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印度种姓制度（转）
今年4月，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辛格宣布，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来自低种姓家庭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学生的入学名额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则提高到27％。政府的决定宣布不久，立即就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引发了针对这一决定的示威游行活动，尤其是大学、医院等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更是引起强烈反弹。5月份，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大医院相继罢工，使病人苦不堪言。这一波及全国的示威抗议暴露出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是历史的产物。根据吠陀经，印度的四个种姓是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梵天所创造，梵天用口创造出了婆罗门，用手创造出刹帝利，用大腿创造了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梵天创造四个种姓的身体部位的高低和各个种姓的地位高低是和谐的。通常来说，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后两个属于低种姓。其实，印度的每个种姓中还生出许多的分支，叫亚种姓。每个种姓都像一棵有许多枝桠的大树一样，细究起来十分复杂。印度还有一些人没有种姓，他们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者叫贱民。印度人口中只有信奉印度教的人才有种姓之分，而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则没有这个问题。1947年印度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时，宣布废除有数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考虑到低种姓和贱民的现状，印度政府从建国之初就制定了照顾低种姓和贱民的政策。此外，为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印度政府在教育等方面对这些非印度教的人也给予一定的照顾。
印度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我在印度工作期间，曾发现一些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多数是高种姓的人占据着，譬如政府部门，议会，公检法，军队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与印度最大的公司之一诚信公司的高级总裁一起吃饭聊天，知道他是婆罗门出生，就问他在种姓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为什么婆罗门依然统治着印度。他想了想说，婆罗门依然在印度的各个阶层占据着重要的岗位，这是事实。但问题的实质是，婆罗门一向重视教育，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总是设法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就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并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功。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他们占据着重要的岗位不再因为他们是高种姓，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能干。他们对社会作的贡献比别人大，自然应该过得比别人好。而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婆罗门，照样过着贫穷的生活。
经过对印度的深入观察，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这么多年后，高种姓的优越性已经体现不出来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印度工作时雇佣的司机就来自婆罗门家庭，但现在已经沦为社会的底层，给别人当车夫。我的司机罗摩告诉我，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有良田数百亩，但到了他的父辈就衰落了。兄弟六人把几百亩土地一分，一人也就是几十亩，而等到罗摩这一辈长大后，
兄弟几个再把这几十亩地一分，一人也就是一二十亩地，最多算个下中农。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土地出租给当地农民，每年收点租金，自己则到城市里找份工作。罗摩的几个兄弟也都干的是最普通的工作，没有半点高种姓的优越性和优越感。据我了解，新德里的几十家公共厕所的管理和清扫工作都由婆罗门种姓的人给承包了。在其他地方干苦力活的婆罗门也大有人在。真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印度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废除种姓制度方面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城市里，至少表面上人们已经不分三六九等了，也不会因为低种姓而在找工作时受到明显的歧视。我曾问过好几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是否会拒绝同低种姓和贱民握手，他们都表示，尽管可能会有人这样做，但他们不会拒绝与贱民握手。我知道过去不同种姓的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于是有机会时就问印度人，他们在遇到喜欢的恋人时，是否会考虑对方的种姓问题，多数人都表示，只要种姓相差不悬殊，他们都不大计较。但由于许多年轻人的婚姻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选择配偶的余地不大，也就不特别考虑种姓在婚姻中的问题。
我发现在城市里，人们已经很难通过职业来区分谁是哪个种姓，也不刻意关心这些问题。记得我有一次到一所中学采访，顺便问学生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因为种姓不同而彼此不相来往，他们都一脸的茫然，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因为种姓高低而不同呀。这证明在年轻一代人当中，种姓概念已经相当淡漠了。如果说有种姓观念，那也是存在于中年和老年一辈的脑海里。那些高种姓的家长可能会悄悄对子女说，别跟那些贱民或佣人的孩子在一起玩。
但在农村，种姓制度则比较根深蒂固，人们依然可以根据衣着，举止，语言用词甚至头饰等来判断人们的种姓，而高种姓的人与低种姓和贱民之间来往不多，有些偏远农村里贱民依然是与其他种姓的人分开居住，甚至不得使用同一口水井。毕竟，种姓制度存在了数千年，要在几十年中彻底根除并非易事。
