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的大时代，有一群人触摸到时代脉动而前赴后继，成功之后，开时代之风气的功绩往往浓缩到一个人身上。
文 | 许倬云
英雄造时势
这里所提到的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意义的英雄，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特殊的人物：他站在一个枢纽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使得历史上的某些成就全归功于他一人。例如我们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孙中山缔造民国等，这些说法都是将时代的转变归功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通病。一般人总会找一位伟大的人物，将他的贡献当成历史转变的因素，把他的工作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就是“英雄史观”，也就是英雄造时势。如此看来，英雄不但可以创造历史，甚至可以创造文化、创造命运。
一般人的观念里，“神”一定曾做了某些了不起的事情才能成为神，中国的古代经典《礼记》中，就界定了一些古代文化英雄，例如黄帝，就是一位著名的大英雄。在《礼记》的记载中，这些人因为聪明正直谓之神，能够为百姓谋福利谓之神，能够创造万物谓之神，能够捍卫国家谓之神，能够抵御灾难谓之神，所以一般人的心目中，英雄不仅只是创造生活、创造历史而已，他本身已经被创造成为神化的对象。这样的想法普遍存在于各个时代，所以人类在研究自己历史的最初阶段，往往就是先找出英雄人物，强调某个人坐了什么丰功伟业之类的事迹。例如：成吉思汗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成吉思汗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征服世界？他带领了多少人与他一同打拼天下？
就历史学的传统来看，这样的英雄造时势理论，在中国的英雄史观中是源远流长且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典籍中发现：每个新的朝代，都是由圣王率领着一些功臣开创而成，甚至于像诸葛亮也被塑造成呼风唤雨的能人，仿佛靠他一个人就能创造出三国的博弈，从“赤壁之战”开始到“出师未捷身先死”为止，似乎他个人就代表着这段历史。由于英雄形象普遍存在，因而在中国史学领域之中，英雄造时势几乎变成了最常见的现象，所以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理论去加以说明。
在西方史学中，卡莱尔注意到拿破仑迅速崛起并将法国民主革命浪潮狂飙到全欧洲的这种英雄现象，并因而创造了英雄史观的理论：有些人物，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会发挥特殊的功能；而这些人本身确实也有一些特长，或者是坚毅卓绝，或者是机敏过人，或者是能够使得大家心服口服，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卡莱尔特别以拿破仑为例，说他第一次被放逐到小岛回来时，身边并无一兵一卒，但是沿途却有愈来愈多的人愿意跟随他，于是最后拿破仑又再次复辟成君王。卡莱尔认为，这就是一种天生拥有吸引百姓跟随的能力。
卡莱尔的这种说法，为英雄史观铺了一条道路，后来真正以理论来构筑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位近代社会科学界相当重要的人物，提出了charisma的观念，中文并没有真正对等的字眼可以翻译。因为charisma包括魅力，却不是指俊男美女那种；说是威严，却又不是威权统治的那一类；若说是特殊的恩赐，也并不得体，好像是在与上帝打交道。究竟charisma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事实上charisma的字根所指的是：神特别赐予的能力，一种天性的禀赋，是韦伯从神学的领域借来的，用来说明有些人拥有着天生的领导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变成领袖，可以使许多人愿意跟随他，与他走同一条路。他若吸引了十个人，便拥有十个人的力量；吸引百人，便拥有百人的力量；带得动一整个国家的话，国家就相当于他个人的力量与事业。但是在历史上，有不少人自以为拥有charisma的魄力而刚愎自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假的charisma比真正的charisma还要多得多。
虽然韦伯提出charisma的观念来解释英雄，但他还有个但是，他强调charisma是不能转移的；某一个人的特殊能力是他个人的事，他所创建的组织、理论、功业都要经过制度化的转移才能长久运行流传下去。所以韦伯提出charisma的观念，一方面说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另一方面则强调英雄不能逾分、不能超越时间许可、不能超越他应该做的事，拿破仑就是因为超越了他该做的事——自己称王称帝，因而自己毁掉了charisma，于是兵败滑铁卢，遭致一败涂地的下场。中国的项羽也是charisma的代表人物，从开始带领了一支小部队前去就赵国，以少胜多而赢得名声，可是后来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也是因为滥用charisma，超越了自己本分的结果。
