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鉴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坚冰虽然开始融化,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却并不平坦。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和发表上海联合公报,至1978年12月16日两国建交,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其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于1976年逝世,美国总统也换了两任。 为什么中美建交拖了这么长的时间?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在台湾的利益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不仅如此,美国的两任总统尼克松和福特,都试图通过与苏联搞缓和,来谋取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的策略,是把中国作为对苏谈判的筹码,同时迫使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推行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毛泽东生前制定的对美政策,是把“一条线”作为大局,与美国开展交往,但同时坚守台湾问题的底线,不急于与美建交。如果建交,则必须按照“日本方式”来处理,即美国同台湾实现 “废约”、“撤军”和“断交”,只保留民间往来。至于中国以什么方式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美国不得干预。 1976年,随着毛泽东、周恩来谢世,中国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在美国,福特政府也寿终正寝,正在静候新任总统的到来。新的一年,中美关系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向前推进?双方新领导人是继续前任领导的政策,抑或另有打算?苏美争霸的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会出现何种变数?对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拭目以待。 小平三度复出再掌外交 卡特初战失利另择良将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出身于一个农场主家庭,缺少外交和国际关系经验。因此,他上台伊始,延续了前任的做法,注重缓和美苏关系,将中美关系搁置一边,以“民主”、“人权”为由,强调决不“牺牲和放弃台湾”。执政半年后,卡特总统因对苏关系不断受挫而开始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于是,他决定打破僵局,加快中美谈判进程,争取在他任内实现两国建交。他为此组建了强有力的对华工作班子,主要人物有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等。但这些人的对华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万斯主张等距离地发展美苏和美中关系,反对美中会谈而损害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助于世界和平。伍德科克持与布热津斯基持相近的观点。卡特最初让万斯主持中美谈判,碰壁后又换了布热津斯基。 1977年8月22日,万斯率先来华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会谈。万斯表达了加快两国关系的愿望,但没有带来新的东西,甚至还有倒退。他向黄华表示,美国将坚持上海公报的立场,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有条件地接受三原则,同台湾实现“废约”、“撤军”、“断交”。万斯开出的条件是:中国最好承诺放弃武力攻击台湾,至少不反驳美国期待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黄华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无理的条件。 1973年底,“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被毛泽东主席重新启用。当时,中美交往的大门刚刚开启,毛泽东急需人才贯彻“一条线”战略,因此决定恢复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让他负责外交事务,介入与基辛格的会谈。邓小平一度成为毛泽东发展中美关系进程中的主将。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历史常常会有巧合。当卡特总统开始重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再次面临新的契机时,1977年7月,邓小平三度复出了。8月24日下午,邓小平复出刚刚一个多月,便会见了万斯国务卿,并向客人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首先就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批评美国的妥协政策,接着谈到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三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解决。老实说,按日本方式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让步。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第一,是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 万斯访华以失败告终。它说明卡特总统想沿用前任总统的办法来实现中美建交的尝试是行不通的。但万斯此行并非一无所获。邓小平的上述谈话,不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对卡特总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伍德科克曾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主席,在劳资关系上练就擅长谈判的本事。他于1977年7月来华就任后,多次向中方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但美国国内还有困难,有些人不愿意在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这一步,而他本人则不赞同这些人的观点。伍德科克参与了万斯与中国的谈判,得出了与万斯不同的结论。他根据在北京的观察认为,北京武装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很小,但要北京做出一种公开的承诺也较为困难。