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僰人今安在？
400多年前,在四川宜宾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之后,僰人,这个曾经长期生存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神秘地消失了。如今,唯有留在山崖上的悬棺依稀中诉说着僰人曾经的辉煌和荣耀，本文作者追根溯源,试图寻找这个已被史学家认定消亡的民族。
战地寻踪
2006年初夏的一个阴雨天,我来到四川珙县的麻塘坝,这里是中国悬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涓细的螃蟹溪,从麻塘坝蜿蜒而过,在溪流两岸的山崖绝壁上,密密麻麻悬挂着两百多具棺木。“人不知何处去,惟见悬棺留崖陬。”在狮子岩旁边的古悬棺博物馆里,游客们围着一位讲解员,听他讲述那场明王朝和僰人的战争。“那是 1573年的春天,明朝的14万大军给僰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那场战争之后,僰人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些悬棺昭示他们曾经的文明。”
讲解员叫黄华良,是当地民族中学的历史老师,常常来博物馆当义务解说员。他说,有关僰人的来历至今尚未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从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辗转迁徙来到西南地区,因此具有百越民族的血统;也有的学者认为僰人原属于氐羌,居住在西北地区,战国
和秦汉时期,逐渐南迁至宜宾一带。由于僰人帮助周武王伐纣有功,首领被封为侯,因而建立了“侯国”。
根据历史记载,骁勇善战的的僰人虽然与各周围民族相处融洽,但历朝统治者却大多认为其“叛服无常”,因此常被排挤和镇压。明朝开国以后,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官府欺压百姓,僰人纷纷据山为王,与明王朝展开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到明万历年间,僰人的势力范围已缩小到以麻塘坝为中心的南广河流域。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三月,四川巡抚曾省吾调集14万大军,以刘显为总兵,对宜宾南部山区的僰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围剿。据《万历实录》记载,明军用诱降的办法捕捉了都掌人(明朝对僰人的另称)首领阿苟,并先后攻克了凌霄城、都都寨。当年农历九月九日赛神节上,明军乘都掌人大醉,组织敢死队爬城而上攻破九丝城,前后“克寨六十余处,擒酋首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面”,荡平了被朝廷认为“负隅称乱,历三百余年”之久的“都蛮”。随后,明王朝又再次搜捕藏匿深山的造反僰人,直至“都蛮尽灭”,被“招安”的仅2381人。
九丝城现在是个镇,属于宜宾兴文县,距镇约10公里的建武古城曾经是川南的重要城镇。漫步街上,古城遗风依稀可辨。这里保存着五块碑,刻的是“平蛮碑记”,说的是明军消灭“都蛮”的事儿。碑用青石雕成,很高大,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为了防止风化用玻璃罩了起来,虽然字迹模糊不清,但仍隐隐地透着杀气。
九丝山位于九丝镇外3公里,海拔1247米。在落日余晖里,我登上
了这座兀立高耸的山峰。僰人当年在九丝山上依山筑城,建有三道城门、一座大王宫、四十八个哨所及多个囤粮仓库。
85岁的胡少华老人带我来到一个溶洞里,这里有许多僰人储水的大石缸。他告诉我,僰人就是在这里被灭掉的。当时明军纵火焚寨,漫山的大火映红了天空,烧得城墙的石头都裂了。小时候他在古堡里面玩的时候,还看见被烧成炭状的粮食足有几尺厚。
凌霄城是僰人的另一个重要堡垒,这是一个险要得似乎连鹰也飞不过去的孤峰,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山脚相连。在山腰上,一位叫陈友明的老人独自守望着空无一人的观音阁。他告诉我,小时候拣到过僰人的石头弹来玩,他还讲述了种种有关僰人的传说,“僰人会飞。阿大王从凌霄城驾两扇簸箕云,就飞到对面吊儿脚崖子上,踩出一个大脚印,一丈二尺长呢。”
“九丝之战”后,有关人的任何活动,不再见于以后的历史记述中,僰人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消失了。我在僰人最后战斗过的古战场游荡了半个月,始终没有发现僰人后裔的踪迹。如今古堡下的村民不是僰人的后裔,而是当年追剿僰人的官兵后代,他们对僰人的问题有点讳莫如深。难道400年前的僰人真的在刀光剑影中蒸发了?