时势造英雄
英雄史观的理论发展到后来，由埃里克森做了相当重要的解释。埃里克森是一名心理医生，他专门研究精神异常治疗，在研究治疗的过程中，找出了精神领域中确实很异常的部分。
通常，我们说的异常往往与常人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差异可能会发展出很不一样的天分，例如音乐家与艺术家，往往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我们也常说，有一些哲学家，有一半根本是疯子，另一半才是哲学家，这些都都可以说是异常。埃里克森从治疗精神异常的过程中慢慢去推敲，并从生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但他的做法并不能说完全成功，尤其无从解释英雄与charisma的问题，到最后他只能从文化的层面去进行解释。他认为真正拥有charisma的英雄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时代；抽象一点地说，是感受到时代的情绪、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贪望、时代的压迫感与时代的困扰。他比一般人的敏感度要高，而这样的高敏感度让他与时代合二为一，因而他替时代说话，不用劝说也可以得到大众的认同，于是这种人物能与时代的脚步相互配合。
埃里克森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推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本身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为什么他可以提出反抗意见？马丁·路德自以为这是神的感召。而埃里克森通过研究马丁·路德时代的档案记录，重建了马丁·路德的人格特征。他认为所谓的英雄要能够真正做到与时代相呼应。对于时代的英雄人物来说，这种相呼应的感觉是一种直觉的能力。有很多感应力则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例如艺术家对颜色的感觉，就是可以训练的；而有些能力却是完全训练不出来的，例如有人五音不全，这就是天生的能力不足。由此可知，马丁·路德这位神学家，他可以看得出神学的弊病，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义与实行上的差异。能够看出这些东西当然一点儿都不稀奇，因为这些敏感力都是可以经由训练得来的。
埃里克森解释英雄现象的第二个例子是甘地。甘地没有兵没有将，本来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南非律师，后来回到印度，激励全国的独立风潮，最后终于以和平的手段发动了不流血的独立运动，促成了印度的独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没有人因他而死。埃里克森以研究马丁·路德的方式，同样地进行了对甘地的研究，唯一不同的是，他这回着重于民族的情感上，强调的是殖民地上受压迫的人权的民族情感。甘地在南非时是一名律师，而当时的南非也正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接受英国教育的甘地，在当地其实与英国的统治阶级站在同一阵营；而当他回到印度时，则是属于被统治的一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使得甘地了解到他的同胞有股未曾说出口的感受。
由于印度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民族，他们拥有古老的文化，有许多种方言，但却缺少集体的认同意识，所以英国只要采取分化政策，便相当容易统治印度。于是甘地致力于宣扬所谓的印度意识，让他的同胞明白印度和英国是不一样的，即使像甘地这样成为英国的律师，但他还是印度人，不能自居为英国人。由于甘地是学法律的，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讲理的方式，例如公众诉求，所以他反对暴力，反对武装革命。
埃里克森的英雄史观使我们真正了解到，要是时代的需求被某个人领会到了，那个人就有可能成为英雄。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因此英雄不能孤立地存在。
伟人的影响力
我们所讲的圣人，例如孔子、佛陀、耶稣等，他们的影响力启示是先开个端，提出几个重要的观念，而后所有的内容是由无数的后人一代接着一代填补累积而成的。
这些人所提出的，并不是仅仅当时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关怀的问题，是超越性、永恒性的大问题；这些超越性的大问题、像生死、是非、爱恨、善恶、存在与不存在、常与无常等，只要是人类的社会、文化都会关怀到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时代意义由谁去管呢？就由那些被圣人启发、开导的学派与教派，一代传一代地，每个时代的人不断地更新阐释和理解。将永恒普及的概念，依据当时时空条件，重新予以解释，并解决大家所共同关怀的问题。这种英雄就是所谓的圣人，他们所探讨的并不是马丁·路德或是甘地那些属于当时的、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永久性的大问题。
