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学一写到父亲这样的作文，第一句话往往是“我有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父亲'。然而我从来不敢用这样的句子，我的父亲是平凡，但从来和伟大无关。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亲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
我的爷爷在父亲16岁时去世，留下弱势的奶奶和六个孩子。而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必须扛下这一切。日后，父亲在两个姑姑来家做客时，在酒后多次提起这段往事。那时，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对，就是徭役），而且连饭都没得吃。地里的庄稼全都是要入公社的，而每天定量的食物根本填不饱肚子。有次奶奶偷了一点公社的庄稼，被人发现后，在公社里被公开批斗。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徭役反而是一种福利了。去义务挖河、铺路，虽然很苦很累，但是能吃到平时根本吃不到的白面馒头和面条。多年后，每次父亲跟我提起在挖河时谁谁谁呼啦呼啦吃了十几碗面条时，他那飞扬的神采都好像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即使这样，家里还是一贫如洗。最后，我的大姑被活活饿死。住的房子还是那种用茅草掺黄土盖的低矮小屋。童年时，我见过那个屋子，墙一扣就能见到一根茅草，一拽，就是一块土疙瘩掉下来。因为贫穷，父亲和两个姑姑，以及三叔都没有上过学，只有二叔读到了初中。
村里人都叫父亲“大干”，意思是很能干。而年轻时的父亲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小的时候，除了种地，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父亲会想方设法去赚钱：去远近不一的河里逮小虾子，晒干了拿到集市上去卖；和本村以及邻近几个村子的人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建筑队，给四外村庄的人盖房子；到县城买瓜子和生花生，然后到河边锄一袋子黄沙，在做饭的锅里炒。小时候，总是能看到父母在厨房里一遍遍翻炒花生的样子，铲子和黄沙摩擦的声音，到现在我仍忘不了。
父亲受了多少苦，我无法想象。只是初中在镇子上读书的时候，有次去街上见父亲，看到遍布的摊位上，父亲在一个角落里守着用塑料布盛着的一堆花生瓜子，灰尘迷茫中，父亲在阳光下眼神凄迷，当时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
然而，少年心性中的叛逆，却让我一再和父亲产生冲撞。在我看来，父亲是看不上读书人的，他觉得读书无用。有时候谈论到某些话题，我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而父亲什么都不懂。在言语上从不知退让，往往让父亲很生气。有此，忘了因为什么，我和父亲起了冲突，他拿起一把铁锨就朝我砸来，幸亏我跑得快，没被砸中。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从来不是那种温柔体贴的父亲，他有自己的脾气，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
父亲对读书人的偏见，大概来自于自己农民的人生经验。他爱跟我讲读书人和农民比赛，而读书人总是输掉的故事。他也三番五次地跟我说，不要读书，跟他一起去收破烂。我很讨厌这样的说法，也从来没有听进去。
那时，父亲已经和同村人到哈尔滨收破烂了。这是我们周围村子人去城里打工最早的职业，那么多没读过书的人涌进城市里，身无长技，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了。父亲在哈尔滨收废品的日子里，我也并不怎么想他。只是父亲每次回家时，总会带一些零食，比如德州扒鸡，这对于一个连糖果都吃不上的孩子来说是有多大的诱惑啊。
等我越来越大，读了初中、高中，开始住校，与父亲的相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父亲越来越显出老态来，白头发越来越多，酒也喝得越来越凶。偶尔回家，就会听到母亲抱怨，说父亲不要命地喝酒，早上起来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口，有事大喝，没事小喝。而且一喝酒就哭，就骂人。喝得烂醉时，父亲半夜在大雨中，会摔倒在泥地里。母亲一劝，他就生气，而且火气极大。气急了，他不知道哪里弄来了一瓶农药，扬言要死。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怕他一气之下真的喝了下去。又急又气之下，母亲会骂父亲几句，然而父亲只有一句话：喝死拉倒。
然而，父亲还是没有能够像他曾经宣称过的那样豪气，终于喝成了高血压，每次喝完酒后，头疼欲裂，他还是会老老实实去医院。可好景不长，等身体恢复了一点，他又故态复萌，仍然继续喝，任谁劝也没有用。父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得过肾结石，至今未愈。因为喝酒染上高血压后，身体越发不如从前。我读大学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去哈尔滨打工了。父亲终于必须呆在家里，种种菜，看着小侄女。他真的老了。