逃亡之路
正当我为一无所获而愁眉不展的时候,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的
刘春教授建议我沿着传说的道去寻找。他说:“从一个部落集团来说,僰人是消亡了,但是我猜测还是有人侥幸逃脱。估计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成为俘虏,被解散和流放,最后被迫融入其他民族;还有一个可能是沿着道,逃向云南。”
据载,先秦时李冰治蜀的时候,曾经在川南宜宾一带烧坚岩、破山路,修了一条向滇东北延伸的道路,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由于这一带是侯国的故地,又被称之为“道”。它北自宜宾起,经云南水富、盐津通往昭通、曲靖。
根据刘春的研究,僰人逃亡有可能选择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南盘江、南广河、朱提江三条水路逆流向上逃亡。另一条就是从川南走直线到滇东北的曲靖。
在盐津豆沙镇公路边一块“僰人故里”的牌子旁,我遇到82岁的老人方绍钦。我问,您听说过僰人吗?老人说没有,只见过悬棺。“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少了,刚解放时,我经常看到猴子跳到悬棺上随意地摇晃,很多棺木都坠落江中。”老人还说,豆沙的悬棺旁有个猪头洞,里面那个形似猪头的石头会根据天象和节气前后伸缩,所以当地的百姓都认为悬棺是神物,从不去破坏。
老人介绍我找当地文化站的侯林,他是研究僰人的土著学者。在朱提江万仞绝壁下,侯林说,他想把僰人文化开发成旅游项目,但这里除了悬棺,僰人只留下了一些残破的建筑和器皿。没有村落和人群,仅凭找到僰人文化的一鳞半爪,难成气候。
临别饯行,侯林忽然想起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学者叫吉学平,据说他们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那边发现了一个很类似僰人的人群,正在搞DNA检测。
我到昆明访问了云南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吉学平。两年前,吉学平带领一支国际联合考古队来到了昭通威信,他们要做的就是揭开僰人神秘的面纱,让僰人“复活”。他们从悬棺里收集到一个头骨,并判断这可能是一千年前生活在云南昭通地区的僰人,他们决定对这个头骨进行DNA检测,并与文山州的人群样本进行比对。
DNA检测的结果,这个头骨与当地生活的彝族差异较大,而与文山州的人群样本比较接近,都具有百越民族的特征。但由于当地的傣族和壮族也属于百越民族,而且由于样本检测的有限性,所以DNA检测的结果只能作为判定人的辅助证据。要确认人后裔,还得从其基本特征岩画、悬棺和铜鼓入手,因为僰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备这三个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
“僰人应该是一个习惯沿着江河迁移的民族,”吉学平说,“沿道寻找僰人后裔的路线没有错,可以继续沿着南盘江向上寻找。”
吉学平告诉我可以去文山州丘北县,当地文化馆的管鹏发现了几个村落,村民自称是僰人,而他们的葬俗也具有悬棺遗风。
