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河南省许昌市人，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71年参加工作，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社副主编，河南省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等，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佩甫卷》，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黑蜻蜓》，另有电视连续剧、电影剧本等共500余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部分作品曾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出版发行。
十多年前，我曾经留意过李佩甫的《羊的门》。今年春节前后我读完了他的《生命册》之后，又找李佩甫的其他五部长篇读了一遍，它们是《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城的灯》和《等等灵魂》。凭心而论，李佩甫的长篇质量参差不齐，让人时而兴奋时而有些失望。尤其是2007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等等灵魂》，描写了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任秋风的传奇，这是一个因急功近利、过度扩张而从辉煌走向毁灭的故事。但终因小说叙事的急功近利而让人颇感失望。李佩甫是个勤奋而执著的作家，他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书写，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和“模式”可循。除了《等等灵魂》是个例外，李佩甫的长篇结构基本上是一种“两地书”:乡土和城市、昨日与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交替运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造就一种结构上的历史现实。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经营“人场”，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地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富强。小说通过刻划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争斗，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寓了中国社会四十年的风云。由于这个“东方乡村教父”式的人物原型被指是隐喻邓小平，人们就把整部小说作为窥探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 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
《城的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支书女儿刘改香在情感的折磨中站立起来，则以自己的心点亮了“挺进”城市之灯。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另一方面，作家还写出了“侯秘书”、“小佛脸”等谙熟权力场技巧的小人物。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
《生命册》描写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始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生命册》虽然以两个中原大地之子——在剧变时世中彷徨无地、漂泊无系的吴志鹏和在生活湍流中弄潮纵浪、终归殒灭的骆国栋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但它写得最好，最有冲击力的，却是那些在主人公的生活中穿插出现，形成小说主要叙事者吴志鹏的社会背景的那些草根人物：梁五方、虫嫂、吴春才，这是一些各具异秉，遭逢酷烈的草野“畸人”。作家各以专章，完整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命运史和性格发展史。在这些人物的绘状、捏塑上，最能见出作家写实求真的艺术功力。
梁五方，曾是1960年中原大地上的能人，无梁村的“名片”。作为一个敢于创新的土木匠人，他在建造镇政府大礼堂的工程中，大胆捏塑麒麟脊，创造了具有不对称美的“龙麒麟” 屋脊造型，一举成名。那时，他是何等聪明，何等自信。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超行越师，犯了大忌。尔后他又做成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独绝之事：一个人在水塘上盖起了一座房屋，一个人举办了最简朴的婚礼，成家立业。那时，他又是何等坚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独”太“各色”的立世行事，已使他成了无梁村人群中的异类。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那被村人推搡暗殴的“过箩” 场面，真是惊心骇目，写尽一代草根能人陷入中原草野上的“无物之阵”的惨酷、冤抑。虽然有“老姑父”蔡国寅(村支书)暗中伸出的援手，梁五方还是没能避免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的命运。生命淋漓的元气，劳动创造的绝技，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湮灭净尽。天生异秉的生活执着者，被异化成为平反后仍然纠缠不休的偏执狂，几乎成了四处流窜诈骗的社会祸害。直到最后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后，他的灵明的天性才又闪出幽光，照出一条邪僻难言的路：他终成“正果”，成了远近闻名，信众广有的命相师。在这个草根畸人的命运和性格里，记录着多少历史地层深处传出的地震波，遗留着多少时代颠倒翻复留下的折迭痕！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无梁村草野上的一种生命力极其强韧的小花，被无梁村人用作了残腿人老拐娶来的超矮小女人的外号。虫嫂和老拐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国”的家庭，是家徒四壁，举炊无隔夜之粮的超贫困户，从一开始就面临异于常人的生存压力。尽管虫嫂是除了不会编席之外其他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又机灵又活泼，能苦受也会过的女人，但在接连生下两儿一女之后，这种生存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了。为了把大国、二国、国花(这些往大里起的名字里，寄托着她的心愿)养大，让他们长高、上进、成才，虫嫂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和拼搏，以一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展开在无梁村的草野里，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气中。她从在生产队场院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渐渐变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请注意，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村支书蔡国寅睁只眼闭只眼的有意宽纵，村人开始时并未含有太多民愤的取笑捉弄，生存环境的日趋严峻，使虫嫂从一个童话中的开心果，人们日子里的“盐”，终于变成了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的活泼的，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她那“神偷”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技艺之中。不幸的是，这个以偷瓜摸枣顺芝蔴为习性、为生活方式的草根神偷，又是一个身手灵活，健旺皮实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怀好意的男人手中，时间长了，终于被人突破了一个女人的心理防线，破罐子破摔地沦为男人们约“谈话”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村里女人们嫉恨的公敌。烟炕房里女人们对她群体性的发恨宣泄，回到家里恼羞成怒的老拐的家暴摧残，三个渐已长大，觉得失了面子的儿女的咒骂冷漠，使虫嫂的生活从童话彻底变成了噩梦。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默默忍从了乡土生活不成文规则和习俗的野蛮凌虐。她独自继续着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存的挣扎。支撑她坚持下去，并开辟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韧长，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这一幕，让我们看到了她母性的尊严，甚至是威严。被欺辱践踏到这步田地了，虫嫂仍能发出这种护犊的怒吼，还能有生命火花的爆发，这真是最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不能不于此辟易。
