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袖、共青团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施存统（施复亮）的妻子，同时还是我国著名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母亲，她叫钟复光。 她是江津人，她是从江津走向革命征程的…… 毛泽东主席的问候 1945年8月28日，烟雾迷蒙的重庆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今日抵渝同国民党谈判。消息如同闪电般冲破阴霾，给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山城，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于9月5日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妇女爱国运动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同志。毛泽东和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妇女姐妹们或自报家门或由他人向毛泽东一一介绍。毛泽东和钟复光握手时，钟复光紧张而又兴奋地说：“主席，您好！我是钟复光……”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她，满眼关切地问：“存统好吗？”听到这句话，钟复光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咬咬牙，连忙回答：“好，好……”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轻轻地拉了她一下，示意她要挺住。接见结束后，姐妹们激动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晚上，钟复光回到南岸南山自己的家中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吃完晚饭后，她将毛主席接见她们的事讲给全家听，每个细节都讲得十分细致。这时，她看见丈夫的眼里早已满含泪水。丈夫施存统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青年运动的主要领袖、共青团一大总书记；自己则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1923年在上海，他们就多次与带着孩子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见过面。2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已成为全党的领袖，但仍能记得自己，关心着自己丈夫的施存统…… 苦涩辛酸的童年 钟复光1903年出生在江津县仁沱场綦江边一个叫汪家湾的山村。这里多数是来自“湖广”或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移民，经过一两百年的同化，他们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巴渝人家。钟家祖上还比较富裕，但到了钟复光父亲这一代就完全衰败了。祖父前后娶了两房太太，钟复光的父亲是大太太所生，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娶了一门。钟复光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仅分得几亩薄田和几间破屋。钟复光的父亲是个身体羸弱的书生，不会种田，便开了私塾，但收入非常少。钟复光便也跟着村童学《三字经》等启蒙。后来私塾开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将田地典给亲戚，靠给人写信过日子。钟复光8岁时父亲过世，当时她最小的弟弟还不满一岁。 因为父亲早逝，年幼的钟复光就承担了照看小弟的任务。一天，钟复光背着小弟在门外玩耍，见一个地主少爷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打倒在地并骑在身下，便上前劝阻，谁知这个恶少竟然上来将她和弟弟一顿毒打，当她将奄奄一息的小弟背回家时，母亲气得当场晕倒，不几天弟弟就离开了人世。“我的小弟死得好冤呀――”此后，钟复光经常在睡梦中发出这样的哭喊。 祸不单行。不久，钟家典给亲戚的田地，又遭到亲戚的巧取豪夺。因为当初没立字据，钟家“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全家的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母亲只好以纺麻纱来维持最低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离经叛道的女孩 早在家中读私塾时，钟复光就对《三字经》、《女儿经》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十分不解。后来在另外一处读私塾时，她对这一套经常提出反问，多次触怒老师，挨了不少责打。 有两件事最能反映钟复光离经叛道的反抗精神。 当时的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如果女孩是大脚，就被认为没家教，长大后就找不到婆家。小复光6岁时，母亲就给她缠脚，双脚缠裹上一层厚厚的白布，走起路来火辣辣地疼。于是，小复光便常常偷偷将鞋和缠布脱了下田去捉鱼。一次，她捉鱼后上田坎却找不到鞋和缠布了。原来是一个男孩恶作剧，将这两样东西拿给了她母亲。这还了得？回家后，盛怒的母亲对她一顿暴打。第二天，母亲又将她的双脚紧紧地包缠好并用线密密缝上。不想，小复光跑到山坡上，用一块锋利的石块将线磨断后又下田捉鱼了，中午索性将缠布拿回家，表示自己坚决不缠脚，气得母亲大哭大骂：“以后谁还敢娶你这个大脚女娃？”小复光回答：“我不嫁人了！”母亲没办法，最后只得由了她。光脚行走在山村小路上，小复光的感觉是那么地舒服！但总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跟在她后面做鬼脸并乱喊乱叫：“钟大脚，铲田角，铲个窝窝做讨饭钵……” 再有一件是，7岁时家里人就给小复光订了“娃娃亲”，到学校念书后，她多次向母亲表示反对包办婚姻，也从不到男方家见面。开始母亲还不以为然，等到钟复光18岁时，母亲告诉她该结婚了，可她坚决反对，并说自己的事自己作主。由于她坚决反抗，加上老师在中间交涉，男方家最后终于同意解除了婚约。 在重庆领导择师运动 16岁时，钟复光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所公费学校，不要学费，还供给膳宿，这无疑减轻了钟复光家中的负担，因此她学习十分刻苦，多次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但该校校长邓梦修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他要求女校学生将来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女人，学生们很快对此产生了疑问。