丘北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处南盘江支流清水江流域,境内生活着壮、苗、彝、瑶、白、撒尼等少数民族。
2006年6月的一个中午,我抵达丘北县的普者黑湖,这是一个高原
淡水湖。300余座孤峰像船儿一样漂浮在70余个开满荷花的大小湖泊中。撒尼人环湖而居,过着自由恬淡的生活。
有一个当地的司机,听说我是来做民族文化调查的,就带我来到黑箐龙狮子山溶洞。在那里,有许多古老的崖画,图案里有像青蛙一样跳舞的人和太阳鸟,和四川珙县悬棺旁的崖画极为相似。许多人像头上有一根很高的叫做椎吉的东西,就是盘起来的长发,这是鸟崇拜的标志。许多专家认为,僰人是沿海迁徙过来的民族,由鸟崇拜衍生为太阳崇拜,也就是崇拜天空飞行的火鸟。不仅崖画,人尊崇的铜鼓上面也有很多太阳图案。
在普者黑的一条船上,村民范金坤告诉我,在遥远的大山那边,有头上戴海贝的人,他们很少和外边交流,只有节日的时候才穿着盛装下山来跳舞。
“你见过他们吗?”我问。
“见过,小的时候还去过他们的寨子,”范金坤说,“他们居住得很偏僻,土地也很贫瘠,但对生活很容易满足。”
在县城里,我见到了管鹏,他是彝族人,多年来,他潜心研究当地民族的文化遗存。几年前,他发现了一支和僰人极为相似的人群,他们尽管在户籍上是彝族,但是私下里从不承认自己是彝族,而说自己是“拨族”,也就是僰人。这些人生活在舍得乡,也就是范金坤所说的遥远的大山那边。
僰人村落
管鹏很热心,自愿陪同我前往舍得乡,同行的还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吴佳轩局长。通往舍得乡的山路崎岖,但是风景却美不胜收。 天近黄昏的时候,我们的越野车驶进了舍得乡白泥塘村。孩子们围拢上来,看到摄影师拿出相机拍摄,他们又一哄而散,躲到大树或者石头后面。一些妇女也走出来打量着我们,难道这些村民就是我追寻的僰人后裔?
陪同我们来的吴局长用本地方言让村落里的妇女穿上民族服装。20分钟之后,刚刚还在我们的镜头前躲躲闪闪的妇女们,穿上了民族服装大大方方地让我们拍照。他们的衣服上有太阳和大海的图案,精美的头饰上缀着大量海贝。
第二天,经过管鹏的沟通,村长李加兴终于同意让我们参观自家的祖棺。
在一片石林里,村长的儿子李自华和村民赵石才领我们到一个悬崖边,他们像猿猴一样攀缘上去,在一个岩洞中取出了祖棺。它是一段剖开的苦桃木,高约40厘米,中间掏空做成匣子。
李加兴说,我们老祖宗的葬俗就是悬棺,后来方式改了,是用小匣子装灵魂片的方式了。满60岁的老年人死了以后,族人根据死者的面容用薄铜片做一个灵魂片,再用小匣子装好,然后由族长一个人悄悄地拿到山洞里边去。
根据管鹏的推算,白泥塘村洞穴灵魂葬形成时间和人悬棺葬消失时间是吻合的。丘北人每年农历十月初十祭祖棺,而明代人也是在农历十月被彻底镇压。“根据旧祖棺的腐朽程度、灵魂片的数量和生锈情况,我推算距今至少有300多年的历史,而僰人正好也是在400年前神秘消失的。”
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村子里的篝火晚会。这里的民歌结构短小,音域不宽,旋律变化不大,听起来原始古朴,苍凉悲怆,和欢快的彝族音乐截然不同。彝族跳乐一定是手挽手的,但这里的村民不挽手。
这里的男人都会唱一首苍凉的歌谣:
祖先在崖子上,
主公在崖洞中,
老人在供桌上,
朋友在酒桌上。
周边其他民族都没有唱这首歌的,这里的村民难道真是僰人的后裔?
