因素并不足以自行，错失有利发展条件的历史案例比比皆是，发展意志这动力因素才是关键。
四、
以下简述本书结构与各章内容。
第一章对解释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因的相关理论作一整理。台湾战后的经济发展是否可主要归功于日殖遗产的影响？第二章讨论这争议性议题。第三章则探讨了促进了社会经济转型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原因、动力、成果与影响。第四章与第五章以历史性角度详细陈述国民政府在战后台湾经建官僚组织与产业政策体制的建立过程。第六章叙述了国府从大陆时期起的公民营政策的沿革。而这政策对台湾战后民营资本发展的影响，则呈现于第七章，该章指出台湾第一代资本家多为战后新兴资本，这是源于日殖统治压抑本地资本的发展，及国府扶植民营企业的政策。第八章则以战后早期国府对棉纺织业的扶植政策为案例，来作为第四、五章说法的佐证。最后第九章除了对本书论点作一综述外，也讨论一些延伸的问题，包括这国府发展模式与威权统治的关系、这模式的限制与延续问题，以及台湾发展经验的普世意义。
本书追寻台湾战后发展成因的用意，除了是以台湾经验来参与后进发展理论的讨论之外，更是希望能够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将此问题放在后进国家追寻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从而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希望如此能在今日的政经与两岸困局中找到再出发的可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及经济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