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启蒙者——胡适
呼着传统的气息，却跨过时代的门槛
迈着自由的脚步，却背着情义的重担
用怀疑去解读世界
用自由去书写未来
无论浮沉几十载，他音容依旧
新文化启蒙者——胡适
谦和的笑容、温雅的眼睛——一个书生的形象，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后，留在他的故人心中，清晰依然，没有丝毫的改变。他，就是被称为“我的朋友”的胡适。
念信同期：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作的感言。1948年12月与胡适的道别，在季羡林老人的生命中，成为一次“世事两茫茫”的永别，（出处是季羡林 《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用画面表现，不用出现在解说词中）留下一生的感慨和惆怅。
隐黑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29号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前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建于1918年，现在，被亲切地称为“北大红楼”。这座红砖红瓦的小楼，在今天喧闹的都市已经不起眼，然而，它却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沉甸甸地坐落在历史的墙基上。二十世纪初，在那段新潮激荡的岁月，正是从这里，胡适开始了他与北大的一生情缘。
1917年，28岁的胡适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他到达北平前的一星期，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正式聘请为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在许多人的眼中，胡适是一个“洋派”，一个刚刚毕业归国的留洋学生，又如何能到北京大学来讲授中国的东西？胡适刚到北大，就引起了轰动，他最终能够留在北大的讲台上，也有一段不小的风波。
采访：傅斯年与顾颉刚准备把胡适轰下台，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北大能够接纳胡适这位年轻的教授，要得益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学理念，使北大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也为北大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埋下了伏笔。而胡适，这位有着“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的年轻人，能够走上北大的讲台，却是源于这场运动中思想最为激越的一个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也就是在后来的历史上名声卓著的《新青年》，它宣告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乎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1917年1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矛头直指文言文，提出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以打破旧思想，推动文学的革新。文章刊出后，很快得到陈独秀的响应，并引起各方的争论不休，延宕为一场反响激烈的文化论战。此时，远在美国的作者胡适，并不知情，但他的名字早已传遍了国内的文化圈，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了他的文章后，认为他是中国不可多得“可与共事之人”。于是，胡适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就成为北大的教授。
课堂上的风波过后，胡适不但没有被轰下讲台，反而轰动一时，使他在北大立足，声名鹊起，成为名教授、名学者。
当时，胡适和陈独秀，连同校长蔡元培，这三位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因为生肖都属兔被称为北大的“三只兔子”。胡适不同于陈独秀的激进，在北大期间，他温文尔雅的形象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在他回国前发表那篇文章时就已经显示出来。在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陈独秀时，他已经预见到文章可能会引起的争论，因为担心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样的表述方式，所以文章题目叫改良，而不叫革命；又因为担心过分张扬和武断，所以文章只能说是刍议。
采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兹全（胡适学生）
胡适除了在学术上的成绩，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胡适的温和与陈独秀的激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大力推广白话文，一批守护国粹的学者对这样文学改良有所顾忌，两个不同的文学阵营，难免会有一些学术上的分岐，在推广白话文遭到当时如黄侃、辜鸿铭、严复等一批学者异议的时候，胡适和陈独秀有着这样的一段对话：
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
而胡适回信道：“决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回复说：“决不容他人匡正。”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反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采访：从营救陈独秀的事件中反应出当时的学者在学术和做人上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视频资料：五四运动
解说：1919年的一天，胡适到上海去接待他在美国的导师杜威。当他返回北大时，教室已经空无一人，校长蔡元培也返回故乡绍兴——学校和整个北平都发生了巨变，那就是五四运动。
胡适回校后，坚定地迎接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驱逐的蔡元培，也组织营救了他的安徽同乡——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反映了他对运动的同情与支持。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将“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温和的性格和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使他不希望爱国运动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而变为政治运动。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胡适跟随国民党政权前往南京，永远离开了北大。几天后，在南京与校友故旧举行北大五十年校庆，会上，他失声痛哭。
胡适的离开，留给历史无尽的评说，这个成长于传统家庭的年轻人，在那个文化激变的时代成为先驱之魂，也留下了一段爱恨难解的是非评说。追寻他成长的脚步，家乡徽州的浑厚文化，或许会给出一个最为充分的答案。
画面：安徽绩溪上庄水口老人唱戏