次日,我把一些录音传给云南大学的人类学家万永宁教授。 一周后,万教授来了消息。经过对村民语言的分析,白泥塘人说的是彝语,应该是彝族。即使是僰人后裔,也是已经完全彝族化了的人。不过,他认为仅仅依据现代人的语言来判断族属还不充分,因为语言在对外的交流中很容易渗透和学习。如果能在丘北找到更多自称是僰人的村落并结合葬俗、服饰等综合分析,或许能够得到较为确切的答案。
“丘北这样的地方比较多,”管鹏说,“我们可以去野猪塘看看。” 经过3天徒步,越过12个垭口,我们抵达了野猪塘。走进一户农家,一个13岁的女孩在做饭,她家里用的是水窖,这和珙县麻塘坝大王溶洞里的储水槽很像。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村民可以把一个完整的“僰”字写出来。
最后的争议
有关丘北是否存在僰人的后裔,至今尚存有争议。
文山州彝学会副会长李学文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他认为僰人已经消亡,目前丘北自称是僰人的村民不是历史上人的后裔。从有关记载来看,他们是彝族的一支,服饰、习俗等都类似,自称是僰人是由于发音混淆,至于洞穴葬,在泸西的阿细人中也有。1992年开发丘北旅游,泸西老年人的发音bo使人们认为有人存在,其实那是白族。李学文说,当地的旅游部门曾去调查,说他们是僰人,但无法拿出证据,旅游与学术应分清,没有证据时就不能提出说法。
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翁家烈早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深入丘北的民族村寨,他当时就断言僰人的后裔在丘北。2006 年7月,我在贵阳拜访了翁家烈先生。
翁家烈不同意某些自称是僰人的村落其实是白族的说法。“白和僰不是一回事,”翁家烈说,“《集韵》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bo’那
个‘僰’,绝对不会是白族那个‘白’。人的村落在每年的二月初二祭龙石,祭石求子,白族没有这个习俗。”
翁先生早年读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群体的存在了。联系起他后来在川南一带的调查,他觉得这一个群体极有魅力。他们独特的服饰、葬俗,与彝族、白族都不同。翁先生认为,丘北人的习俗称谓和川南的古人是相吻合的。“我现在相信他们真是僰人的后裔,而且他们来的方向从北向南,来到丘北那边是比较晚一点的时候。”
翁先生告诉我,还有一个判断丘北人的线索,那就是百越民族的神器铜鼓。
文山州博物馆是云南最大的铜鼓聚集地,据说,当地的村民经常能在耕种犁地时挖出铜鼓。
这里最大的铜鼓是一面草皮村铜鼓,仔细观察它的纹理,发现上面的一些图案和四川珙县悬棺旁的崖画都非常注重写实。尤其是太阳纹,这是人的图腾,光体和光芒紧密相连浑然一体,而且都是12道光芒,反映了僰人对太阳特殊的崇拜。
历史上记载,僰人擅用铜鼓,特别是在祭祀的时候。在距丘北不远的文山县,我听新街乡文化馆工作人员说当地垭口寨近日要用铜鼓举行祭祀仪式,便打定主意要亲自去看一看。垭口寨村民也自称僰人,体貌特征属典型的百越人种,其语言和白泥塘的一样,而蓄水的方式和野猪塘有相似性。
垭口寨不通汽车。由于连日阴雨,道路一片泥泞,我只能坐了当地老乡的牛车进入。
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层层叠叠的石头房子和珙县凌霄城的石头寨非常相似。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孩子在路上跑来跑去。
我在村外遇到一个姓何的村民,他说他是苗族,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才从“江外”渡江逃到这里的。为了不忘祖先渡江逃难的事情,他们家的小娃娃出生后,都要放到冷水里泡一下,让孩子过一次“江”。 “你们寨子哪天开始祭祀?”我问。
“你是说祭石头吗?”他笑起来,“挺热闹的,不过昨天就结束了。今天只是一些个别的人家在祭祀,但是在深山里很难找。”
原来,文化馆工作人员给我的信息整整晚了一天。也就是说,想来垭口寨看人的铜鼓祭祀,还要再等上一年。
回到村里的时候,村民好像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那些妇女和孩子,坐在家门口很好奇地看着我。我走向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问她是否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她羞涩了良久,告诉我:僰人。我们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摇头。他的哥哥说,她没有名字。
整个僰人部落,就像这没有名字的母亲,在历史的滚滚潮流里,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迁徙的记忆,而唯一没有失去的是流动在血液里的坚韧和顽强。