读大学后，故乡从此只有冬夏两季。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打电话成为我们沟通的最常用手段。可如果我不打电话，父亲从来不会主动打给我。即使我打了电话，也无非问问家里的天气如何、庄稼如何、身体如何，我无法跟他分享大学里的生活，无法跟他解释什么叫讲座，什么叫社团。而在我大学前两年，他还一直怀疑南京大学是不是一所骗子学校。我常常很羡慕那些能把自己的人生跟父母分享的同学，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能明白子女的人生有过什么阶段。而我的父母，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大学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我，只能一遍一遍地问他们的身体怎么样，一遍一遍地说，我赚了多少钱。
父亲年纪越大，就越懒。母亲让他去背柴禾，他不去，也不搭理。让他做饭，他也不愿意做，却在一边挑刺。曾经的大干已经不在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疲惫的老人。过年回家时，母亲会跟我说起这些事，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替母亲难过，却无能为力。而过年难免喝酒，父亲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嗜酒，但偶尔也会喝醉。醉了，他还是会哭，跟我们絮絮叨叨说起年轻时种种磨难。在这哭诉中，我渐渐明白了父亲，他也许只是太苦了，太累了。现在子女有的成家，有的去读书，他是到了该休息的年龄了。
父亲在家的这几年，慢慢变得特别固执。也许是受电视的影响，他开始相信，任何带包装的食物都是不能吃的。他劝我的小侄女不要吃辣条，不要吃果冻，因为那“有毒”。而我，又找不到什么充足的理由去反驳他。偶尔跟他争执起来，他总是会生气。母亲多次让我说话容忍点，不要跟他争执，而我却一直没能听进去。
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因为他的格外注意而好起来，像大部分农村人一样，他对身体保佑一种盲目的自信。每当母亲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时，他都会讽刺地来一句：“你活得怪仔细嘞。”
前年，父亲查出来患了高血压，去蚌埠做了心脏支架。当时，我在广州工作，他们在电话里从未提及此事，是后来回家过年才知道的。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怕耽误我的工作。我很生气，说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今年年初，父亲本来打算再去蚌埠做心脏支架的，刚好我已经回到南京，又辞了工作。母亲说让我等段时间，等父亲做手术时照顾几天再找工作。谁知道，几天后，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才知道父亲可能得了肺癌。
接到电话，我去了蚌埠。父亲躺在一家小医院里，神情委顿。虽然母亲不让我告诉父亲，但是他还是知道了。他说他不愿意治，得这个病谁也没办法治好。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们，怕病治不好钱又没了。我说：“现在你说话没用，我做主。”父亲没有说什么。后来，在南京和蚌埠直接跑了几趟，请专家看了父亲的片子，也做了PETCT，最终确诊是癌症。
父母不识字，不懂得那些医学上的知识，怕他们在蚌埠胡思乱想又担惊受怕，也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我把父母接到南京，到省人民医院治疗。在南京陪伴他的那些日子，是我这辈子和他们共处的最为奇特的经历。在饭店吃饭，他们不知道怎么点菜，我一个个给他们报菜名，可他们还是会因为十块钱一份的土豆丝犹豫不决，觉得太贵。在医院，他们不知道怎么挂号不知道怎么缴费，我自己去跑腿……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这样被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为难成这样。想想别人的父母都衣着光鲜自信满满地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我的父母整天在医院里局促不安，我就很难过。
放疗时，父亲的胃口不太好，我给他做了几个菜送过去，我问父亲味道如何，他说好吃。我这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做饭。父亲年轻时做过大厨，村里人红白喜事，都请他掌勺。想不到，要等那么多年，父亲才吃上我给他做的菜。
父亲在医院里做放疗，母亲陪护，因为有事，我隔一两天会去看他，给他带点水果或其他东西。有时父亲对治疗的信心产生动摇，我会跟他讲谁谁谁也是得了癌症，到现在不也是好好的吗？有时，我会陪父母在附近的公园里转转，和他们聊聊这个城市，聊聊家里的事情。偶然间，我会想到，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如果没有我，也许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来这里吧。
我渐渐发现，父亲对我的态度变了。有一次，他为了母亲的一句话又生气了，我说就一句话的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吗？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竟然一句话也没有反驳我。而当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我做出的决定，父亲也都是赞成的。而在这之前，一旦我们之间出现抵牾，他总是不依不饶的，而且语气极为强烈，现在，父亲跟我说法，语气平缓了许多。那么多年以后，一对一直不对头的父子，终于在沉默中和解了。
今天，父亲要从老家来南京复查。而在他出院离开南京之前，我带父母去了玄武湖游玩。父亲对其他的风景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却对到处可见的参天大树赞叹不已，他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那么粗的大树。回到家后，父亲还对那些树念念不忘，兴致勃勃地跟村子里的人提起。时间是最大的小偷，我希望它能把那些大树留下，好让我多年以后，还能带父亲来南京，再看看那它们。
