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
余秋雨
我们同情不少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只能局限在一块琐碎肮脏的土地上钻研；我们也同情不少盛大的时代，没有一个智者的眼光去观察，没有一只奇妙的大笔去描述，然而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这两种遗憾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承受了奇耻大辱，也可以获得某种安慰，因为两种伟大终于相遇。
司马迁的伟大，首先是这片土地给他的。我曾经一再否定过“愤怒出诗人”、“灾难生伟大”的说法，因此我也不认为《史记》是他受刑后的“发愤”之作，尽管这种说法很著名、很普及。请问，司马迁“发愤”发给谁看？“发愤”会发得那么的从容而宏大吗？记住，一切憋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的写作动力不在这里，大家今后在讲述司马迁的时候不要老是纠缠在他的宫刑话题之中，他的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他的，是汉武帝给予他的，因此我们还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来说他的生平。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脚步触摸过这片辽阔而又统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为皇帝侍从的便利，成了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
他的出发地是现在的西安，先后经过河南南阳、湖北江陵、然后到达湖南长沙。在长沙，去汨罗江悼念屈原，后来还写过关于屈原的文章；他沿着湘江南下，到了沅江后，沿着长江向东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庐山，再顺着长江东行，上岸后到了绍兴；然后再由浙江到了江苏的苏州，接着渡江到了江苏的淮阴，又从淮阴北上山东，再到邹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县、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各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遇到的麻烦比较多，但兴趣最大，心中装着雄伟历史，现实困难不算什么。
摆脱了麻烦之后，他去了淮阳，拜访春 申君的故地，再到开封，访问战国时期魏国的首都，然后就从这一带出发，返回长安，即现在的西安。这一条路线，我们在地图上划一圈，发现中原一大半的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仅是中原，当时的长江流域，甚至是没有开发的地方，他也到达了。
这是他二十岁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资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后来都反映在《史记》中。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悲壮的历史感到骄傲，并以此而意气风发。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叫“郎中”，可以随汉
武帝出行了，这个官职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侍候车辆，有时候也做点警卫工作。但是这对于司马迁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行继续下去了。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司马迁侍从着汉武帝出行，到陕西的凤翔、陇县，山西的夏县、万荣，河南的荥阳、洛阳，甘肃的清水，宁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实在走得不少，然后再回到陕西淳化的甘泉山，汉武帝的别墅行宫就在那儿。
走完了这一大圈，司马迁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使命：到云南和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和慰问。在汉武帝的时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战，开疆拓土，安定边境；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把汉朝的政权力量延伸到那里。在当时，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的难走，会遇到很多的危险，因此，像司马迁这样年纪轻、身体好，又有过旅行经验，又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小官员，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对象。司马迁的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凭着地图追寻司马迁的脚步，是一件愉快的事，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去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卢龙，内蒙的五原。二十七岁又来到了山东的莱州，河南的濮阳，后来他又来到了宁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走了一圈又一圈，司马迁到底收获了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吧。最重要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荡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的感受。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在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是他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奇特，他为写《史记》勉强的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于史册。在中国古代，王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掌管着一切官员的命运，而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表现让人特别的感兴趣。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常规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入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这是他们的乐趣，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你看，汉武帝把司马迁宫刑后，狠狠地提升了一把，提升的比原来的还高，又不说明理由。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踉跄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上留下的暴虐。我发现，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是喜欢玩儿这种故意颠覆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记录，比连打几个败仗还可耻。由此也证明，极端的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会走向非理性，然后走向罪恶。
司马迁已经领受过民族的伟大和时代的伟大，因此受了冤屈还能坚持写作，但我读了他写的《报任安书》，其中说到他自从受了宫刑之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就想到自己屈辱的往事，还说自己没有颜面回到他父母的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九回”。我很难想象得到，他在那样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如何具体的完成这部巨作。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任安说这一切？
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诉任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写《史记》而抢得一线生机。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去营救他的请求，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使得这一线生机断裂，司马迁的意思是，用他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拒绝。
生命本是轻微的，但也有可能与泰山连在一起，自己已经与泰山连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于自己而毁了泰山。为此他说出了那句大家都听过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后面的六个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却很重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
《史记》的终笔也就是司马迁生命的终结，这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司马迁在真实意义上的死亡，并不为大家所记住，这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反讽？司马迁写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史学家，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人记住。有一点史料透露，似乎是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些话，还是为朝廷所不容的，结果被处以极刑，郭沫若先生为此专门做过考证，只是史料语焉不详，很难让大家确信。一般的说法是：司马迁总是表达不满，所以最后被杀。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对此不做叙述呢？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开山老祖的一种仁慈，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很彻底，让大家找不到线索。
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
余秋雨