虫嫂在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后，她从偷偷给上学的儿女送口粮、送钱开始，在县城里发现了新的谋生之道。她搬到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有时甚至卖血换钱，为得恶疾的老拐送了终，把三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无梁人啧啧称羡的奇迹。进城搞“商品经济”后这一段生活，是虫嫂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到邮电所去给孩子寄钱，是她生命中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让三个儿女接去轮流养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门外，于是她便孤独地又回村了。她到临终也不愿连累儿女，连累村人。在缠扇柄的破布条里，留下了三万元的存单料理后事。虫嫂的一生，让我想起了鲁迅的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那是一个凝炼的冷隽的短章，而李佩甫这里写出的，却是一部深厚有力的生命的变奏曲。
还有一个生命形态更加奇特，诡异的人物吴春才，这是更难以评析但你又不能不面对的人物。春才曾是无梁村最帅气的小伙子，他一米八的个头，秀美壮硕，一脸红润，他聪明而有艺术气质，能在席上编出各种繁复而奇丽的图案。“春才的席”在无梁村是一种质量的象征，春才的人也成了无梁村女人心目中“男人的标尺”。但这样一个草根美男子，却是一个孤僻的闷葫芦。他的编席的灵活手指，才是他“说话”的器官。这样一个才禀独异的年青生命，却突然在一个诡异的日子里，在望月潭的苇荡深处，用蔑刀自宫了。这是为什么？作家描写了无梁村的姑嫂婶娘汁液四溅的“性语言”对他的挑逗、刺激；描写了外号“一呀”却有点“二”的兔子家女人非缠着春才教学编席给他造成的别扭和尴尬；还描写了矜持而内向的蔡苇秀与春才似有似无的接触引起的“案件”疑云等等，试图对“春才下河坡”事件给出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其实，从小说对春才与性的种种幽隐闪烁现象的描写看，我觉得春才的性命悲剧是我们的文学还很少涉及的“性瘾症”病患者的一种病态，对此还应该从病理、生理的角度予以诠解。“性瘾者”是一种对性欲无法控制的心理疾病患者，男女都有，这种病患者并不能从性活动中获得满足，相反会因性的或纵逸或压抑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冲动中，其恶性发作足以导致摧毁一个人的生理系统。种种迹象显示，春才疑似隐性的男“性瘾者”，在不能见容于环境和社会的羞耻感的驱迫下，他不能自控地“下了河坡”以求解脱，结果陷入另一种社会歧视和压力之中。幸好作家对春才这个人物的描写，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描写他成为“废人”之后重新立身于世的生活故事，使他作为社会人的潜质和力源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1972年初春传达有关“九一三”事件时他爆出的那一声“我不相信”，让我们窥见了这个“闷葫芦”内心沸腾、煎熬的底里和率真质直的个性。在村支书支持下，春才承包了豆腐坊。做豆腐很快就做出了名声，“春才的豆腐”赢得了与昔日“春才的席”一样的声誉。于是有了尔后相继发生的故事：吴志鹏和蔡苇香这两个被允许进豆腐坊吃热豆腐的年轻人与春才的情感交流；吴春才被选为万元户参加骑马披红、游街夸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谦抑的实诚和懂事的配合；远方来的惠惠姑娘给予春才短暂的“幸福”之后席卷了豆腐坊的钱财从此失踪以及春才对此的平淡处之；最后是春才坚守着他不掺假的豆腐坊慢慢老去。这个一生诚实的“很有骨气的失败者”，在他生命的终点临近的时候，似乎定格在了他人生举步时的原点上。他守住了自己虽然残缺却纯粹的生命的本真理想。
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保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朴或奢华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虫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饥荒年代里让孩子们吃得饱；骆驼的理想，由曾经的出版文学名著，升级到后来的拥有数亿资产；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离”农村，到获得城里的爱情——“阿比西尼亚玫瑰”，再到后来的似乎是无目的的摸索……而这些理想，有的在乡村中匍匐挣扎着，如虫嫂的一路艰辛；有的在财富的积累中变质着，如骆驼的堕落；有的在追寻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终敌不过岁月而凋零……乡村的理想和城里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着，没有谁的理想会一帆风顺。在与现实的遭遇战中，理想或坚挺，或犹疑，或妥协，或溃败，而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情状也由此铺开。
没有谁的理想更高贵。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以乡村和城市为参照系，将各色人等在时代巨变面前对前路的探寻、灵与肉的挣扎、人性深层的坚守与裂变等进行了人文主义的关照，权力、欲望背后，透视出最原初的民心与民性。
在对《生命册》里写得最充实最生动的上述三个中原草根人物作了有些唠叨辞费但还算具体感性的评析之后，读者大概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把《生命册》称为“剧变时世中的畸人列传了”。
何谓畸人？《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从这一回答中引出“畸人侔天”的成语，意指不合于世俗、品格清高、言动出于天然的异人。旧解多指文人学士中偏离人群、超越凡俗，表现出特异个性而又天赋异秉者。也有从持中守正，卫道复礼的角度作注的，从负面的意义上认为畸人“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成玄英)，也即把“不耦于人”说成是“阙于礼教”(司马彪)。宽泛一点看，畸人也是一说多解，各式各样的。从诸多同中见岐的看法中，我取畸人侔天之褒义而远其高蹈凡尘之意态，弃畸人乖伦阙礼之贬辞而欣其脱略形迹，率真不羁之侠气，用以评说中原大地上无梁村内外远近的芸芸众生中之奇言异行者。在首当其选地点评了若干草根畸人之后，现在接着来巡掠一下几位社会层次中略高于草根而又难离莽原野气的山寨畸人吧。他们是：“老姑父”蔡国寅，“慢毒药”杜秋月，“蔡总蔡思凡”即蔡苇香。这几个人物也是各有其畸，各任其天的。只不过他们的行状写得有点飘忽、断续，他们的性格的发展迁变有点神秘、突兀，因而更难于把捉而已。
蔡国寅之畸，畸在于他是为了追求农村姑娘吴玉花才从一个现役上尉连长复员下乡入赘为无梁村的“老姑父”的，也畸在于他做了村支书后却成了抵御农村种种折腾人的运动和“左”的做法对村民的伤害的刹车器，更畸在经历了大违其私衷的家庭生活中无声也无休止的对掐，沾染了小小山大王难免的一些坏习气(如不时“领席”夜游，亮出系在腰上的公章“哈”一下之类)，甚至留下了一些劣迹之后，却突然被发现了藏在“棉窝”里早就被遗忘了的十几枚军功章，彰显出他一生的低调无争和善良安分！作为村支书，他是举全村之力把孤儿“丢”，也即吴志鹏养大成人并让他上了大学的无私而大气的组织者，后来他也因此当了用一张张“见字如面”的纸条，代表无梁村乡亲向吴志鹏求助，代表农村向城市呼吁的执着的代言人。这个人物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似乎是有点讨厌的；写到最后，却让人由衷地敬重了。作家透过他性格上浮游的暗影，不断地穿掘下去，一点一点地掘出那暗影下的“埋藏的光耀”和“真正的洁白”来。(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
与作家描写“老姑父”蔡国寅时的态度和手法颇异其趣的，是对“慢毒药”杜秋月先是悯其不幸，后是刺其失德的态度和慢慢渲染、烘云托月的写法。杜秋月因“生活作风”问题以坏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到无梁村，受着改造、歧视甚至批斗，同时也得着帮扶、呵护和有限制的使用。在老姑父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他和寡妇刘玉翠组成了一个虽有文化差异却能优缺互补的家庭，过起了略能温饱而不无苦涩的生活。这一知识分子溶入农村、在颠簸中生存、变形、心灵渐渐粗砺化的过程，被描写得充满了喜剧色彩和反讽意味，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又欲哭无泪。世局变异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上诉平反的过程，杜秋月却开始了另一种磨难——这是他以欺骗手段使刘玉翠“被离婚”、被抛弃付出的代价。刘玉翠如影随形的纠缠，又泼又韧的非网“人肉搜寻”把他搞得颜面尽失，成了失业丧魂的废物，像中风后的“老姑父“一样，过起了虽生犹死的日子 。幸运的是刘玉翠没有抛弃他，而是一边养着这个废物，一边向人炫其余光，在“老姑父”迁坟时，还带他回无梁村作了一次祭拜感恩之旅。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杜秋月一心脱离无梁村的回城之旅，不但没能抛弃刘玉翠，反而开启了刘玉翠的进城经商之门。刘玉翠像后半生的虫嫂一样，在追踪杜秋月的过程中也搞起了商品经济，而且搞得更加有声有色。曾把杜秋月的书撕了当柴烧的刘玉翠，居然成了书商都不敢糊弄她的个体书店刘经理。这当然是拜了时代巨变之所赐。甩不掉的“农村”跟在刘玉翠的身后化入了城市。“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语)。最终与刘玉翠复婚的杜秋月就遇到了这样的“历史的讽刺”(恩格斯语)。因历史的偶然性播弄而落草成了山寨畸人的杜秋月，有时畸得可怜可爱，有时畸得可气可憎，最终畸畸得正，让“历史的讽刺”对他作了“无情的修正”(恩格斯语)。杜秋月和刘玉翠夫妇的命运变化，像一面凹凸镜，照出了历史的变形与进步。