巴蜀僰人今安在？
400多年前,在四川宜宾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之后,僰人,这个曾经长期生存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神秘地消失了。如今,唯有留在山崖上的悬棺依稀中诉说着僰人曾经的辉煌和荣耀，本文作者追根溯源,试图寻找这个已被史学家认定消亡的民族。
战地寻踪
2006年初夏的一个阴雨天,我来到四川珙县的麻塘坝,这里是中国悬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涓细的螃蟹溪,从麻塘坝蜿蜒而过,在溪流两岸的山崖绝壁上,密密麻麻悬挂着两百多具棺木。“人不知何处去,惟见悬棺留崖陬。”在狮子岩旁边的古悬棺博物馆里,游客们围着一位讲解员,听他讲述那场明王朝和僰人的战争。“那是 1573年的春天,明朝的14万大军给僰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那场战争之后,僰人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些悬棺昭示他们曾经的文明。”
讲解员叫黄华良,是当地民族中学的历史老师,常常来博物馆当义务解说员。他说,有关僰人的来历至今尚未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从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辗转迁徙来到西南地区,因此具有百越民族的血统;也有的学者认为僰人原属于氐羌,居住在西北地区,战国
和秦汉时期,逐渐南迁至宜宾一带。由于僰人帮助周武王伐纣有功,首领被封为侯,因而建立了“侯国”。
根据历史记载,骁勇善战的的僰人虽然与各周围民族相处融洽,但历朝统治者却大多认为其“叛服无常”,因此常被排挤和镇压。明朝开国以后,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官府欺压百姓,僰人纷纷据山为王,与明王朝展开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到明万历年间,僰人的势力范围已缩小到以麻塘坝为中心的南广河流域。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三月,四川巡抚曾省吾调集14万大军,以刘显为总兵,对宜宾南部山区的僰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围剿。据《万历实录》记载,明军用诱降的办法捕捉了都掌人(明朝对僰人的另称)首领阿苟,并先后攻克了凌霄城、都都寨。当年农历九月九日赛神节上,明军乘都掌人大醉,组织敢死队爬城而上攻破九丝城,前后“克寨六十余处,擒酋首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面”,荡平了被朝廷认为“负隅称乱,历三百余年”之久的“都蛮”。随后,明王朝又再次搜捕藏匿深山的造反僰人,直至“都蛮尽灭”,被“招安”的仅2381人。
九丝城现在是个镇,属于宜宾兴文县,距镇约10公里的建武古城曾经是川南的重要城镇。漫步街上,古城遗风依稀可辨。这里保存着五块碑,刻的是“平蛮碑记”,说的是明军消灭“都蛮”的事儿。碑用青石雕成,很高大,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为了防止风化用玻璃罩了起来,虽然字迹模糊不清,但仍隐隐地透着杀气。
九丝山位于九丝镇外3公里,海拔1247米。在落日余晖里,我登上
了这座兀立高耸的山峰。僰人当年在九丝山上依山筑城,建有三道城门、一座大王宫、四十八个哨所及多个囤粮仓库。
85岁的胡少华老人带我来到一个溶洞里,这里有许多僰人储水的大石缸。他告诉我,僰人就是在这里被灭掉的。当时明军纵火焚寨,漫山的大火映红了天空,烧得城墙的石头都裂了。小时候他在古堡里面玩的时候,还看见被烧成炭状的粮食足有几尺厚。
凌霄城是僰人的另一个重要堡垒,这是一个险要得似乎连鹰也飞不过去的孤峰,仅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山脚相连。在山腰上,一位叫陈友明的老人独自守望着空无一人的观音阁。他告诉我,小时候拣到过僰人的石头弹来玩,他还讲述了种种有关僰人的传说,“僰人会飞。阿大王从凌霄城驾两扇簸箕云,就飞到对面吊儿脚崖子上,踩出一个大脚印,一丈二尺长呢。”
“九丝之战”后,有关人的任何活动,不再见于以后的历史记述中,僰人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消失了。我在僰人最后战斗过的古战场游荡了半个月,始终没有发现僰人后裔的踪迹。如今古堡下的村民不是僰人的后裔,而是当年追剿僰人的官兵后代,他们对僰人的问题有点讳莫如深。难道400年前的僰人真的在刀光剑影中蒸发了?
