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 “我们所建成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 1936年，32岁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英年早逝。这位生于乌克兰的“红小鬼”，15岁参军，16岁负伤，到最后五六年全身瘫痪，在病床上写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两部小说。特别是前者，在上世纪下半叶，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畅销书，也是两三代人的“励志”课本，影响巨大而深远。 在中国，几乎所有读过此书的人，都曾背诵保尔•柯察金那段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开始的名言（此处引用的是梅益译本初版译文），用来指引或矫正自己人生的走向。最后的指归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辉煌伟大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包括我在内，在保尔的启发下，都以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为戒。那时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是把每个人的奋斗指向解放全人类的壮丽远景。（当然，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世界范围的暴力革命，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从乌克兰内战中的红军战士，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共青团员，都是要在大地上建造人间伊甸园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可怜当时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世上早就有过空想社会主义，就是知道，也认为那是已被恩格斯批倒的理论。 假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只留下这一虽经苏联出版部门增删，但仍不掩作者精神光辉的作品，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动员下，一代人中的保尔（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作者自己）怎样走完他热爱生活而不惧死亡，为了一个单纯的理念而奋不顾身、历经磨难的一生――至少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品性是可以“抽象继承”的吧？ 然而，现在我们对尼古拉的理解，超出了这本名著。我们看到了书外的作者。他的侄女（同一俄文单词，或可译为外甥女，但记得书中保尔只有一个哥哥，揣度这个后辈当是侄女了）加林娜在2006年11月20日的俄罗斯《共青真理报》上发表《重铸的生平》一文（另一中文资讯来源说是2007年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披露了她叔父生前不仅是作为党的“驯服工具”而存在，他还向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制度做过终于失败的斗争。不知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的初稿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曾经写到，必定被审稿者一笔删除了。但这毕竟不能删尽人们的记忆，加林娜说，尼古拉在临终前不久曾经慨叹：“我们所建成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 这句话与他在小说中写出的，托之于主人公保尔的那段警句互相呼应，但更富于警示效应。当年是行动前的誓言，现在却是对行动的总结。从1917年10月事变至此已近20年。1919到1920年，尼古拉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其后在带伤坚持工作的年月里，经历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操控的肃清“反对派”的残酷斗争。在乌克兰还有反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的乌克兰又是农业集体化大肆迫害农民的重灾区，号称“大粮仓”的土地上饿殍遍野。来自基层的尼古拉，眼见耳闻这一切，能认为这是他们舍生忘死以求的理想的实现吗？他临终才说出的这句话，必定深藏心中多时了。他对已经建成的现行体制先是质疑进而否定，依苏联1936年的政治气候，这样异端的思想和言论，一旦暴露是要遭逮捕乃至肉体消灭的。川端康成说过，用“临终的眼”看世界，看得最透彻。奥斯特洛夫斯基坚持到临终说这句犯禁的话，是忍无可忍，不得不说了。直到70年后，她的侄女才转述出来，也足见这句话本身的分量和斯大林体制的可怕。 一个早期的红军战士，一个战斗中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一个枪林弹雨中义无反顾的冲锋者，在晚年临终时，把毕生的血肉经验凝聚成短短的一句话，这是令人灵魂震颤的痛苦！它的痛苦超过了一般的悔恨，这不仅仅是由于自感一生心血虚捐，付诸东流，还因为痛感“我们为之奋斗的”与“我们所建成的”南辕北辙。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大倒退、事与愿违的异化；是千百万死者不及见的悲剧、千百万生者面对的现实；更是多少青春和生命铸成的大错，还需要有多少智慧、勇气和血汗来加以更正？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你的这句话，让我一次又一次怦然心动： “我们所建成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 2011年6月12日 待要“违心”到几时？ 从上世纪50、60、70年代过来的人，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世态反复。有人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来形容，其实不一定准确。大河改道是不假，但哪有东西两岸的划然之分？倒是今天少不了昨天的影子，这影子可以一直渗透到人们心灵深处。 纯而又纯，百分之百，是从来没有的。人们也只能靠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来划分所经历的时段了。 所以人们曾把1949年以前叫作旧社会，后来“天翻地覆慨而慷”，变成新社会了。大约30年后，人们又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似乎是相对于1949至1976年（或1978年）这三十来年说的。后来，时过境迁，人们索性也不大用“新时期”这个词了。这样咬文嚼字，无非说明以新旧为历史时期命名之难。 其实那一段时期，本来是有现成冠名的，那就是毛泽东时代。正如张春桥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毛泽东之歌》歌词开头说的：“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个创意来自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至今收在中学课本里。远在这一时代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早已呼唤暴风雨了。