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论中国公务员队伍的精简和扩大（适度规模）
公务员，顾名思义就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执行公务，为祖国办实事的享受财政供养人员的总称。公务员的范围应该覆盖各行各业，中国公务员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中国公务员有两种统计口径。狭义的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为５００万人；宽义的公务员是指，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１０５３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数量为４０００多万人，比以狭义和宽义两种方法统计的公务员人数要多得多，大约分别多３５００万人和３０００万人。
由于各国对公务员定义不同，公务员涵盖的范围也不同，因而，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对公务员人数进行比较，具有本原性，但缺乏可比性。而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考虑财政支出的、民众真实负担的、最具实际价值的“官民比例”。国际上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如下，美国１∶１２；法国１∶１２；日本１∶２３；英国１∶２４；中国１∶２６。
从相关资料得出，财政供养人员与ＧＤＰ之比为：美国２.３１人／百万美元ＧＤＰ；中国３９人／百万美元ＧＤＰ；法国３.４６
人／百万美元ＧＤＰ；日本１.３８人／百万美元ＧＤＰ；英国１.５８人／百万美元ＧＤＰ。根据中国统计局2011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结合以上数据分析，中国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为1.02564102万亿美元，折合为人民币大概为7.74万亿元（汇率按6.58计算），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9%，也即4000万公务员创造的GDP为19个百份点。如果按全国13亿人口计算，假设全部为公务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后文会提到原因），那么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将是目前的6.17倍。结合中国“官民比例”为1:26，如果以日本“官民比例”1:23为标准（应按适当比例定，后文会提到原因），从上面分析得出，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应该固定在5200万人，那么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为目前的1.3倍；如果以美国“官民比例”1:12为标准，那么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应该固定在1.04亿人，那么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为目前的2.6倍（以上结论为理想化指标）。个人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也没可能照套外国的经验，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立足本国国情，把中国公务员队伍控制在适度范围。最大限度发挥公务员队伍的引导、监督、质量把关和办实事等的作用，充当国家建设的领路人和把关人。
可以说，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将是保证国家和社会建设顺利、稳定实施的有力保障，是促进国家兴盛，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的中坚力量。纵观国内的公务员队伍建设，个人觉得已陷入了盲目扩张的阶段，严重脱离了基层，脱离了公务员由人民群众中选出的初衷，只是单纯的
把高知识水平、高素质人群集中起来的现象（给人的错觉就是，国家把高知识水平、高素质人群集中圈养，但又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如何实现纳进来，再走出去，实现循环打造，持续改进，提高整体素质，这将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个人认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另一个方向，将是着眼公务员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开阔的视野、大局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挖掘和发挥个人的业务专长，即综合素质高+专长突出。
每个国家的政府公务员数量总要有个适度的规模，这一规模既能够保证政府有效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要，同时亦能够避免规模膨胀而导致的行政成本过度提高。
简言之，政府公务员的适度规模，就是一个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的规模。
“十二五”规划，温家宝总理提出五年平均新增就业人口900万人，五年共4500万。而进入新世纪，我国平均每年新增人口超过800万，同期劳动人口每年新增加1200万。也就是说，如果这两年不超额完成计划，而是仅仅实现900万的就业指标，那么这两年就会多增加470万的城镇失业人口。如果就业人口不能大幅超过现有计划，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必将影响社会稳定。通过分析，“十二五”期间，5300万的城镇就业计划根本无法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由于“三农”政策的及时性和普惠性，将能吸引一部分农村人口留守农村，投身农业生产。但限于土地资源的紧张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途径引导农村产业增产、增收，切实提高农民收入，那么将会有大概85%
的农村人口陆续进城务工，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城镇就业人口的底线，增加着各方面的风险。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进城来看，农村人口往城镇迁移也是一大趋势，这是伴随着发展的战略性压力，也是利益与风险并存的进程。2010年以后，我国将面临着人口的加速老化，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压力。人口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对未来劳动市场的影响至少要到15年后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说，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所产生的双重压力，将成为最近几年中国就业市场的突出特点，需要决策层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而不要让过去数据的惯性，影响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决策。