—End—
记得小学一写到父亲这样的作文，第一句话往往是“我有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父亲'。然而我从来不敢用这样的句子，我的父亲是平凡，但从来和伟大无关。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亲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
我的爷爷在父亲16岁时去世，留下弱势的奶奶和六个孩子。而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必须扛下这一切。日后，父亲在两个姑姑来家做客时，在酒后多次提起这段往事。那时，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对，就是徭役），而且连饭都没得吃。地里的庄稼全都是要入公社的，而每天定量的食物根本填不饱肚子。有次奶奶偷了一点公社的庄稼，被人发现后，在公社里被公开批斗。在这种情况下，承担徭役反而是一种福利了。去义务挖河、铺路，虽然很苦很累，但是能吃到平时根本吃不到的白面馒头和面条。多年后，每次父亲跟我提起在挖河时谁谁谁呼啦呼啦吃了十几碗面条时，他那飞扬的神采都好像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即使这样，家里还是一贫如洗。最后，我的大姑被活活饿死。住的房子还是那种用茅草掺黄土盖的低矮小屋。童年时，我见过那个屋子，墙一扣就能见到一根茅草，一拽，就是一块土疙瘩掉下来。因为贫穷，父亲和两个姑姑，以及三叔都没有上过学，只有二叔读到了初中。
村里人都叫父亲“大干”，意思是很能干。而年轻时的父亲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小的时候，除了种地，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父亲会想方设法去赚钱：去远近不一的河里逮小虾子，晒干了拿到集市上去卖；和本村以及邻近几个村子的人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建筑队，给四外村庄的人盖房子；到县城买瓜子和生花生，然后到河边锄一袋子黄沙，在做饭的锅里炒。小时候，总是能看到父母在厨房里一遍遍翻炒花生的样子，铲子和黄沙摩擦的声音，到现在我仍忘不了。
父亲受了多少苦，我无法想象。只是初中在镇子上读书的时候，有次去街上见父亲，看到遍布的摊位上，父亲在一个角落里守着用塑料布盛着的一堆花生瓜子，灰尘迷茫中，父亲在阳光下眼神凄迷，当时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
然而，少年心性中的叛逆，却让我一再和父亲产生冲撞。在我看来，父亲是看不上读书人的，他觉得读书无用。有时候谈论到某些话题，我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而父亲什么都不懂。在言语上从不知退让，往往让父亲很生气。有此，忘了因为什么，我和父亲起了冲突，他拿起一把铁锨就朝我砸来，幸亏我跑得快，没被砸中。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从来不是那种温柔体贴的父亲，他有自己的脾气，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
父亲对读书人的偏见，大概来自于自己农民的人生经验。他爱跟我讲读书人和农民比赛，而读书人总是输掉的故事。他也三番五次地跟我说，不要读书，跟他一起去收破烂。我很讨厌这样的说法，也从来没有听进去。
那时，父亲已经和同村人到哈尔滨收破烂了。这是我们周围村子人去城里打工最早的职业，那么多没读过书的人涌进城市里，身无长技，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了。父亲在哈尔滨收废品的日子里，我也并不怎么想他。只是父亲每次回家时，总会带一些零食，比如德州扒鸡，这对于一个连糖果都吃不上的孩子来说是有多大的诱惑啊。
等我越来越大，读了初中、高中，开始住校，与父亲的相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而父亲越来越显出老态来，白头发越来越多，酒也喝得越来越凶。偶尔回家，就会听到母亲抱怨，说父亲不要命地喝酒，早上起来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口，有事大喝，没事小喝。而且一喝酒就哭，就骂人。喝得烂醉时，父亲半夜在大雨中，会摔倒在泥地里。母亲一劝，他就生气，而且火气极大。气急了，他不知道哪里弄来了一瓶农药，扬言要死。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怕他一气之下真的喝了下去。又急又气之下，母亲会骂父亲几句，然而父亲只有一句话：喝死拉倒。
然而，父亲还是没有能够像他曾经宣称过的那样豪气，终于喝成了高血压，每次喝完酒后，头疼欲裂，他还是会老老实实去医院。可好景不长，等身体恢复了一点，他又故态复萌，仍然继续喝，任谁劝也没有用。父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得过肾结石，至今未愈。因为喝酒染上高血压后，身体越发不如从前。我读大学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去哈尔滨打工了。父亲终于必须呆在家里，种种菜，看着小侄女。他真的老了。
读大学后，故乡从此只有冬夏两季。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打电话成为我们沟通的最常用手段。可如果我不打电话，父亲从来不会主动打给我。即使我打了电话，也无非问问家里的天气如何、庄稼如何、身体如何，我无法跟他分享大学里的生活，无法跟他解释什么叫讲座，什么叫社团。而在我大学前两年，他还一直怀疑南京大学是不是一所骗子学校。我常常很羡慕那些能把自己的人生跟父母分享的同学，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能明白子女的人生有过什么阶段。而我的父母，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大学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我，只能一遍一遍地问他们的身体怎么样，一遍一遍地说，我赚了多少钱。