湖南农民运动起来，他欢呼“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直到建国后的1957年初，才宣布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结束。但转瞬间，又掀起一轮又一轮人们毫无精神准备的新的风暴，破坏极大，灾情惨重。最后10年，张春桥帮助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那支颂歌，倒没有多么流行开来，或许是毛泽东不屑于做什么“海燕”吧。 那个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后来在说什么动乱、浩劫时就不强调冠名了，或许也有尴尬与“违心”之处。 说到“违心”，在那个时代（或时期）刚告一段落时，是个流行的词。斗转星移，世道大变，人们积压已久的真心话，得以一吐为快。对恶人恶事，指斥声讨，一时莫之能拒。“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那个年代干过什么，说过什么，其实一清二楚；谁是什么角色，什么肚肠，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真的老实人有的承认自己有私心，一叶障目，不辨真伪善恶；有的承认自己盲从迷信，上当受骗――但良心总没有完全被狗吃掉，为什么明知道是颠倒黑白，还要跟着表态指鹿为马？归结为迫于压力，说了“违心”的话，人们彼此彼此，一时互相谅解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 但还有一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之辈，也纷纷做出无害而可怜之态，把自己的恶言恶行推诿为“违心”，只是传达指示，执行任务，照章办事的职务行为，就此脱身；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勇士，“违心”地表态，“违心”地整人，都是从大局出发保存有生力量，以利于斗争罢了。 这样的故事，当时遍及各地、各界、各样机关团体，人们的耳朵已磨出茧子了，对“违心”云云已没有新鲜感，听过也就罢了。 但细想起来，一个社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家――姑且说好人、坏人都有份吧――忽然都说“违心”之言，或者说“违心”地发言，这意味着什么？ 遍观中外古今的世相，这是没有言论空间而长怀畏惧之感的社会独有的现象。人们不能或不敢依照自己的判断来分辨是非、善恶以至美丑，必须顺从权力的要求，服从统一的口径来指认一切社会上的人事，如有异议，就会获罪。换句话说，就是被迫说假话。刚刚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拨乱反正，人们提出来反对“假大空”，实际就包括了对说假话的习惯、迫使人说“违心话”的环境的批判，也是立意要防范和杜绝从上到下不得不一味“违心”地发言表态（继违心之言后，还必得有违心之行呢）。屈指算来，于今30有余年矣，复查一下，成效如何？ 按说，那令人有理由为自己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自我开脱的时代，不是早已过去了吗？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叫“新时期”的新时期甚至新时代中，不但拨乱反正了，而且改革开放了，应该与那些可怜、可悲、可鄙、可恨的现象告别了。 然而，我悄悄地向你问一问，你还有没有言行违心的时候？为什么？我更要向各级公务员大声地一问：今天，你“违心”了吗？你又在哪些问题上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又是为了什么？你准备到什么时候才能承认自己这些“违心”的遗憾呢！？ 2011年6月17日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有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 “我们所建成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 1936年，32岁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英年早逝。这位生于乌克兰的“红小鬼”，15岁参军，16岁负伤，到最后五六年全身瘫痪，在病床上写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两部小说。特别是前者，在上世纪下半叶，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畅销书，也是两三代人的“励志”课本，影响巨大而深远。 在中国，几乎所有读过此书的人，都曾背诵保尔•柯察金那段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开始的名言（此处引用的是梅益译本初版译文），用来指引或矫正自己人生的走向。最后的指归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辉煌伟大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包括我在内，在保尔的启发下，都以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为戒。那时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是把每个人的奋斗指向解放全人类的壮丽远景。（当然，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世界范围的暴力革命，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从乌克兰内战中的红军战士，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共青团员，都是要在大地上建造人间伊甸园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可怜当时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世上早就有过空想社会主义，就是知道，也认为那是已被恩格斯批倒的理论。 假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只留下这一虽经苏联出版部门增删，但仍不掩作者精神光辉的作品，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动员下，一代人中的保尔（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作者自己）怎样走完他热爱生活而不惧死亡，为了一个单纯的理念而奋不顾身、历经磨难的一生――至少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品性是可以“抽象继承”的吧？ 然而，现在我们对尼古拉的理解，超出了这本名著。我们看到了书外的作者。他的侄女（同一俄文单词，或可译为外甥女，但记得书中保尔只有一个哥哥，揣度这个后辈当是侄女了）加林娜在2006年11月20日的俄罗斯《共青真理报》上发表《重铸的生平》一文（另一中文资讯来源说是2007年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披露了她叔父生前不仅是作为党的“驯服工具”而存在，他还向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制度做过终于失败的斗争。不知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的初稿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曾经写到，必定被审稿者一笔删除了。