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 能。 ————题记
通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感触很深刻。托克维尔并没有写出一部“大革命史”，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旧制度，大革命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托克维尔的研究让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发的行动不一定带来良好地结果。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法国大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革命走向了无序、失控和暴力，曾经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带来了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仇恨与反仇恨、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现在与将来。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经历的近三十五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一、改革应坚持渐进性、有序性
“对于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始改革之时往往也是覆灭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历朝历代被颠覆的政权一样，路易十六国王在下台以前，面对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与妥协让步，然而这些改革或者不彻底、或者半途而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动荡，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无法阻挡。
例如，路易国王曾先后起用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人主导财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这项改革影响的利益过大，程度过于激进，严重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特权阶级的压力下，这些“救火队长”相继被免职，改革数次流产。这种政令颁布没多长时间又收回，再次颁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对于国王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人民的对于改革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改革逐渐失序，革命的火种在这时其实已经点燃。
而接下来召开的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利益冲突严重，第一、第二等级又可以联合起来，轻易否决第三等级的议案，第三等级沦为摆设，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改革的希望终于破灭，欺骗性的“三院制”议会组织形式，终于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当革命的狂热胜过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压倒一切的狂风骤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发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十分有借鉴意义。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激进改革导致的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90年代末的大批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以后，改革者们及时吸取了经验教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际效果为依据，采取稳定优先、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也成为改革过程的核心议题和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唯有继续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有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命运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国王通过与贵族和教士达成协议，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换取国王对其他人征收人头税的权力，因此，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而第三等级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
在旧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国国家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根本无力维持，几乎谁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财税制度，互相妥协让步，才能继续维系既有格局，否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教士都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了懒散的生活，面对征税的要求，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他们宁可和国家这条“大船”一同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牺牲，以维持现有体制的生命的延续。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灭亡。
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当年路易国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已经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集团、国有垄断集团及相关人员等，这些曾经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为继续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和主要阻力来源。这些阶层就好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一样，既有能力、又会想方设法的维护现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向“深水区”的继续进行，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因此，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能够有勇气、有能力说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让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唤醒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三、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台的时间可以用“悲剧”来形容。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和所剩无几的改革时间。最终，虽然他尽力了，但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能。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惨痛后果说明，如果可以选择，改革一定优于革命。因为改革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近观我国，当年的最初的改革赢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因为当时的中国一无所有，任何的改革对各个阶层来说都是“帕累托改进”。然而，时过境迁，当今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强大，社会各阶层日益割裂，社会矛盾逐步酝酿、积累、暴露，很多改革不再是“帕累托改进”，甚至成为“零和博弈”，改革已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反对继续改革，而非既得利益者也经常误以为是改革令他们受到剥夺而同样反对改革。我不禁思考，当改革共识不再，原来坚持改革的人，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我认为，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现实的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推动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共识，探索宪政民主之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避免革命、坚持改革才是正道。继续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智慧与勇气，更需要利益集团看得更加长远，主动做出妥协于让步，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最后重述我的观点：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中国的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不可以让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中重演。
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 能。 ————题记
通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感触很深刻。托克维尔并没有写出一部“大革命史”，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旧制度，大革命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托克维尔的研究让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发的行动不一定带来良好地结果。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法国大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革命走向了无序、失控和暴力，曾经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带来了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仇恨与反仇恨、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现在与将来。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经历的近三十五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一、改革应坚持渐进性、有序性
“对于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始改革之时往往也是覆灭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历朝历代被颠覆的政权一样，路易十六国王在下台以前，面对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与妥协让步，然而这些改革或者不彻底、或者半途而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动荡，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无法阻挡。
例如，路易国王曾先后起用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人主导财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这项改革影响的利益过大，程度过于激进，严重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特权阶级的压力下，这些“救火队长”相继被免职，改革数次流产。这种政令颁布没多长时间又收回，再次颁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对于国王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人民的对于改革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改革逐渐失序，革命的火种在这时其实已经点燃。
而接下来召开的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利益冲突严重，第一、第二等级又可以联合起来，轻易否决第三等级的议案，第三等级沦为摆设，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改革的希望终于破灭，欺骗性的“三院制”议会组织形式，终于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当革命的狂热胜过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压倒一切的狂风骤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发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十分有借鉴意义。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激进改革导致的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90年代末的大批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以后，改革者们及时吸取了经验教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际效果为依据，采取稳定优先、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也成为改革过程的核心议题和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唯有继续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有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命运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国王通过与贵族和教士达成协议，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换取国王对其他人征收人头税的权力，因此，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而第三等级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
在旧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国国家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根本无力维持，几乎谁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财税制度，互相妥协让步，才能继续维系既有格局，否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教士都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了懒散的生活，面对征税的要求，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他们宁可和国家这条“大船”一同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牺牲，以维持现有体制的生命的延续。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灭亡。
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当年路易国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已经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集团、国有垄断集团及相关人员等，这些曾经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为继续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和主要阻力来源。这些阶层就好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一样，既有能力、又会想方设法的维护现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向“深水区”的继续进行，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因此，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能够有勇气、有能力说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让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唤醒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三、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台的时间可以用“悲剧”来形容。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和所剩无几的改革时间。最终，虽然他尽力了，但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能。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惨痛后果说明，如果可以选择，改革一定优于革命。因为改革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近观我国，当年的最初的改革赢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因为当时的中国一无所有，任何的改革对各个阶层来说都是“帕累托改进”。然而，时过境迁，当今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强大，社会各阶层日益割裂，社会矛盾逐步酝酿、积累、暴露，很多改革不再是“帕累托改进”，甚至成为“零和博弈”，改革已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反对继续改革，而非既得利益者也经常误以为是改革令他们受到剥夺而同样反对改革。我不禁思考，当改革共识不再，原来坚持改革的人，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我认为，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现实的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推动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共识，探索宪政民主之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避免革命、坚持改革才是正道。继续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智慧与勇气，更需要利益集团看得更加长远，主动做出妥协于让步，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最后重述我的观点：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中国的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不可以让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