不久，五四运动浪潮卷来，女师同学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联合，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号召抵制日货。钟复光从小就胆大泼辣，每次宣传她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剪辫子。期间，她从同学处借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不久，她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积极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并办起了平民夜校，被推选为校长。 正在这时，川东教育界进步人士陈愚生等举办了一次“夏令讲学会”，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几个成员讲课。该学会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18岁的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并由此认识邓中夏、王德熙等几位职业革命家。老师给学员讲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讲新文化、新思想；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他们诲人不倦、深入浅出的讲解，把许多高深的理论说得非常透彻。学员们都很兴奋，长期积闷在胸中的许多疑问全都烟消云散，顿感一片清朗。钟复光开始明白：本是富庶之地的江津老家，为什么民不聊生、一片荒凉？自己家里为什么受穷、受欺凌？地主老财为什么能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 回到学校后，钟复光首先组织召开了学生自治大会，决定开展“择师运动”。自治会选出代表，提出了“撤换封建校长邓修梦”、“取消歧视妇女的教育方针”等口号。代表们向川东道尹罢课请愿。不久，重庆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派出代表前来声援，声势越来越大。道尹公署只好下令撤销邓梦修校长的职务，改委学监胡鹤珍任校长。这等于换汤不换药，大家仍不满意，呼声越来越高。道尹公署只得收回成命，但玩了一个新花招，派一个叫伍新言的委员来主持校务，并要大家先复课。但学生们看破了这个圈套，坚持不复课，强烈要求换个有新思想、有办学经验的人。“择师运动”得到了邓中夏等老师的支持和指导。时令已到了秋天，邓中夏这时给学生自治会寄来了两首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第一首《问》：光明在山顶上/可是山前山后荆棘重重/山左山右豺狼阻路/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第二首《石匠》：好好一块石头/偏偏被他打坏/未经一日功夫/打成一个石凳/既很光滑又很好看/既有建设先有破坏/世界的公理是自然的淘汰……
学生们传诵着这些诗，思想更加明确和坚定。通过开会讨论和征求各界意见，一致认为蒙材成先生不仅思想开通，而且有较强的办学经验，于是大家打出了“欢迎蒙材成先生来二女师任职”的标语。对学生们的这一要求，道尹公署死活不肯，双方又进入僵持阶段。这时，邓中夏又寄来了两首《过洞庭》。 第一首：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问今为何事？狼虎满道路。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愫。 第二首：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辉，彩霞如赤炷。问将为何事？共产无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愫。 这两首充满着革命斗志和浪漫主义激情的诗歌，对当时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影响了钟复光的一生。钟复光将诗稿交给几个好友传阅，大家很受鼓舞，斗志倍增，纷纷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1929年初，蒙材成终被推上了校长的位置。学生自治会取得了第一个胜利。 邓中夏是钟复光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钟复光非常崇拜他，把他当作了自己的长辈。她把邓中夏的诗工整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时不时拿出咏诵。 在上海加入党组织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那里除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较高外，师生的思想也比较革新和进步。于是，钟复光和7个同学一商量，决定离渝北上。他们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几位进步老师，在老师们的支助下她们启程了。 1923年初，钟复光一行辗转到了北京。为了考上北京的学校，他们白天到女高师实习科补习，晚上到男师大复习。也许是日夜劳累，加上生活营养不够等，半年后钟复光得了肺病，身体很是虚弱，经常吐血。后来，其他几位同学也都开始生病。于是，大家决定先到空气比较好的香山，先放下书本，休养一段时间再作打算。 养病期间，钟复光贪婪地阅读着《新青年》、《社会主义文集》等进步书刊，她的思想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加深了对革命的向往。但是，她又非常的矛盾和疑惑：身体、学业、生活――这三大困难摆在她面前，让她无法摆脱，浓浓的愁云笼罩在她的心头。于是，她提笔给邓中夏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自己的烦恼和苦闷。 终于接到上海的回信，钟复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启程来到上海，找到位于租界内的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 钟复光被安排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大姐的家里，她在上海大学读的是社会系，系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学的办学方针十分鲜明，即“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邓中夏说：“所谓建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到这里求学的学生大多是研究革命理论、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有志青年，来自五湖四海。