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人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
遭迫害的文人
1966年，中国的现代作家老舍投太明湖自杀
1966年，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1966年，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不堪文革9月3日自杀
1968年，著名作家杨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 1968年，诗人远千里于6月22日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老舍先生为何要自尽呢？关于这一问题多少年来莫衷一是。而今，当初的众说纷纭大体归结为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无法承受说。
持抗争说观点的人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最终以死表明自己。
持绝望说的人认为当时老舍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一是因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再有就是因为当时我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采取两种策略，给官和安排，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到1966年“红色八月”，红卫兵冲进北京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的人。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确有让人无法承受得起的问题和事情。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只是老舍先生自尽的原因依旧没有准确的说法。舒乙在《爸爸的最后两天》中对老舍先生的自尽原因也有交待。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傅光明在其文章《老舍之死和舒乙的人生选择》（原载《纵横》1988年第1期）
中支持了舒乙的看法：第一，老舍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第二，1941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他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第三，老舍在写于1943年的散文《诗人》里，透露出自己的生死观。老舍形容诗人平常狂放不羁，不修边幅，嘻嘻哈哈，但一遇到大悲痛、大祸患时，他会“投水、殉难、身谏”这无疑是给老舍之死的最好注解。舒乙由此推论，那是父亲在为自己寻找自杀之所了。第五，8月23日前几日，父亲对舒乙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和文物的大破坏。他预感到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并提到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不堪侮辱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人的例子。
傅雷与妻子的死
傅雷（1908-1966），别名怒庵，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 傅雷先生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也收录于《傅雷文集》。为表示对他著译的由衷礼赞，近年还出版多种插图珍藏本，如《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版画插图珍藏本《约翰·克里斯朵夫》。
喜欢文学的人也许因为一部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从而认识了他的译者傅雷，喜欢音乐的人也许从一张张动人心弦的钢琴曲唱片中认识了钢琴家傅聪，然而，如果没有读过《傅雷家书》，很少有人会知道朱梅馥，这位温柔贤惠漂亮能干的妻子，这位慈爱豁达顾全大局的母亲。
她是一位端庄秀丽性情随和的新时代女性，仔细看她的每一张照片，无论是二十几岁时的青春美丽，怀抱孩子时的沉静慈爱，还是知天命时的爽朗一笑，她的眼睛里从不带一丝生硬的成分，总是那般柔情似水。傅雷性格率真，愤世嫉俗，年轻时脾气异常暴躁，不仅两个孩子幼年时深受其害，作为妻子的她更是常常遭其折磨，那如疾风骤雨般不时袭来的责骂经常回荡在这个小家庭里，每次她都默默地承受着，为了傅雷的翻译事业，为了整个家庭，她的隐忍一次次浇灭了丈夫心头燃起的怒火。她是家里的调解员，气氛紧张时的中和剂，每当傅雷生气要朝孩子发火时，她总是抢在丈夫之前抢先去责骂儿子，以缓冲丈夫的盛怒；在儿
子跟前，她又温言劝诫，以减轻孩子对父亲的惧怕。
十四岁时她就与大她五岁的傅雷订亲，之后傅雷赴法国留学。在浪漫之都巴黎，远离家乡享受自由气息的傅雷和一位名叫玛德琳的女子“谈起了恋爱”，然而，他空有满腔热情，却始终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这对自尊心很强的傅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段时间，他陷入了极度失望的崩溃状态。走出这段感情的阴霾后，他痛定思痛，更觉未婚妻的可爱，于是回国后不久两人就结为秦晋之好。结婚后两人刚柔相济，傅雷依然经常无名的暴怒，梅馥则以她的至柔包容着丈夫的至刚，两人也算琴瑟和谐。然而，后来一位女子的出现却暂时打破了这种安定平衡的局面。这名女子是傅雷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二人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有一段时间，只要她不在身边，傅雷就像发了疯一样，几乎没法工作。妻子梅馥看见傅雷痛苦的样子，内心备受煎熬，他从没有埋怨过丈夫也从没抱怨过这位女子，她只是抱怨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安定丈夫。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她认为只有把这名女子请到家里来傅雷才能安心工作，于是她主动打电话给这名女子，傅雷的精神果然安定下来了。以后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给这位女子打电话说：“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等这位女子来了以后，她就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并适时地出来给两人端茶送水。时间一长，梅馥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那位女士，后来她主动离开傅雷，去了香港。
叶永烈在《傅雷一家》这本书中曾如此评价这位伟大的女性：“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她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她那与世无争、温和善良的脾性一如她的名字，“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面对傅雷的执拗和愤怒，她用悠悠的暗香来化解，然而，她的这种隐忍并不是摄于丈夫的威严，亦不是无原则地委曲顺从，她是为了顾全大局从而舍弃了“自己”这个小我，她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宽广！1961年10月她在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杨朔（1913~1968），男，是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原名杨毓晋。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英文学校。1939年参加八路军，转战于河北、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战地记者，1949年后随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入朝，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