伴随着人口加速老化和就业压力持续上涨的情况，将牵动着社会各方的神经，会冲击着国家现有的政策，如不能很好地协调与引导，社会稳定将会面临着风险。个人认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是疏导压力及加快国家建设进程的有效和必要途径。如果不考虑第三产业单位增加值吸纳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则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解决劳动就业人数200万人左右。根据分析，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占GDP70%（近几年，这个数据是比较稳定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升至43%，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27%。同期，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占GDP75.3%,日本为68.1%，韩国为55.1%，法国为72.4%。根据国际上的普遍认识，中国落后美国15—20年左右。再参考1995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占GDP为：美国71.5%，那么，如果把第三产业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则可解决劳动就业人数5400万，与前文分析推断的5300万人很接近。初步推断，中国的目标将
是考虑用五年的时间缩短与美国差距的十五年，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内需。由此可见，中国在未来几年将会以扩大内需为主，而第三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大有作为，能为解决劳动就业提供和创造很多机会，关键是看国家如何引导和发挥第三产业的作用，从而转化为提升GDP总量，提高国民收入。
尽管劳动力过剩，但中国目前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国人口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7%，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人口“过剩”）长期并存。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不是当产业工人。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太低，目前只占总劳动力的33%（而韩国却占总劳动力的68%），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并且低工资成本使得企业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自主创新落后，对大学生需求不足。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的因素，如果把公务员规模的适度化进程纳
入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完善阶段，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更好地发挥公务员队伍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与人群，更好地提升GDP的增长，保证国有资产的优质性和合理化，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
我国公务员队伍的体制改革，牵涉到队伍的精简和扩大。个人认为，精简的出发点应建立在提升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基础上。责任倒逼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效率，而政治任命的领导年薪机制更可以进一步激励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绩效考核机制更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上进心，更能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如果在精简的过程中，缺少一个可调节的奖罚机制，脱离了有奖有罚的规则，那么公务员队伍的精简将变得不完整，可操作性将变得不灵活，效率的提升与成本的降低也无从谈起。
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扩大在现今国情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第三产业地位的提升以及国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对第三产业的监管也必将摆在建设的首要地位，引导第三产业向更健康、更稳定和更快速的层面推进。公务员的体制改革应加大与企业的联动和互动，实现公务员参与源头、产销和服务建设的每一个层面，真正达到监管得力，每一步骤有保障，切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群，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乡镇公务员的选拔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对社会人士公开选拔。但这样的选拔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如何保证选拔的人是真正的抱着服务于人群的目的，同时具有过硬的政治素养和良好的心态。个人认为，这样的选拔机制应站在
选突出、选能人、选优秀这样的出发点上，也即从内部公开评选、层层筛选，把真正的可用之才选拔到参与到公务员的公开竞争中去。但是这样的选拔也会造成企业人才的流失，这对于企业的发展与提升同样具有伤害，不利于企业的未来。我国乡镇公务员的选拔正是存在这样的不利因素，未能在国家与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未能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建造一种双赢的局面，这也正是企业不愿意也不乐意培养大学生的客观因素，也是大学生起薪点太低的原因之一。基于这样的考虑，个人觉得，现今乡镇公务员的选拔对于企业具有一种积极性的挫伤，企业在参与国家建设过程中存在享受到不公待遇的现象。要破除这样的不公现象，让公务员队伍的选拔更充分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企业，从而更有利于服务人群，只有把人才（乡镇公务员）留在企业，把优良的人才留在原点才能实现公务员改革的成功（薪酬=国家财政补贴+企业薪点）。这样的公务员（乡镇公务员）体制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实现个人（高素质、高能力、学以致用）与企业和国家双赢的优良体制。当然，这样的体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最好是能经过实践的检验，国家应通过相关的论证考虑与考量适合的载体。
我国政府公务员规模的适度是个渐进的过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种种因素制约着公务员队伍的收缩。如：我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培育市场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需要新的机构和人员；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更多的新事务，需要增加新的公务员；政府公务员制度存有传统体制的弊端，使得政府机构增加、公务员规模扩张具有惯性；等等。
因此，我国实现公务员规模的适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1年6月27日