历史转折的大时代，有一群人触摸到时代脉动而前赴后继，成功之后，开时代之风气的功绩往往浓缩到一个人身上。
文 | 许倬云
英雄造时势
这里所提到的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意义的英雄，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特殊的人物：他站在一个枢纽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使得历史上的某些成就全归功于他一人。例如我们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孙中山缔造民国等，这些说法都是将时代的转变归功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通病。一般人总会找一位伟大的人物，将他的贡献当成历史转变的因素，把他的工作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就是“英雄史观”，也就是英雄造时势。如此看来，英雄不但可以创造历史，甚至可以创造文化、创造命运。
一般人的观念里，“神”一定曾做了某些了不起的事情才能成为神，中国的古代经典《礼记》中，就界定了一些古代文化英雄，例如黄帝，就是一位著名的大英雄。在《礼记》的记载中，这些人因为聪明正直谓之神，能够为百姓谋福利谓之神，能够创造万物谓之神，能够捍卫国家谓之神，能够抵御灾难谓之神，所以一般人的心目中，英雄不仅只是创造生活、创造历史而已，他本身已经被创造成为神化的对象。这样的想法普遍存在于各个时代，所以人类在研究自己历史的最初阶段，往往就是先找出英雄人物，强调某个人坐了什么丰功伟业之类的事迹。例如：成吉思汗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成吉思汗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征服世界？他带领了多少人与他一同打拼天下？
就历史学的传统来看，这样的英雄造时势理论，在中国的英雄史观中是源远流长且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典籍中发现：每个新的朝代，都是由圣王率领着一些功臣开创而成，甚至于像诸葛亮也被塑造成呼风唤雨的能人，仿佛靠他一个人就能创造出三国的博弈，从“赤壁之战”开始到“出师未捷身先死”为止，似乎他个人就代表着这段历史。由于英雄形象普遍存在，因而在中国史学领域之中，英雄造时势几乎变成了最常见的现象，所以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理论去加以说明。
在西方史学中，卡莱尔注意到拿破仑迅速崛起并将法国民主革命浪潮狂飙到全欧洲的这种英雄现象，并因而创造了英雄史观的理论：有些人物，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会发挥特殊的功能；而这些人本身确实也有一些特长，或者是坚毅卓绝，或者是机敏过人，或者是能够使得大家心服口服，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卡莱尔特别以拿破仑为例，说他第一次被放逐到小岛回来时，身边并无一兵一卒，但是沿途却有愈来愈多的人愿意跟随他，于是最后拿破仑又再次复辟成君王。卡莱尔认为，这就是一种天生拥有吸引百姓跟随的能力。
卡莱尔的这种说法，为英雄史观铺了一条道路，后来真正以理论来构筑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位近代社会科学界相当重要的人物，提出了charisma的观念，中文并没有真正对等的字眼可以翻译。因为charisma包括魅力，却不是指俊男美女那种；说是威严，却又不是威权统治的那一类；若说是特殊的恩赐，也并不得体，好像是在与上帝打交道。究竟charisma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事实上charisma的字根所指的是：神特别赐予的能力，一种天性的禀赋，是韦伯从神学的领域借来的，用来说明有些人拥有着天生的领导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变成领袖，可以使许多人愿意跟随他，与他走同一条路。他若吸引了十个人，便拥有十个人的力量；吸引百人，便拥有百人的力量；带得动一整个国家的话，国家就相当于他个人的力量与事业。但是在历史上，有不少人自以为拥有charisma的魄力而刚愎自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假的charisma比真正的charisma还要多得多。
虽然韦伯提出charisma的观念来解释英雄，但他还有个但是，他强调charisma是不能转移的；某一个人的特殊能力是他个人的事，他所创建的组织、理论、功业都要经过制度化的转移才能长久运行流传下去。所以韦伯提出charisma的观念，一方面说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另一方面则强调英雄不能逾分、不能超越时间许可、不能超越他应该做的事，拿破仑就是因为超越了他该做的事——自己称王称帝，因而自己毁掉了charisma，于是兵败滑铁卢，遭致一败涂地的下场。中国的项羽也是charisma的代表人物，从开始带领了一支小部队前去就赵国，以少胜多而赢得名声，可是后来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也是因为滥用charisma，超越了自己本分的结果。