去世，终年58岁。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人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
遭迫害的文人
1966年，中国的现代作家老舍投太明湖自杀
1966年，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1966年，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不堪文革9月3日自杀
1968年，著名作家杨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 1968年，诗人远千里于6月22日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老舍先生为何要自尽呢？关于这一问题多少年来莫衷一是。而今，当初的众说纷纭大体归结为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无法承受说。
持抗争说观点的人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最终以死表明自己。
持绝望说的人认为当时老舍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一是因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再有就是因为当时我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采取两种策略，给官和安排，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到1966年“红色八月”，红卫兵冲进北京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的人。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确有让人无法承受得起的问题和事情。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只是老舍先生自尽的原因依旧没有准确的说法。舒乙在《爸爸的最后两天》中对老舍先生的自尽原因也有交待。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傅光明在其文章《老舍之死和舒乙的人生选择》（原载《纵横》1988年第1期）
中支持了舒乙的看法：第一，老舍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第二，1941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他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第三，老舍在写于1943年的散文《诗人》里，透露出自己的生死观。老舍形容诗人平常狂放不羁，不修边幅，嘻嘻哈哈，但一遇到大悲痛、大祸患时，他会“投水、殉难、身谏”这无疑是给老舍之死的最好注解。舒乙由此推论，那是父亲在为自己寻找自杀之所了。第五，8月23日前几日，父亲对舒乙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和文物的大破坏。他预感到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并提到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不堪侮辱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人的例子。
傅雷与妻子的死
傅雷（1908-1966），别名怒庵，上海人，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 傅雷先生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一百余万言的著述也收录于《傅雷文集》。为表示对他著译的由衷礼赞，近年还出版多种插图珍藏本，如《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版画插图珍藏本《约翰·克里斯朵夫》。
喜欢文学的人也许因为一部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从而认识了他的译者傅雷，喜欢音乐的人也许从一张张动人心弦的钢琴曲唱片中认识了钢琴家傅聪，然而，如果没有读过《傅雷家书》，很少有人会知道朱梅馥，这位温柔贤惠漂亮能干的妻子，这位慈爱豁达顾全大局的母亲。
她是一位端庄秀丽性情随和的新时代女性，仔细看她的每一张照片，无论是二十几岁时的青春美丽，怀抱孩子时的沉静慈爱，还是知天命时的爽朗一笑，她的眼睛里从不带一丝生硬的成分，总是那般柔情似水。傅雷性格率真，愤世嫉俗，年轻时脾气异常暴躁，不仅两个孩子幼年时深受其害，作为妻子的她更是常常遭其折磨，那如疾风骤雨般不时袭来的责骂经常回荡在这个小家庭里，每次她都默默地承受着，为了傅雷的翻译事业，为了整个家庭，她的隐忍一次次浇灭了丈夫心头燃起的怒火。她是家里的调解员，气氛紧张时的中和剂，每当傅雷生气要朝孩子发火时，她总是抢在丈夫之前抢先去责骂儿子，以缓冲丈夫的盛怒；在儿
子跟前，她又温言劝诫，以减轻孩子对父亲的惧怕。
十四岁时她就与大她五岁的傅雷订亲，之后傅雷赴法国留学。在浪漫之都巴黎，远离家乡享受自由气息的傅雷和一位名叫玛德琳的女子“谈起了恋爱”，然而，他空有满腔热情，却始终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回应，这对自尊心很强的傅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段时间，他陷入了极度失望的崩溃状态。走出这段感情的阴霾后，他痛定思痛，更觉未婚妻的可爱，于是回国后不久两人就结为秦晋之好。结婚后两人刚柔相济，傅雷依然经常无名的暴怒，梅馥则以她的至柔包容着丈夫的至刚，两人也算琴瑟和谐。然而，后来一位女子的出现却暂时打破了这种安定平衡的局面。这名女子是傅雷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二人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有一段时间，只要她不在身边，傅雷就像发了疯一样，几乎没法工作。妻子梅馥看见傅雷痛苦的样子，内心备受煎熬，他从没有埋怨过丈夫也从没抱怨过这位女子，她只是抱怨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安定丈夫。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她认为只有把这名女子请到家里来傅雷才能安心工作，于是她主动打电话给这名女子，傅雷的精神果然安定下来了。以后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给这位女子打电话说：“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等这位女子来了以后，她就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并适时地出来给两人端茶送水。时间一长，梅馥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那位女士，后来她主动离开傅雷，去了香港。
叶永烈在《傅雷一家》这本书中曾如此评价这位伟大的女性：“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她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她那与世无争、温和善良的脾性一如她的名字，“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面对傅雷的执拗和愤怒，她用悠悠的暗香来化解，然而，她的这种隐忍并不是摄于丈夫的威严，亦不是无原则地委曲顺从，她是为了顾全大局从而舍弃了“自己”这个小我，她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宽广！1961年10月她在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杨朔（1913~1968），男，是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原名杨毓晋。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英文学校。1939年参加八路军，转战于河北、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战地记者，1949年后随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入朝，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
去世，终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