同许多徽州村落一样，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县上庄村涉水而居，在它已经因为胡适而成为旅游胜地的今天，村落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千百年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895年，四岁的胡适跟随23岁的母亲回到上庄老家，五个月后，便传来了父亲胡铁花病故于厦门的消息，胡适也从此在上庄开始了与母亲9年的相依生活。
胡适的母亲冯顺娣，是一个温良勤劳的女子，回到上庄老家中，她不仅照料着胡适，也得到了丈夫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的尊重。胡适的父亲留有让孩子一定要读书的遗志，同父异母的兄长也支持胡适励志于学，所以，母亲冯顺娣对胡适幼年的教育格外重视，不仅把他送进学堂读书，还交特别优厚的学金请先生为他讲书，把古文翻译成绩溪方言，使他更了解古书的文理。
母亲的教诲，被胡适看做终身宝贵的财富，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自己“一点做人的训练”，都归功于自己的母亲。他日后包容的胸襟与温和的性格，同母亲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而胡适也一直把“三岁定八十”这句话看作是不灭的名言。
念文章同期：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是胡适在对母亲的一段回忆，言辞之间对母亲的思念跃然于字里行间。1904年1月，冯顺娣在准备送胡适去上海求学前给他定了一门婚事，未过门的媳妇是不远村子里的一个姑娘，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胡适可能不曾想过，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下节导视】
一位留学归国的洋博士，担起一个新时代，却牵挂着温婉古旧的家园。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的启蒙者——胡适
1904年2月，胡适离开上庄到上海求学，1910年7月，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赴美留学，这一去，距离他再次回到上庄达7年之久。
与胡适订婚的姑娘，名叫江冬秀。在婚约订立的十三年后，胡适遵循母命回到上庄，与她完婚，当时，胡适已经接受了多年的新式教育，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与这个旧式女子履行传统的婚约，变得有些耐人寻味。
采访：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许多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回国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家中签订的旧式婚约，而选择自由恋爱，那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除了体现出他对母亲的依顺外，是不是还可以追循到徽州传统教育的踪迹呢？
一个是从小连门都没出过的农村姑娘，一个是留学归来的洋博士，这样的结合在许多人眼里都不可理喻。婚后，胡适回到北大报到时，陈独秀更是拍着桌子要他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而胡适则心平气和地说：“别人都觉得我和冬秀结婚我亏了，但事实上我却赚大了。”胡适这里说的“赚大了”，是指他恪守母训得到了天下人的尊敬。他站在新潮文化的风口浪尖，一生怀揣自由、民主的梦想，他的心中却刻下了徽州崇山秀水和文教民风给他留下的印记。
念信同期：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或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令吾母欢喜耳。
这段话，摘自胡适写给上庄叔辈胡近仁的信中。胡进仁在上庄的学问和威望颇高，对胡适既是长辈也是朋友。胡适离开上庄后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加上母亲冯顺娣识字不多，写给儿子的家信也基本由他代笔。在胡适写给胡进仁的这封信中，他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这门婚姻的态度。
胡适在留学期间，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韦司莲的美国姑娘。韦司莲倾慕于胡适的才气，胡适也被她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当韦司莲问道：如果个人的意见与父母矛盾，该如何取舍？胡适答道：“我于家庭之事则从于东方，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于西方”。胡适与韦司莲的这段感情，可以说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韦司莲终身未嫁，晚年孤身前往一个小岛，郁郁而终。
采访：胡适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不是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激变时代的矛盾呢？
胡适本以为自己终于事业有成，母亲将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 1918年末，刚刚结婚一年的胡适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母亲临终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儿子学成归来，与江冬秀成婚，和听到了儿子即将做父亲这三件事。
“生未能养，病未能侍，平生惨痛，何以如此”，这十六个字，寄托了胡适对母亲的思念和自责。
歌曲《兰花草》
徽州，这个凝缩了传统文化精髓的温婉之地，见证了一段激变的岁月，而从这里走出的胡适，也对家乡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总把“徽州”挂在嘴边，又把自己比喻为绩溪牛，勉戒自己要勤奋，诚恳；他一生以徽骆驼为自豪。虽然胡适在母亲去世后再不曾回到过上庄，但这首源于他所作白话诗集《尝试集》的歌曲《兰花草》，却道出了这个来自徽州山里，带着兰花草的孩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兰为王者香，不与众草伍。”时至今日，在上庄胡适故居中的兰花木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徽州自古以来重视子弟读书的风气，也留给了胡适的家庭，影响了他的一生。然而，无论是泉下之父还是培养他读书求学的母亲都不能想到，胡适在这条道路上，倡导了千年以来书上并不曾存在的语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晚年的胡适在美国住了几年后又来到了台湾，迷恋于《水经注》的考证研究，1962年于酒会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2岁。
念信同期：适之先生以年轻而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
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摘自季羡林《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
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没有改变的是他理想中毕生追寻的民主和自由。
原音：胡适晚年谈文学创作的自由
掌声
新文化启蒙者——胡适
呼着传统的气息，却跨过时代的门槛