因为美国一方面表示要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一个省保证不使用武力,这当然要遭到北京“干涉主权”的指控。 在返美述职时,他建议美国政府接受中国的三原则,撤销美国在台设立半官方机构的立场,不再要求中国承认放弃武力,但应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以保证美国在台的安全利益。他还表示,如果没有新的立场,他将不愿回北京见他的中国对手。伍德科克的立场受到布热津斯基的支持,两人为卡特总统提供了万斯失败之后的另一种选择。 1977年11月,苏联联合古巴,一方出钱出军备,另一方出军事人员,大举入侵非洲,试图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至1978年上半年,苏古的入侵行动达到了高潮。同年4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苏联趁机派出军事顾问。此外,苏联还打出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牌。几乎所有的变化都不利于美国,这就迫使卡特总统不得不从国务卿万斯所主张的“等距离外交”,转向国家安全助理的“联中抗苏”,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从1978年春天起,在卡特总统的安排下,布热津斯基逐渐取代万斯而成为美中会谈的主将,而万斯则被派去专守美苏第二轮裁减战略武器会谈。 六轮斗法谈罢三大原则 用武军售双方又起争议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奉命来华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与万斯不同,布热津斯基强调中美战略关系,以回应中国的“一条线”战略。但他表示不同意中方关于美国在对苏问题上表现软弱的指责。第二天,当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时,布热津斯基才谈到实质问题。他向邓小平表示,卡特总统现在愿意接受三个条件,但希望在美方做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遭到中国的明显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会容易解决。他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仍然遵循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他强调:“在断交之后,我们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将继续。”关于三个原则,他郑重地说:“我奉命向你确认,美国将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他强调,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愿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在贸易问题上,对待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没有正常化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产生了成效。双方约定从7月起在北京开始秘密谈判,代表分别是黄华和伍德科克。同时在华盛顿双方保持接触,不断会晤,就战略问题和双边关系的技术细节交换意见。 布热津斯基来华之前,与卡特总统确定了接受三条原则的底线,即中国必须答应美国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我们将公开声明我们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对方不要加以批驳。二是我们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为实现这一目标,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后,白宫又为伍德科克设计了谈判议程和谈判策略。总的精神是先易后难,以便在进入下一个问题时,就已知道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反应,确保达到最后底线条件时中方能够接受。卡特总统要始终介入谈判过程的各个环节,为此组织了白宫核心小组与伍德科克进行联络,并随时传达总统指令。这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一厢情愿的谈判方式。 北京谈判从7月5日开始,先后举行了六次。在首次会谈时,伍德科克按照白宫的指示提出了四项议程: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关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台的贸易关系;建交公报的起草和发表方式。他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只谈一个问题,达成协议后再进入下一个问题。黄华只重申了中国同意建交的原则立场。 在第二次会谈时,中国代表黄华表示,美方应先就三原则做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美方既然接受了中方的三个条件,就应将实施三条的具体打算和对正常化联合公报的具体意见一并提出来。但是伍德科克仍然坚持在双方分歧不大或有分歧也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上打转。 双方的谈判思路正好相反。美方是从具体的细节问题入手,把体现真实意图的原则化解为各个具体的细节,认为细节谈好了,原则也就有了。中国则认为应先谈原则问题,原则确定后再谈具体安排。实践证明,正是美国人的设计拖延了谈判进程,使中方无法得知美国是否有诚意接受建交三原则,是否愿意根据三个原则来安排双边关系中的具体事务。其实,在伍德科克主张的四项议程中,只有建交公报才是实质性的,使双方可以获知对方的意图。但是,这项议程被美国人排在了最后。 一方极力用具体问题掩饰其真实意图,另一方极力寻求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各说各的谈判拖了两个多月,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后还是美国人沉不住气了,感到这么拖下去有可能使正常化化为泡影,使白宫在国内和国际陷入被动。9月19日,卡特总统亲自会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亮出了美国的底牌。他表示:美国基本上接受中国的三个条件,但前提是中国也要接受美国的三个条件:1、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台湾商务和文化的联系;2、美国相信台湾问题将和平解决;3、关系正常化后,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显然,“用武”和“军售”将成为建交三原则通过之后的两大焦点。要求中国放弃用武,对台湾做出和平承诺,一直是美国国会坚持的主张。卡特充分研究了中方立场,认识到中国绝不允许用建交协议束缚自己的手脚,因而从原来要求中国做出和平承诺退而求其次,只期待中国不反对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但在公开场合,他仍须强调中国应给予和平承诺。