逃亡之路
正当我为一无所获而愁眉不展的时候,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的
刘春教授建议我沿着传说的道去寻找。他说:“从一个部落集团来说,僰人是消亡了,但是我猜测还是有人侥幸逃脱。估计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成为俘虏,被解散和流放,最后被迫融入其他民族;还有一个可能是沿着道,逃向云南。”
据载,先秦时李冰治蜀的时候,曾经在川南宜宾一带烧坚岩、破山路,修了一条向滇东北延伸的道路,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由于这一带是侯国的故地,又被称之为“道”。它北自宜宾起,经云南水富、盐津通往昭通、曲靖。
根据刘春的研究,僰人逃亡有可能选择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南盘江、南广河、朱提江三条水路逆流向上逃亡。另一条就是从川南走直线到滇东北的曲靖。
在盐津豆沙镇公路边一块“僰人故里”的牌子旁,我遇到82岁的老人方绍钦。我问,您听说过僰人吗?老人说没有,只见过悬棺。“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少了,刚解放时,我经常看到猴子跳到悬棺上随意地摇晃,很多棺木都坠落江中。”老人还说,豆沙的悬棺旁有个猪头洞,里面那个形似猪头的石头会根据天象和节气前后伸缩,所以当地的百姓都认为悬棺是神物,从不去破坏。
老人介绍我找当地文化站的侯林,他是研究僰人的土著学者。在朱提江万仞绝壁下,侯林说,他想把僰人文化开发成旅游项目,但这里除了悬棺,僰人只留下了一些残破的建筑和器皿。没有村落和人群,仅凭找到僰人文化的一鳞半爪,难成气候。
临别饯行,侯林忽然想起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学者叫吉学平,据说他们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那边发现了一个很类似僰人的人群,正在搞DNA检测。
我到昆明访问了云南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吉学平。两年前,吉学平带领一支国际联合考古队来到了昭通威信,他们要做的就是揭开僰人神秘的面纱,让僰人“复活”。他们从悬棺里收集到一个头骨,并判断这可能是一千年前生活在云南昭通地区的僰人,他们决定对这个头骨进行DNA检测,并与文山州的人群样本进行比对。
DNA检测的结果,这个头骨与当地生活的彝族差异较大,而与文山州的人群样本比较接近,都具有百越民族的特征。但由于当地的傣族和壮族也属于百越民族,而且由于样本检测的有限性,所以DNA检测的结果只能作为判定人的辅助证据。要确认人后裔,还得从其基本特征岩画、悬棺和铜鼓入手,因为僰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备这三个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
“僰人应该是一个习惯沿着江河迁移的民族,”吉学平说,“沿道寻找僰人后裔的路线没有错,可以继续沿着南盘江向上寻找。”
吉学平告诉我可以去文山州丘北县,当地文化馆的管鹏发现了几个村落,村民自称是僰人,而他们的葬俗也具有悬棺遗风。