名字凝结着无梁村望月潭芦苇荡的香味和水气的蔡苇香，是老姑父三个女儿中最小也最叛逆的异类。也许是受了无梁村乡俗风情的熏染，也许是受了因老姑父“领席”而引发的家庭内战的刺激，大概还有几份青春逆反的天性牵引，蔡苇香很小就“匪”了。从一个被退了三次学的不良少女，到跟人跑进城在“洗脚屋”和赶来搭救她的吴志鹏相遇，再到回无梁村盖起了村里第一座小白楼，最后在滚滚红尘中变成了无梁村板材公司“专门砍树锯树”的“蔡总蔡思凡”了。在望月谭、芦苇荡和村野莽原的绿色大片大片地消失的沧桑变化中，蔡苇香这个山寨女畸人是“尽”了她的一份“力”的。她为老姑父迁坟，为父母合葬的尽孝盛事，也是在乡亲们眼前揭开所谓“汗血石榴”的真相，澄清流言为自己“平反”、恢复名誉的有力举措。在她做完这一切之后，她已经凭借经济实力取代父亲成为无梁村的“山寨寨主”了。小说结尾，她向漂泊在外，生活道路与她多有交集的吴志鹏提出了“投点资”的要求，却被怀着愧疚心想为养育他长大的家乡做点事的吴志鹏嗫嗫嚅嚅地搪塞推托掉了。在吴志鹏看来，这个叫他“丢哥”，脸上已没有水气却堆满了“钢”色，说话透着狠劲的“蔡总”如此强势的存在，说明那个在“脚屋”里曾经偶遇过的身上还散发着无梁村的气味的苇香已经永远消失了。这位有着欹侧的青春的无梁村女人，现在变成了向另一个方向欹斜的城市女人了。水已经变成了土。没有水的空荡荡的热土，是不能让吴志鹏心里想像的“那根筷子”竖起来的！当吴志鹏半真半假地在眼科病房对特地赶来看望的蔡苇香说：“我要回去，就种树……”时，不是已听到蔡总的令人沮丧的回答了么：“好啊。你种树，我砍树”。他怎么能回去呢？
李佩甫的《生命册》，其明确的指向就是创造一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混融为一的艺术新世界。他选择的路径，是现实文本的精细打造和对于神话、寓言等的反讽和戏仿。
小说分为十二章，集中写了十个主要人物，其中“我”（吴志鹏）和骆驼各占据两章，老姑父蔡国寅、梁五方、虫嫂（小虫窝蛋）、春才、老杜、蔡苇香（蔡思凡）、梅村、夏小羽和小乔合并各占一章，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支之数。他们聚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一个圆融的物质和精神相互为用的世界。
梁五方和春才的故事是典型的对于古代神话和寓言中的巫祝和英雄故事的反讽与戏仿。梅村、夏小羽，加上一个圣灵一样纯净明丽的卫丽丽，三个女性的形象，则是古代神女形象的现代版。蔡思凡和小乔，甚至包括虫嫂的形象，是对于神话或者寓言故事中巫女或者魔女形象的戏仿与反讽。老杜是佛本生故事中变身魔徒的化身。“老姑父”蔡国寅则是神话中半人半神形象的化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形式和角度，折射着、抵制着也补充着两个并列一号主人公吴志鹏和骆驼的形象。而吴志鹏和骆驼，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呢？他们完全聚合之后，就是一棵树，一棵深深扎根于平原之上的树，所以他们的根脉所在，就是那一块被李佩甫拟人化了的地域符号——平原。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有能力把假的写成真的，而拙劣的作家却往往把真的写成了假的。《生命册》整体是戏仿与反讽，而在细节方面却在追求绝对的真实。为此，李佩甫调动起了自己全部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以及多年来淬炼出来的精妙的叙述语言。
《 生命册》的语言，是一种精心淬炼出来的非常切合这部小说的叙述基调和故事风格甚至人物个性特征的语言。比如，“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比如，“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比如，“我知道，我身后长满了‘眼睛’。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我的心哭了。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所有这些带有李佩甫独特印记的小说语言，无不从不同的方面增强着小说要表达的精神救赎的主题。
读完全书，一个意象越来越鲜明地凸显出来，那就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土地在城市中踽踽独行的人；土地之上，是一部隐形的却和那土地一样沉厚的书。有了它们，我们的主人公、我们自己、我们整个民族就不会沉沦下去。“城市牛仔”存在的意义，应该就在这里了。
对中原大地深处形形色色畸人的凝视和巡掠，使我们能够在浑莽而奇突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视野上，来考察小说的两个主人公：“骆驼”骆国栋与“丢儿”吴志鹏。这两个人物形象是可以互相比照，互相映发的：一个在倏忽幻变的商品经济乃至虚拟经济的涡云上头翻跟头折腾，过“度”、越“线”地利用机遇、潜规则，终于偃蹇不遂，一坠殒命；另一个是转徙于城乡之间、学商边际，在理想与现实，眷念与决绝、远走与归去、忏悔与自辩的内心冲突中煎熬，终于不无尴尬地变成了一片无枝可依、四处漂泊的干枯树叶。两个原本同乡的城市人，虽然都通过一条或隐或显的线，与中原乡野大地保持着或深或浅、或紧或松的联系，但他们活动于其中的小说即时性的生活现场，却是完全属于迅变、升腾中的城市的。作为感觉锐敏、首当其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个是剑走偏锋的时代的尖刺，一个是遑遽失路的社会的迁客，也许可以视之为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都市畸人，时代畸士吧。
骆驼偏于人群，逸出凡尘的最大特点是他在立身行事上对极致的追求。因为身体的残疾，他在生活自理的动作上追求逾于健全人的准确和敏捷，服饰衣着上力求表现出超过常人的精致、优雅和整饬。在学业的进修，性爱的征遂上他也屡屡表现出超越常规的逆序猛进，出手就有。在他身上，生命的能量因受挤压而反弹，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挥洒和强劲的弹射。他像从大西北刮来的阵阵烈风，莽原苇荡里曾狂注横扫过的阵阵豪雨；他如漆黑如渊的夜空迸出的一团爝火，又是在人间也稍现即逝的一串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一旦注入他跃入商海后的充满颠簸欹侧的险航，便有了一连串炫酷惨烈的征战。因了童年时极度饥寒的经历，骆驼对天文数字的金钱的占有欲便分外强烈，永难满足。他极端地把自己异化为一枚新时代的“新钱”。为了在北京地下工事改成的旅馆里给人当“枪手”时那一段如老鼠般的困窘生活的屈辱记忆，他把在和不法书商斗智斗狠时悟到的那种投机犯法的冲动和戾气熔铸成了挑战社会规则、道德底线的毒刺和血刃。从此他像城市高楼之林间呼啸而过的响箭频频出击和突进：要炒股就炒成了巨富，炒成了股神，炒出了“包下一周两趟的船票”去镇江“打新股”，大大提高“中签率”的豪举；若是买房就买出了“撒泡尿就挣了一千多万”的看似荒诞笑话的千真万确的收益率；他的双峰公司一旦上市就上出了用尽威胁、利诱、诈骗种种手段，硬是拿下地处中原偏僻处的濒临破产的钧州制药厂，把它包装成厚朴堂药业，一下子圈钱过亿的惊天效益；当他为了达到卑污的目的需要买官、养官时，就制造出了连续拿下两个副部级干部，用尽了迂回包抄、无缝钻出缝来也要摘心夺魂的丑闻和孽迹……..。
这一切在商海、“钱途”上的搏击和得获，都是在自觉的灵魂冒险和观念更新的指导下进行的。骆驼虽然有些匪气，在吴志鹏心目中却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洞察力，善于动在机先，决策于未兆，总是比别人更迅捷地抢上制高点，表现出超凡的现实断制力。他讲信用，会用人，颇具恢宏大气。他有侠骨剑胆，也有热血琴心，勇于排除障碍，也善于市恩固友。他有独特的时间观，天性躁急，心里永远揣着一个“抢”字，抢机遇，抢速度，永远像电子对撞机里的疯狂的粒子，停不了，息不下，决不让灵魂稍安喘息。他有透辟的善恶观，似乎深谙“恶”在历史发展、时局变易中巨大的杠杆作用，对自己有违法律与道德，有违天良的“恶”策诡计，颇有自辩的狡智，说什么“正用为大善”，似恶而实善。他还有自己的时代观，时时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大有作为，抓住机会的时刻就在眼前。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在急进中方向不明、规则不细不备，法律边界模糊，道德底线沉降的时代，正可以寻隙投机，见缝下蛆。他相信钱砸下去，事无不成。他能够从一粒纽扣开始，“夏门立雪”，枕下塞钱，拿下夏小羽，把“没有缺点就是他最大的缺点”，过于爱惜羽毛的范副省长套牢。他也会从请来一个名医，捐建一所学校下注，为一个更大的扩张收购项目，把另一个副部长和他的教授夫人统统陷了进去。正当他志得意满，眼高于顶的时候，他无意中伤害了“烧包文盲”房地产商宋心泰，踩到了年轻气盛，嫉恶如仇的京城记者“宋剑”宋保平的剑刃，立即像膨胀的气球瞬间爆裂一样，在被“边控”后的第九天跳楼自尽。他以为可以一了百了，揽罪归已，保护被他拉入地狱的“领导”、友人，但实际上他是命已丧，事未了，谁也救不了。被他漠视、蔑视的法制规则、道德律令，终归成了这个天才的投机客无法逾越的天网。