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邓中夏，当时化名安石。他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因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他也随部而来，由李大钊介绍给于右任，担任教务长并主持全校行政工作。他上任后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目的是要将这所大学办成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为此他聘请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在社会学系，很多教授都是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张太雷，蒋光赤（光慈）、施存统、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此外，学校文学系也是人才济济，如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郑振铎、田汉、俞平伯等。学校还定期举办“特别讲座”，由李大钊、戴季陶、沈玄庐等任讲师。 钟复光在上海大学的食宿费由邓中夏担保给付。而实际上，邓中夏家也并不富裕，这些费用是从他薪资中扣除的。在社会学系，施存统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和社会问题，他学富五车，课讲得生动形象，透彻明达，很受学生欢迎。 钟复光依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到工业区向工人宣传、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她处处走在前面。期间，她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也住在向警予的楼上，钟复光与他们成了邻居。但很短暂，后来复光就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与肖楚女作了邻居。邻里间常一起吃饭和讨论，这使钟复光受益匪浅。邓中夏和恽代英天天都来这里办公，编辑出版《中国青年》，钟复光也协助做些编务工作。 1924年秋，向警予交给钟复光一个任务：牵头组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钟复光在向大姐的领导下，联络了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正在这时，各界反对北洋政府“善后会议”的浪潮越来越高，孙中山先生决心改组政府，革除弊政，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对此，冯玉祥将军大力支持，并竭力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会议。由于钟复光的工作非常出色，经向警予大姐和邓中夏的介绍，钟复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实际是在上海党组织妇女部长向警予大姐领导下具体从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 这年冬，孙中山先生要由南京经上海到北平召开国民会议，上海党组织要组织学生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到轮船公司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一行。钟复光兴奋得夜不能寐。早在重庆时，她就对孙中山先生十分崇拜，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欢迎活动声势很大，党组织把社会各界和群众都组织起来了，给反动军阀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钟复光是学校方阵的指挥者，是上海妇女界代表的联络、协调人。她日夜奔走，一周下来，人瘦了许多。 为孙中山先生守灵 “国民会议”即将召开，各省各行各界都要选代表到北京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钟复光荣幸地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国民会议”的代表。同时当选的还有向大姐、刘清扬等，但向大姐因工作脱不了身，钟复光和刘清扬就先期去了北京，而当时刘清扬已有身孕，对外联系就只有靠钟复光了。 故地重游，钟复光心中充满无限的欣喜。她首先找到了北平的党组织，交介绍信时正遇上赵士炎同志。接待她的同志听了她对上海党组织的情况介绍，并将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告诉了她。三八节这天，苏联大使馆举行本地各界妇女参加的招待会，赵士炎专门把钟复光带上，并介绍说这是上海客人。在上海大学的党课上，瞿秋白多次兴奋地介绍过“十月革命”及其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钟复光坚信中国革命必定会象俄国革命一样取得成功。但她从未想到自己还能到苏联大使馆参加活动，也就是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就在举国民众翘首以盼“国民会议”召开之时，却传来了孙中山先生病逝的噩耗。钟复光无比失落，望着窗外，她一时不知所措。 紧接着，北京党组织指示钟复光参加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与邓颖超等4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邓颖超由天津来也是准备参加“国民会议”的，钟复光以前和邓颖超并不认识，不想两人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孙中山先生的灵堂。邓颖超大姐可亲可敬，复光跟着她忙前忙后，在凝重而又低回的哀乐声中招呼客人。苏联顾问鲍罗廷夫人偕同4位外国友人前来吊唁，钟复光见她和蔼可亲，就大胆上前邀请同在孙先生灵柩前照像。事后鲍罗廷夫人还送了一张照片给钟复光，这张照片她一直珍藏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治丧活动结束后不久，在上海的向大姐发来电报，指示钟复光她们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联合会。