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解决海权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军事等都得到了较高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权益却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台湾问题、钓鱼岛列屿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以及南海诸岛问题构成了中国最为棘手的几个海权问题；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面临着极为复杂和艰巨的海上划界冲突，目前中国除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外，其他不少海上疆界仍处于争议之中；中国海上国际通道由于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有时还做不到畅通无阻；中国的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律、海洋管理、海上军事力量等与海权强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对新增加的海洋国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理与保护还无法适应海洋世纪竞争的需要；中国海上周边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些海权大国对中国维护和发展海权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处处从中作梗，使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中国海权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中国的海权 维护 完整 利益
关于中国海权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中国海权是指中国研究、开发、利用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或中国拥有与自己的海洋空间利益相适应的能力和影响力。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中国海权是中国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权利，收回海洋权益，并不失时机地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
关于中国海权特征。张文木提出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换言之，即是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一致；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海权突出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海权在战略上是一种被动防御性的弱势海权，其基本任务是捍卫自己合法的海洋权利，还谈不上拓展海洋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统一进程与追求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是一致的。叶自成指出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以制海权的控制为目的，不以排他性的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为目的，不以使用武力来争夺海上资源为目的，也不以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强迫他国接受中国的意志为目的，而以维护中国合法、合理的海洋中的国家利益为目的。这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使用是防御性、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
性的；是以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权益为目的，而不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目的；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武力威慑为主要目的。
关于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强大海权
有的学者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需要出发，疾呼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海权，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其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发展海权是中国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尤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经济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发展海权可以增强中国与大国特别是美国分享海权利益的能力。人类历史上曾经强盛和目前仍然强盛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过或者仍然拥有着海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但“海权”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字眼。
有的学者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考虑，主张中国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徐弃郁认为张文木等人的观点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其一，海权决定历史。徐弃郁认为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其二，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徐弃郁认为这是一种追求“绝对安全”、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和“绝对手段”的逻辑，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其三，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其四，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总之，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关于解决中美海权冲突的对策研究。中国发展海权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存的美国海上霸权发生矛盾与冲突，对此刘中民认为中国要从自身国家大战略的多重需求冷静认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力求尽可能地规避与美国的海权冲突；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规避或减少冲突；应谨慎有序地推动包括海空军力量在内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实现以实力求和平。
关于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对策研究。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以及冲之鸟岛定性等问题上存在着纠纷。对此，焦佩指出，日本的海洋发展观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联系，要想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和平公正地解决中日海权争端，日本政府必须迈出积极的一步。只有日本政府制定本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也考虑并尊重他国利益，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才能避免争端；只有
日本政府为解决争端营造宽松的国内氛围，才能不激化争端；最终，中日两国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双方都满意的互惠解决方法和模式。杨生贤强调协商对话是正确解决纠纷的根本，而中国可以获得广泛的法理支持；中国的国家力量持续增强，成为保卫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日本为其切身利益，不可能走得很远。张卫彬提出了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四条原则”：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坚持协商原则；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两国政府及民间交流和充分重视民意的原则；循序渐进、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原则。张景全认为中国应明确提出自己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积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合作，构筑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利用中日已有的陆地合作，分层次地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刘中民强调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急需成立由国家高层领导负责的跨部门的专门机构，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进行战略应对；切实加强对解决中日东海海洋划界争端的法律研究；继续进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性原则为指导的和平努力，探索和平解决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新途径。纪爱云则主张在海权争议中应冷静对待，寻求合理的解决之策：保持经常性的官方接触，同时加强民间交流，控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中日间的问题；切实加强经济合作，以经济促政治；加强信息交流质量和数量，改善舆论环境；切实加强区域性
我觉得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谁控制住了海洋，谁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未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只有加强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才能够更好的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
