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农家小孩 老弗莱明是一个穷苦的苏格兰农夫，全家住在美丽的爱尔沙亚。有一天他在田里劳作时，听到附近泥沼里有人发出救命的哭喊。他急忙放下农具，跑到泥沼边，发现一个小孩掉到粪池里，老弗莱明赶紧把这个小孩救了上来。 第三天，来了一位优雅的绅士，自我介绍是被救小孩的父亲：“我要报答你，你救了我小孩的性命。”农夫说：“我不能因此接受报酬。”就在这时，农夫的儿子从茅屋里走出来，绅士说：“让我带走他，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假如这小孩像他父亲一样，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令你骄傲的人。”在绅士的资助下，农夫的小孩从圣玛利亚医学院毕业，并成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也就是盘尼西林的发现者。 挚友迈克之死 190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医生。正当弗莱明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弗莱明的研究工作也在1914年被迫中断，他从熟悉的圣玛丽医院赶赴几里外的法国战地医院去工作。在那里他继续从事伤口感染的治疗。 1914年10月，从圣玛丽医院来的莱特、弗莱明、约翰、费尔曼、李奥那、柯尔布鲁克和其他细菌学家，共同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开始调查来自战场上受伤的伤兵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泥土、血液、灰尘，加上潮湿和拥挤，为细菌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温床。有些危险细菌的孢子可以挨过恶劣的环境甚至长达数年。等到环境适宜，它们又会活过来，变成细菌。破伤风菌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会产生毒素，造成肌肉痉挛，使患者死去。 临时的战地医院设在布尔隆的一所大型俱乐部里。天花板上吊着美丽的豪华灯饰，这里曾是有钱人消遣娱乐的地方，现在却挤进了一排排的行军床，躺满了痛苦呻吟、流血不止的伤兵。许多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有的甚至形成了可怕的气性坏疽，它们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各式各样的细菌。气性坏疽是由一种毒性很强的微生物所造成的，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繁殖传播，不但毒害伤口，也使周围的肌肉和皮肤全都变成黑色；仅仅在数小时，伤口处便充满了腐败的气味。唯一的治疗方法只有立即截肢。 小组成员在十分简陋的场所从事实验。因为污水渗漏，房间内充满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房子里空气不流通，缺水，排水不良。他们只好搭起一间临时的实验室，供水、排水设备也十分简陋。 就是在这里弗莱明见到了儿时的好友――迈克。迈克是弗莱明孩童时在农场的玩伴，经常与迈克书信不断，建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在英法两国向德国发起的索姆河战役中，迈克被德国的炮弹飞片击中，并转移到了战地医院。他的伤口严重感染并且持续高烧不断。面对他发炎溃烂的身体，医生和弗莱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6天之后，面色苍白的迈克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迈克的死对弗莱明的刺激非常巨大，懊恼、痛苦、仇恨、自责、羞愧，他再也无法抑制胸中的悲痛，满腔泪水汩汩流出。他狂奔到医院的圣母像前发誓：“万能而仁慈的圣母，我愿以我的生命和灵魂向你起誓，穷我一生之力，也要消灭病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无论前路如何渺茫。只要我还活着，终将至死不渝。” 7年心血付之东流 战争结束后，他又目睹了另一场比战争更为残酷的灾难――全欧洲爆发了罕见的流行性感冒。这场感冒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越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阵亡人口总和。弗莱明更加深刻感觉到了解决病原菌问题的急迫性。他和他的助手把研究的对象对准了葡萄球菌，因为它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且危害很大的病原菌，伤口感染化脓，往往就是它在作怪。他们整日泡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在一只只细菌培养皿中接种上葡萄球菌，进行人工培养，再试验各种药剂对葡萄球菌的作用。 1921年，弗莱明的注意力放在能够溶解病菌的生物酶上，以为溶菌酶是一种重要的疫苗或有效的药物，然而，历经7年的潜心研究，他们却失败了，溶菌酶对病原生物几乎丝毫不起作用。 1928年夏天，天气格外闷热，研究中心破例放了一个避暑假。实验台上的器皿就这么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这在一向细心的弗莱明二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放假回来一进门，他就习惯性地去观察那些放在工作台上的盛有培养液的培养皿。一只长了一团团青绿色霉花的培养皿引起了弗莱明的注意，他的助手正准备清理这些培养皿：“先生，培养基发霉了，我把它倒掉吧。” “不。”弗莱明走到窗前，对着亮光，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霉花的周围出现了一圈空白，原先生长旺盛的葡萄球菌不见了。弗莱明马上意识到：会不会是这些葡萄球菌被某种霉菌杀死了呢？他抑制住内心的惊喜，急忙把这只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果然证实霉花周围的葡萄球菌全部死掉了。这位细心的科学家特地将这些青绿色的霉菌培养了许多，然后把过滤过的培养液滴到葡萄球菌中去。结果，奇迹出现了，几小时内，葡萄球菌全部死亡。他又把培养液稀释10倍、100倍、直至800倍，逐一滴到葡萄球菌中，观察它们的杀菌效果，结果表明，它们均能将葡萄球菌全部杀死。 9年的深入工作 进一步的动物实验表明，这种霉菌对细菌有相当大的毒性，而对白细胞却没有丝毫影响，就是说它对动物是无害的。 