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玉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表明，使中国古代用玉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用玉最久远的民族，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
中国古代玉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表明，使中国古代用玉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用玉最久远的民族，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随着中国考古学框架体系的建立和考古发掘出土玉器数量的日益增多，对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课题。鉴于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对该文化玉器类型、雕琢工艺、用玉制度及相关背景资料的深入了解，无疑是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的重要基点。
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20世纪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址还有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等，正式发掘出土玉器的总数已达100余件。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为距今8200—7400年，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史前用玉之先河。
兴隆洼文化玉器皆为阳起石一透闪石软玉类，色泽多呈淡绿、黄绿、深绿、乳白或浅白色，器体偏小。主要器类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斧、锛、凿等。玉玦的出土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玉器之一，常成对出在墓主人的耳部周围，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的耳饰。一类呈圆环状，另一类呈矮柱状，体侧均有一道窄缺口。匕形器的出土数量仅次于玉玦，亦为兴隆洼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类之一。器体均呈长条状，一面略内凹，另一面外弧，靠近一端中部钻一小孔，多出自墓主人的颈部、胸部或腹部，应是墓主人佩戴的项饰或衣服上的缀饰。弯条形器和玉管数量较少，均为佩戴在墓主人颈部的装饰品。斧、锛、凿等工具类玉器特征鲜明，其形制与石质同类器相仿，可形体明显偏小，多数磨制精良，没有使用痕迹，其具体功能尚待深入探讨，但不排除作为祭祀用“神器”的可能性。
兴隆洼文化玉器主要出自居室墓葬内，探讨当时的用玉制度应以充分揭示居室墓葬的内涵为基础。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均发现有居室墓葬，可见此种葬俗并非偶然现象，已构成兴隆洼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兴隆洼遗址经过大面积发掘，共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址170余座，一期聚落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所有的房址均成排分布，秩序井然，面积最大的两座房址并排位于聚落的中心部位，各达140余平方米，居住区的外围环绕一道椭圆形的围壕。居室墓葬共有30余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主人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居室墓葬仅限于少部分房址内，墓穴在居室内的位置比较固定，并且一座房址内通常仅埋一位死者，极少数房址内有埋两位死者的。由此可见，居室葬并不是普通社会成员的埋葬方式，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兴隆洼二期聚落中心性房址内发现的118号居室墓，是所有居室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主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男性，其右侧葬有一雌一雄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具有明显的宗教祭祀意义，是祭祀祖灵与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该墓内出土2件矮柱状玉玦。考虑到多数房屋埋入墓葬后继续被居住的情况，我们认为，聚落内部的少数人物可能因为生前等级、地位、身份或死因特殊，死后被埋在室内，成为生者祭祀、崇拜的对象。这里需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居室墓葬内都出土玉器，玉器的使用还仅限于少数人物。由此推断，兴隆洼文化玉器除装饰功能外，可能还具有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
2001年6—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是新世纪伊始我所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的一项新的田野发掘工作，其中对于玉文化起源的探索也是此次田野工作的主要学术目的之一。
此次正式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仅有5件，其中玉玦4件，玉匕形器1件。前者成对出自2座居室墓葬内，后者出自房址堆积层内。其中，4号居室墓内玉玦的出土位置十分重要，一件出自墓葬的填土内，另一件镶嵌在墓主人的右眼眶内。经鉴定，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儿童，下葬前经过肢解，头骨立置，其余部位骨骼凌乱，从而排除了后期压入的可能性。眼眶内嵌玉玦的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例，学术意义重大。联想到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的陶塑女神头像，双目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可能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关系。4号墓主可能生前右眼有疾，死后嵌入玉玦，起到以玉示目的作用。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形成了较规范的用玉制度。以佩戴玉玦为例，虽然没有男女性别和年龄大小的差异，但均双耳佩戴，讲究对称美。匕形器和弯条形器在墓主人身上也有固定的佩戴位置。诸多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现象表明，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并非单一遗址的特殊或偶然现象，已构成兴隆洼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代表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初始阶段。在欧亚大陆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往往能够见到斧、锛、凿等玉质的生产工具，且大多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尽管从质料鉴定看应属于玉器，但并不意味着玉文化的产生，因为这些玉质工具属于实用器，与同类石质工具的使用功能并无显著差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尚未真正掌握辨识、加工玉材的技术，玉器的人文特征也无从体现，因而不能作为玉文化起源的证据。尽管兴隆洼文化时期玉器的种类略显单一，器体也明显偏小，但当时人已具有了较成熟的用玉理念，对于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成为玉雕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兴隆沟遗址4号居室墓内以玉玦示目的做法则反映出更为深刻的用玉理念，应视为人格玉化的初级表现形式，联想到后期红山文化、良诸文化玉敛葬的形成、两周时期佩玉之风的盛行、两汉时期玉衣的出现，对玉器赋予浓重的人文属性应是玉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核心要素之一。
