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星亮
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关于民族融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民族融合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因杂居相处、互相通婚等原因, 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差异性缩小，共同性增多，最终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个民族。民族融合是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其血缘和文化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汉族有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基因，少数民族也有汉族的血缘和基因，各少数民族间血缘和基因也相互渗透。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血缘和基因的融合体。
第一，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上的融合。先秦时期的夷夏之分，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 其大意是中原地区的人如果进入了边远民族地区，采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地区的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所谓“以夏变夷”是以较高水平的华夏文化改变较低水平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采纳华夏文化变为华夏之人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等。
华夏之人采用少数民族文化变为少数民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事例，较为典型的如夏朝灭亡后，夏桀之子带着本族部分成员迁徙到漠北草原，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漠北的统治者。后因夏王族人数少，逐渐融入匈奴，仅保留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再如北齐的高欢，祖籍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后移居鲜卑人居住地区怀朔。史称高自小在怀朔长大，“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而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成为鲜卑化的汉族人。曾掌东魏兵权，称大丞相，他以晋阳为基地，东征西讨。其子高洋建立北齐，追其为神武帝。
第二，越是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民族融合的规模也就越大。从历史上看，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是历史上的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融合的规模和程度也就越大。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几个时期都是战乱不息，民族迁徙、互动较大的时期，其结果是造成众多民族交错杂居，互为婚姻，并采用中原文化，汉族也因此得到不断壮大和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内的民族融合规模最大。西晋末年，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十六国”。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匈奴人建立的有3个（汉或前赵、夏、北凉），氐人建立的有3个（成汉、前秦、后凉），羯人建立的有1个（后赵），鲜卑人建立的有6个（前燕、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羌人建立的有1个（后秦）。其结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由于汉族人的生产技术、宗教和文化等水平较高，促使少数民族逐步采用汉族人的技术、宗教、文化及语言、姓氏、服饰等，与汉族人逐渐融为一体。最为典型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所辖地区的民族融合规模和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大。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所属地区也一样，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其结果是大多数古代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及满族，都融入汉族。只有部分少数民族离开中原，回到原居住区，形成现在的某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
第四，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民族融合是自然和自愿的，是一种进步表现；民族同化是强迫而非自愿的。民族融合对体质和智力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的民族融合可分为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两类。自然融合是自觉、自愿地融合，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和通婚，差异性逐步缩小，共同性不断增多，逐渐融为一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往往被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所融合。直至近现代，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军政人物，均认同汉文化。此种融合现象在历史上十分普遍，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的情况大多属于自然融合，如匈奴人、羌人、氐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等融入汉族人。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卑人和汉族人融为一体。这一改革对北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年3月12日 第7版 ）
何星亮
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关于民族融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民族融合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因杂居相处、互相通婚等原因, 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差异性缩小，共同性增多，最终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个民族。民族融合是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进步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其血缘和文化的来源都是多元的。汉族有少数民族的血缘和基因，少数民族也有汉族的血缘和基因，各少数民族间血缘和基因也相互渗透。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血缘和基因的融合体。
第一，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上的融合。先秦时期的夷夏之分，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 其大意是中原地区的人如果进入了边远民族地区，采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地区的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所谓“以夏变夷”是以较高水平的华夏文化改变较低水平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采纳华夏文化变为华夏之人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等。
华夏之人采用少数民族文化变为少数民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事例，较为典型的如夏朝灭亡后，夏桀之子带着本族部分成员迁徙到漠北草原，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漠北的统治者。后因夏王族人数少，逐渐融入匈奴，仅保留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再如北齐的高欢，祖籍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后移居鲜卑人居住地区怀朔。史称高自小在怀朔长大，“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而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成为鲜卑化的汉族人。曾掌东魏兵权，称大丞相，他以晋阳为基地，东征西讨。其子高洋建立北齐，追其为神武帝。
第二，越是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民族融合的规模也就越大。从历史上看，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是历史上的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融合的规模和程度也就越大。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几个时期都是战乱不息，民族迁徙、互动较大的时期，其结果是造成众多民族交错杂居，互为婚姻，并采用中原文化，汉族也因此得到不断壮大和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内的民族融合规模最大。西晋末年，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十六国”。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匈奴人建立的有3个（汉或前赵、夏、北凉），氐人建立的有3个（成汉、前秦、后凉），羯人建立的有1个（后赵），鲜卑人建立的有6个（前燕、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羌人建立的有1个（后秦）。其结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由于汉族人的生产技术、宗教和文化等水平较高，促使少数民族逐步采用汉族人的技术、宗教、文化及语言、姓氏、服饰等，与汉族人逐渐融为一体。最为典型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所辖地区的民族融合规模和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大。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所属地区也一样，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其结果是大多数古代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及满族，都融入汉族。只有部分少数民族离开中原，回到原居住区，形成现在的某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
第四，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民族融合是自然和自愿的，是一种进步表现；民族同化是强迫而非自愿的。民族融合对体质和智力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的民族融合可分为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两类。自然融合是自觉、自愿地融合，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和通婚，差异性逐步缩小，共同性不断增多，逐渐融为一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往往被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所融合。直至近现代，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军政人物，均认同汉文化。此种融合现象在历史上十分普遍，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的情况大多属于自然融合，如匈奴人、羌人、氐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等融入汉族人。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卑人和汉族人融为一体。这一改革对北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年3月12日 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