据我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大城市里对种姓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了。如果说贫富过去与种姓制度有较大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则几乎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过去靠父辈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后代有条件接受教育并出人头地又另当别论，仅仅靠躺在高种姓这个虚名上过悠闲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在印度也开始有了市场。譬如印度上一届总统纳拉亚南就是贱民出生，本届总统卡拉姆则是穆斯林。现任总理辛格是锡克人，而执政党国大党的领袖索尼亚·甘地则来自基督教家庭。种姓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次的新政策之所以激起如此广泛和大规模的抗议，应该说与婆罗门等高种姓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有一定关系。有人甚至说，婆罗门已经开始变成贱民了。为什么呢？原来，由于贱民有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因此拼命生孩子，都是大家庭，而高种姓的人一般所受教育比较好，知道子女多不是福气而是负担，因此一家都只能一两个。几十年下来，婆罗门在许多村镇都成了少数派，气势上就压不过贱民，因此要么移居到大城市，要么就忍气吞声地生活，过去的优越性荡然无存。加上政府给予低种姓和贱民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而不给予高种姓，结果许多的高种姓反而成了连贱民也不如的穷人。为了保证低种姓人的教育和求职权利，印度早就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此外还给低种姓出身的学生一定的升学名额。过去，婆罗门都倾向于在政府部门或法律医学等现代职业中寻找工作，但现在由于政府的配额和优惠制度，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已经迫使婆罗门在这些领域里逐步退出了。我在新德里工作时就听说，在火车站替旅客扛旅行包的苦力中，在马路上开出租车的司机和人力车夫中，也有不少来自高种姓。在印度，贱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贱民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势力不可小觑。
现在，部分来自婆罗门家庭的孩子由于生活贫困，获得教育的机会并不比其他学生多，加上低种姓还有配额照顾，使得婆罗门家庭的就学率按人口比例甚至还低于其他种姓。这也是高种姓的人对印度的偏低种姓优惠政策不满的一个原因。有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有55％以上的婆罗门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全国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0％，也就是说，婆罗门的贫困人口比例实际上高出全国平均贫困人口的15％。
在这次抗议风波中，一些婆罗门甚至比较极端地说，政府为低种姓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实行“保留配额”政策，不仅使高等教育的质量逐年下降，而且还在社会上增加新的种姓歧视。如果说为低种姓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保留配额”在数十年前是必要的，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配额制”只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对稳定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们认为，政府决心继续推行这种制度，并不是真正为了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完全是为了在底层捞选票，因为高种姓的人在全国人口比例中毕竟是少数。
我眼里的印度种姓制度（转）
今年4月，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辛格宣布，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来自低种姓家庭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学生的入学名额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则提高到27％。政府的决定宣布不久，立即就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引发了针对这一决定的示威游行活动，尤其是大学、医院等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更是引起强烈反弹。5月份，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大医院相继罢工，使病人苦不堪言。这一波及全国的示威抗议暴露出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是历史的产物。根据吠陀经，印度的四个种姓是婆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梵天所创造，梵天用口创造出了婆罗门，用手创造出刹帝利，用大腿创造了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梵天创造四个种姓的身体部位的高低和各个种姓的地位高低是和谐的。通常来说，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后两个属于低种姓。其实，印度的每个种姓中还生出许多的分支，叫亚种姓。每个种姓都像一棵有许多枝桠的大树一样，细究起来十分复杂。印度还有一些人没有种姓，他们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者叫贱民。印度人口中只有信奉印度教的人才有种姓之分，而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则没有这个问题。1947年印度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时，宣布废除有数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考虑到低种姓和贱民的现状，印度政府从建国之初就制定了照顾低种姓和贱民的政策。此外，为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印度政府在教育等方面对这些非印度教的人也给予一定的照顾。
印度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我在印度工作期间，曾发现一些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多数是高种姓的人占据着，譬如政府部门，议会，公检法，军队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与印度最大的公司之一诚信公司的高级总裁一起吃饭聊天，知道他是婆罗门出生，就问他在种姓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为什么婆罗门依然统治着印度。他想了想说，婆罗门依然在印度的各个阶层占据着重要的岗位，这是事实。但问题的实质是，婆罗门一向重视教育，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总是设法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就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并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功。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他们占据着重要的岗位不再因为他们是高种姓，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能干。他们对社会作的贡献比别人大，自然应该过得比别人好。而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婆罗门，照样过着贫穷的生活。