我们同情不少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只能局限在一块琐碎肮脏的土地上钻研；我们也同情不少盛大的时代，没有一个智者的眼光去观察，没有一只奇妙的大笔去描述，然而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这两种遗憾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承受了奇耻大辱，也可以获得某种安慰，因为两种伟大终于相遇。
司马迁的伟大，首先是这片土地给他的。我曾经一再否定过“愤怒出诗人”、“灾难生伟大”的说法，因此我也不认为《史记》是他受刑后的“发愤”之作，尽管这种说法很著名、很普及。请问，司马迁“发愤”发给谁看？“发愤”会发得那么的从容而宏大吗？记住，一切憋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的写作动力不在这里，大家今后在讲述司马迁的时候不要老是纠缠在他的宫刑话题之中，他的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他的，是汉武帝给予他的，因此我们还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来说他的生平。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脚步触摸过这片辽阔而又统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为皇帝侍从的便利，成了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
他的出发地是现在的西安，先后经过河南南阳、湖北江陵、然后到达湖南长沙。在长沙，去汨罗江悼念屈原，后来还写过关于屈原的文章；他沿着湘江南下，到了沅江后，沿着长江向东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庐山，再顺着长江东行，上岸后到了绍兴；然后再由浙江到了江苏的苏州，接着渡江到了江苏的淮阴，又从淮阴北上山东，再到邹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县、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各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遇到的麻烦比较多，但兴趣最大，心中装着雄伟历史，现实困难不算什么。
摆脱了麻烦之后，他去了淮阳，拜访春 申君的故地，再到开封，访问战国时期魏国的首都，然后就从这一带出发，返回长安，即现在的西安。这一条路线，我们在地图上划一圈，发现中原一大半的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仅是中原，当时的长江流域，甚至是没有开发的地方，他也到达了。
这是他二十岁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资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后来都反映在《史记》中。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悲壮的历史感到骄傲，并以此而意气风发。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叫“郎中”，可以随汉
武帝出行了，这个官职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侍候车辆，有时候也做点警卫工作。但是这对于司马迁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已经开始的旅行继续下去了。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司马迁侍从着汉武帝出行，到陕西的凤翔、陇县，山西的夏县、万荣，河南的荥阳、洛阳，甘肃的清水，宁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实在走得不少，然后再回到陕西淳化的甘泉山，汉武帝的别墅行宫就在那儿。
走完了这一大圈，司马迁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一个使命：到云南和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和慰问。在汉武帝的时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战，开疆拓土，安定边境；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把汉朝的政权力量延伸到那里。在当时，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的难走，会遇到很多的危险，因此，像司马迁这样年纪轻、身体好，又有过旅行经验，又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小官员，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对象。司马迁的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凭着地图追寻司马迁的脚步，是一件愉快的事，司马迁刚刚从西南回来，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去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卢龙，内蒙的五原。二十七岁又来到了山东的莱州，河南的濮阳，后来他又来到了宁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走了一圈又一圈，司马迁到底收获了什么?是史料的考证？是传闻的搜集？是对每个历史地点的确认？都有一点吧。最重要是两个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荡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种东西，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能够充分的感受。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在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是他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之后的生活有点奇特，他为写《史记》勉强的活了下来，没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汉武帝这样做的理由没有见于史册。在中国古代，王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掌管着一切官员的命运，而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表现让人特别的感兴趣。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常规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入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这是他们的乐趣，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你看，汉武帝把司马迁宫刑后，狠狠地提升了一把，提升的比原来的还高，又不说明理由。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踉跄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上留下的暴虐。我发现，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是喜欢玩儿这种故意颠覆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记录，比连打几个败仗还可耻。由此也证明，极端的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会走向非理性，然后走向罪恶。
司马迁已经领受过民族的伟大和时代的伟大，因此受了冤屈还能坚持写作，但我读了他写的《报任安书》，其中说到他自从受了宫刑之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就想到自己屈辱的往事，还说自己没有颜面回到他父母的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九回”。我很难想象得到，他在那样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如何具体的完成这部巨作。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任安说这一切？
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诉任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写《史记》而抢得一线生机。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去营救他的请求，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使得这一线生机断裂，司马迁的意思是，用他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拒绝。
生命本是轻微的，但也有可能与泰山连在一起，自己已经与泰山连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于自己而毁了泰山。为此他说出了那句大家都听过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后面的六个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却很重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
《史记》的终笔也就是司马迁生命的终结，这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司马迁在真实意义上的死亡，并不为大家所记住，这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反讽？司马迁写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史学家，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人记住。有一点史料透露，似乎是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些话，还是为朝廷所不容的，结果被处以极刑，郭沫若先生为此专门做过考证，只是史料语焉不详，很难让大家确信。一般的说法是：司马迁总是表达不满，所以最后被杀。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对此不做叙述呢？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开山老祖的一种仁慈，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很彻底，让大家找不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