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论中国公务员队伍的精简和扩大（适度规模）
公务员，顾名思义就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执行公务，为祖国办实事的享受财政供养人员的总称。公务员的范围应该覆盖各行各业，中国公务员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中国公务员有两种统计口径。狭义的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为５００万人；宽义的公务员是指，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１０５３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数量为４０００多万人，比以狭义和宽义两种方法统计的公务员人数要多得多，大约分别多３５００万人和３０００万人。
由于各国对公务员定义不同，公务员涵盖的范围也不同，因而，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对公务员人数进行比较，具有本原性，但缺乏可比性。而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考虑财政支出的、民众真实负担的、最具实际价值的“官民比例”。国际上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如下，美国１∶１２；法国１∶１２；日本１∶２３；英国１∶２４；中国１∶２６。
从相关资料得出，财政供养人员与ＧＤＰ之比为：美国２.３１人／百万美元ＧＤＰ；中国３９人／百万美元ＧＤＰ；法国３.４６
人／百万美元ＧＤＰ；日本１.３８人／百万美元ＧＤＰ；英国１.５８人／百万美元ＧＤＰ。根据中国统计局2011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结合以上数据分析，中国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为1.02564102万亿美元，折合为人民币大概为7.74万亿元（汇率按6.58计算），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9%，也即4000万公务员创造的GDP为19个百份点。如果按全国13亿人口计算，假设全部为公务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后文会提到原因），那么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将是目前的6.17倍。结合中国“官民比例”为1:26，如果以日本“官民比例”1:23为标准（应按适当比例定，后文会提到原因），从上面分析得出，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应该固定在5200万人，那么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为目前的1.3倍；如果以美国“官民比例”1:12为标准，那么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应该固定在1.04亿人，那么公务员队伍创造的GDP为目前的2.6倍（以上结论为理想化指标）。个人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也没可能照套外国的经验，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立足本国国情，把中国公务员队伍控制在适度范围。最大限度发挥公务员队伍的引导、监督、质量把关和办实事等的作用，充当国家建设的领路人和把关人。
可以说，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将是保证国家和社会建设顺利、稳定实施的有力保障，是促进国家兴盛，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的中坚力量。纵观国内的公务员队伍建设，个人觉得已陷入了盲目扩张的阶段，严重脱离了基层，脱离了公务员由人民群众中选出的初衷，只是单纯的
把高知识水平、高素质人群集中起来的现象（给人的错觉就是，国家把高知识水平、高素质人群集中圈养，但又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如何实现纳进来，再走出去，实现循环打造，持续改进，提高整体素质，这将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个人认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另一个方向，将是着眼公务员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开阔的视野、大局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挖掘和发挥个人的业务专长，即综合素质高+专长突出。
每个国家的政府公务员数量总要有个适度的规模，这一规模既能够保证政府有效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要，同时亦能够避免规模膨胀而导致的行政成本过度提高。
简言之，政府公务员的适度规模，就是一个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的规模。
“十二五”规划，温家宝总理提出五年平均新增就业人口900万人，五年共4500万。而进入新世纪，我国平均每年新增人口超过800万，同期劳动人口每年新增加1200万。也就是说，如果这两年不超额完成计划，而是仅仅实现900万的就业指标，那么这两年就会多增加470万的城镇失业人口。如果就业人口不能大幅超过现有计划，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必将影响社会稳定。通过分析，“十二五”期间，5300万的城镇就业计划根本无法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由于“三农”政策的及时性和普惠性，将能吸引一部分农村人口留守农村，投身农业生产。但限于土地资源的紧张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途径引导农村产业增产、增收，切实提高农民收入，那么将会有大概85%
的农村人口陆续进城务工，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城镇就业人口的底线，增加着各方面的风险。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进城来看，农村人口往城镇迁移也是一大趋势，这是伴随着发展的战略性压力，也是利益与风险并存的进程。2010年以后，我国将面临着人口的加速老化，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压力。人口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对未来劳动市场的影响至少要到15年后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说，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所产生的双重压力，将成为最近几年中国就业市场的突出特点，需要决策层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而不要让过去数据的惯性，影响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决策。