经过对印度的深入观察，我比较认同他的观点。在印度废除种姓制度这么多年后，高种姓的优越性已经体现不出来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印度工作时雇佣的司机就来自婆罗门家庭，但现在已经沦为社会的底层，给别人当车夫。我的司机罗摩告诉我，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有良田数百亩，但到了他的父辈就衰落了。兄弟六人把几百亩土地一分，一人也就是几十亩，而等到罗摩这一辈长大后，
兄弟几个再把这几十亩地一分，一人也就是一二十亩地，最多算个下中农。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土地出租给当地农民，每年收点租金，自己则到城市里找份工作。罗摩的几个兄弟也都干的是最普通的工作，没有半点高种姓的优越性和优越感。据我了解，新德里的几十家公共厕所的管理和清扫工作都由婆罗门种姓的人给承包了。在其他地方干苦力活的婆罗门也大有人在。真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印度政府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废除种姓制度方面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城市里，至少表面上人们已经不分三六九等了，也不会因为低种姓而在找工作时受到明显的歧视。我曾问过好几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是否会拒绝同低种姓和贱民握手，他们都表示，尽管可能会有人这样做，但他们不会拒绝与贱民握手。我知道过去不同种姓的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于是有机会时就问印度人，他们在遇到喜欢的恋人时，是否会考虑对方的种姓问题，多数人都表示，只要种姓相差不悬殊，他们都不大计较。但由于许多年轻人的婚姻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选择配偶的余地不大，也就不特别考虑种姓在婚姻中的问题。
我发现在城市里，人们已经很难通过职业来区分谁是哪个种姓，也不刻意关心这些问题。记得我有一次到一所中学采访，顺便问学生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因为种姓不同而彼此不相来往，他们都一脸的茫然，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因为种姓高低而不同呀。这证明在年轻一代人当中，种姓概念已经相当淡漠了。如果说有种姓观念，那也是存在于中年和老年一辈的脑海里。那些高种姓的家长可能会悄悄对子女说，别跟那些贱民或佣人的孩子在一起玩。
但在农村，种姓制度则比较根深蒂固，人们依然可以根据衣着，举止，语言用词甚至头饰等来判断人们的种姓，而高种姓的人与低种姓和贱民之间来往不多，有些偏远农村里贱民依然是与其他种姓的人分开居住，甚至不得使用同一口水井。毕竟，种姓制度存在了数千年，要在几十年中彻底根除并非易事。
据我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大城市里对种姓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了。如果说贫富过去与种姓制度有较大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则几乎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过去靠父辈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后代有条件接受教育并出人头地又另当别论，仅仅靠躺在高种姓这个虚名上过悠闲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在印度也开始有了市场。譬如印度上一届总统纳拉亚南就是贱民出生，本届总统卡拉姆则是穆斯林。现任总理辛格是锡克人，而执政党国大党的领袖索尼亚·甘地则来自基督教家庭。种姓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次的新政策之所以激起如此广泛和大规模的抗议，应该说与婆罗门等高种姓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有一定关系。有人甚至说，婆罗门已经开始变成贱民了。为什么呢？原来，由于贱民有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因此拼命生孩子，都是大家庭，而高种姓的人一般所受教育比较好，知道子女多不是福气而是负担，因此一家都只能一两个。几十年下来，婆罗门在许多村镇都成了少数派，气势上就压不过贱民，因此要么移居到大城市，要么就忍气吞声地生活，过去的优越性荡然无存。加上政府给予低种姓和贱民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而不给予高种姓，结果许多的高种姓反而成了连贱民也不如的穷人。为了保证低种姓人的教育和求职权利，印度早就实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仅在议会两院为他们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高达27%的名额。此外还给低种姓出身的学生一定的升学名额。过去，婆罗门都倾向于在政府部门或法律医学等现代职业中寻找工作，但现在由于政府的配额和优惠制度，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已经迫使婆罗门在这些领域里逐步退出了。我在新德里工作时就听说，在火车站替旅客扛旅行包的苦力中，在马路上开出租车的司机和人力车夫中，也有不少来自高种姓。在印度，贱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贱民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势力不可小觑。
现在，部分来自婆罗门家庭的孩子由于生活贫困，获得教育的机会并不比其他学生多，加上低种姓还有配额照顾，使得婆罗门家庭的就学率按人口比例甚至还低于其他种姓。这也是高种姓的人对印度的偏低种姓优惠政策不满的一个原因。有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有55％以上的婆罗门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全国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0％，也就是说，婆罗门的贫困人口比例实际上高出全国平均贫困人口的15％。
在这次抗议风波中，一些婆罗门甚至比较极端地说，政府为低种姓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实行“保留配额”政策，不仅使高等教育的质量逐年下降，而且还在社会上增加新的种姓歧视。如果说为低种姓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保留配额”在数十年前是必要的，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配额制”只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对稳定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们认为，政府决心继续推行这种制度，并不是真正为了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完全是为了在底层捞选票，因为高种姓的人在全国人口比例中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