两天后，向大姐又来信，详细作出安排和部署。钟复光和刘清扬等立即行动，白天到各省代表处进行联系，提出相关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等，晚上加班加点起草相关文件和资料。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北京《晨报》在报道中说：“4月12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4月20日招待北京新闻界，于4月29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副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妇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北京的工作终于完成，钟复光将要启程回上海时，赵士炎送来一包“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纪念五一节的宣传传单。赵士炎要求钟复光在回沪的沿途散发。 回到上海后，向大姐又指示钟复光与其他同志立即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1925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孙夫人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议间隙，钟复光向孙夫人讲述了在北京参与孙中山先生治丧的经历，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孙夫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轻轻地拉着钟复光的的手，勉励她一定要牢记孙先生的遗嘱，为唤起民众、贯彻三民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而努力奋斗。 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上宣传讲演，英国巡捕先后逮捕100多人，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夜，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惨案”发展成“五卅运动”。钟复光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小沙路一带工人区活动。这里是日本纱厂的集中地，多为女工。钟复光同工人们打成一片，组织“包身工”和“养成工”学习文化知识，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得纱厂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断扩大。5月30日晚上，钟复光同工人们一起到南京路上进行示威游行。她走在队伍的前面，发传单、作演讲，到当街的商店内进行宣传。反动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同班的四川老乡何秉彝当场牺牲。25岁的何秉彝是团上海地委组织委员，他血染街头，更令大家义愤填膺。第二天，示威游行继续进行，队伍越来越大，宣传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钟复光和4位散发传单的女同学被巡捕抓进了捕房，但她并没有被吓倒，在捕房内仍不停地进行宣传，质问为什么抓人，高喊我们无罪、放我们出去等。由于坚持斗争，晚上她们终于被放回。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高潮，反帝怒潮高涨，各省也纷纷发来电报声援。这时，钟复光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各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任务就是带着传单，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钟复光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沙市、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当地的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由她在大会上进行演讲。因演讲过多，劳累过度，以至痰中带血。一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专门送给她一包人参片，让她在演讲前口含人参片30分钟，以防止吐血。中秋节到了，钟复光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学校。但到了冬季，她又出现了吐血状况，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一个人闯进了钟复光的感情世界，这个人就是施存统，钟复光最为敬重的上海大学教授之一。早前，他的家庭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故，给他的思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不久，他开始给钟复光写信，谈理想、谈人生、谈社会……他们开始频繁地交往起来。钟复光生病后，他又多次来医院探望，病榻前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感情日增。钟复光对他提出了“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的问题，施存统对此特地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给予回答。为了表达他对钟复光的爱情，他特将原名施存统改为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那桩？” 这首诗表现出了钟、施二人高尚纯洁的爱情以及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当时就被传为佳话。1926年春天，他们结婚了，一对革命同志，结为革命的伴侣。 钟复光结束了学生生活。这时，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但军阀孙传芳等垂死挣扎，他们对施复亮等共产党人进行通缉，于是组织上安排施复亮到广州工作。次年，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和钟复光到武汉中央军校工作。