这一方面是为了麻痹美国国会的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也为坚持军售提供一个口实。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一致立场是,只有当中国承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时,美国才能考虑停止军售。 “用武”和“军售”是相互制约的两个问题。中国坚持用武权,反对军售。美国反对用武,坚持军售。对这两点,中方实际上更看重对台用武权。原因有两点,一是用武权直接关系主权问题。军售也很重要,但其性质和份量不如前者。二是用武权有利于中国保持一种战略主动,包括运用文武两手解决台湾问题的选择,以及不断增强中国国力和军力,反对外来干涉,实现祖国统一。总之,有了用武权,即便中国暂时没有能力阻止军售,但并不等于永远没有这种能力。 谈判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要求我方代表对用武权志在必得。7月9日,他对美国议员访华团说:“有人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何时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人干预。中国如承担了这一义务,实际上便切断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包括和平解决的途径。我们不能承担任何义务,但努力创造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10月25日,他对日本首相福田纠夫说:“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11月14日,他在缅甸访问时指出:美国当局一定要我们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能保证。这个问题还留着。我们甚至把底都交给他们了,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11月28日,他对美国客人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甚至在第六次会谈结果出来后,他仍然不忘嘱咐:“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全是中国内政。” 在中国的坚持下,美方最后不得不承认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内政,等于默认中国有权使用武力。11月2日,双方进行第五次会谈。伍德科克拿出了美方起草的公报草案和政府声明。其中说,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当日,邓小平就看到了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报告。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要争取早日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27日他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并对几个具体问题做了指示。 12月4日,双方举行第六轮会谈。中方代表黄华因病换成了副外长韩念龙。韩提出了中国的方案,作为对美方公报草案的答复。他指出,美方提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中国人民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谈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我亦发表声明。伍德科克表示:一、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台条约,关闭驻台使馆,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继续以不危及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至此,中美会谈接近尾声,双方在几乎所有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即军售问题。
这时,美国人被告知,邓小平将参加谈判,亲自会见伍德科克,时间定在12月13日。 四会伍德小平一槌定音 搁置争议中美先行建交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期间,邓小平决定亲自出面实现中美建交。 促使邓小平下这个决心的因素,除谈判本身已水到渠成地进入最后冲刺外,还因为苏联在印度支那的扩张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比苏联带给美国的战略损害更为严重。苏联对中国口头上讲缓和,讲关系正常化,但在行动上却步步紧逼,与中国为敌。1978年年初,苏联公开支持越南搞“印支联邦”的计划,鼓励越南反对中国,支持越南“解放”柬埔寨。6月,苏联接纳越南为经互会正式成员,8月,苏联派海军进驻越南已租借给它的金兰湾。11月,苏、越针对中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不断驱赶华侨,在中越边境制造冲突和流血事件。1978年夏天,越南的反华活动达到高潮,并开始酝酿全面入侵柬埔寨,战争迫在眉睫。中国政府连续发表了抗议越南驱赶华侨、侵犯我主权的照会和声明,同时开始部署部队,考虑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教训苏联的盟友越南。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中国必须尽快与美建交,以便在战争到来时争取国际力量和美国的支持,防止苏联的军事干涉。 1978年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举行了首次会谈。伍向邓提交了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和美国政府的声明。他表示,公报发表后美国将不直接废除美台条约,而是根据条约本身的规定由一方提出“中止”要求,使条约在一年后自动失效。又说,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也发表声明,不反驳美方的观点,而是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无论公报草案还是美国政府声明,都没有再提军售问题。由于中国始终反对军售,伍德科克基于现实考虑,从原来要求中方承认美国有权对台军售这一目标退而求其次,只期待这一争议不影响双方签署公报。他采取了闭口策略。 邓小平对伍德科克表示,基本同意新的公报草案。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联合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这是针对苏联的,曾写入上海公报。二是美方在声明中不要讲“一年后技术上”终止美台条约。作为交换,美国不应对外强调该条约还有一年的有效期。三是美国政府在这一年期内不应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已出售的武器除外。