一个助手因手被玻璃划伤而开始化脓，肿痛得很厉害。弗莱明取来一根玻璃棒，蘸了些正做实验的霉菌培养液，一边涂在助手的手上：“不用去医院了，过几天手就好了。” 第二天，助手就跑来对弗菜明说：“先生，您的药真灵，瞧，我的手背好了。您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望着助手消尽了红肿的手背，弗莱明高兴地说：“我给它命名为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就是拉丁语青霉素的音译。 弗莱明毕竟不是一个化学家。盘尼西林培养液中的有效成分太少了，对于盘尼西林的提纯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加上当时磺胺药在全球的风行，盘尼西林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弗莱明相信，盘尼西林总有一天会造福人类，他细心地保存着菌种，一代一代地进行培养。 9年以后的1935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看到了弗莱明关于盘尼西林的文章。他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重新研究青霉素的性质和化学结构，终于解决了青霉素的分离、纯化和浓缩问题。高纯度的盘尼西林终于诞生了。 从此，这不起眼的青色霉菌变成了治病良药，轰动了全世界。当时正值二战期间，青霉素的研制和生产转移到了美国。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伤病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雷达并列的三大发明之一。 这一造福人类的贡献，使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人们的爱戴 弗莱明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卓越的细菌学家，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从事细菌学研究几乎就是他事业的全部。他在实验室里获得意外发现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们不断写出了关于青霉素发明过程的真实故事。然而，那些神话般的传说很难被人们忘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仍然记载着关于弗莱明传奇故事的大部分内容。 媒体在科学史上几乎很少犯下如此严重的愚蠢错误。它们把弗莱明描述成发现青霉素的天才，要么对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只字不提，要么仅用几句话一带而过。但在弗莱明本人的演讲中，他总是把青霉素的诞生归功于弗洛里、钱恩和他的同事的研究。 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他的喜爱。因为他有一种信仰，那就是要挽救全世界被疾病所困扰的人们。他做到了。被他的发明拯救过的人到今天为止已经无法估算，抗生素使人类平均寿命得以延长二、三十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用事实证明了他就是上帝最大的骄傲。
贫穷的农家小孩 老弗莱明是一个穷苦的苏格兰农夫，全家住在美丽的爱尔沙亚。有一天他在田里劳作时，听到附近泥沼里有人发出救命的哭喊。他急忙放下农具，跑到泥沼边，发现一个小孩掉到粪池里，老弗莱明赶紧把这个小孩救了上来。 第三天，来了一位优雅的绅士，自我介绍是被救小孩的父亲：“我要报答你，你救了我小孩的性命。”农夫说：“我不能因此接受报酬。”就在这时，农夫的儿子从茅屋里走出来，绅士说：“让我带走他，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假如这小孩像他父亲一样，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令你骄傲的人。”在绅士的资助下，农夫的小孩从圣玛利亚医学院毕业，并成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也就是盘尼西林的发现者。 挚友迈克之死 190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医生。正当弗莱明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弗莱明的研究工作也在1914年被迫中断，他从熟悉的圣玛丽医院赶赴几里外的法国战地医院去工作。在那里他继续从事伤口感染的治疗。 1914年10月，从圣玛丽医院来的莱特、弗莱明、约翰、费尔曼、李奥那、柯尔布鲁克和其他细菌学家，共同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开始调查来自战场上受伤的伤兵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泥土、血液、灰尘，加上潮湿和拥挤，为细菌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温床。有些危险细菌的孢子可以挨过恶劣的环境甚至长达数年。等到环境适宜，它们又会活过来，变成细菌。破伤风菌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会产生毒素，造成肌肉痉挛，使患者死去。 临时的战地医院设在布尔隆的一所大型俱乐部里。天花板上吊着美丽的豪华灯饰，这里曾是有钱人消遣娱乐的地方，现在却挤进了一排排的行军床，躺满了痛苦呻吟、流血不止的伤兵。许多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有的甚至形成了可怕的气性坏疽，它们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各式各样的细菌。气性坏疽是由一种毒性很强的微生物所造成的，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繁殖传播，不但毒害伤口，也使周围的肌肉和皮肤全都变成黑色；仅仅在数小时，伤口处便充满了腐败的气味。唯一的治疗方法只有立即截肢。 小组成员在十分简陋的场所从事实验。因为污水渗漏，房间内充满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房子里空气不流通，缺水，排水不良。他们只好搭起一间临时的实验室，供水、排水设备也十分简陋。 就是在这里弗莱明见到了儿时的好友――迈克。迈克是弗莱明孩童时在农场的玩伴，经常与迈克书信不断，建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在英法两国向德国发起的索姆河战役中，迈克被德国的炮弹飞片击中，并转移到了战地医院。