已经做了母亲的钟复光又回到集体生活中，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改为中央独立师，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她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袖、共青团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施存统（施复亮）的妻子，同时还是我国著名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母亲，她叫钟复光。 她是江津人，她是从江津走向革命征程的…… 毛泽东主席的问候 1945年8月28日，烟雾迷蒙的重庆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今日抵渝同国民党谈判。消息如同闪电般冲破阴霾，给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山城，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于9月5日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妇女爱国运动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同志。毛泽东和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妇女姐妹们或自报家门或由他人向毛泽东一一介绍。毛泽东和钟复光握手时，钟复光紧张而又兴奋地说：“主席，您好！我是钟复光……”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她，满眼关切地问：“存统好吗？”听到这句话，钟复光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咬咬牙，连忙回答：“好，好……”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轻轻地拉了她一下，示意她要挺住。接见结束后，姐妹们激动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晚上，钟复光回到南岸南山自己的家中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吃完晚饭后，她将毛主席接见她们的事讲给全家听，每个细节都讲得十分细致。这时，她看见丈夫的眼里早已满含泪水。丈夫施存统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青年运动的主要领袖、共青团一大总书记；自己则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1923年在上海，他们就多次与带着孩子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见过面。2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已成为全党的领袖，但仍能记得自己，关心着自己丈夫的施存统…… 苦涩辛酸的童年 钟复光1903年出生在江津县仁沱场綦江边一个叫汪家湾的山村。这里多数是来自“湖广”或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移民，经过一两百年的同化，他们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巴渝人家。钟家祖上还比较富裕，但到了钟复光父亲这一代就完全衰败了。祖父前后娶了两房太太，钟复光的父亲是大太太所生，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娶了一门。钟复光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仅分得几亩薄田和几间破屋。钟复光的父亲是个身体羸弱的书生，不会种田，便开了私塾，但收入非常少。钟复光便也跟着村童学《三字经》等启蒙。后来私塾开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将田地典给亲戚，靠给人写信过日子。钟复光8岁时父亲过世，当时她最小的弟弟还不满一岁。 因为父亲早逝，年幼的钟复光就承担了照看小弟的任务。一天，钟复光背着小弟在门外玩耍，见一个地主少爷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打倒在地并骑在身下，便上前劝阻，谁知这个恶少竟然上来将她和弟弟一顿毒打，当她将奄奄一息的小弟背回家时，母亲气得当场晕倒，不几天弟弟就离开了人世。“我的小弟死得好冤呀――”此后，钟复光经常在睡梦中发出这样的哭喊。 祸不单行。不久，钟家典给亲戚的田地，又遭到亲戚的巧取豪夺。因为当初没立字据，钟家“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全家的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母亲只好以纺麻纱来维持最低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离经叛道的女孩 早在家中读私塾时，钟复光就对《三字经》、《女儿经》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十分不解。后来在另外一处读私塾时，她对这一套经常提出反问，多次触怒老师，挨了不少责打。 有两件事最能反映钟复光离经叛道的反抗精神。 当时的女子以“三寸金莲”为美，如果女孩是大脚，就被认为没家教，长大后就找不到婆家。小复光6岁时，母亲就给她缠脚，双脚缠裹上一层厚厚的白布，走起路来火辣辣地疼。于是，小复光便常常偷偷将鞋和缠布脱了下田去捉鱼。一次，她捉鱼后上田坎却找不到鞋和缠布了。原来是一个男孩恶作剧，将这两样东西拿给了她母亲。这还了得？回家后，盛怒的母亲对她一顿暴打。第二天，母亲又将她的双脚紧紧地包缠好并用线密密缝上。不想，小复光跑到山坡上，用一块锋利的石块将线磨断后又下田捉鱼了，中午索性将缠布拿回家，表示自己坚决不缠脚，气得母亲大哭大骂：“以后谁还敢娶你这个大脚女娃？”小复光回答：“我不嫁人了！”母亲没办法，最后只得由了她。光脚行走在山村小路上，小复光的感觉是那么地舒服！但总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跟在她后面做鬼脸并乱喊乱叫：“钟大脚，铲田角，铲个窝窝做讨饭钵……” 再有一件是，7岁时家里人就给小复光订了“娃娃亲”，到学校念书后，她多次向母亲表示反对包办婚姻，也从不到男方家见面。开始母亲还不以为然，等到钟复光18岁时，母亲告诉她该结婚了，可她坚决反对，并说自己的事自己作主。由于她坚决反抗，加上老师在中间交涉，男方家最后终于同意解除了婚约。 