迈着自由的脚步，却背着情义的重担
用怀疑去解读世界
用自由去书写未来
无论浮沉几十载，他音容依旧
新文化启蒙者——胡适
谦和的笑容、温雅的眼睛——一个书生的形象，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后，留在他的故人心中，清晰依然，没有丝毫的改变。他，就是被称为“我的朋友”的胡适。
念信同期：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作的感言。1948年12月与胡适的道别，在季羡林老人的生命中，成为一次“世事两茫茫”的永别，（出处是季羡林 《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用画面表现，不用出现在解说词中）留下一生的感慨和惆怅。
隐黑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29号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前身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建于1918年，现在，被亲切地称为“北大红楼”。这座红砖红瓦的小楼，在今天喧闹的都市已经不起眼，然而，它却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沉甸甸地坐落在历史的墙基上。二十世纪初，在那段新潮激荡的岁月，正是从这里，胡适开始了他与北大的一生情缘。
1917年，28岁的胡适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他到达北平前的一星期，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正式聘请为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在许多人的眼中，胡适是一个“洋派”，一个刚刚毕业归国的留洋学生，又如何能到北京大学来讲授中国的东西？胡适刚到北大，就引起了轰动，他最终能够留在北大的讲台上，也有一段不小的风波。
采访：傅斯年与顾颉刚准备把胡适轰下台，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北大能够接纳胡适这位年轻的教授，要得益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学理念，使北大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也为北大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埋下了伏笔。而胡适，这位有着“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的年轻人，能够走上北大的讲台，却是源于这场运动中思想最为激越的一个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也就是在后来的历史上名声卓著的《新青年》，它宣告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乎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1917年1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矛头直指文言文，提出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以打破旧思想，推动文学的革新。文章刊出后，很快得到陈独秀的响应，并引起各方的争论不休，延宕为一场反响激烈的文化论战。此时，远在美国的作者胡适，并不知情，但他的名字早已传遍了国内的文化圈，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了他的文章后，认为他是中国不可多得“可与共事之人”。于是，胡适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就成为北大的教授。
课堂上的风波过后，胡适不但没有被轰下讲台，反而轰动一时，使他在北大立足，声名鹊起，成为名教授、名学者。
当时，胡适和陈独秀，连同校长蔡元培，这三位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因为生肖都属兔被称为北大的“三只兔子”。胡适不同于陈独秀的激进，在北大期间，他温文尔雅的形象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在他回国前发表那篇文章时就已经显示出来。在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陈独秀时，他已经预见到文章可能会引起的争论，因为担心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样的表述方式，所以文章题目叫改良，而不叫革命；又因为担心过分张扬和武断，所以文章只能说是刍议。
采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兹全（胡适学生）
胡适除了在学术上的成绩，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胡适的温和与陈独秀的激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大力推广白话文，一批守护国粹的学者对这样文学改良有所顾忌，两个不同的文学阵营，难免会有一些学术上的分岐，在推广白话文遭到当时如黄侃、辜鸿铭、严复等一批学者异议的时候，胡适和陈独秀有着这样的一段对话：
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
而胡适回信道：“决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回复说：“决不容他人匡正。”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反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采访：从营救陈独秀的事件中反应出当时的学者在学术和做人上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视频资料：五四运动
解说：1919年的一天，胡适到上海去接待他在美国的导师杜威。当他返回北大时，教室已经空无一人，校长蔡元培也返回故乡绍兴——学校和整个北平都发生了巨变，那就是五四运动。
胡适回校后，坚定地迎接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驱逐的蔡元培，也组织营救了他的安徽同乡——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反映了他对运动的同情与支持。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将“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温和的性格和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使他不希望爱国运动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而变为政治运动。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胡适跟随国民党政权前往南京，永远离开了北大。几天后，在南京与校友故旧举行北大五十年校庆，会上，他失声痛哭。
胡适的离开，留给历史无尽的评说，这个成长于传统家庭的年轻人，在那个文化激变的时代成为先驱之魂，也留下了一段爱恨难解的是非评说。追寻他成长的脚步，家乡徽州的浑厚文化，或许会给出一个最为充分的答案。
画面：安徽绩溪上庄水口老人唱戏