骆驼这个人物形象，就其典型性而言，确是作家深广地观察了时代现象、体验了社会生活之后的一个卓特的发现。就其艺术的丰满度、个性化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言，也是作家艺术才禀的一个创造，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个形象被作家用钻旋尖利的笔触刻划得活力四射，邪气冲天，灵府洞张，声态并作，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难忘的艺术魔力，是一朵剧变时势中怒放偾张的“恶”之花。
比起写得如此盈实灵动、斩钉截铁的骆国栋来，作为小说的叙事代言者和第一主人公吴志鹏的形象，就显得有些虚大于实，思过于行，漂浮难系了。吴志鹏是喝无梁村乡亲们的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乡亲们又推荐并供养他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省财贸学院的初展才华的青年教师。他的成长的故事是对中原大地上尚存的民族美好道德风尚的生动演绎。这也成了他独特的、由一次次逃离和回顾组成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背景。出自老姑父之手的写着“见字如面”的字条，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的写着“给口奶吃”的匿名信，一再提醒他“背后有人”，给他压力也促他返顾，使他不管走得多远，不管过上多么异样的生活，也颠沛造次不敢或忘。
其实，从骨子里看进去，吴志鹏是一个决绝的乡村逃离者。被推荐上大学，在他看来，是一次“成功的逃离”。毅然辞职下海，跟着骆国栋走上一条先当“枪手”、后当“黄马甲”、“红马甲”，终于当上双峰公司的总经理，厚朴堂药业的代表的道路，这是他的第二次逃离。他宣称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但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了。他到上海在证券交易所从底层干起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带着黄土标记的流浪者，永远也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了”。不怕云山罩，就怕老乡亲。站在吴志鹏身后，对他知根知底的老乡亲，既是稳住吴志鹏，帮助他在商界搏战中守住道德底线不沉沦的无形的镇石，又是吴志鹏视回乡为畏途，生怕在家乡被照出自己的影象的一面无可迴避的有形的镜子。在吴志鹏断然切断与乡亲们的联系，远离不胜其扰的纠缠的决绝行动中，不是可以见到虫嫂的大儿子大国的影子吗？在吴志鹏对初恋情人梅村半真半假的追寻中，当他在按摩店里错把“梅花”当“梅村”叫出声时，不也能发现与杜秋月追寻旧情人“莉”的情节有趣的相似吗？当他在人生的抉择关口感到惶惑，不也想起找梁五方给“掐掐”吗？更不必说他与骆国栋约定的炒股用的暗号，把老姑父、梁五方、杜秋月、吴春才的名字及名字后隐含的故事全用上了。在吴志鹏的内心自省里，是充满着矛盾惶遽的状态的。在理智上，他是表示过要回无梁村去为乡亲们做点什么的。特别是当他跟骆国栋分道扬镳后，他对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变成了“都不容易”(犯法行贿的自辩词)的“一个个环节”感到厌倦和后怕时，他在内心里以散文诗的形式哼起了长长的怀念乡土、乡风、乡情的思乡谣曲。即便如此，他也曾打车回到村口又往回转，终究把回乡的念头当成了一次仅停留在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他的有些言动，是难免显得有些虚伪、支绌的：例如，他以种种借口，对老姑父生前“想听听国家的声音”(买收音机)的要求不予回应，却在老姑父死后，听信了梁五方的谣言，花巨款买下据说埋着老姑父头颅的“汗血石榴”，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寄托追思和怀念。这在情理上是有些说不过去的。难怪蔡苇香会尖刻地讽刺他是“得了便宜卖乖”了。小说最后一章，因车祸伤了一只眼睛的吴志鹏，对同病房里的一床床病友所遭遇的致伤之由——一个个悲剧性的突发事件进行沉思，在颇有些伤心“悟道”之后，最终婉言谢绝了卫丽丽要他重返公司主事的请求。即使在这时，吴志鹏也没有给出今后到哪里去的回答。因其内心的矛盾，言动的犹豫，我们的主人公并不能在“卒章显其志”，他还徘徊在屡进屡退的彷徨的路上，这与其说是他的个性所致，毋宁说是时世使然。在我们所浏览的生命册——畸人诸列传中，吴志鹏可能是同是“畸于人”却最少“侔于天”的一个破绽较多的形象。而这很可能和吴志鹏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有关。我总觉得，吴志鹏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小说人物体系的中心人物即主人公而存在的，他是作为穿起小说的诸多人物，诸多故事以形成小说结构的一条引线而存在的。《生命册》在艺术结构的经营上是很用心的。这部书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或中篇故事，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它的组织法，颇似我国近代著名长篇小说《孽海花》，是穿珠花式的，小说以吴志鹏的内省思路，对无梁村历时性的回忆，在商海即时性的体验等等，为一条柔软的引线，把一个个人物，一段段故事，蟠曲回旋着穿起，时收时放，城乡交错，波澜起伏，前后照应，有擒纵，有顺进，有盘旋，层层推展，层层收拢，穿成一朵球状的珠花。这样的结构组织法，很见匠心，易失自然，不容易讨好。吴志鹏这个人物，有其柔软性，不确定性，很难成为小说硬实挺拔的主干。虽然作家自述小说是一个树状结构，即使认同此说，那么攒成这树的树冠的人物和故事，也是一堆没骨花卉，缠枝花果，有奇颖之状，欠稳实之基。
人类个体的生活，特别是有特异个性和秉赋者的生活，是活的，变动着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屠格涅夫认为：“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因为这样殊异的人的命运和生活的活生生的展现，总是显示着人类重要的历史时代的内在结构和剧烈变动，总是昭示着人类超越一段段苦难而前行不息的脚印。那么，它就值得记录在艺术的——也是人类的——生命册上。《圣经》上有一处讲到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到火湖里。”人必须在火湖里浴火重生，才能将名字题在生命册上。
作家李佩甫高高的个子，是一个身材瘦削的作家，他经常戴着一副眼镜，讲起话来咬文嚼字，不急不躁，总是显得那么心平气和、质朴真诚，因而往那里一站，一种中原人特有的气息就在他的身上涌动着。这个生长在中原大地上，如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的作家，尽情地汲取着这片沃土上的一切。由于他一直扎根于广袤的大地深处，所以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别人无法企及的深度和广度，他以自己持续旺盛的创作精力，一直保有着对乡土文学的敬畏，因而他的作品常常显得奇峰突起，耀人眼目，这在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连载，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中体现得格外突出。这是他继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创作的“平原三部曲”之巅峰之作。作品面世后，陆续有十几家知名出版社几经角逐争相签约，最后才敲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超越李佩甫所有作品的一部震聋发聩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读完之后，我强烈地感受到一阵心灵的颤栗，这部小说写得实在太好了。
《生命册》亦是一部生命悲歌。迫于外部和自身内心的压力，每一个人都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我”最大的理想是远离乡村，最后却重归乡村；骆驼的惟一目标是“抢时间”赚钱，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甚至为欲望付出了生命；小乔希望动用自己的全部优势在都市中慢慢爬升，最后所有的梦想都化为乌有……小说的悲剧意识更在于，作者如打开潘多拉魔盒般塑造了一个个光鲜亮丽的梦想和前程，自己又将其逐一打碎。在人物命运的构建与毁灭中，《生命册》虽然打碎了不少东西，但小说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却在一步步提升。
犹如作者在《生命册》中写到的阿比西尼亚玫瑰，那些美好的东西在时代和我们内心的剧变中是多么不堪一击，一不小心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离当初的自己越走越远。
祝李佩甫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写出更多更美更好更深更厚更重的精品力作！（郭进拴）