在重庆领导择师运动 16岁时，钟复光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所公费学校，不要学费，还供给膳宿，这无疑减轻了钟复光家中的负担，因此她学习十分刻苦，多次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但该校校长邓梦修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他要求女校学生将来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女人，学生们很快对此产生了疑问。不久，五四运动浪潮卷来，女师同学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联合，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号召抵制日货。钟复光从小就胆大泼辣，每次宣传她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剪辫子。期间，她从同学处借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不久，她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积极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并办起了平民夜校，被推选为校长。 正在这时，川东教育界进步人士陈愚生等举办了一次“夏令讲学会”，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几个成员讲课。该学会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18岁的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并由此认识邓中夏、王德熙等几位职业革命家。老师给学员讲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讲新文化、新思想；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他们诲人不倦、深入浅出的讲解，把许多高深的理论说得非常透彻。学员们都很兴奋，长期积闷在胸中的许多疑问全都烟消云散，顿感一片清朗。钟复光开始明白：本是富庶之地的江津老家，为什么民不聊生、一片荒凉？自己家里为什么受穷、受欺凌？地主老财为什么能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 回到学校后，钟复光首先组织召开了学生自治大会，决定开展“择师运动”。自治会选出代表，提出了“撤换封建校长邓修梦”、“取消歧视妇女的教育方针”等口号。代表们向川东道尹罢课请愿。不久，重庆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派出代表前来声援，声势越来越大。道尹公署只好下令撤销邓梦修校长的职务，改委学监胡鹤珍任校长。这等于换汤不换药，大家仍不满意，呼声越来越高。道尹公署只得收回成命，但玩了一个新花招，派一个叫伍新言的委员来主持校务，并要大家先复课。但学生们看破了这个圈套，坚持不复课，强烈要求换个有新思想、有办学经验的人。“择师运动”得到了邓中夏等老师的支持和指导。时令已到了秋天，邓中夏这时给学生自治会寄来了两首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第一首《问》：光明在山顶上/可是山前山后荆棘重重/山左山右豺狼阻路/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第二首《石匠》：好好一块石头/偏偏被他打坏/未经一日功夫/打成一个石凳/既很光滑又很好看/既有建设先有破坏/世界的公理是自然的淘汰……
学生们传诵着这些诗，思想更加明确和坚定。通过开会讨论和征求各界意见，一致认为蒙材成先生不仅思想开通，而且有较强的办学经验，于是大家打出了“欢迎蒙材成先生来二女师任职”的标语。对学生们的这一要求，道尹公署死活不肯，双方又进入僵持阶段。这时，邓中夏又寄来了两首《过洞庭》。 第一首：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问今为何事？狼虎满道路。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愫。 第二首：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辉，彩霞如赤炷。问将为何事？共产无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愫。 这两首充满着革命斗志和浪漫主义激情的诗歌，对当时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影响了钟复光的一生。钟复光将诗稿交给几个好友传阅，大家很受鼓舞，斗志倍增，纷纷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1929年初，蒙材成终被推上了校长的位置。学生自治会取得了第一个胜利。 邓中夏是钟复光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钟复光非常崇拜他，把他当作了自己的长辈。她把邓中夏的诗工整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时不时拿出咏诵。 在上海加入党组织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那里除了教学质量和水平较高外，师生的思想也比较革新和进步。于是，钟复光和7个同学一商量，决定离渝北上。他们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几位进步老师，在老师们的支助下她们启程了。 1923年初，钟复光一行辗转到了北京。为了考上北京的学校，他们白天到女高师实习科补习，晚上到男师大复习。也许是日夜劳累，加上生活营养不够等，半年后钟复光得了肺病，身体很是虚弱，经常吐血。后来，其他几位同学也都开始生病。于是，大家决定先到空气比较好的香山，先放下书本，休养一段时间再作打算。 养病期间，钟复光贪婪地阅读着《新青年》、《社会主义文集》等进步书刊，她的思想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加深了对革命的向往。但是，她又非常的矛盾和疑惑：身体、学业、生活――这三大困难摆在她面前，让她无法摆脱，浓浓的愁云笼罩在她的心头。于是，她提笔给邓中夏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自己的烦恼和苦闷。 终于接到上海的回信，钟复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启程来到上海，找到位于租界内的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 钟复光被安排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大姐的家里，她在上海大学读的是社会系，系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学的办学方针十分鲜明，即“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邓中夏说：“所谓建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到这里求学的学生大多是研究革命理论、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有志青年，来自五湖四海。