伴随着人口加速老化和就业压力持续上涨的情况，将牵动着社会各方的神经，会冲击着国家现有的政策，如不能很好地协调与引导，社会稳定将会面临着风险。个人认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是疏导压力及加快国家建设进程的有效和必要途径。如果不考虑第三产业单位增加值吸纳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则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解决劳动就业人数200万人左右。根据分析，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占GDP70%（近几年，这个数据是比较稳定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升至43%，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27%。同期，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占GDP75.3%,日本为68.1%，韩国为55.1%，法国为72.4%。根据国际上的普遍认识，中国落后美国15—20年左右。再参考1995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占GDP为：美国71.5%，那么，如果把第三产业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则可解决劳动就业人数5400万，与前文分析推断的5300万人很接近。初步推断，中国的目标将
是考虑用五年的时间缩短与美国差距的十五年，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内需。由此可见，中国在未来几年将会以扩大内需为主，而第三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大有作为，能为解决劳动就业提供和创造很多机会，关键是看国家如何引导和发挥第三产业的作用，从而转化为提升GDP总量，提高国民收入。
尽管劳动力过剩，但中国目前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国人口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7%，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人口“过剩”）长期并存。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不是当产业工人。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太低，目前只占总劳动力的33%（而韩国却占总劳动力的68%），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并且低工资成本使得企业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自主创新落后，对大学生需求不足。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的因素，如果把公务员规模的适度化进程纳
入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完善阶段，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更好地发挥公务员队伍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与人群，更好地提升GDP的增长，保证国有资产的优质性和合理化，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
我国公务员队伍的体制改革，牵涉到队伍的精简和扩大。个人认为，精简的出发点应建立在提升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基础上。责任倒逼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效率，而政治任命的领导年薪机制更可以进一步激励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绩效考核机制更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上进心，更能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如果在精简的过程中，缺少一个可调节的奖罚机制，脱离了有奖有罚的规则，那么公务员队伍的精简将变得不完整，可操作性将变得不灵活，效率的提升与成本的降低也无从谈起。
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扩大在现今国情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第三产业地位的提升以及国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对第三产业的监管也必将摆在建设的首要地位，引导第三产业向更健康、更稳定和更快速的层面推进。公务员的体制改革应加大与企业的联动和互动，实现公务员参与源头、产销和服务建设的每一个层面，真正达到监管得力，每一步骤有保障，切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群，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乡镇公务员的选拔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对社会人士公开选拔。但这样的选拔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如何保证选拔的人是真正的抱着服务于人群的目的，同时具有过硬的政治素养和良好的心态。个人认为，这样的选拔机制应站在
选突出、选能人、选优秀这样的出发点上，也即从内部公开评选、层层筛选，把真正的可用之才选拔到参与到公务员的公开竞争中去。但是这样的选拔也会造成企业人才的流失，这对于企业的发展与提升同样具有伤害，不利于企业的未来。我国乡镇公务员的选拔正是存在这样的不利因素，未能在国家与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未能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建造一种双赢的局面，这也正是企业不愿意也不乐意培养大学生的客观因素，也是大学生起薪点太低的原因之一。基于这样的考虑，个人觉得，现今乡镇公务员的选拔对于企业具有一种积极性的挫伤，企业在参与国家建设过程中存在享受到不公待遇的现象。要破除这样的不公现象，让公务员队伍的选拔更充分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企业，从而更有利于服务人群，只有把人才（乡镇公务员）留在企业，把优良的人才留在原点才能实现公务员改革的成功（薪酬=国家财政补贴+企业薪点）。这样的公务员（乡镇公务员）体制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实现个人（高素质、高能力、学以致用）与企业和国家双赢的优良体制。当然，这样的体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最好是能经过实践的检验，国家应通过相关的论证考虑与考量适合的载体。
我国政府公务员规模的适度是个渐进的过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种种因素制约着公务员队伍的收缩。如：我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培育市场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需要新的机构和人员；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更多的新事务，需要增加新的公务员；政府公务员制度存有传统体制的弊端，使得政府机构增加、公务员规模扩张具有惯性；等等。
因此，我国实现公务员规模的适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