三项要求是作为中国同意正常化的条件提出来的。邓小平充分考虑到了对方接受的可能性。他的目的很明确:为即将实施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争取最有利的国际条件。如果正常化后美国即刻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势必要做出强烈反应,这将对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邓小平也谈到了条约终止后的军售问题。他深知伍德科克搁置军售争议的闭口策略,但不想回避这个问题。他只重申了中方反对军售的一贯立场,没有把这一立场与正常化问题挂钩。他希望伍德科克理解军售问题何等重要,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并告诫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蒋经国就会把尾巴翘得高高的,这只会增加冲突的危险性。 14日上午,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提出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时和华盛顿时间15日下午9时双方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并邀请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邓表示同意。当晚9时,伍德科克奉命又一次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邓小平13日的要求:一、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二、同意美方声明中不提美台条约“一年后终止”一事。 15日,伍德科克居然要求第四次会见邓小平。原来,在地球另一端的布热津斯基在审阅北京达成的最后文件时突然发现,公报及政府声明等相关文件没有涉及美国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对台军售一事,而邓小平又要求美方在美台条约一年有效期内停止对台军售。在北京,搁置争议先行建交是心照不宣的,邓、伍之间有默契。布热津斯基无法理解其中的玄妙,以为中国方面存在误解:美方在美台条约一年有效期之后也将放弃军售,而这将使建交功亏一篑,用他本人的话说,“切莫为了一些形式问题贻误大事”。实际上,布热津斯基混淆了邓小平把作为协议条件提出美台条约的一年有效期内停止军售,与表明中国立场但不作为协议条件提出的要求美国最终放弃军售之间的区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幸的是,到了最后一分钟,出售武器的事情出了问题。中国人一直以为我们将立即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我们则说明,我们在通知台湾终止条约的一年时期内暂停出售,但此后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指示伍德科克求见邓小平澄清这一问题。然而,在北京的伍德科克完全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他知道,美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提出军售或进行军售,中国人都会明确地加以反对,但不会构成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他回复白宫说,中国人已彻底了解了这一立场,“如果总统发表对台军售的声明,中国人有可能被迫进行反驳”。 在白宫的坚持下,伍德科克只能再找邓小平把话挑明。他询问邓小平,请他明确答复,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时表示1979年后仍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这个提问十分巧妙,你不能直接回答“能”还是“不能”。如回答“能”,意味着中国同意美国的立场。如回答“不能”,则意味着中国确实有误解,布热津斯基的判断不错,需要进一步谈判。 邓小平的回答同样巧妙。邓小平回答说: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则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这既表明了中方始终反对军售的立场,又明确告诉对方,不要让这一分歧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 尤其是,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了美方坚持军售必然引起的后果。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 第二天,公报发表前几个小时,北京收到了美方表示同意的回复。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公开讨论对台军售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政府在“被提问时”将发表一个声明:正常化之后对台军售仍将继续,中国不赞成这一行为,但是双方仍然同意关系正常化。他请柴泽民把美方这一立场迅速通知邓小平,以免刚宣布完关系正常化,美中之间就爆发公开的争论。 邓小平最后一槌定音。这一天,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了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声明,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共同防御条约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军事人员;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 中国方面,联合公报和政府声明是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他随后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 1979年4月,美国政府不顾国际法原则和中国的反对,颁布了旨在干涉中国内政、为对台军售提供法律依据的《与台湾关系法》。30多年来,中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和《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发生外交冲突,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也几度张狂。但是,不管怎么说,中美建交进一步夯实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法基础。1989年中国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迅速地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从而为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责编 肖黎)