同许多徽州村落一样，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县上庄村涉水而居，在它已经因为胡适而成为旅游胜地的今天，村落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千百年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895年，四岁的胡适跟随23岁的母亲回到上庄老家，五个月后，便传来了父亲胡铁花病故于厦门的消息，胡适也从此在上庄开始了与母亲9年的相依生活。
胡适的母亲冯顺娣，是一个温良勤劳的女子，回到上庄老家中，她不仅照料着胡适，也得到了丈夫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的尊重。胡适的父亲留有让孩子一定要读书的遗志，同父异母的兄长也支持胡适励志于学，所以，母亲冯顺娣对胡适幼年的教育格外重视，不仅把他送进学堂读书，还交特别优厚的学金请先生为他讲书，把古文翻译成绩溪方言，使他更了解古书的文理。
母亲的教诲，被胡适看做终身宝贵的财富，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自己“一点做人的训练”，都归功于自己的母亲。他日后包容的胸襟与温和的性格，同母亲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而胡适也一直把“三岁定八十”这句话看作是不灭的名言。
念文章同期：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是胡适在对母亲的一段回忆，言辞之间对母亲的思念跃然于字里行间。1904年1月，冯顺娣在准备送胡适去上海求学前给他定了一门婚事，未过门的媳妇是不远村子里的一个姑娘，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胡适可能不曾想过，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下节导视】
一位留学归国的洋博士，担起一个新时代，却牵挂着温婉古旧的家园。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的启蒙者——胡适
1904年2月，胡适离开上庄到上海求学，1910年7月，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赴美留学，这一去，距离他再次回到上庄达7年之久。
与胡适订婚的姑娘，名叫江冬秀。在婚约订立的十三年后，胡适遵循母命回到上庄，与她完婚，当时，胡适已经接受了多年的新式教育，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与这个旧式女子履行传统的婚约，变得有些耐人寻味。
采访：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许多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回国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家中签订的旧式婚约，而选择自由恋爱，那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除了体现出他对母亲的依顺外，是不是还可以追循到徽州传统教育的踪迹呢？
一个是从小连门都没出过的农村姑娘，一个是留学归来的洋博士，这样的结合在许多人眼里都不可理喻。婚后，胡适回到北大报到时，陈独秀更是拍着桌子要他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而胡适则心平气和地说：“别人都觉得我和冬秀结婚我亏了，但事实上我却赚大了。”胡适这里说的“赚大了”，是指他恪守母训得到了天下人的尊敬。他站在新潮文化的风口浪尖，一生怀揣自由、民主的梦想，他的心中却刻下了徽州崇山秀水和文教民风给他留下的印记。
念信同期：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或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令吾母欢喜耳。
这段话，摘自胡适写给上庄叔辈胡近仁的信中。胡进仁在上庄的学问和威望颇高，对胡适既是长辈也是朋友。胡适离开上庄后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加上母亲冯顺娣识字不多，写给儿子的家信也基本由他代笔。在胡适写给胡进仁的这封信中，他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这门婚姻的态度。
胡适在留学期间，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韦司莲的美国姑娘。韦司莲倾慕于胡适的才气，胡适也被她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当韦司莲问道：如果个人的意见与父母矛盾，该如何取舍？胡适答道：“我于家庭之事则从于东方，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于西方”。胡适与韦司莲的这段感情，可以说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韦司莲终身未嫁，晚年孤身前往一个小岛，郁郁而终。
采访：胡适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不是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激变时代的矛盾呢？
胡适本以为自己终于事业有成，母亲将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 1918年末，刚刚结婚一年的胡适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母亲临终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儿子学成归来，与江冬秀成婚，和听到了儿子即将做父亲这三件事。
“生未能养，病未能侍，平生惨痛，何以如此”，这十六个字，寄托了胡适对母亲的思念和自责。
歌曲《兰花草》
徽州，这个凝缩了传统文化精髓的温婉之地，见证了一段激变的岁月，而从这里走出的胡适，也对家乡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情怀。他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总把“徽州”挂在嘴边，又把自己比喻为绩溪牛，勉戒自己要勤奋，诚恳；他一生以徽骆驼为自豪。虽然胡适在母亲去世后再不曾回到过上庄，但这首源于他所作白话诗集《尝试集》的歌曲《兰花草》，却道出了这个来自徽州山里，带着兰花草的孩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兰为王者香，不与众草伍。”时至今日，在上庄胡适故居中的兰花木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徽州自古以来重视子弟读书的风气，也留给了胡适的家庭，影响了他的一生。然而，无论是泉下之父还是培养他读书求学的母亲都不能想到，胡适在这条道路上，倡导了千年以来书上并不曾存在的语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晚年的胡适在美国住了几年后又来到了台湾，迷恋于《水经注》的考证研究，1962年于酒会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2岁。
念信同期：适之先生以年轻而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
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摘自季羡林《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
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没有改变的是他理想中毕生追寻的民主和自由。
原音：胡适晚年谈文学创作的自由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