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是邓中夏，当时化名安石。他原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因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他也随部而来，由李大钊介绍给于右任，担任教务长并主持全校行政工作。他上任后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目的是要将这所大学办成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为此他聘请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在社会学系，很多教授都是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张太雷，蒋光赤（光慈）、施存统、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此外，学校文学系也是人才济济，如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郑振铎、田汉、俞平伯等。学校还定期举办“特别讲座”，由李大钊、戴季陶、沈玄庐等任讲师。 钟复光在上海大学的食宿费由邓中夏担保给付。而实际上，邓中夏家也并不富裕，这些费用是从他薪资中扣除的。在社会学系，施存统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和社会问题，他学富五车，课讲得生动形象，透彻明达，很受学生欢迎。 钟复光依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到工业区向工人宣传、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她处处走在前面。期间，她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也住在向警予的楼上，钟复光与他们成了邻居。但很短暂，后来复光就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与肖楚女作了邻居。邻里间常一起吃饭和讨论，这使钟复光受益匪浅。邓中夏和恽代英天天都来这里办公，编辑出版《中国青年》，钟复光也协助做些编务工作。 1924年秋，向警予交给钟复光一个任务：牵头组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钟复光在向大姐的领导下，联络了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正在这时，各界反对北洋政府“善后会议”的浪潮越来越高，孙中山先生决心改组政府，革除弊政，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对此，冯玉祥将军大力支持，并竭力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会议。由于钟复光的工作非常出色，经向警予大姐和邓中夏的介绍，钟复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实际是在上海党组织妇女部长向警予大姐领导下具体从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 这年冬，孙中山先生要由南京经上海到北平召开国民会议，上海党组织要组织学生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到轮船公司码头欢迎孙中山先生一行。钟复光兴奋得夜不能寐。早在重庆时，她就对孙中山先生十分崇拜，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欢迎活动声势很大，党组织把社会各界和群众都组织起来了，给反动军阀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钟复光是学校方阵的指挥者，是上海妇女界代表的联络、协调人。她日夜奔走，一周下来，人瘦了许多。 为孙中山先生守灵 “国民会议”即将召开，各省各行各界都要选代表到北京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钟复光荣幸地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国民会议”的代表。同时当选的还有向大姐、刘清扬等，但向大姐因工作脱不了身，钟复光和刘清扬就先期去了北京，而当时刘清扬已有身孕，对外联系就只有靠钟复光了。 故地重游，钟复光心中充满无限的欣喜。她首先找到了北平的党组织，交介绍信时正遇上赵士炎同志。接待她的同志听了她对上海党组织的情况介绍，并将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告诉了她。三八节这天，苏联大使馆举行本地各界妇女参加的招待会，赵士炎专门把钟复光带上，并介绍说这是上海客人。在上海大学的党课上，瞿秋白多次兴奋地介绍过“十月革命”及其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钟复光坚信中国革命必定会象俄国革命一样取得成功。但她从未想到自己还能到苏联大使馆参加活动，也就是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 就在举国民众翘首以盼“国民会议”召开之时，却传来了孙中山先生病逝的噩耗。钟复光无比失落，望着窗外，她一时不知所措。 紧接着，北京党组织指示钟复光参加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与邓颖超等4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邓颖超由天津来也是准备参加“国民会议”的，钟复光以前和邓颖超并不认识，不想两人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孙中山先生的灵堂。邓颖超大姐可亲可敬，复光跟着她忙前忙后，在凝重而又低回的哀乐声中招呼客人。苏联顾问鲍罗廷夫人偕同4位外国友人前来吊唁，钟复光见她和蔼可亲，就大胆上前邀请同在孙先生灵柩前照像。事后鲍罗廷夫人还送了一张照片给钟复光，这张照片她一直珍藏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治丧活动结束后不久，在上海的向大姐发来电报，指示钟复光她们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联合会。两天后，向大姐又来信，详细作出安排和部署。