李佩甫，河南省许昌市人，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71年参加工作，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社副主编，河南省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等，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佩甫卷》，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黑蜻蜓》，另有电视连续剧、电影剧本等共500余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生命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部分作品曾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出版发行。
十多年前，我曾经留意过李佩甫的《羊的门》。今年春节前后我读完了他的《生命册》之后，又找李佩甫的其他五部长篇读了一遍，它们是《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城的灯》和《等等灵魂》。凭心而论，李佩甫的长篇质量参差不齐，让人时而兴奋时而有些失望。尤其是2007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等等灵魂》，描写了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任秋风的传奇，这是一个因急功近利、过度扩张而从辉煌走向毁灭的故事。但终因小说叙事的急功近利而让人颇感失望。李佩甫是个勤奋而执著的作家，他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书写，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和“模式”可循。除了《等等灵魂》是个例外，李佩甫的长篇结构基本上是一种“两地书”:乡土和城市、昨日与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交替运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造就一种结构上的历史现实。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经营“人场”，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地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富强。小说通过刻划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争斗，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寓了中国社会四十年的风云。由于这个“东方乡村教父”式的人物原型被指是隐喻邓小平，人们就把整部小说作为窥探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 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
《城的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支书女儿刘改香在情感的折磨中站立起来，则以自己的心点亮了“挺进”城市之灯。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另一方面，作家还写出了“侯秘书”、“小佛脸”等谙熟权力场技巧的小人物。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术氛围。
《生命册》描写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始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生命册》虽然以两个中原大地之子——在剧变时世中彷徨无地、漂泊无系的吴志鹏和在生活湍流中弄潮纵浪、终归殒灭的骆国栋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但它写得最好，最有冲击力的，却是那些在主人公的生活中穿插出现，形成小说主要叙事者吴志鹏的社会背景的那些草根人物：梁五方、虫嫂、吴春才，这是一些各具异秉，遭逢酷烈的草野“畸人”。作家各以专章，完整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命运史和性格发展史。在这些人物的绘状、捏塑上，最能见出作家写实求真的艺术功力。
梁五方，曾是1960年中原大地上的能人，无梁村的“名片”。作为一个敢于创新的土木匠人，他在建造镇政府大礼堂的工程中，大胆捏塑麒麟脊，创造了具有不对称美的“龙麒麟” 屋脊造型，一举成名。那时，他是何等聪明，何等自信。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超行越师，犯了大忌。尔后他又做成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独绝之事：一个人在水塘上盖起了一座房屋，一个人举办了最简朴的婚礼，成家立业。那时，他又是何等坚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独”太“各色”的立世行事，已使他成了无梁村人群中的异类。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那被村人推搡暗殴的“过箩” 场面，真是惊心骇目，写尽一代草根能人陷入中原草野上的“无物之阵”的惨酷、冤抑。虽然有“老姑父”蔡国寅(村支书)暗中伸出的援手，梁五方还是没能避免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的命运。生命淋漓的元气，劳动创造的绝技，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湮灭净尽。天生异秉的生活执着者，被异化成为平反后仍然纠缠不休的偏执狂，几乎成了四处流窜诈骗的社会祸害。直到最后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后，他的灵明的天性才又闪出幽光，照出一条邪僻难言的路：他终成“正果”，成了远近闻名，信众广有的命相师。在这个草根畸人的命运和性格里，记录着多少历史地层深处传出的地震波，遗留着多少时代颠倒翻复留下的折迭痕！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无梁村草野上的一种生命力极其强韧的小花，被无梁村人用作了残腿人老拐娶来的超矮小女人的外号。虫嫂和老拐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国”的家庭，是家徒四壁，举炊无隔夜之粮的超贫困户，从一开始就面临异于常人的生存压力。尽管虫嫂是除了不会编席之外其他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又机灵又活泼，能苦受也会过的女人，但在接连生下两儿一女之后，这种生存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了。为了把大国、二国、国花(这些往大里起的名字里，寄托着她的心愿)养大，让他们长高、上进、成才，虫嫂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和拼搏，以一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展开在无梁村的草野里，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气中。她从在生产队场院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渐渐变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请注意，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村支书蔡国寅睁只眼闭只眼的有意宽纵，村人开始时并未含有太多民愤的取笑捉弄，生存环境的日趋严峻，使虫嫂从一个童话中的开心果，人们日子里的“盐”，终于变成了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的活泼的，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她那“神偷”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技艺之中。不幸的是，这个以偷瓜摸枣顺芝蔴为习性、为生活方式的草根神偷，又是一个身手灵活，健旺皮实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怀好意的男人手中，时间长了，终于被人突破了一个女人的心理防线，破罐子破摔地沦为男人们约“谈话”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村里女人们嫉恨的公敌。烟炕房里女人们对她群体性的发恨宣泄，回到家里恼羞成怒的老拐的家暴摧残，三个渐已长大，觉得失了面子的儿女的咒骂冷漠，使虫嫂的生活从童话彻底变成了噩梦。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默默忍从了乡土生活不成文规则和习俗的野蛮凌虐。她独自继续着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存的挣扎。支撑她坚持下去，并开辟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韧长，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这一幕，让我们看到了她母性的尊严，甚至是威严。被欺辱践踏到这步田地了，虫嫂仍能发出这种护犊的怒吼，还能有生命火花的爆发，这真是最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不能不于此辟易。