近年来，倡导多学科合作对玉文化进行全方位研究成为大家的共识，考古学因其独特的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方法，在玉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将更直接依赖于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在西辽河流域，小河西文化应早于兴隆洼文化，该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小河西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聚落规模明显偏小，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大体成排分布。从聚落形态和出土遗物的比较看，小河西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直接源头，其年代应在距今8500年以远。由于小河西文化遗址的发现数量较少，发掘规模偏小，对于小河西文化整体内涵的认识尚不充分，目前尚未发现玉器，但可成为探索玉文化起源的重要线索。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史前文化面貌的差异较大，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也不能仅局限在一个地区，但西辽河流域无疑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区域。玉文化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一，兴隆洼文化玉器发现后，人们可能疑惑为什么8000年前的玉器出自西辽河流域而非中原地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辽河流域有较丰富的玉矿资源，这是玉文化起源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西辽河流域的远古居民拥有发达的细石器加工传统，致使他们能够率先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同时拥有加工玉器的技术保障;三是特定的审美理念是玉文化起源的重要条件，兴隆洼文化玉玦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玉耳饰，是当时人刻意追求人体外在装饰美的重要实证。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玉雕业迅猛发展，大型玉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等新器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西辽河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核心地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出十分突出的作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中国古代玉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表明，使中国古代用玉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用玉最久远的民族，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
中国古代玉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表明，使中国古代用玉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用玉最久远的民族，玉器可以当之无愧地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随着中国考古学框架体系的建立和考古发掘出土玉器数量的日益增多，对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课题。鉴于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对该文化玉器类型、雕琢工艺、用玉制度及相关背景资料的深入了解，无疑是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的重要基点。
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20世纪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址还有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等，正式发掘出土玉器的总数已达100余件。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为距今8200—7400年，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史前用玉之先河。
兴隆洼文化玉器皆为阳起石一透闪石软玉类，色泽多呈淡绿、黄绿、深绿、乳白或浅白色，器体偏小。主要器类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斧、锛、凿等。玉玦的出土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玉器之一，常成对出在墓主人的耳部周围，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的耳饰。一类呈圆环状，另一类呈矮柱状，体侧均有一道窄缺口。匕形器的出土数量仅次于玉玦，亦为兴隆洼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类之一。器体均呈长条状，一面略内凹，另一面外弧，靠近一端中部钻一小孔，多出自墓主人的颈部、胸部或腹部，应是墓主人佩戴的项饰或衣服上的缀饰。弯条形器和玉管数量较少，均为佩戴在墓主人颈部的装饰品。斧、锛、凿等工具类玉器特征鲜明，其形制与石质同类器相仿，可形体明显偏小，多数磨制精良，没有使用痕迹，其具体功能尚待深入探讨，但不排除作为祭祀用“神器”的可能性。