他的伤口严重感染并且持续高烧不断。面对他发炎溃烂的身体，医生和弗莱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6天之后，面色苍白的迈克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迈克的死对弗莱明的刺激非常巨大，懊恼、痛苦、仇恨、自责、羞愧，他再也无法抑制胸中的悲痛，满腔泪水汩汩流出。他狂奔到医院的圣母像前发誓：“万能而仁慈的圣母，我愿以我的生命和灵魂向你起誓，穷我一生之力，也要消灭病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无论前路如何渺茫。只要我还活着，终将至死不渝。” 7年心血付之东流 战争结束后，他又目睹了另一场比战争更为残酷的灾难――全欧洲爆发了罕见的流行性感冒。这场感冒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越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阵亡人口总和。弗莱明更加深刻感觉到了解决病原菌问题的急迫性。他和他的助手把研究的对象对准了葡萄球菌，因为它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且危害很大的病原菌，伤口感染化脓，往往就是它在作怪。他们整日泡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在一只只细菌培养皿中接种上葡萄球菌，进行人工培养，再试验各种药剂对葡萄球菌的作用。 1921年，弗莱明的注意力放在能够溶解病菌的生物酶上，以为溶菌酶是一种重要的疫苗或有效的药物，然而，历经7年的潜心研究，他们却失败了，溶菌酶对病原生物几乎丝毫不起作用。 1928年夏天，天气格外闷热，研究中心破例放了一个避暑假。实验台上的器皿就这么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这在一向细心的弗莱明二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放假回来一进门，他就习惯性地去观察那些放在工作台上的盛有培养液的培养皿。一只长了一团团青绿色霉花的培养皿引起了弗莱明的注意，他的助手正准备清理这些培养皿：“先生，培养基发霉了，我把它倒掉吧。” “不。”弗莱明走到窗前，对着亮光，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霉花的周围出现了一圈空白，原先生长旺盛的葡萄球菌不见了。弗莱明马上意识到：会不会是这些葡萄球菌被某种霉菌杀死了呢？他抑制住内心的惊喜，急忙把这只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果然证实霉花周围的葡萄球菌全部死掉了。这位细心的科学家特地将这些青绿色的霉菌培养了许多，然后把过滤过的培养液滴到葡萄球菌中去。结果，奇迹出现了，几小时内，葡萄球菌全部死亡。他又把培养液稀释10倍、100倍、直至800倍，逐一滴到葡萄球菌中，观察它们的杀菌效果，结果表明，它们均能将葡萄球菌全部杀死。 9年的深入工作 进一步的动物实验表明，这种霉菌对细菌有相当大的毒性，而对白细胞却没有丝毫影响，就是说它对动物是无害的。 一个助手因手被玻璃划伤而开始化脓，肿痛得很厉害。弗莱明取来一根玻璃棒，蘸了些正做实验的霉菌培养液，一边涂在助手的手上：“不用去医院了，过几天手就好了。” 第二天，助手就跑来对弗菜明说：“先生，您的药真灵，瞧，我的手背好了。您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望着助手消尽了红肿的手背，弗莱明高兴地说：“我给它命名为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就是拉丁语青霉素的音译。 弗莱明毕竟不是一个化学家。盘尼西林培养液中的有效成分太少了，对于盘尼西林的提纯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加上当时磺胺药在全球的风行，盘尼西林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弗莱明相信，盘尼西林总有一天会造福人类，他细心地保存着菌种，一代一代地进行培养。 9年以后的1935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看到了弗莱明关于盘尼西林的文章。他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重新研究青霉素的性质和化学结构，终于解决了青霉素的分离、纯化和浓缩问题。高纯度的盘尼西林终于诞生了。 从此，这不起眼的青色霉菌变成了治病良药，轰动了全世界。当时正值二战期间，青霉素的研制和生产转移到了美国。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伤病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雷达并列的三大发明之一。 这一造福人类的贡献，使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人们的爱戴 弗莱明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卓越的细菌学家，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从事细菌学研究几乎就是他事业的全部。他在实验室里获得意外发现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们不断写出了关于青霉素发明过程的真实故事。然而，那些神话般的传说很难被人们忘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仍然记载着关于弗莱明传奇故事的大部分内容。 媒体在科学史上几乎很少犯下如此严重的愚蠢错误。它们把弗莱明描述成发现青霉素的天才，要么对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只字不提，要么仅用几句话一带而过。但在弗莱明本人的演讲中，他总是把青霉素的诞生归功于弗洛里、钱恩和他的同事的研究。 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他的喜爱。因为他有一种信仰，那就是要挽救全世界被疾病所困扰的人们。他做到了。被他的发明拯救过的人到今天为止已经无法估算，抗生素使人类平均寿命得以延长二、三十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用事实证明了他就是上帝最大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