虫嫂在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后，她从偷偷给上学的儿女送口粮、送钱开始，在县城里发现了新的谋生之道。她搬到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有时甚至卖血换钱，为得恶疾的老拐送了终，把三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无梁人啧啧称羡的奇迹。进城搞“商品经济”后这一段生活，是虫嫂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到邮电所去给孩子寄钱，是她生命中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让三个儿女接去轮流养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门外，于是她便孤独地又回村了。她到临终也不愿连累儿女，连累村人。在缠扇柄的破布条里，留下了三万元的存单料理后事。虫嫂的一生，让我想起了鲁迅的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那是一个凝炼的冷隽的短章，而李佩甫这里写出的，却是一部深厚有力的生命的变奏曲。
还有一个生命形态更加奇特，诡异的人物吴春才，这是更难以评析但你又不能不面对的人物。春才曾是无梁村最帅气的小伙子，他一米八的个头，秀美壮硕，一脸红润，他聪明而有艺术气质，能在席上编出各种繁复而奇丽的图案。“春才的席”在无梁村是一种质量的象征，春才的人也成了无梁村女人心目中“男人的标尺”。但这样一个草根美男子，却是一个孤僻的闷葫芦。他的编席的灵活手指，才是他“说话”的器官。这样一个才禀独异的年青生命，却突然在一个诡异的日子里，在望月潭的苇荡深处，用蔑刀自宫了。这是为什么？作家描写了无梁村的姑嫂婶娘汁液四溅的“性语言”对他的挑逗、刺激；描写了外号“一呀”却有点“二”的兔子家女人非缠着春才教学编席给他造成的别扭和尴尬；还描写了矜持而内向的蔡苇秀与春才似有似无的接触引起的“案件”疑云等等，试图对“春才下河坡”事件给出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其实，从小说对春才与性的种种幽隐闪烁现象的描写看，我觉得春才的性命悲剧是我们的文学还很少涉及的“性瘾症”病患者的一种病态，对此还应该从病理、生理的角度予以诠解。“性瘾者”是一种对性欲无法控制的心理疾病患者，男女都有，这种病患者并不能从性活动中获得满足，相反会因性的或纵逸或压抑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冲动中，其恶性发作足以导致摧毁一个人的生理系统。种种迹象显示，春才疑似隐性的男“性瘾者”，在不能见容于环境和社会的羞耻感的驱迫下，他不能自控地“下了河坡”以求解脱，结果陷入另一种社会歧视和压力之中。幸好作家对春才这个人物的描写，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描写他成为“废人”之后重新立身于世的生活故事，使他作为社会人的潜质和力源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1972年初春传达有关“九一三”事件时他爆出的那一声“我不相信”，让我们窥见了这个“闷葫芦”内心沸腾、煎熬的底里和率真质直的个性。在村支书支持下，春才承包了豆腐坊。做豆腐很快就做出了名声，“春才的豆腐”赢得了与昔日“春才的席”一样的声誉。于是有了尔后相继发生的故事：吴志鹏和蔡苇香这两个被允许进豆腐坊吃热豆腐的年轻人与春才的情感交流；吴春才被选为万元户参加骑马披红、游街夸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谦抑的实诚和懂事的配合；远方来的惠惠姑娘给予春才短暂的“幸福”之后席卷了豆腐坊的钱财从此失踪以及春才对此的平淡处之；最后是春才坚守着他不掺假的豆腐坊慢慢老去。这个一生诚实的“很有骨气的失败者”，在他生命的终点临近的时候，似乎定格在了他人生举步时的原点上。他守住了自己虽然残缺却纯粹的生命的本真理想。
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保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朴或奢华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虫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饥荒年代里让孩子们吃得饱；骆驼的理想，由曾经的出版文学名著，升级到后来的拥有数亿资产；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离”农村，到获得城里的爱情——“阿比西尼亚玫瑰”，再到后来的似乎是无目的的摸索……而这些理想，有的在乡村中匍匐挣扎着，如虫嫂的一路艰辛；有的在财富的积累中变质着，如骆驼的堕落；有的在追寻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终敌不过岁月而凋零……乡村的理想和城里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着，没有谁的理想会一帆风顺。在与现实的遭遇战中，理想或坚挺，或犹疑，或妥协，或溃败，而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情状也由此铺开。
没有谁的理想更高贵。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蕴出发，以乡村和城市为参照系，将各色人等在时代巨变面前对前路的探寻、灵与肉的挣扎、人性深层的坚守与裂变等进行了人文主义的关照，权力、欲望背后，透视出最原初的民心与民性。
在对《生命册》里写得最充实最生动的上述三个中原草根人物作了有些唠叨辞费但还算具体感性的评析之后，读者大概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把《生命册》称为“剧变时世中的畸人列传了”。
何谓畸人？《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从这一回答中引出“畸人侔天”的成语，意指不合于世俗、品格清高、言动出于天然的异人。旧解多指文人学士中偏离人群、超越凡俗，表现出特异个性而又天赋异秉者。也有从持中守正，卫道复礼的角度作注的，从负面的意义上认为畸人“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成玄英)，也即把“不耦于人”说成是“阙于礼教”(司马彪)。宽泛一点看，畸人也是一说多解，各式各样的。从诸多同中见岐的看法中，我取畸人侔天之褒义而远其高蹈凡尘之意态，弃畸人乖伦阙礼之贬辞而欣其脱略形迹，率真不羁之侠气，用以评说中原大地上无梁村内外远近的芸芸众生中之奇言异行者。在首当其选地点评了若干草根畸人之后，现在接着来巡掠一下几位社会层次中略高于草根而又难离莽原野气的山寨畸人吧。他们是：“老姑父”蔡国寅，“慢毒药”杜秋月，“蔡总蔡思凡”即蔡苇香。这几个人物也是各有其畸，各任其天的。只不过他们的行状写得有点飘忽、断续，他们的性格的发展迁变有点神秘、突兀，因而更难于把捉而已。
蔡国寅之畸，畸在于他是为了追求农村姑娘吴玉花才从一个现役上尉连长复员下乡入赘为无梁村的“老姑父”的，也畸在于他做了村支书后却成了抵御农村种种折腾人的运动和“左”的做法对村民的伤害的刹车器，更畸在经历了大违其私衷的家庭生活中无声也无休止的对掐，沾染了小小山大王难免的一些坏习气(如不时“领席”夜游，亮出系在腰上的公章“哈”一下之类)，甚至留下了一些劣迹之后，却突然被发现了藏在“棉窝”里早就被遗忘了的十几枚军功章，彰显出他一生的低调无争和善良安分！作为村支书，他是举全村之力把孤儿“丢”，也即吴志鹏养大成人并让他上了大学的无私而大气的组织者，后来他也因此当了用一张张“见字如面”的纸条，代表无梁村乡亲向吴志鹏求助，代表农村向城市呼吁的执着的代言人。这个人物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似乎是有点讨厌的；写到最后，却让人由衷地敬重了。作家透过他性格上浮游的暗影，不断地穿掘下去，一点一点地掘出那暗影下的“埋藏的光耀”和“真正的洁白”来。(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
与作家描写“老姑父”蔡国寅时的态度和手法颇异其趣的，是对“慢毒药”杜秋月先是悯其不幸，后是刺其失德的态度和慢慢渲染、烘云托月的写法。杜秋月因“生活作风”问题以坏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到无梁村，受着改造、歧视甚至批斗，同时也得着帮扶、呵护和有限制的使用。在老姑父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他和寡妇刘玉翠组成了一个虽有文化差异却能优缺互补的家庭，过起了略能温饱而不无苦涩的生活。这一知识分子溶入农村、在颠簸中生存、变形、心灵渐渐粗砺化的过程，被描写得充满了喜剧色彩和反讽意味，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又欲哭无泪。世局变异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上诉平反的过程，杜秋月却开始了另一种磨难——这是他以欺骗手段使刘玉翠“被离婚”、被抛弃付出的代价。刘玉翠如影随形的纠缠，又泼又韧的非网“人肉搜寻”把他搞得颜面尽失，成了失业丧魂的废物，像中风后的“老姑父“一样，过起了虽生犹死的日子 。幸运的是刘玉翠没有抛弃他，而是一边养着这个废物，一边向人炫其余光，在“老姑父”迁坟时，还带他回无梁村作了一次祭拜感恩之旅。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杜秋月一心脱离无梁村的回城之旅，不但没能抛弃刘玉翠，反而开启了刘玉翠的进城经商之门。刘玉翠像后半生的虫嫂一样，在追踪杜秋月的过程中也搞起了商品经济，而且搞得更加有声有色。曾把杜秋月的书撕了当柴烧的刘玉翠，居然成了书商都不敢糊弄她的个体书店刘经理。这当然是拜了时代巨变之所赐。甩不掉的“农村”跟在刘玉翠的身后化入了城市。“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语)。最终与刘玉翠复婚的杜秋月就遇到了这样的“历史的讽刺”(恩格斯语)。因历史的偶然性播弄而落草成了山寨畸人的杜秋月，有时畸得可怜可爱，有时畸得可气可憎，最终畸畸得正，让“历史的讽刺”对他作了“无情的修正”(恩格斯语)。杜秋月和刘玉翠夫妇的命运变化，像一面凹凸镜，照出了历史的变形与进步。