引子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鉴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坚冰虽然开始融化,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却并不平坦。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和发表上海联合公报,至1978年12月16日两国建交,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其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于1976年逝世,美国总统也换了两任。 为什么中美建交拖了这么长的时间?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在台湾的利益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不仅如此,美国的两任总统尼克松和福特,都试图通过与苏联搞缓和,来谋取美国的最大利益。他们的策略,是把中国作为对苏谈判的筹码,同时迫使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推行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 毛泽东生前制定的对美政策,是把“一条线”作为大局,与美国开展交往,但同时坚守台湾问题的底线,不急于与美建交。如果建交,则必须按照“日本方式”来处理,即美国同台湾实现 “废约”、“撤军”和“断交”,只保留民间往来。至于中国以什么方式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美国不得干预。 1976年,随着毛泽东、周恩来谢世,中国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在美国,福特政府也寿终正寝,正在静候新任总统的到来。新的一年,中美关系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向前推进?双方新领导人是继续前任领导的政策,抑或另有打算?苏美争霸的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会出现何种变数?对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拭目以待。 小平三度复出再掌外交 卡特初战失利另择良将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出身于一个农场主家庭,缺少外交和国际关系经验。因此,他上台伊始,延续了前任的做法,注重缓和美苏关系,将中美关系搁置一边,以“民主”、“人权”为由,强调决不“牺牲和放弃台湾”。执政半年后,卡特总统因对苏关系不断受挫而开始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于是,他决定打破僵局,加快中美谈判进程,争取在他任内实现两国建交。他为此组建了强有力的对华工作班子,主要人物有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等。但这些人的对华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万斯主张等距离地发展美苏和美中关系,反对美中会谈而损害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助于世界和平。伍德科克持与布热津斯基持相近的观点。卡特最初让万斯主持中美谈判,碰壁后又换了布热津斯基。 1977年8月22日,万斯率先来华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会谈。万斯表达了加快两国关系的愿望,但没有带来新的东西,甚至还有倒退。他向黄华表示,美国将坚持上海公报的立场,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有条件地接受三原则,同台湾实现“废约”、“撤军”、“断交”。万斯开出的条件是:中国最好承诺放弃武力攻击台湾,至少不反驳美国期待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黄华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无理的条件。 1973年底,“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被毛泽东主席重新启用。当时,中美交往的大门刚刚开启,毛泽东急需人才贯彻“一条线”战略,因此决定恢复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让他负责外交事务,介入与基辛格的会谈。邓小平一度成为毛泽东发展中美关系进程中的主将。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历史常常会有巧合。当卡特总统开始重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再次面临新的契机时,1977年7月,邓小平三度复出了。8月24日下午,邓小平复出刚刚一个多月,便会见了万斯国务卿,并向客人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首先就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批评美国的妥协政策,接着谈到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三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解决。老实说,按日本方式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让步。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第一,是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 万斯访华以失败告终。它说明卡特总统想沿用前任总统的办法来实现中美建交的尝试是行不通的。但万斯此行并非一无所获。邓小平的上述谈话,不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对卡特总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伍德科克曾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主席,在劳资关系上练就擅长谈判的本事。他于1977年7月来华就任后,多次向中方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但美国国内还有困难,有些人不愿意在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这一步,而他本人则不赞同这些人的观点。伍德科克参与了万斯与中国的谈判,得出了与万斯不同的结论。他根据在北京的观察认为,北京武装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很小,但要北京做出一种公开的承诺也较为困难。因为美国一方面表示要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一个省保证不使用武力,这当然要遭到北京“干涉主权”的指控。 