丘北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处南盘江支流清水江流域,境内生活着壮、苗、彝、瑶、白、撒尼等少数民族。
2006年6月的一个中午,我抵达丘北县的普者黑湖,这是一个高原
淡水湖。300余座孤峰像船儿一样漂浮在70余个开满荷花的大小湖泊中。撒尼人环湖而居,过着自由恬淡的生活。
有一个当地的司机,听说我是来做民族文化调查的,就带我来到黑箐龙狮子山溶洞。在那里,有许多古老的崖画,图案里有像青蛙一样跳舞的人和太阳鸟,和四川珙县悬棺旁的崖画极为相似。许多人像头上有一根很高的叫做椎吉的东西,就是盘起来的长发,这是鸟崇拜的标志。许多专家认为,僰人是沿海迁徙过来的民族,由鸟崇拜衍生为太阳崇拜,也就是崇拜天空飞行的火鸟。不仅崖画,人尊崇的铜鼓上面也有很多太阳图案。
在普者黑的一条船上,村民范金坤告诉我,在遥远的大山那边,有头上戴海贝的人,他们很少和外边交流,只有节日的时候才穿着盛装下山来跳舞。
“你见过他们吗?”我问。
“见过,小的时候还去过他们的寨子,”范金坤说,“他们居住得很偏僻,土地也很贫瘠,但对生活很容易满足。”
在县城里,我见到了管鹏,他是彝族人,多年来,他潜心研究当地民族的文化遗存。几年前,他发现了一支和僰人极为相似的人群,他们尽管在户籍上是彝族,但是私下里从不承认自己是彝族,而说自己是“拨族”,也就是僰人。这些人生活在舍得乡,也就是范金坤所说的遥远的大山那边。
僰人村落
管鹏很热心,自愿陪同我前往舍得乡,同行的还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吴佳轩局长。通往舍得乡的山路崎岖,但是风景却美不胜收。 天近黄昏的时候,我们的越野车驶进了舍得乡白泥塘村。孩子们围拢上来,看到摄影师拿出相机拍摄,他们又一哄而散,躲到大树或者石头后面。一些妇女也走出来打量着我们,难道这些村民就是我追寻的僰人后裔?
陪同我们来的吴局长用本地方言让村落里的妇女穿上民族服装。20分钟之后,刚刚还在我们的镜头前躲躲闪闪的妇女们,穿上了民族服装大大方方地让我们拍照。他们的衣服上有太阳和大海的图案,精美的头饰上缀着大量海贝。
第二天,经过管鹏的沟通,村长李加兴终于同意让我们参观自家的祖棺。
在一片石林里,村长的儿子李自华和村民赵石才领我们到一个悬崖边,他们像猿猴一样攀缘上去,在一个岩洞中取出了祖棺。它是一段剖开的苦桃木,高约40厘米,中间掏空做成匣子。
李加兴说,我们老祖宗的葬俗就是悬棺,后来方式改了,是用小匣子装灵魂片的方式了。满60岁的老年人死了以后,族人根据死者的面容用薄铜片做一个灵魂片,再用小匣子装好,然后由族长一个人悄悄地拿到山洞里边去。
根据管鹏的推算,白泥塘村洞穴灵魂葬形成时间和人悬棺葬消失时间是吻合的。丘北人每年农历十月初十祭祖棺,而明代人也是在农历十月被彻底镇压。“根据旧祖棺的腐朽程度、灵魂片的数量和生锈情况,我推算距今至少有300多年的历史,而僰人正好也是在400年前神秘消失的。”
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村子里的篝火晚会。这里的民歌结构短小,音域不宽,旋律变化不大,听起来原始古朴,苍凉悲怆,和欢快的彝族音乐截然不同。彝族跳乐一定是手挽手的,但这里的村民不挽手。
这里的男人都会唱一首苍凉的歌谣:
祖先在崖子上,
主公在崖洞中,
老人在供桌上,
朋友在酒桌上。
周边其他民族都没有唱这首歌的,这里的村民难道真是僰人的后裔?