关于中国解决海权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军事等都得到了较高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权益却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台湾问题、钓鱼岛列屿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以及南海诸岛问题构成了中国最为棘手的几个海权问题；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面临着极为复杂和艰巨的海上划界冲突，目前中国除与越南完成了北部湾划界外，其他不少海上疆界仍处于争议之中；中国海上国际通道由于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有时还做不到畅通无阻；中国的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律、海洋管理、海上军事力量等与海权强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对新增加的海洋国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理与保护还无法适应海洋世纪竞争的需要；中国海上周边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些海权大国对中国维护和发展海权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处处从中作梗，使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中国海权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中国的海权 维护 完整 利益
关于中国海权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中国海权是指中国研究、开发、利用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或中国拥有与自己的海洋空间利益相适应的能力和影响力。中国特色的“海权”应是一个综合概念，是海洋实力（海洋硬实力和海洋软实力）、海洋权益（海洋权利和外围海洋权益）和海洋权力（海洋硬权力和海洋软权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海洋实力是前提，海洋权益是目的，海洋权力是手段。中国海权是中国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权利，收回海洋权益，并不失时机地拓展海洋权力的一种综合能力。
关于中国海权特征。张文木提出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换言之，即是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一致；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海权突出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海权在战略上是一种被动防御性的弱势海权，其基本任务是捍卫自己合法的海洋权利，还谈不上拓展海洋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统一进程与追求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是一致的。叶自成指出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以制海权的控制为目的，不以排他性的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为目的，不以使用武力来争夺海上资源为目的，也不以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强迫他国接受中国的意志为目的，而以维护中国合法、合理的海洋中的国家利益为目的。这意味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使用是防御性、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
性的；是以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权益为目的，而不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目的；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武力威慑为主要目的。
关于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强大海权
有的学者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需要出发，疾呼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海权，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其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发展海权是中国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尤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经济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发展海权可以增强中国与大国特别是美国分享海权利益的能力。人类历史上曾经强盛和目前仍然强盛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过或者仍然拥有着海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但“海权”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字眼。
有的学者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考虑，主张中国应避免陷入“海权的误区”。徐弃郁认为张文木等人的观点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其一，海权决定历史。徐弃郁认为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其二，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徐弃郁认为这是一种追求“绝对安全”、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和“绝对手段”的逻辑，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其三，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其四，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徐弃郁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总之，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关于解决中美海权冲突的对策研究。中国发展海权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存的美国海上霸权发生矛盾与冲突，对此刘中民认为中国要从自身国家大战略的多重需求冷静认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力求尽可能地规避与美国的海权冲突；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规避或减少冲突；应谨慎有序地推动包括海空军力量在内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实现以实力求和平。
关于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对策研究。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以及冲之鸟岛定性等问题上存在着纠纷。对此，焦佩指出，日本的海洋发展观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联系，要想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和平公正地解决中日海权争端，日本政府必须迈出积极的一步。只有日本政府制定本国海洋发展战略时也考虑并尊重他国利益，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才能避免争端；只有
日本政府为解决争端营造宽松的国内氛围，才能不激化争端；最终，中日两国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双方都满意的互惠解决方法和模式。杨生贤强调协商对话是正确解决纠纷的根本，而中国可以获得广泛的法理支持；中国的国家力量持续增强，成为保卫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日本为其切身利益，不可能走得很远。张卫彬提出了解决中日海权争端的“四条原则”：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坚持协商原则；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两国政府及民间交流和充分重视民意的原则；循序渐进、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原则。张景全认为中国应明确提出自己的海权观和海洋战略；积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合作，构筑有吸引力的合作平台；利用中日已有的陆地合作，分层次地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刘中民强调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急需成立由国家高层领导负责的跨部门的专门机构，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进行战略应对；切实加强对解决中日东海海洋划界争端的法律研究；继续进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性原则为指导的和平努力，探索和平解决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新途径。纪爱云则主张在海权争议中应冷静对待，寻求合理的解决之策：保持经常性的官方接触，同时加强民间交流，控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中日间的问题；切实加强经济合作，以经济促政治；加强信息交流质量和数量，改善舆论环境；切实加强区域性
我觉得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谁控制住了海洋，谁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未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只有加强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才能够更好的为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