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30万红军损失5500人战力却大减

第五次反“围剿”30万红军损失5500人战力却大减

2010年06月02日 10:06 凤凰网历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5条

核心提示:广昌一战,红军主力损失达5500人之多。而这种损失对红军显然是致命的。据在此前后投诚或自首的红军干部讲:由于红军的战力全赖乎党团员之努力,目前部队损失太大,补充和扩充过快,因此新兵太多,以致每次作战干部和党团员的损伤都差不多要占到士兵损伤之半数,干部和部队骨干严重匮乏,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也由于干部及“党员中坚分子现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无相当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故不得不利用以前国军被俘之士兵,但此辈多貌合神离……自无诚心与国军抗战”。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此期间,蒋介石虽暂时无法调集足够兵力实施“剿共”,但他仍旧日夜在考虑“剿共”的办法。如命令下属组织专家破译中共电码,以便获取中共行动的种种情报,同时鉴于历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并且专门在庐山组设军官训练团。由陈诚主持,请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等上百人,向调来培训的赣粤闽湘鄂各路军官,传授适合于“剿共”的军事战术和政治观念。

关于破译中共密电码的工作历经两月,宣告失败。受命负责此项工作的黄季弼报告称:“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七月三十日发现电报一张,计九百余字,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即抄过之密本若有一千个字左右,尚可视其抄法之程度如何得其若干之意思。乃此九百余字之电报竟苦心研究时逾旬日,而结果毫无所得。且截至本日止,再未尝发现该类电报。由以上各点观之,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黄季弼报告》(1933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3卷,50945。

在密电码方面无甚收获,但其政治工作,却有相当进展。根据几度开会研究的结果,蒋介石这时已经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凡军事推进之处,其社会、政治、教育、产业及老百姓概须军事化,要以军队的精神去办理一切,受军事计划所支配,使军队成为当地政治和社会的核心或主体;由各师党部整顿地方团队,由军队供给武器,训练军事,务须平时能执行宪兵警察之职务,以保卫地方治安,战时而为国家之征兵;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宣传二五减租,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4年7月);蒋介石:《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1933年6月12日),转见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军官训练团更为蒋介石高度重视。训练团开办当天,蒋就到场宣布:“此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的要旨与训练的方法》(1933年7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74页。第一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蒋更亲自告诉来参加训练的军官们说:“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蒋介石:《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1933年7月1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83页。此次训练团共举办3期,受训营级以上军官达7500多人。由于这次训练着重于培养部队之间的统一意志、协作团结精神,强调长官士兵化和军民合作,并且侧重于练习山地战、游击战、险路战、伏兵战及夜战等战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加强了战略战术运用的自觉性和互助协调的作战意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就迅速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进剿”了。其8月16日给军委会的电报明确提出,准备以9月21日为期完成一切“进剿”准备。电称: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序列:总司令刘峙,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3个或4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蒋中正致军委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2582。蒋介石为显示此次行动之决心,要求军委会下令“各总指挥军师长,剿匪必须擒斩其匪首之各路最高将领为目的,如其匪首将领尚未就首,则剿匪任务即使匪区肃清,亦不能作为完成。并将各路匪首姓名指明,例如赣南朱毛、鄂西贺龙、赣东方邵以及鄂东豫南赣西各匪首姓名,指明公布并定其擒与斩各种赏格。其数大约以十万至三十万为度”《蒋中正致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5262。

9月25日,国民党“进剿”军周浑元部首先开始向黎川挺进。因黎川守军不足百人,只能弃守而去。随即,国民党军和红军之间开始围绕着黎川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然而,恰在这时,担任东线“进剿”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却开始秘密与红军进行谈判。双方10月26日甚至成功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即《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2)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3)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4)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5)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准备;(6)双方互派常驻代表;(7)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8)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9)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10)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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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广昌一战,红军主力损失达5500人之多。而这种损失对红军显然是致命的。据在此前后投诚或自首的红军干部讲:由于红军的战力全赖乎党团员之努力,目前部队损失太大,补充和扩充过快,因此新兵太多,以致每次作战干部和党团员的损伤都差不多要占到士兵损伤之半数,干部和部队骨干严重匮乏,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也由于干部及“党员中坚分子现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无相当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故不得不利用以前国军被俘之士兵,但此辈多貌合神离……自无诚心与国军抗战”。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此期间,蒋介石虽暂时无法调集足够兵力实施“剿共”,但他仍旧日夜在考虑“剿共”的办法。如命令下属组织专家破译中共电码,以便获取中共行动的种种情报,同时鉴于历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并且专门在庐山组设军官训练团。由陈诚主持,请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等上百人,向调来培训的赣粤闽湘鄂各路军官,传授适合于“剿共”的军事战术和政治观念。

关于破译中共密电码的工作历经两月,宣告失败。受命负责此项工作的黄季弼报告称:“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七月三十日发现电报一张,计九百余字,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即抄过之密本若有一千个字左右,尚可视其抄法之程度如何得其若干之意思。乃此九百余字之电报竟苦心研究时逾旬日,而结果毫无所得。且截至本日止,再未尝发现该类电报。由以上各点观之,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黄季弼报告》(1933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3卷,50945。

在密电码方面无甚收获,但其政治工作,却有相当进展。根据几度开会研究的结果,蒋介石这时已经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凡军事推进之处,其社会、政治、教育、产业及老百姓概须军事化,要以军队的精神去办理一切,受军事计划所支配,使军队成为当地政治和社会的核心或主体;由各师党部整顿地方团队,由军队供给武器,训练军事,务须平时能执行宪兵警察之职务,以保卫地方治安,战时而为国家之征兵;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宣传二五减租,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4年7月);蒋介石:《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1933年6月12日),转见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军官训练团更为蒋介石高度重视。训练团开办当天,蒋就到场宣布:“此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的要旨与训练的方法》(1933年7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74页。第一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蒋更亲自告诉来参加训练的军官们说:“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蒋介石:《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1933年7月1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83页。此次训练团共举办3期,受训营级以上军官达7500多人。由于这次训练着重于培养部队之间的统一意志、协作团结精神,强调长官士兵化和军民合作,并且侧重于练习山地战、游击战、险路战、伏兵战及夜战等战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加强了战略战术运用的自觉性和互助协调的作战意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就迅速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进剿”了。其8月16日给军委会的电报明确提出,准备以9月21日为期完成一切“进剿”准备。电称: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序列:总司令刘峙,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3个或4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蒋中正致军委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2582。蒋介石为显示此次行动之决心,要求军委会下令“各总指挥军师长,剿匪必须擒斩其匪首之各路最高将领为目的,如其匪首将领尚未就首,则剿匪任务即使匪区肃清,亦不能作为完成。并将各路匪首姓名指明,例如赣南朱毛、鄂西贺龙、赣东方邵以及鄂东豫南赣西各匪首姓名,指明公布并定其擒与斩各种赏格。其数大约以十万至三十万为度”《蒋中正致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5262。

9月25日,国民党“进剿”军周浑元部首先开始向黎川挺进。因黎川守军不足百人,只能弃守而去。随即,国民党军和红军之间开始围绕着黎川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然而,恰在这时,担任东线“进剿”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却开始秘密与红军进行谈判。双方10月26日甚至成功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即《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2)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3)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4)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5)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准备;(6)双方互派常驻代表;(7)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8)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9)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10)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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