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的生成

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的生成

马 新

摘要:原始聚落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公共权力的萌发之地。公共权力缘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与稳定的聚落形态出现的同时,聚落内的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也告出现。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聚落形态走向成熟,聚落的内部结构与功能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聚落内的社会组合也日益清晰、复杂,无论是聚落的内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的分工与社会分层;无论是个人意识、贫富分化,还是公共权力,都日益凸现。随着聚落内部的分层与管理者的出现,聚落权力的继承或许也已出现;而且随着聚落内部公共事务的增加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聚落共同体的功能与聚落权力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

关键词:原始聚落;公共权力;公共事务

公共权力是社会组织关系的起点,也是其他各种权力以及国家权力的来源。原始聚落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公共权力的萌发之地,对原始聚落时代公共权力萌生与形成的研究,可以深化文明起源研究,丰富国家学说与理论,对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的原始聚落形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聚落形态的稳定阶段,时间为距今七八千年前;第二阶段是聚落形态的成熟阶段,为距今五六千年前;第三阶段是聚落的分化与消亡阶段,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其归宿是由原始聚落分化而形成的城邑与村落的二元结构。本文所论及的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主要是指前两个阶段聚落中所萌生和形成的公共权力。在第三阶段,公共权力已逐渐从属于新兴的国家权力,超出了本文所要论述的范畴。

在狩猎与采集时代,远古人类以原始群的方式进行活动,而单位面积内所能存留的人员受到较大的制约。各群体的规模一般为数十人,至多不会超出百人。这些人群往往要逐猎物或野果而居,只能拥有流动的或半流动的营地与洞穴,没有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公共权力。进入农业时代后,由于生产的就近性与重复性,加之食物来源较为充裕与稳定,单位面积内能够存留的人员大为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提高,又使人口出生率与成活率均直线上升,从而形成了稳定的聚落形态。

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呈以下面貌:

第一,此时的聚落多分布在依山傍水之处,这样在农耕之外,既可以且猎且渔,又可无水源之虞,因为打井技术此时尚未出现。比如北辛遗址便是背依邹峄山区,东邻薛河,北傍薛河支流,地处两河交汇处;北收稿日期: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十一五0规划项目(04BZS017)。

作者简介:马新,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

辛文化的其他遗址也多处于平原与丘陵的结合部。如高广仁先生所总结的:

北辛文化集中分布于泰沂山区西南侧,湖泊带以东的山前平原区,在秦沂山地北部的山前平

原和南部的江苏淮北残丘地带也有分布。已发现遗址有30多处,,

在北辛、王因、西桑园、东贾柏等遗址附近必定存在着适宜扬子鳄、大量厚壳蚌存活的水草丰

¹茂、水流清澈的大河巨湖。

第二,各聚落的面积与人口多少不等。大的聚落可以有10万平方米左右,甚至达15万平方米;小的聚落只有数千平方米。如磁山聚落遗址为8万平方米左右,º罗家角聚落遗址12万平方米左右,»裴李岗聚

¼落遗址2万平方米左右。从豫西地区已发掘的23处裴李岗文化聚落看,最大者水泉遗址,为15万平方

½米;最小者阎湾遗址,有5600平方米。各聚落的平均面积为35552平方米左右。

与聚落面积的参差不一相应,各聚落的人口也多少不等。以聚落内所包含的房屋数量,我们也能对聚落的人口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例,该聚落面积为3万平方米左右,有半地穴式房屋100余处,每间房屋的居住人口应为3-4人。如此计算,兴隆洼聚落的居民人数应为300-400人左右。另外,属于兴隆洼文化早期的北城子聚落,总面积为6万余平方米,共有房址214座,其人口当在600-700

¾人。当然,这些都是较大的聚落,还有一些中小聚落,人口应当有数十人、百余人到200人左右不等。如贾湖聚落三个文化层共发现房基45座,¿每一文化层只有10余座;后李文化的西河聚落,发现房址10余

À座。这些聚落中居民不过百人左右,属于较小的聚落。

第三,此时的聚落遗址已有较多的文化堆积,表明聚落形态的稳定与持久。聚落成为人们繁衍生息、世代相续的共同体,安土重迁的理念已经形成。

北辛遗址的地层堆积厚达2米,可分3层,出土遗物的内涵基本相连,其时间跨度为千年或千年以上。后李文化中后李、西河、小荆山三处遗址的文化堆积在50厘米以上。存续时间均在数百年以上,张学海先生更认为,出土8411年测年标本之下的/4-6层共厚1-112米,逐渐形成这么厚的文化堆积,至少需要千年

Á以上0。在有着数百年以至上千年历史的聚落中,无论是安土重迁,还是聚落归属意识,都会积淀承传,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组织的变动。

第四,各聚落的布局表明,此时的聚落建造已有了统一的规划、明确的分区,整体性与系统性都得到体现。每一个聚落一般由生活居住区、公共活动区、墓葬区以及防护设施组成。以兴隆洼聚落为例,该聚落主体部分有壕沟环绕,壕沟宽约115-2米,深约0155-1米,呈椭圆状,直径约170米。其居住区由10余排半地穴式房屋组成,每排又有10间房屋,排列整齐有序,显系统一营建。公共活动区由2间100多平方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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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的生成

