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我认为，那是对儒家和道家思想态度处在浅层认识的人的误会。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仁”，主张“礼”，亚圣孟子主张“施行仁政”、“民贵君轻”、“克己复礼”、“政在得民”，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而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其思想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强调“整体论的”、“机体论的”世界观，重视人的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说儒家是积极的入世，道家是清醒的处世。
首先，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入世”情结尤为突出。从为学的角度来看，孔子从小聪敏好学，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在他的意识里，“入仕”才是他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所谓“学而优则仕”。因为他对分崩离析的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想将其施展开来，企图改变现状，这自然就把“志于学”和“志于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孔子为学，其实是为为仕作准备，为其服务。而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一生都想有所作为，特别是想影响君王，想要通过对君王灌输自己的思想以达到影响社会，改变乱世。另外，孔子在个人、家庭中提倡“孝悌”、“仁”、“爱”的背后，也是即使不能为官，都可以从从其他方面掺入到国家政治中，即未能通过影响君王作用于社会，那么就通过影响百姓作用于社会。
庄子在《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可见，道家认识到知识是浩瀚无边的，而人的生命却是那么的有限。他们认为，沉湎于知识，与沉湎于声色知识并无本质区别，因为都对生命构成了威胁——“学海无涯苦作舟”啊！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惠施多方，学富五车”，而庄子却认为惠施不过是一个被万物之理牵引，时刻不得安宁的可怜之人。但这并不代表道家不提倡学习，他们提倡学习，但是他们永远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生命可贵，任何使生命受到损害的追求，都是“以隨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儒家和道家，我只能说儒家是追梦式的积极入世，他们在那样战乱的年代心里一直存着要辅助统治者统一天下以达到和平的梦想；而道家是无为逍遥式的清醒者，他们介于入世和出世之间，既不是以“佛”的高度来看待世界，而是把自己置于混沌红尘之中看清混乱并认清自己，努力“贵生”。
第二，从为仕的态度来看，孔子对其的渴望更是明显。从孔子周游列国的行径也可以看出，他总是期待进入并干预这个社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者而沽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借美玉喻己，渴求得到善者（君主）的赏识，其对入世的迫切之情跃然于纸上。即使是后来如孟子的儒士，也都在徘徊齐梁之间表现出这种热烈的救国之心。由此可知，儒家其实是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的。
与此相对的，庄子主张“无用之用”，庄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而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他主张世人将自身的世俗之用掩盖起来，以免于祸害，最终实现自身的根本大用。庄子还提倡“与物委蛇”，他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这就告诉我们，顺物方能无仞，偱虚方能无滞。而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的老子贵柔，主张“藏锋”。老子曰：“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综上所述，我认为道家是不主张显示自身才能而见用于统治者的。但那并不是出世，只是他们对那个无道的社会认识得更为深刻，更加清醒，他们知道在那样的年代生存下来的不容易，更了解君王那种权力的占有欲以及对一切的控制欲。老子的《道德经》首先是写给君主王侯看的“君人南面之术”，他是无为的入世；《庄子》是为弱者而书，庄子是逍遥的游世。老子与庄子，两种不同的处世之道，但是又有着一些本质上的相同点。
第三，从思想来看，儒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孔子就是怀着这颗澎湃的入世之心而开创了儒学的，后来的学派发展者都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而道家，虽然主张“顺道”、“无为”、“逍遥”，但也不是出世。老子“贵柔”，他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认为柔弱的人其实比表现突出的强者更强。对于那些善于柔弱的人来说，柔弱不是他们的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就如人们都想到达同一个目的，都认为直线走去是最近的，但同时很多人走这条路，会导致大家互相拉扯排挤，反而走得更慢；懂得柔弱之术的人往往不走直线，而走弯路，在适当的时候向别人示弱，那他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反过来会比走直线的人更快达到目标。因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同时，老子所说的“无为”也不是要世人消极地“无所作为”。。“无为”不像儒家的“有为”那样要求强迫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礼法，因为老子认为所谓的“礼法、道德”都是人规定的，不是人本身心性的自然体现，所以表现出来的“道德”都不是人的自然情感；“无为”就是依循天道来展开行动，不肆意妄为。就上面这两点，老子的入世哲学内涵和方法论就与儒家的入世哲学的大不相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四十三章》）老子深知有权力的人总有以权力征服他人的冲动，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支使在下面的人，而无为则意味着对权力的节制和对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消解。这是老子入世哲学的主要方向。
庄子反对出世与入世，却爱游世。游，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也，介乎“避”与“入”之间。“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一方面通过外在的“顺物”，作出行为上一定程度的妥协，来保证其现实意义上的“在世性”，从而避免了避世之人对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心的“不失己”，保持自我，来保证其精神意义上的“远世性”，从而避免了入世之人极有可能遭受到的精神疾患。
通过以上三大点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儒家是积极入世，但道家绝对不是可以简单地以“出世”二字概括的——老子是无为的入世，庄子是逍遥的游世。儒家和道家，都没有把自己看成超然物外的“佛”，他们都清楚知道自己是世俗之人，他们最大的不同只是儒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怀着心中的美好梦想积极的入世。我甚至认为儒家是生活在现实，而思想却十分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道家，是生活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里的清醒的人，他们不但不避世，相反地，他们十分现实，他们知道现实的残酷以及每个明天的生命的不可知，所以他们主张“无为”、“贵生”。也许按照被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人传统的逻辑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家的主张是自私的，但他们的自私只是主张贵生自保而达到保住小我集成大我，以求稳定而已。