在返美述职时,他建议美国政府接受中国的三原则,撤销美国在台设立半官方机构的立场,不再要求中国承认放弃武力,但应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以保证美国在台的安全利益。他还表示,如果没有新的立场,他将不愿回北京见他的中国对手。伍德科克的立场受到布热津斯基的支持,两人为卡特总统提供了万斯失败之后的另一种选择。 1977年11月,苏联联合古巴,一方出钱出军备,另一方出军事人员,大举入侵非洲,试图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至1978年上半年,苏古的入侵行动达到了高潮。同年4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苏联趁机派出军事顾问。此外,苏联还打出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牌。几乎所有的变化都不利于美国,这就迫使卡特总统不得不从国务卿万斯所主张的“等距离外交”,转向国家安全助理的“联中抗苏”,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从1978年春天起,在卡特总统的安排下,布热津斯基逐渐取代万斯而成为美中会谈的主将,而万斯则被派去专守美苏第二轮裁减战略武器会谈。 六轮斗法谈罢三大原则 用武军售双方又起争议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奉命来华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与万斯不同,布热津斯基强调中美战略关系,以回应中国的“一条线”战略。但他表示不同意中方关于美国在对苏问题上表现软弱的指责。第二天,当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时,布热津斯基才谈到实质问题。他向邓小平表示,卡特总统现在愿意接受三个条件,但希望在美方做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遭到中国的明显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会容易解决。他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仍然遵循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他强调:“在断交之后,我们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将继续。”关于三个原则,他郑重地说:“我奉命向你确认,美国将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他强调,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愿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在贸易问题上,对待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没有正常化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产生了成效。双方约定从7月起在北京开始秘密谈判,代表分别是黄华和伍德科克。同时在华盛顿双方保持接触,不断会晤,就战略问题和双边关系的技术细节交换意见。 布热津斯基来华之前,与卡特总统确定了接受三条原则的底线,即中国必须答应美国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我们将公开声明我们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对方不要加以批驳。二是我们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为实现这一目标,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后,白宫又为伍德科克设计了谈判议程和谈判策略。总的精神是先易后难,以便在进入下一个问题时,就已知道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反应,确保达到最后底线条件时中方能够接受。卡特总统要始终介入谈判过程的各个环节,为此组织了白宫核心小组与伍德科克进行联络,并随时传达总统指令。这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一厢情愿的谈判方式。 北京谈判从7月5日开始,先后举行了六次。在首次会谈时,伍德科克按照白宫的指示提出了四项议程: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关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台的贸易关系;建交公报的起草和发表方式。他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只谈一个问题,达成协议后再进入下一个问题。黄华只重申了中国同意建交的原则立场。 在第二次会谈时,中国代表黄华表示,美方应先就三原则做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美方既然接受了中方的三个条件,就应将实施三条的具体打算和对正常化联合公报的具体意见一并提出来。但是伍德科克仍然坚持在双方分歧不大或有分歧也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上打转。 双方的谈判思路正好相反。美方是从具体的细节问题入手,把体现真实意图的原则化解为各个具体的细节,认为细节谈好了,原则也就有了。中国则认为应先谈原则问题,原则确定后再谈具体安排。实践证明,正是美国人的设计拖延了谈判进程,使中方无法得知美国是否有诚意接受建交三原则,是否愿意根据三个原则来安排双边关系中的具体事务。其实,在伍德科克主张的四项议程中,只有建交公报才是实质性的,使双方可以获知对方的意图。但是,这项议程被美国人排在了最后。 一方极力用具体问题掩饰其真实意图,另一方极力寻求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各说各的谈判拖了两个多月,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后还是美国人沉不住气了,感到这么拖下去有可能使正常化化为泡影,使白宫在国内和国际陷入被动。9月19日,卡特总统亲自会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亮出了美国的底牌。他表示:美国基本上接受中国的三个条件,但前提是中国也要接受美国的三个条件:1、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台湾商务和文化的联系;2、美国相信台湾问题将和平解决;3、关系正常化后,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显然,“用武”和“军售”将成为建交三原则通过之后的两大焦点。要求中国放弃用武,对台湾做出和平承诺,一直是美国国会坚持的主张。卡特充分研究了中方立场,认识到中国绝不允许用建交协议束缚自己的手脚,因而从原来要求中国做出和平承诺退而求其次,只期待中国不反对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但在公开场合,他仍须强调中国应给予和平承诺。