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
后来,萧克姨夫给我介绍,马可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与贺敬之合作完成的,贺敬之作词,他作曲,两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仅写我父亲那首独唱歌曲《贺龙》是这样,《南泥湾》也如此。说着问我,贺敬之你认识吗?你如果要见贺敬之,我介绍你去找他,贺敬之和我也是老朋友了。
不久,我和贺敬之见面了。仿佛在等待这一天,我刚开口问那首歌,敬之部长马上就说,他早知道我会为此去找他。接着他沉浸在对往昔的深情回忆之中。他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可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和阅历,尤其热爱诗歌。经过延安火热生活的熏染,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作。没过多久,他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送给时任“鲁艺”文学系班主任的何其芳请教。何其芳是延安的大诗人,读过贺敬之的诗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迅速招他到“鲁艺”学习。人所不知的是,何其芳与八路军的将领私交甚厚,曾跟随我父亲贺龙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在那儿,他亲眼看到我父亲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料事如神;回到寻常生活中,又无比憨厚,爱兵如子。冀中根据地的部队和群众对我父亲有口皆碑,到处传扬着他的故事。何其芳把在冀中的见闻和听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贺敬之听,激起贺敬之对我父亲的由衷向往。后来我父亲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住在延安,这使他有了贴近我父亲的机会。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前线军民正陷入艰苦卓绝的苦战,我父亲夙兴夜寐,调兵遣将,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日寇发起频频攻击,一时捷报频传。贺敬之觉得在这个时候把他认识的贺龙,真实地告诉人们,将极大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于是直接以《贺龙》为题,写下了那首歌词。马可看到这首歌词,高兴得手舞足蹈,爱不释手,他特别看重贺敬之的歌词把我父亲从神还原为人,从叱咤风云的统帅还原为普普通通的农民,字字句句朴素、自然、平白明净,说的是平凡人、眼中事,连夜为它谱曲。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抗日根据地传开了。 6/7
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
后来,萧克姨夫给我介绍,马可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与贺敬之合作完成的,贺敬之作词,他作曲,两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仅写我父亲那首独唱歌曲《贺龙》是这样,《南泥湾》也如此。说着问我,贺敬之你认识吗?你如果要见贺敬之,我介绍你去找他,贺敬之和我也是老朋友了。
不久,我和贺敬之见面了。仿佛在等待这一天,我刚开口问那首歌,敬之部长马上就说,他早知道我会为此去找他。接着他沉浸在对往昔的深情回忆之中。他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可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和阅历,尤其热爱诗歌。经过延安火热生活的熏染,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作。没过多久,他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送给时任“鲁艺”文学系班主任的何其芳请教。何其芳是延安的大诗人,读过贺敬之的诗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迅速招他到“鲁艺”学习。人所不知的是,何其芳与八路军的将领私交甚厚,曾跟随我父亲贺龙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在那儿,他亲眼看到我父亲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料事如神;回到寻常生活中,又无比憨厚,爱兵如子。冀中根据地的部队和群众对我父亲有口皆碑,到处传扬着他的故事。何其芳把在冀中的见闻和听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贺敬之听,激起贺敬之对我父亲的由衷向往。后来我父亲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住在延安,这使他有了贴近我父亲的机会。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前线军民正陷入艰苦卓绝的苦战,我父亲夙兴夜寐,调兵遣将,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日寇发起频频攻击,一时捷报频传。贺敬之觉得在这个时候把他认识的贺龙,真实地告诉人们,将极大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于是直接以《贺龙》为题,写下了那首歌词。马可看到这首歌词,高兴得手舞足蹈,爱不释手,他特别看重贺敬之的歌词把我父亲从神还原为人,从叱咤风云的统帅还原为普普通通的农民,字字句句朴素、自然、平白明净,说的是平凡人、眼中事,连夜为它谱曲。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抗日根据地传开了。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