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
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
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
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
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别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诚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是想坐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的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地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孟子与公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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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说，以无事而取天下是最高的道德，就是做事业也要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这也就是最高的政治哲学，也是最高的谋略。
中国的历史，是讲究无事取天下的，尧、舜、禹可以说是如此，禹以后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历代的圣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说到孔子，虽然他没有取天下，不过他取了另一个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是没有土地的皇帝，换言之，他是文化王国的帝王，在文化王国中，他号令数千年，甚至可以号令万代。这样取天下，是历史上取天下的标准，也就是以无事来取天下。
“无事”就是只要求自己行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不是以谋略，不是以手段，不是以有为的功业来取天下。所要求的，仅是自己内在的圣人之道。虽众望之所归，那是余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学道，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圣人之道。
所谓学道，学圣人之道，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打坐的修道；打坐修道是修道的一种而已。而修圣人之道，则是道德行为内外的成就。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力量功业打下来的天下，是有事取得的天下。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而言，都是有事取天下。因此，我们在历史哲学上，可以用两个观点来看，三代以上所谓的公天下，是以道德治天下，不是以战功取天下。秦汉以后必须有功在人间，尤其是战功，这也就是以武功取天下的。所以，秦汉以后取天下，就是老子所讲的有事取天下。
有事取得了天下，也是成功，当时也有了天下，但是老子为什么又说这样是“不足以取天下”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哲学的特点，正如孟子所提过的“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人者霸”。到秦汉以后，以战功而统一国家天下的，都不是以德取人，表面上以王道做号召，实际上是霸道。“以力假人者霸”，就是以战功使人不能不服从。老子所讲的道理，加以引申，提出一个王道，就是道德政治的哲学，也就是政治道德。
《老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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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简简单单十二个字，就把中国历史文化“王道”和“霸道”的界别说得一清二楚了。假定三代以上，在唐尧、虞舜时代的政治。是“以德服人”的“王道”。三代以下，尤其在东周以后，都是“以力假仁”的“霸道”治权。在古汉语中的“假”字，不完全当作真假的假，假当作“借”字用。所谓“以力假仁”的意思，是说，虽然都是用权力来统治，但也必须借重仁义之道来作号召。
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
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义，是说“难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原本大学微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
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
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
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
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别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诚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是想坐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的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地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孟子与公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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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说，以无事而取天下是最高的道德，就是做事业也要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这也就是最高的政治哲学，也是最高的谋略。
中国的历史，是讲究无事取天下的，尧、舜、禹可以说是如此，禹以后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历代的圣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说到孔子，虽然他没有取天下，不过他取了另一个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是没有土地的皇帝，换言之，他是文化王国的帝王，在文化王国中，他号令数千年，甚至可以号令万代。这样取天下，是历史上取天下的标准，也就是以无事来取天下。
“无事”就是只要求自己行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不是以谋略，不是以手段，不是以有为的功业来取天下。所要求的，仅是自己内在的圣人之道。虽众望之所归，那是余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学道，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圣人之道。
所谓学道，学圣人之道，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打坐的修道；打坐修道是修道的一种而已。而修圣人之道，则是道德行为内外的成就。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力量功业打下来的天下，是有事取得的天下。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而言，都是有事取天下。因此，我们在历史哲学上，可以用两个观点来看，三代以上所谓的公天下，是以道德治天下，不是以战功取天下。秦汉以后必须有功在人间，尤其是战功，这也就是以武功取天下的。所以，秦汉以后取天下，就是老子所讲的有事取天下。
有事取得了天下，也是成功，当时也有了天下，但是老子为什么又说这样是“不足以取天下”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哲学的特点，正如孟子所提过的“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人者霸”。到秦汉以后，以战功而统一国家天下的，都不是以德取人，表面上以王道做号召，实际上是霸道。“以力假人者霸”，就是以战功使人不能不服从。老子所讲的道理，加以引申，提出一个王道，就是道德政治的哲学，也就是政治道德。
《老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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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简简单单十二个字，就把中国历史文化“王道”和“霸道”的界别说得一清二楚了。假定三代以上，在唐尧、虞舜时代的政治。是“以德服人”的“王道”。三代以下，尤其在东周以后，都是“以力假仁”的“霸道”治权。在古汉语中的“假”字，不完全当作真假的假，假当作“借”字用。所谓“以力假仁”的意思，是说，虽然都是用权力来统治，但也必须借重仁义之道来作号召。
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
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义，是说“难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原本大学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