马 新

摘要:原始聚落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公共权力的萌发之地。公共权力缘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与稳定的聚落形态出现的同时,聚落内的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也告出现。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聚落形态走向成熟,聚落的内部结构与功能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聚落内的社会组合也日益清晰、复杂,无论是聚落的内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的分工与社会分层;无论是个人意识、贫富分化,还是公共权力,都日益凸现。随着聚落内部的分层与管理者的出现,聚落权力的继承或许也已出现;而且随着聚落内部公共事务的增加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聚落共同体的功能与聚落权力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

关键词:原始聚落;公共权力;公共事务

公共权力是社会组织关系的起点,也是其他各种权力以及国家权力的来源。原始聚落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公共权力的萌发之地,对原始聚落时代公共权力萌生与形成的研究,可以深化文明起源研究,丰富国家学说与理论,对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的原始聚落形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聚落形态的稳定阶段,时间为距今七八千年前;第二阶段是聚落形态的成熟阶段,为距今五六千年前;第三阶段是聚落的分化与消亡阶段,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其归宿是由原始聚落分化而形成的城邑与村落的二元结构。本文所论及的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主要是指前两个阶段聚落中所萌生和形成的公共权力。在第三阶段,公共权力已逐渐从属于新兴的国家权力,超出了本文所要论述的范畴。

在狩猎与采集时代,远古人类以原始群的方式进行活动,而单位面积内所能存留的人员受到较大的制约。各群体的规模一般为数十人,至多不会超出百人。这些人群往往要逐猎物或野果而居,只能拥有流动的或半流动的营地与洞穴,没有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公共权力。进入农业时代后,由于生产的就近性与重复性,加之食物来源较为充裕与稳定,单位面积内能够存留的人员大为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提高,又使人口出生率与成活率均直线上升,从而形成了稳定的聚落形态。

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呈以下面貌:

第一,此时的聚落多分布在依山傍水之处,这样在农耕之外,既可以且猎且渔,又可无水源之虞,因为打井技术此时尚未出现。比如北辛遗址便是背依邹峄山区,东邻薛河,北傍薛河支流,地处两河交汇处;北收稿日期: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十一五0规划项目(04BZS017)。

作者简介:马新,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

辛文化的其他遗址也多处于平原与丘陵的结合部。如高广仁先生所总结的:

北辛文化集中分布于泰沂山区西南侧,湖泊带以东的山前平原区,在秦沂山地北部的山前平

原和南部的江苏淮北残丘地带也有分布。已发现遗址有30多处,,

在北辛、王因、西桑园、东贾柏等遗址附近必定存在着适宜扬子鳄、大量厚壳蚌存活的水草丰

¹茂、水流清澈的大河巨湖。

第二,各聚落的面积与人口多少不等。大的聚落可以有10万平方米左右,甚至达15万平方米;小的聚落只有数千平方米。如磁山聚落遗址为8万平方米左右,º罗家角聚落遗址12万平方米左右,»裴李岗聚

¼落遗址2万平方米左右。从豫西地区已发掘的23处裴李岗文化聚落看,最大者水泉遗址,为15万平方

½米;最小者阎湾遗址,有5600平方米。各聚落的平均面积为35552平方米左右。

与聚落面积的参差不一相应,各聚落的人口也多少不等。以聚落内所包含的房屋数量,我们也能对聚落的人口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例,该聚落面积为3万平方米左右,有半地穴式房屋100余处,每间房屋的居住人口应为3-4人。如此计算,兴隆洼聚落的居民人数应为300-400人左右。另外,属于兴隆洼文化早期的北城子聚落,总面积为6万余平方米,共有房址214座,其人口当在600-700

¾人。当然,这些都是较大的聚落,还有一些中小聚落,人口应当有数十人、百余人到200人左右不等。如贾湖聚落三个文化层共发现房基45座,¿每一文化层只有10余座;后李文化的西河聚落,发现房址10余

À座。这些聚落中居民不过百人左右,属于较小的聚落。

第三,此时的聚落遗址已有较多的文化堆积,表明聚落形态的稳定与持久。聚落成为人们繁衍生息、世代相续的共同体,安土重迁的理念已经形成。

北辛遗址的地层堆积厚达2米,可分3层,出土遗物的内涵基本相连,其时间跨度为千年或千年以上。后李文化中后李、西河、小荆山三处遗址的文化堆积在50厘米以上。存续时间均在数百年以上,张学海先生更认为,出土8411年测年标本之下的/4-6层共厚1-112米,逐渐形成这么厚的文化堆积,至少需要千年

Á以上0。在有着数百年以至上千年历史的聚落中,无论是安土重迁,还是聚落归属意识,都会积淀承传,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组织的变动。

第四,各聚落的布局表明,此时的聚落建造已有了统一的规划、明确的分区,整体性与系统性都得到体现。每一个聚落一般由生活居住区、公共活动区、墓葬区以及防护设施组成。以兴隆洼聚落为例,该聚落主体部分有壕沟环绕,壕沟宽约115-2米,深约0155-1米,呈椭圆状,直径约170米。其居住区由10余排半地穴式房屋组成,每排又有10间房屋,排列整齐有序,显系统一营建。公共活动区由2间100多平方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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