名字凝结着无梁村望月潭芦苇荡的香味和水气的蔡苇香，是老姑父三个女儿中最小也最叛逆的异类。也许是受了无梁村乡俗风情的熏染，也许是受了因老姑父“领席”而引发的家庭内战的刺激，大概还有几份青春逆反的天性牵引，蔡苇香很小就“匪”了。从一个被退了三次学的不良少女，到跟人跑进城在“洗脚屋”和赶来搭救她的吴志鹏相遇，再到回无梁村盖起了村里第一座小白楼，最后在滚滚红尘中变成了无梁村板材公司“专门砍树锯树”的“蔡总蔡思凡”了。在望月谭、芦苇荡和村野莽原的绿色大片大片地消失的沧桑变化中，蔡苇香这个山寨女畸人是“尽”了她的一份“力”的。她为老姑父迁坟，为父母合葬的尽孝盛事，也是在乡亲们眼前揭开所谓“汗血石榴”的真相，澄清流言为自己“平反”、恢复名誉的有力举措。在她做完这一切之后，她已经凭借经济实力取代父亲成为无梁村的“山寨寨主”了。小说结尾，她向漂泊在外，生活道路与她多有交集的吴志鹏提出了“投点资”的要求，却被怀着愧疚心想为养育他长大的家乡做点事的吴志鹏嗫嗫嚅嚅地搪塞推托掉了。在吴志鹏看来，这个叫他“丢哥”，脸上已没有水气却堆满了“钢”色，说话透着狠劲的“蔡总”如此强势的存在，说明那个在“脚屋”里曾经偶遇过的身上还散发着无梁村的气味的苇香已经永远消失了。这位有着欹侧的青春的无梁村女人，现在变成了向另一个方向欹斜的城市女人了。水已经变成了土。没有水的空荡荡的热土，是不能让吴志鹏心里想像的“那根筷子”竖起来的！当吴志鹏半真半假地在眼科病房对特地赶来看望的蔡苇香说：“我要回去，就种树……”时，不是已听到蔡总的令人沮丧的回答了么：“好啊。你种树，我砍树”。他怎么能回去呢？
李佩甫的《生命册》，其明确的指向就是创造一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混融为一的艺术新世界。他选择的路径，是现实文本的精细打造和对于神话、寓言等的反讽和戏仿。
小说分为十二章，集中写了十个主要人物，其中“我”（吴志鹏）和骆驼各占据两章，老姑父蔡国寅、梁五方、虫嫂（小虫窝蛋）、春才、老杜、蔡苇香（蔡思凡）、梅村、夏小羽和小乔合并各占一章，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支之数。他们聚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一个圆融的物质和精神相互为用的世界。
梁五方和春才的故事是典型的对于古代神话和寓言中的巫祝和英雄故事的反讽与戏仿。梅村、夏小羽，加上一个圣灵一样纯净明丽的卫丽丽，三个女性的形象，则是古代神女形象的现代版。蔡思凡和小乔，甚至包括虫嫂的形象，是对于神话或者寓言故事中巫女或者魔女形象的戏仿与反讽。老杜是佛本生故事中变身魔徒的化身。“老姑父”蔡国寅则是神话中半人半神形象的化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形式和角度，折射着、抵制着也补充着两个并列一号主人公吴志鹏和骆驼的形象。而吴志鹏和骆驼，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呢？他们完全聚合之后，就是一棵树，一棵深深扎根于平原之上的树，所以他们的根脉所在，就是那一块被李佩甫拟人化了的地域符号——平原。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有能力把假的写成真的，而拙劣的作家却往往把真的写成了假的。《生命册》整体是戏仿与反讽，而在细节方面却在追求绝对的真实。为此，李佩甫调动起了自己全部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以及多年来淬炼出来的精妙的叙述语言。
《 生命册》的语言，是一种精心淬炼出来的非常切合这部小说的叙述基调和故事风格甚至人物个性特征的语言。比如，“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比如，“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比如，“我知道，我身后长满了‘眼睛’。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我的心哭了。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所有这些带有李佩甫独特印记的小说语言，无不从不同的方面增强着小说要表达的精神救赎的主题。
读完全书，一个意象越来越鲜明地凸显出来，那就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土地在城市中踽踽独行的人；土地之上，是一部隐形的却和那土地一样沉厚的书。有了它们，我们的主人公、我们自己、我们整个民族就不会沉沦下去。“城市牛仔”存在的意义，应该就在这里了。
对中原大地深处形形色色畸人的凝视和巡掠，使我们能够在浑莽而奇突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视野上，来考察小说的两个主人公：“骆驼”骆国栋与“丢儿”吴志鹏。这两个人物形象是可以互相比照，互相映发的：一个在倏忽幻变的商品经济乃至虚拟经济的涡云上头翻跟头折腾，过“度”、越“线”地利用机遇、潜规则，终于偃蹇不遂，一坠殒命；另一个是转徙于城乡之间、学商边际，在理想与现实，眷念与决绝、远走与归去、忏悔与自辩的内心冲突中煎熬，终于不无尴尬地变成了一片无枝可依、四处漂泊的干枯树叶。两个原本同乡的城市人，虽然都通过一条或隐或显的线，与中原乡野大地保持着或深或浅、或紧或松的联系，但他们活动于其中的小说即时性的生活现场，却是完全属于迅变、升腾中的城市的。作为感觉锐敏、首当其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个是剑走偏锋的时代的尖刺，一个是遑遽失路的社会的迁客，也许可以视之为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都市畸人，时代畸士吧。
骆驼偏于人群，逸出凡尘的最大特点是他在立身行事上对极致的追求。因为身体的残疾，他在生活自理的动作上追求逾于健全人的准确和敏捷，服饰衣着上力求表现出超过常人的精致、优雅和整饬。在学业的进修，性爱的征遂上他也屡屡表现出超越常规的逆序猛进，出手就有。在他身上，生命的能量因受挤压而反弹，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挥洒和强劲的弹射。他像从大西北刮来的阵阵烈风，莽原苇荡里曾狂注横扫过的阵阵豪雨；他如漆黑如渊的夜空迸出的一团爝火，又是在人间也稍现即逝的一串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一旦注入他跃入商海后的充满颠簸欹侧的险航，便有了一连串炫酷惨烈的征战。因了童年时极度饥寒的经历，骆驼对天文数字的金钱的占有欲便分外强烈，永难满足。他极端地把自己异化为一枚新时代的“新钱”。为了在北京地下工事改成的旅馆里给人当“枪手”时那一段如老鼠般的困窘生活的屈辱记忆，他把在和不法书商斗智斗狠时悟到的那种投机犯法的冲动和戾气熔铸成了挑战社会规则、道德底线的毒刺和血刃。从此他像城市高楼之林间呼啸而过的响箭频频出击和突进：要炒股就炒成了巨富，炒成了股神，炒出了“包下一周两趟的船票”去镇江“打新股”，大大提高“中签率”的豪举；若是买房就买出了“撒泡尿就挣了一千多万”的看似荒诞笑话的千真万确的收益率；他的双峰公司一旦上市就上出了用尽威胁、利诱、诈骗种种手段，硬是拿下地处中原偏僻处的濒临破产的钧州制药厂，把它包装成厚朴堂药业，一下子圈钱过亿的惊天效益；当他为了达到卑污的目的需要买官、养官时，就制造出了连续拿下两个副部级干部，用尽了迂回包抄、无缝钻出缝来也要摘心夺魂的丑闻和孽迹……..。
这一切在商海、“钱途”上的搏击和得获，都是在自觉的灵魂冒险和观念更新的指导下进行的。骆驼虽然有些匪气，在吴志鹏心目中却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洞察力，善于动在机先，决策于未兆，总是比别人更迅捷地抢上制高点，表现出超凡的现实断制力。他讲信用，会用人，颇具恢宏大气。他有侠骨剑胆，也有热血琴心，勇于排除障碍，也善于市恩固友。他有独特的时间观，天性躁急，心里永远揣着一个“抢”字，抢机遇，抢速度，永远像电子对撞机里的疯狂的粒子，停不了，息不下，决不让灵魂稍安喘息。他有透辟的善恶观，似乎深谙“恶”在历史发展、时局变易中巨大的杠杆作用，对自己有违法律与道德，有违天良的“恶”策诡计，颇有自辩的狡智，说什么“正用为大善”，似恶而实善。他还有自己的时代观，时时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大有作为，抓住机会的时刻就在眼前。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在急进中方向不明、规则不细不备，法律边界模糊，道德底线沉降的时代，正可以寻隙投机，见缝下蛆。他相信钱砸下去，事无不成。他能够从一粒纽扣开始，“夏门立雪”，枕下塞钱，拿下夏小羽，把“没有缺点就是他最大的缺点”，过于爱惜羽毛的范副省长套牢。他也会从请来一个名医，捐建一所学校下注，为一个更大的扩张收购项目，把另一个副部长和他的教授夫人统统陷了进去。正当他志得意满，眼高于顶的时候，他无意中伤害了“烧包文盲”房地产商宋心泰，踩到了年轻气盛，嫉恶如仇的京城记者“宋剑”宋保平的剑刃，立即像膨胀的气球瞬间爆裂一样，在被“边控”后的第九天跳楼自尽。他以为可以一了百了，揽罪归已，保护被他拉入地狱的“领导”、友人，但实际上他是命已丧，事未了，谁也救不了。被他漠视、蔑视的法制规则、道德律令，终归成了这个天才的投机客无法逾越的天网。