这一方面是为了麻痹美国国会的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也为坚持军售提供一个口实。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一致立场是,只有当中国承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时,美国才能考虑停止军售。 “用武”和“军售”是相互制约的两个问题。中国坚持用武权,反对军售。美国反对用武,坚持军售。对这两点,中方实际上更看重对台用武权。原因有两点,一是用武权直接关系主权问题。军售也很重要,但其性质和份量不如前者。二是用武权有利于中国保持一种战略主动,包括运用文武两手解决台湾问题的选择,以及不断增强中国国力和军力,反对外来干涉,实现祖国统一。总之,有了用武权,即便中国暂时没有能力阻止军售,但并不等于永远没有这种能力。 谈判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要求我方代表对用武权志在必得。7月9日,他对美国议员访华团说:“有人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何时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人干预。中国如承担了这一义务,实际上便切断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包括和平解决的途径。我们不能承担任何义务,但努力创造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10月25日,他对日本首相福田纠夫说:“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11月14日,他在缅甸访问时指出:美国当局一定要我们保证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能保证。这个问题还留着。我们甚至把底都交给他们了,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11月28日,他对美国客人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甚至在第六次会谈结果出来后,他仍然不忘嘱咐:“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全是中国内政。” 在中国的坚持下,美方最后不得不承认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内政,等于默认中国有权使用武力。11月2日,双方进行第五次会谈。伍德科克拿出了美方起草的公报草案和政府声明。其中说,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当日,邓小平就看到了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报告。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要争取早日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27日他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并对几个具体问题做了指示。 12月4日,双方举行第六轮会谈。中方代表黄华因病换成了副外长韩念龙。韩提出了中国的方案,作为对美方公报草案的答复。他指出,美方提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中国人民何时、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谈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我亦发表声明。伍德科克表示:一、公报发表后,美国将终止美台条约,关闭驻台使馆,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继续以不危及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至此,中美会谈接近尾声,双方在几乎所有原则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即军售问题。
这时,美国人被告知,邓小平将参加谈判,亲自会见伍德科克,时间定在12月13日。 四会伍德小平一槌定音 搁置争议中美先行建交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期间,邓小平决定亲自出面实现中美建交。 促使邓小平下这个决心的因素,除谈判本身已水到渠成地进入最后冲刺外,还因为苏联在印度支那的扩张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比苏联带给美国的战略损害更为严重。苏联对中国口头上讲缓和,讲关系正常化,但在行动上却步步紧逼,与中国为敌。1978年年初,苏联公开支持越南搞“印支联邦”的计划,鼓励越南反对中国,支持越南“解放”柬埔寨。6月,苏联接纳越南为经互会正式成员,8月,苏联派海军进驻越南已租借给它的金兰湾。11月,苏、越针对中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条约》。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不断驱赶华侨,在中越边境制造冲突和流血事件。1978年夏天,越南的反华活动达到高潮,并开始酝酿全面入侵柬埔寨,战争迫在眉睫。中国政府连续发表了抗议越南驱赶华侨、侵犯我主权的照会和声明,同时开始部署部队,考虑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教训苏联的盟友越南。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中国必须尽快与美建交,以便在战争到来时争取国际力量和美国的支持,防止苏联的军事干涉。 1978年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举行了首次会谈。伍向邓提交了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和美国政府的声明。他表示,公报发表后美国将不直接废除美台条约,而是根据条约本身的规定由一方提出“中止”要求,使条约在一年后自动失效。又说,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也发表声明,不反驳美方的观点,而是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无论公报草案还是美国政府声明,都没有再提军售问题。由于中国始终反对军售,伍德科克基于现实考虑,从原来要求中方承认美国有权对台军售这一目标退而求其次,只期待这一争议不影响双方签署公报。他采取了闭口策略。 邓小平对伍德科克表示,基本同意新的公报草案。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联合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这是针对苏联的,曾写入上海公报。二是美方在声明中不要讲“一年后技术上”终止美台条约。作为交换,美国不应对外强调该条约还有一年的有效期。三是美国政府在这一年期内不应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已出售的武器除外。