兴隆洼文化玉器主要出自居室墓葬内，探讨当时的用玉制度应以充分揭示居室墓葬的内涵为基础。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均发现有居室墓葬，可见此种葬俗并非偶然现象，已构成兴隆洼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兴隆洼遗址经过大面积发掘，共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址170余座，一期聚落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所有的房址均成排分布，秩序井然，面积最大的两座房址并排位于聚落的中心部位，各达140余平方米，居住区的外围环绕一道椭圆形的围壕。居室墓葬共有30余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主人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居室墓葬仅限于少部分房址内，墓穴在居室内的位置比较固定，并且一座房址内通常仅埋一位死者，极少数房址内有埋两位死者的。由此可见，居室葬并不是普通社会成员的埋葬方式，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兴隆洼二期聚落中心性房址内发现的118号居室墓，是所有居室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主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男性，其右侧葬有一雌一雄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具有明显的宗教祭祀意义，是祭祀祖灵与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该墓内出土2件矮柱状玉玦。考虑到多数房屋埋入墓葬后继续被居住的情况，我们认为，聚落内部的少数人物可能因为生前等级、地位、身份或死因特殊，死后被埋在室内，成为生者祭祀、崇拜的对象。这里需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居室墓葬内都出土玉器，玉器的使用还仅限于少数人物。由此推断，兴隆洼文化玉器除装饰功能外，可能还具有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
2001年6—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是新世纪伊始我所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的一项新的田野发掘工作，其中对于玉文化起源的探索也是此次田野工作的主要学术目的之一。
此次正式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仅有5件，其中玉玦4件，玉匕形器1件。前者成对出自2座居室墓葬内，后者出自房址堆积层内。其中，4号居室墓内玉玦的出土位置十分重要，一件出自墓葬的填土内，另一件镶嵌在墓主人的右眼眶内。经鉴定，墓主人是一位女性儿童，下葬前经过肢解，头骨立置，其余部位骨骼凌乱，从而排除了后期压入的可能性。眼眶内嵌玉玦的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例，学术意义重大。联想到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的陶塑女神头像，双目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可能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关系。4号墓主可能生前右眼有疾，死后嵌入玉玦，起到以玉示目的作用。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先民已经形成了较规范的用玉制度。以佩戴玉玦为例，虽然没有男女性别和年龄大小的差异，但均双耳佩戴，讲究对称美。匕形器和弯条形器在墓主人身上也有固定的佩戴位置。诸多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现象表明，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并非单一遗址的特殊或偶然现象，已构成兴隆洼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代表了中国史前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初始阶段。在欧亚大陆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往往能够见到斧、锛、凿等玉质的生产工具，且大多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尽管从质料鉴定看应属于玉器，但并不意味着玉文化的产生，因为这些玉质工具属于实用器，与同类石质工具的使用功能并无显著差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尚未真正掌握辨识、加工玉材的技术，玉器的人文特征也无从体现，因而不能作为玉文化起源的证据。尽管兴隆洼文化时期玉器的种类略显单一，器体也明显偏小，但当时人已具有了较成熟的用玉理念，对于人体外在装饰美的追求成为玉雕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兴隆沟遗址4号居室墓内以玉玦示目的做法则反映出更为深刻的用玉理念，应视为人格玉化的初级表现形式，联想到后期红山文化、良诸文化玉敛葬的形成、两周时期佩玉之风的盛行、两汉时期玉衣的出现，对玉器赋予浓重的人文属性应是玉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核心要素之一。
近年来，倡导多学科合作对玉文化进行全方位研究成为大家的共识，考古学因其独特的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方法，在玉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将更直接依赖于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在西辽河流域，小河西文化应早于兴隆洼文化，该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小河西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聚落规模明显偏小，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大体成排分布。从聚落形态和出土遗物的比较看，小河西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直接源头，其年代应在距今8500年以远。由于小河西文化遗址的发现数量较少，发掘规模偏小，对于小河西文化整体内涵的认识尚不充分，目前尚未发现玉器，但可成为探索玉文化起源的重要线索。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史前文化面貌的差异较大，对玉文化起源的探索也不能仅局限在一个地区，但西辽河流域无疑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区域。玉文化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一，兴隆洼文化玉器发现后，人们可能疑惑为什么8000年前的玉器出自西辽河流域而非中原地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辽河流域有较丰富的玉矿资源，这是玉文化起源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西辽河流域的远古居民拥有发达的细石器加工传统，致使他们能够率先将玉材从石材中分辨出来，同时拥有加工玉器的技术保障;三是特定的审美理念是玉文化起源的重要条件，兴隆洼文化玉玦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玉耳饰，是当时人刻意追求人体外在装饰美的重要实证。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玉雕业迅猛发展，大型玉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等新器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玉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西辽河流域由此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核心地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出十分突出的作用，对夏商周三代文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