骆驼这个人物形象，就其典型性而言，确是作家深广地观察了时代现象、体验了社会生活之后的一个卓特的发现。就其艺术的丰满度、个性化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言，也是作家艺术才禀的一个创造，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个形象被作家用钻旋尖利的笔触刻划得活力四射，邪气冲天，灵府洞张，声态并作，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难忘的艺术魔力，是一朵剧变时势中怒放偾张的“恶”之花。
比起写得如此盈实灵动、斩钉截铁的骆国栋来，作为小说的叙事代言者和第一主人公吴志鹏的形象，就显得有些虚大于实，思过于行，漂浮难系了。吴志鹏是喝无梁村乡亲们的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乡亲们又推荐并供养他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省财贸学院的初展才华的青年教师。他的成长的故事是对中原大地上尚存的民族美好道德风尚的生动演绎。这也成了他独特的、由一次次逃离和回顾组成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背景。出自老姑父之手的写着“见字如面”的字条，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的写着“给口奶吃”的匿名信，一再提醒他“背后有人”，给他压力也促他返顾，使他不管走得多远，不管过上多么异样的生活，也颠沛造次不敢或忘。
其实，从骨子里看进去，吴志鹏是一个决绝的乡村逃离者。被推荐上大学，在他看来，是一次“成功的逃离”。毅然辞职下海，跟着骆国栋走上一条先当“枪手”、后当“黄马甲”、“红马甲”，终于当上双峰公司的总经理，厚朴堂药业的代表的道路，这是他的第二次逃离。他宣称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但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了。他到上海在证券交易所从底层干起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带着黄土标记的流浪者，永远也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了”。不怕云山罩，就怕老乡亲。站在吴志鹏身后，对他知根知底的老乡亲，既是稳住吴志鹏，帮助他在商界搏战中守住道德底线不沉沦的无形的镇石，又是吴志鹏视回乡为畏途，生怕在家乡被照出自己的影象的一面无可迴避的有形的镜子。在吴志鹏断然切断与乡亲们的联系，远离不胜其扰的纠缠的决绝行动中，不是可以见到虫嫂的大儿子大国的影子吗？在吴志鹏对初恋情人梅村半真半假的追寻中，当他在按摩店里错把“梅花”当“梅村”叫出声时，不也能发现与杜秋月追寻旧情人“莉”的情节有趣的相似吗？当他在人生的抉择关口感到惶惑，不也想起找梁五方给“掐掐”吗？更不必说他与骆国栋约定的炒股用的暗号，把老姑父、梁五方、杜秋月、吴春才的名字及名字后隐含的故事全用上了。在吴志鹏的内心自省里，是充满着矛盾惶遽的状态的。在理智上，他是表示过要回无梁村去为乡亲们做点什么的。特别是当他跟骆国栋分道扬镳后，他对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变成了“都不容易”(犯法行贿的自辩词)的“一个个环节”感到厌倦和后怕时，他在内心里以散文诗的形式哼起了长长的怀念乡土、乡风、乡情的思乡谣曲。即便如此，他也曾打车回到村口又往回转，终究把回乡的念头当成了一次仅停留在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他的有些言动，是难免显得有些虚伪、支绌的：例如，他以种种借口，对老姑父生前“想听听国家的声音”(买收音机)的要求不予回应，却在老姑父死后，听信了梁五方的谣言，花巨款买下据说埋着老姑父头颅的“汗血石榴”，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寄托追思和怀念。这在情理上是有些说不过去的。难怪蔡苇香会尖刻地讽刺他是“得了便宜卖乖”了。小说最后一章，因车祸伤了一只眼睛的吴志鹏，对同病房里的一床床病友所遭遇的致伤之由——一个个悲剧性的突发事件进行沉思，在颇有些伤心“悟道”之后，最终婉言谢绝了卫丽丽要他重返公司主事的请求。即使在这时，吴志鹏也没有给出今后到哪里去的回答。因其内心的矛盾，言动的犹豫，我们的主人公并不能在“卒章显其志”，他还徘徊在屡进屡退的彷徨的路上，这与其说是他的个性所致，毋宁说是时世使然。在我们所浏览的生命册——畸人诸列传中，吴志鹏可能是同是“畸于人”却最少“侔于天”的一个破绽较多的形象。而这很可能和吴志鹏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有关。我总觉得，吴志鹏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小说人物体系的中心人物即主人公而存在的，他是作为穿起小说的诸多人物，诸多故事以形成小说结构的一条引线而存在的。《生命册》在艺术结构的经营上是很用心的。这部书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或中篇故事，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它的组织法，颇似我国近代著名长篇小说《孽海花》，是穿珠花式的，小说以吴志鹏的内省思路，对无梁村历时性的回忆，在商海即时性的体验等等，为一条柔软的引线，把一个个人物，一段段故事，蟠曲回旋着穿起，时收时放，城乡交错，波澜起伏，前后照应，有擒纵，有顺进，有盘旋，层层推展，层层收拢，穿成一朵球状的珠花。这样的结构组织法，很见匠心，易失自然，不容易讨好。吴志鹏这个人物，有其柔软性，不确定性，很难成为小说硬实挺拔的主干。虽然作家自述小说是一个树状结构，即使认同此说，那么攒成这树的树冠的人物和故事，也是一堆没骨花卉，缠枝花果，有奇颖之状，欠稳实之基。
人类个体的生活，特别是有特异个性和秉赋者的生活，是活的，变动着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屠格涅夫认为：“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因为这样殊异的人的命运和生活的活生生的展现，总是显示着人类重要的历史时代的内在结构和剧烈变动，总是昭示着人类超越一段段苦难而前行不息的脚印。那么，它就值得记录在艺术的——也是人类的——生命册上。《圣经》上有一处讲到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到火湖里。”人必须在火湖里浴火重生，才能将名字题在生命册上。
作家李佩甫高高的个子，是一个身材瘦削的作家，他经常戴着一副眼镜，讲起话来咬文嚼字，不急不躁，总是显得那么心平气和、质朴真诚，因而往那里一站，一种中原人特有的气息就在他的身上涌动着。这个生长在中原大地上，如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的作家，尽情地汲取着这片沃土上的一切。由于他一直扎根于广袤的大地深处，所以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别人无法企及的深度和广度，他以自己持续旺盛的创作精力，一直保有着对乡土文学的敬畏，因而他的作品常常显得奇峰突起，耀人眼目，这在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连载，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中体现得格外突出。这是他继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创作的“平原三部曲”之巅峰之作。作品面世后，陆续有十几家知名出版社几经角逐争相签约，最后才敲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超越李佩甫所有作品的一部震聋发聩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读完之后，我强烈地感受到一阵心灵的颤栗，这部小说写得实在太好了。
《生命册》亦是一部生命悲歌。迫于外部和自身内心的压力，每一个人都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我”最大的理想是远离乡村，最后却重归乡村；骆驼的惟一目标是“抢时间”赚钱，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甚至为欲望付出了生命；小乔希望动用自己的全部优势在都市中慢慢爬升，最后所有的梦想都化为乌有……小说的悲剧意识更在于，作者如打开潘多拉魔盒般塑造了一个个光鲜亮丽的梦想和前程，自己又将其逐一打碎。在人物命运的构建与毁灭中，《生命册》虽然打碎了不少东西，但小说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却在一步步提升。
犹如作者在《生命册》中写到的阿比西尼亚玫瑰，那些美好的东西在时代和我们内心的剧变中是多么不堪一击，一不小心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离当初的自己越走越远。
祝李佩甫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写出更多更美更好更深更厚更重的精品力作！（郭进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