时势造英雄
英雄史观的理论发展到后来，由埃里克森做了相当重要的解释。埃里克森是一名心理医生，他专门研究精神异常治疗，在研究治疗的过程中，找出了精神领域中确实很异常的部分。
通常，我们说的异常往往与常人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差异可能会发展出很不一样的天分，例如音乐家与艺术家，往往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我们也常说，有一些哲学家，有一半根本是疯子，另一半才是哲学家，这些都都可以说是异常。埃里克森从治疗精神异常的过程中慢慢去推敲，并从生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但他的做法并不能说完全成功，尤其无从解释英雄与charisma的问题，到最后他只能从文化的层面去进行解释。他认为真正拥有charisma的英雄是能够感受到他的时代；抽象一点地说，是感受到时代的情绪、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贪望、时代的压迫感与时代的困扰。他比一般人的敏感度要高，而这样的高敏感度让他与时代合二为一，因而他替时代说话，不用劝说也可以得到大众的认同，于是这种人物能与时代的脚步相互配合。
埃里克森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推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本身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为什么他可以提出反抗意见？马丁·路德自以为这是神的感召。而埃里克森通过研究马丁·路德时代的档案记录，重建了马丁·路德的人格特征。他认为所谓的英雄要能够真正做到与时代相呼应。对于时代的英雄人物来说，这种相呼应的感觉是一种直觉的能力。有很多感应力则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例如艺术家对颜色的感觉，就是可以训练的；而有些能力却是完全训练不出来的，例如有人五音不全，这就是天生的能力不足。由此可知，马丁·路德这位神学家，他可以看得出神学的弊病，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义与实行上的差异。能够看出这些东西当然一点儿都不稀奇，因为这些敏感力都是可以经由训练得来的。
埃里克森解释英雄现象的第二个例子是甘地。甘地没有兵没有将，本来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南非律师，后来回到印度，激励全国的独立风潮，最后终于以和平的手段发动了不流血的独立运动，促成了印度的独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没有人因他而死。埃里克森以研究马丁·路德的方式，同样地进行了对甘地的研究，唯一不同的是，他这回着重于民族的情感上，强调的是殖民地上受压迫的人权的民族情感。甘地在南非时是一名律师，而当时的南非也正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接受英国教育的甘地，在当地其实与英国的统治阶级站在同一阵营；而当他回到印度时，则是属于被统治的一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使得甘地了解到他的同胞有股未曾说出口的感受。
由于印度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民族，他们拥有古老的文化，有许多种方言，但却缺少集体的认同意识，所以英国只要采取分化政策，便相当容易统治印度。于是甘地致力于宣扬所谓的印度意识，让他的同胞明白印度和英国是不一样的，即使像甘地这样成为英国的律师，但他还是印度人，不能自居为英国人。由于甘地是学法律的，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讲理的方式，例如公众诉求，所以他反对暴力，反对武装革命。
埃里克森的英雄史观使我们真正了解到，要是时代的需求被某个人领会到了，那个人就有可能成为英雄。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因此英雄不能孤立地存在。
伟人的影响力
我们所讲的圣人，例如孔子、佛陀、耶稣等，他们的影响力启示是先开个端，提出几个重要的观念，而后所有的内容是由无数的后人一代接着一代填补累积而成的。
这些人所提出的，并不是仅仅当时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关怀的问题，是超越性、永恒性的大问题；这些超越性的大问题、像生死、是非、爱恨、善恶、存在与不存在、常与无常等，只要是人类的社会、文化都会关怀到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时代意义由谁去管呢？就由那些被圣人启发、开导的学派与教派，一代传一代地，每个时代的人不断地更新阐释和理解。将永恒普及的概念，依据当时时空条件，重新予以解释，并解决大家所共同关怀的问题。这种英雄就是所谓的圣人，他们所探讨的并不是马丁·路德或是甘地那些属于当时的、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永久性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