钟复光和刘清扬等立即行动，白天到各省代表处进行联系，提出相关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等，晚上加班加点起草相关文件和资料。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北京《晨报》在报道中说：“4月12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4月20日招待北京新闻界，于4月29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副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妇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北京的工作终于完成，钟复光将要启程回上海时，赵士炎送来一包“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纪念五一节的宣传传单。赵士炎要求钟复光在回沪的沿途散发。 回到上海后，向大姐又指示钟复光与其他同志立即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1925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孙夫人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议间隙，钟复光向孙夫人讲述了在北京参与孙中山先生治丧的经历，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孙夫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轻轻地拉着钟复光的的手，勉励她一定要牢记孙先生的遗嘱，为唤起民众、贯彻三民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而努力奋斗。 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上宣传讲演，英国巡捕先后逮捕100多人，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夜，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惨案”发展成“五卅运动”。钟复光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小沙路一带工人区活动。这里是日本纱厂的集中地，多为女工。钟复光同工人们打成一片，组织“包身工”和“养成工”学习文化知识，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得纱厂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断扩大。5月30日晚上，钟复光同工人们一起到南京路上进行示威游行。她走在队伍的前面，发传单、作演讲，到当街的商店内进行宣传。反动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同班的四川老乡何秉彝当场牺牲。25岁的何秉彝是团上海地委组织委员，他血染街头，更令大家义愤填膺。第二天，示威游行继续进行，队伍越来越大，宣传的人越来越多。后来，钟复光和4位散发传单的女同学被巡捕抓进了捕房，但她并没有被吓倒，在捕房内仍不停地进行宣传，质问为什么抓人，高喊我们无罪、放我们出去等。由于坚持斗争，晚上她们终于被放回。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高潮，反帝怒潮高涨，各省也纷纷发来电报声援。这时，钟复光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各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任务就是带着传单，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钟复光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沙市、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当地的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由她在大会上进行演讲。因演讲过多，劳累过度，以至痰中带血。一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专门送给她一包人参片，让她在演讲前口含人参片30分钟，以防止吐血。中秋节到了，钟复光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学校。但到了冬季，她又出现了吐血状况，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一个人闯进了钟复光的感情世界，这个人就是施存统，钟复光最为敬重的上海大学教授之一。早前，他的家庭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故，给他的思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不久，他开始给钟复光写信，谈理想、谈人生、谈社会……他们开始频繁地交往起来。钟复光生病后，他又多次来医院探望，病榻前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感情日增。钟复光对他提出了“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的问题，施存统对此特地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给予回答。为了表达他对钟复光的爱情，他特将原名施存统改为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那桩？” 这首诗表现出了钟、施二人高尚纯洁的爱情以及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当时就被传为佳话。1926年春天，他们结婚了，一对革命同志，结为革命的伴侣。 钟复光结束了学生生活。这时，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但军阀孙传芳等垂死挣扎，他们对施复亮等共产党人进行通缉，于是组织上安排施复亮到广州工作。次年，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和钟复光到武汉中央军校工作。已经做了母亲的钟复光又回到集体生活中，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改为中央独立师，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