有人说：“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我认为，那是对儒家和道家思想态度处在浅层认识的人的误会。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仁”，主张“礼”，亚圣孟子主张“施行仁政”、“民贵君轻”、“克己复礼”、“政在得民”，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而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其思想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强调“整体论的”、“机体论的”世界观，重视人的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说儒家是积极的入世，道家是清醒的处世。
首先，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入世”情结尤为突出。从为学的角度来看，孔子从小聪敏好学，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在他的意识里，“入仕”才是他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所谓“学而优则仕”。因为他对分崩离析的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想将其施展开来，企图改变现状，这自然就把“志于学”和“志于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孔子为学，其实是为为仕作准备，为其服务。而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一生都想有所作为，特别是想影响君王，想要通过对君王灌输自己的思想以达到影响社会，改变乱世。另外，孔子在个人、家庭中提倡“孝悌”、“仁”、“爱”的背后，也是即使不能为官，都可以从从其他方面掺入到国家政治中，即未能通过影响君王作用于社会，那么就通过影响百姓作用于社会。
庄子在《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可见，道家认识到知识是浩瀚无边的，而人的生命却是那么的有限。他们认为，沉湎于知识，与沉湎于声色知识并无本质区别，因为都对生命构成了威胁——“学海无涯苦作舟”啊！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惠施多方，学富五车”，而庄子却认为惠施不过是一个被万物之理牵引，时刻不得安宁的可怜之人。但这并不代表道家不提倡学习，他们提倡学习，但是他们永远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生命可贵，任何使生命受到损害的追求，都是“以隨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儒家和道家，我只能说儒家是追梦式的积极入世，他们在那样战乱的年代心里一直存着要辅助统治者统一天下以达到和平的梦想；而道家是无为逍遥式的清醒者，他们介于入世和出世之间，既不是以“佛”的高度来看待世界，而是把自己置于混沌红尘之中看清混乱并认清自己，努力“贵生”。
第二，从为仕的态度来看，孔子对其的渴望更是明显。从孔子周游列国的行径也可以看出，他总是期待进入并干预这个社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者而沽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借美玉喻己，渴求得到善者（君主）的赏识，其对入世的迫切之情跃然于纸上。即使是后来如孟子的儒士，也都在徘徊齐梁之间表现出这种热烈的救国之心。由此可知，儒家其实是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的。
与此相对的，庄子主张“无用之用”，庄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而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他主张世人将自身的世俗之用掩盖起来，以免于祸害，最终实现自身的根本大用。庄子还提倡“与物委蛇”，他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这就告诉我们，顺物方能无仞，偱虚方能无滞。而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的老子贵柔，主张“藏锋”。老子曰：“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综上所述，我认为道家是不主张显示自身才能而见用于统治者的。但那并不是出世，只是他们对那个无道的社会认识得更为深刻，更加清醒，他们知道在那样的年代生存下来的不容易，更了解君王那种权力的占有欲以及对一切的控制欲。老子的《道德经》首先是写给君主王侯看的“君人南面之术”，他是无为的入世；《庄子》是为弱者而书，庄子是逍遥的游世。老子与庄子，两种不同的处世之道，但是又有着一些本质上的相同点。
第三，从思想来看，儒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孔子就是怀着这颗澎湃的入世之心而开创了儒学的，后来的学派发展者都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而道家，虽然主张“顺道”、“无为”、“逍遥”，但也不是出世。老子“贵柔”，他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认为柔弱的人其实比表现突出的强者更强。对于那些善于柔弱的人来说，柔弱不是他们的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就如人们都想到达同一个目的，都认为直线走去是最近的，但同时很多人走这条路，会导致大家互相拉扯排挤，反而走得更慢；懂得柔弱之术的人往往不走直线，而走弯路，在适当的时候向别人示弱，那他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反过来会比走直线的人更快达到目标。因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同时，老子所说的“无为”也不是要世人消极地“无所作为”。。“无为”不像儒家的“有为”那样要求强迫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礼法，因为老子认为所谓的“礼法、道德”都是人规定的，不是人本身心性的自然体现，所以表现出来的“道德”都不是人的自然情感；“无为”就是依循天道来展开行动，不肆意妄为。就上面这两点，老子的入世哲学内涵和方法论就与儒家的入世哲学的大不相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四十三章》）老子深知有权力的人总有以权力征服他人的冲动，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支使在下面的人，而无为则意味着对权力的节制和对占有欲与支配欲的消解。这是老子入世哲学的主要方向。
庄子反对出世与入世，却爱游世。游，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也，介乎“避”与“入”之间。“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一方面通过外在的“顺物”，作出行为上一定程度的妥协，来保证其现实意义上的“在世性”，从而避免了避世之人对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心的“不失己”，保持自我，来保证其精神意义上的“远世性”，从而避免了入世之人极有可能遭受到的精神疾患。
通过以上三大点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儒家是积极入世，但道家绝对不是可以简单地以“出世”二字概括的——老子是无为的入世，庄子是逍遥的游世。儒家和道家，都没有把自己看成超然物外的“佛”，他们都清楚知道自己是世俗之人，他们最大的不同只是儒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怀着心中的美好梦想积极的入世。我甚至认为儒家是生活在现实，而思想却十分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道家，是生活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里的清醒的人，他们不但不避世，相反地，他们十分现实，他们知道现实的残酷以及每个明天的生命的不可知，所以他们主张“无为”、“贵生”。也许按照被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人传统的逻辑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家的主张是自私的，但他们的自私只是主张贵生自保而达到保住小我集成大我，以求稳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