但这毕竟不能删尽人们的记忆，加林娜说，尼古拉在临终前不久曾经慨叹：“我们所建成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 这句话与他在小说中写出的，托之于主人公保尔的那段警句互相呼应，但更富于警示效应。当年是行动前的誓言，现在却是对行动的总结。从1917年10月事变至此已近20年。1919到1920年，尼古拉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其后在带伤坚持工作的年月里，经历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操控的肃清“反对派”的残酷斗争。在乌克兰还有反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的乌克兰又是农业集体化大肆迫害农民的重灾区，号称“大粮仓”的土地上饿殍遍野。来自基层的尼古拉，眼见耳闻这一切，能认为这是他们舍生忘死以求的理想的实现吗？他临终才说出的这句话，必定深藏心中多时了。他对已经建成的现行体制先是质疑进而否定，依苏联1936年的政治气候，这样异端的思想和言论，一旦暴露是要遭逮捕乃至肉体消灭的。川端康成说过，用“临终的眼”看世界，看得最透彻。奥斯特洛夫斯基坚持到临终说这句犯禁的话，是忍无可忍，不得不说了。直到70年后，她的侄女才转述出来，也足见这句话本身的分量和斯大林体制的可怕。 一个早期的红军战士，一个战斗中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一个枪林弹雨中义无反顾的冲锋者，在晚年临终时，把毕生的血肉经验凝聚成短短的一句话，这是令人灵魂震颤的痛苦！它的痛苦超过了一般的悔恨，这不仅仅是由于自感一生心血虚捐，付诸东流，还因为痛感“我们为之奋斗的”与“我们所建成的”南辕北辙。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大倒退、事与愿违的异化；是千百万死者不及见的悲剧、千百万生者面对的现实；更是多少青春和生命铸成的大错，还需要有多少智慧、勇气和血汗来加以更正？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你的这句话，让我一次又一次怦然心动： “我们所建成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 2011年6月12日 待要“违心”到几时？ 从上世纪50、60、70年代过来的人，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世态反复。有人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来形容，其实不一定准确。大河改道是不假，但哪有东西两岸的划然之分？倒是今天少不了昨天的影子，这影子可以一直渗透到人们心灵深处。 纯而又纯，百分之百，是从来没有的。人们也只能靠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来划分所经历的时段了。 所以人们曾把1949年以前叫作旧社会，后来“天翻地覆慨而慷”，变成新社会了。大约30年后，人们又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似乎是相对于1949至1976年（或1978年）这三十来年说的。后来，时过境迁，人们索性也不大用“新时期”这个词了。这样咬文嚼字，无非说明以新旧为历史时期命名之难。 其实那一段时期，本来是有现成冠名的，那就是毛泽东时代。正如张春桥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毛泽东之歌》歌词开头说的：“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个创意来自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至今收在中学课本里。远在这一时代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早已呼唤暴风雨了。湖南农民运动起来，他欢呼“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直到建国后的1957年初，才宣布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结束。但转瞬间，又掀起一轮又一轮人们毫无精神准备的新的风暴，破坏极大，灾情惨重。最后10年，张春桥帮助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那支颂歌，倒没有多么流行开来，或许是毛泽东不屑于做什么“海燕”吧。 那个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后来在说什么动乱、浩劫时就不强调冠名了，或许也有尴尬与“违心”之处。 说到“违心”，在那个时代（或时期）刚告一段落时，是个流行的词。斗转星移，世道大变，人们积压已久的真心话，得以一吐为快。对恶人恶事，指斥声讨，一时莫之能拒。“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那个年代干过什么，说过什么，其实一清二楚；谁是什么角色，什么肚肠，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真的老实人有的承认自己有私心，一叶障目，不辨真伪善恶；有的承认自己盲从迷信，上当受骗――但良心总没有完全被狗吃掉，为什么明知道是颠倒黑白，还要跟着表态指鹿为马？归结为迫于压力，说了“违心”的话，人们彼此彼此，一时互相谅解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 但还有一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之辈，也纷纷做出无害而可怜之态，把自己的恶言恶行推诿为“违心”，只是传达指示，执行任务，照章办事的职务行为，就此脱身；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勇士，“违心”地表态，“违心”地整人，都是从大局出发保存有生力量，以利于斗争罢了。 这样的故事，当时遍及各地、各界、各样机关团体，人们的耳朵已磨出茧子了，对“违心”云云已没有新鲜感，听过也就罢了。 但细想起来，一个社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家――姑且说好人、坏人都有份吧――忽然都说“违心”之言，或者说“违心”地发言，这意味着什么？ 遍观中外古今的世相，这是没有言论空间而长怀畏惧之感的社会独有的现象。人们不能或不敢依照自己的判断来分辨是非、善恶以至美丑，必须顺从权力的要求，服从统一的口径来指认一切社会上的人事，如有异议，就会获罪。换句话说，就是被迫说假话。刚刚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拨乱反正，人们提出来反对“假大空”，实际就包括了对说假话的习惯、迫使人说“违心话”的环境的批判，也是立意要防范和杜绝从上到下不得不一味“违心”地发言表态（继违心之言后，还必得有违心之行呢）。屈指算来，于今30有余年矣，复查一下，成效如何？ 按说，那令人有理由为自己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自我开脱的时代，不是早已过去了吗？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叫“新时期”的新时期甚至新时代中，不但拨乱反正了，而且改革开放了，应该与那些可怜、可悲、可鄙、可恨的现象告别了。 然而，我悄悄地向你问一问，你还有没有言行违心的时候？为什么？我更要向各级公务员大声地一问：今天，你“违心”了吗？你又在哪些问题上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又是为了什么？你准备到什么时候才能承认自己这些“违心”的遗憾呢！？ 2011年6月17日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