三项要求是作为中国同意正常化的条件提出来的。邓小平充分考虑到了对方接受的可能性。他的目的很明确:为即将实施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争取最有利的国际条件。如果正常化后美国即刻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势必要做出强烈反应,这将对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邓小平也谈到了条约终止后的军售问题。他深知伍德科克搁置军售争议的闭口策略,但不想回避这个问题。他只重申了中方反对军售的一贯立场,没有把这一立场与正常化问题挂钩。他希望伍德科克理解军售问题何等重要,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并告诫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蒋经国就会把尾巴翘得高高的,这只会增加冲突的危险性。 14日上午,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提出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时和华盛顿时间15日下午9时双方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并邀请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邓表示同意。当晚9时,伍德科克奉命又一次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邓小平13日的要求:一、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二、同意美方声明中不提美台条约“一年后终止”一事。 15日,伍德科克居然要求第四次会见邓小平。原来,在地球另一端的布热津斯基在审阅北京达成的最后文件时突然发现,公报及政府声明等相关文件没有涉及美国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对台军售一事,而邓小平又要求美方在美台条约一年有效期内停止对台军售。在北京,搁置争议先行建交是心照不宣的,邓、伍之间有默契。布热津斯基无法理解其中的玄妙,以为中国方面存在误解:美方在美台条约一年有效期之后也将放弃军售,而这将使建交功亏一篑,用他本人的话说,“切莫为了一些形式问题贻误大事”。实际上,布热津斯基混淆了邓小平把作为协议条件提出美台条约的一年有效期内停止军售,与表明中国立场但不作为协议条件提出的要求美国最终放弃军售之间的区别。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幸的是,到了最后一分钟,出售武器的事情出了问题。中国人一直以为我们将立即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我们则说明,我们在通知台湾终止条约的一年时期内暂停出售,但此后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指示伍德科克求见邓小平澄清这一问题。然而,在北京的伍德科克完全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他知道,美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提出军售或进行军售,中国人都会明确地加以反对,但不会构成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他回复白宫说,中国人已彻底了解了这一立场,“如果总统发表对台军售的声明,中国人有可能被迫进行反驳”。 在白宫的坚持下,伍德科克只能再找邓小平把话挑明。他询问邓小平,请他明确答复,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时表示1979年后仍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这个提问十分巧妙,你不能直接回答“能”还是“不能”。如回答“能”,意味着中国同意美国的立场。如回答“不能”,则意味着中国确实有误解,布热津斯基的判断不错,需要进一步谈判。 邓小平的回答同样巧妙。邓小平回答说: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则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这既表明了中方始终反对军售的立场,又明确告诉对方,不要让这一分歧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 尤其是,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了美方坚持军售必然引起的后果。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 第二天,公报发表前几个小时,北京收到了美方表示同意的回复。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公开讨论对台军售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政府在“被提问时”将发表一个声明:正常化之后对台军售仍将继续,中国不赞成这一行为,但是双方仍然同意关系正常化。他请柴泽民把美方这一立场迅速通知邓小平,以免刚宣布完关系正常化,美中之间就爆发公开的争论。 邓小平最后一槌定音。这一天,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公布了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声明,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共同防御条约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军事人员;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 中国方面,联合公报和政府声明是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他随后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 1979年4月,美国政府不顾国际法原则和中国的反对,颁布了旨在干涉中国内政、为对台军售提供法律依据的《与台湾关系法》。30多年来,中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和《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发生外交冲突,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也几度张狂。但是,不管怎么说,中美建交进一步夯实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法基础。1989年中国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迅速地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从而为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