父亲年纪越大，就越懒。母亲让他去背柴禾，他不去，也不搭理。让他做饭，他也不愿意做，却在一边挑刺。曾经的大干已经不在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疲惫的老人。过年回家时，母亲会跟我说起这些事，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替母亲难过，却无能为力。而过年难免喝酒，父亲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嗜酒，但偶尔也会喝醉。醉了，他还是会哭，跟我们絮絮叨叨说起年轻时种种磨难。在这哭诉中，我渐渐明白了父亲，他也许只是太苦了，太累了。现在子女有的成家，有的去读书，他是到了该休息的年龄了。
父亲在家的这几年，慢慢变得特别固执。也许是受电视的影响，他开始相信，任何带包装的食物都是不能吃的。他劝我的小侄女不要吃辣条，不要吃果冻，因为那“有毒”。而我，又找不到什么充足的理由去反驳他。偶尔跟他争执起来，他总是会生气。母亲多次让我说话容忍点，不要跟他争执，而我却一直没能听进去。
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因为他的格外注意而好起来，像大部分农村人一样，他对身体保佑一种盲目的自信。每当母亲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时，他都会讽刺地来一句：“你活得怪仔细嘞。”
前年，父亲查出来患了高血压，去蚌埠做了心脏支架。当时，我在广州工作，他们在电话里从未提及此事，是后来回家过年才知道的。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怕耽误我的工作。我很生气，说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今年年初，父亲本来打算再去蚌埠做心脏支架的，刚好我已经回到南京，又辞了工作。母亲说让我等段时间，等父亲做手术时照顾几天再找工作。谁知道，几天后，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才知道父亲可能得了肺癌。
接到电话，我去了蚌埠。父亲躺在一家小医院里，神情委顿。虽然母亲不让我告诉父亲，但是他还是知道了。他说他不愿意治，得这个病谁也没办法治好。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们，怕病治不好钱又没了。我说：“现在你说话没用，我做主。”父亲没有说什么。后来，在南京和蚌埠直接跑了几趟，请专家看了父亲的片子，也做了PETCT，最终确诊是癌症。
父母不识字，不懂得那些医学上的知识，怕他们在蚌埠胡思乱想又担惊受怕，也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我把父母接到南京，到省人民医院治疗。在南京陪伴他的那些日子，是我这辈子和他们共处的最为奇特的经历。在饭店吃饭，他们不知道怎么点菜，我一个个给他们报菜名，可他们还是会因为十块钱一份的土豆丝犹豫不决，觉得太贵。在医院，他们不知道怎么挂号不知道怎么缴费，我自己去跑腿……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这样被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为难成这样。想想别人的父母都衣着光鲜自信满满地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我的父母整天在医院里局促不安，我就很难过。
放疗时，父亲的胃口不太好，我给他做了几个菜送过去，我问父亲味道如何，他说好吃。我这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做饭。父亲年轻时做过大厨，村里人红白喜事，都请他掌勺。想不到，要等那么多年，父亲才吃上我给他做的菜。
父亲在医院里做放疗，母亲陪护，因为有事，我隔一两天会去看他，给他带点水果或其他东西。有时父亲对治疗的信心产生动摇，我会跟他讲谁谁谁也是得了癌症，到现在不也是好好的吗？有时，我会陪父母在附近的公园里转转，和他们聊聊这个城市，聊聊家里的事情。偶然间，我会想到，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如果没有我，也许他们一辈子也不会来这里吧。
我渐渐发现，父亲对我的态度变了。有一次，他为了母亲的一句话又生气了，我说就一句话的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吗？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竟然一句话也没有反驳我。而当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我做出的决定，父亲也都是赞成的。而在这之前，一旦我们之间出现抵牾，他总是不依不饶的，而且语气极为强烈，现在，父亲跟我说法，语气平缓了许多。那么多年以后，一对一直不对头的父子，终于在沉默中和解了。
今天，父亲要从老家来南京复查。而在他出院离开南京之前，我带父母去了玄武湖游玩。父亲对其他的风景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却对到处可见的参天大树赞叹不已，他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那么粗的大树。回到家后，父亲还对那些树念念不忘，兴致勃勃地跟村子里的人提起。时间是最大的小偷，我希望它能把那些大树留下，好让我多年以后，还能带父亲来南京，再看看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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