次日,我把一些录音传给云南大学的人类学家万永宁教授。 一周后,万教授来了消息。经过对村民语言的分析,白泥塘人说的是彝语,应该是彝族。即使是僰人后裔,也是已经完全彝族化了的人。不过,他认为仅仅依据现代人的语言来判断族属还不充分,因为语言在对外的交流中很容易渗透和学习。如果能在丘北找到更多自称是僰人的村落并结合葬俗、服饰等综合分析,或许能够得到较为确切的答案。
“丘北这样的地方比较多,”管鹏说,“我们可以去野猪塘看看。” 经过3天徒步,越过12个垭口,我们抵达了野猪塘。走进一户农家,一个13岁的女孩在做饭,她家里用的是水窖,这和珙县麻塘坝大王溶洞里的储水槽很像。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村民可以把一个完整的“僰”字写出来。
最后的争议
有关丘北是否存在僰人的后裔,至今尚存有争议。
文山州彝学会副会长李学文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他认为僰人已经消亡,目前丘北自称是僰人的村民不是历史上人的后裔。从有关记载来看,他们是彝族的一支,服饰、习俗等都类似,自称是僰人是由于发音混淆,至于洞穴葬,在泸西的阿细人中也有。1992年开发丘北旅游,泸西老年人的发音bo使人们认为有人存在,其实那是白族。李学文说,当地的旅游部门曾去调查,说他们是僰人,但无法拿出证据,旅游与学术应分清,没有证据时就不能提出说法。
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翁家烈早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深入丘北的民族村寨,他当时就断言僰人的后裔在丘北。2006 年7月,我在贵阳拜访了翁家烈先生。
翁家烈不同意某些自称是僰人的村落其实是白族的说法。“白和僰不是一回事,”翁家烈说,“《集韵》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bo’那
个‘僰’,绝对不会是白族那个‘白’。人的村落在每年的二月初二祭龙石,祭石求子,白族没有这个习俗。”
翁先生早年读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群体的存在了。联系起他后来在川南一带的调查,他觉得这一个群体极有魅力。他们独特的服饰、葬俗,与彝族、白族都不同。翁先生认为,丘北人的习俗称谓和川南的古人是相吻合的。“我现在相信他们真是僰人的后裔,而且他们来的方向从北向南,来到丘北那边是比较晚一点的时候。”
翁先生告诉我,还有一个判断丘北人的线索,那就是百越民族的神器铜鼓。
文山州博物馆是云南最大的铜鼓聚集地,据说,当地的村民经常能在耕种犁地时挖出铜鼓。
这里最大的铜鼓是一面草皮村铜鼓,仔细观察它的纹理,发现上面的一些图案和四川珙县悬棺旁的崖画都非常注重写实。尤其是太阳纹,这是人的图腾,光体和光芒紧密相连浑然一体,而且都是12道光芒,反映了僰人对太阳特殊的崇拜。
历史上记载,僰人擅用铜鼓,特别是在祭祀的时候。在距丘北不远的文山县,我听新街乡文化馆工作人员说当地垭口寨近日要用铜鼓举行祭祀仪式,便打定主意要亲自去看一看。垭口寨村民也自称僰人,体貌特征属典型的百越人种,其语言和白泥塘的一样,而蓄水的方式和野猪塘有相似性。
垭口寨不通汽车。由于连日阴雨,道路一片泥泞,我只能坐了当地老乡的牛车进入。
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层层叠叠的石头房子和珙县凌霄城的石头寨非常相似。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孩子在路上跑来跑去。
我在村外遇到一个姓何的村民,他说他是苗族,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才从“江外”渡江逃到这里的。为了不忘祖先渡江逃难的事情,他们家的小娃娃出生后,都要放到冷水里泡一下,让孩子过一次“江”。 “你们寨子哪天开始祭祀?”我问。
“你是说祭石头吗?”他笑起来,“挺热闹的,不过昨天就结束了。今天只是一些个别的人家在祭祀,但是在深山里很难找。”
原来,文化馆工作人员给我的信息整整晚了一天。也就是说,想来垭口寨看人的铜鼓祭祀,还要再等上一年。
回到村里的时候,村民好像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那些妇女和孩子,坐在家门口很好奇地看着我。我走向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问她是否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她羞涩了良久,告诉我:僰人。我们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摇头。他的哥哥说,她没有名字。
整个僰人部落,就像这没有名字的母亲,在历史的滚滚潮流里,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迁徙的记忆,而唯一没有失去的是流动在血液里的坚韧和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