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我从鸡西矿务局机电厂调到矿务局的报社《鸡西矿工报》当记者，主要任务是搞矿务局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当时，煤炭部还没有报纸，有一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我在这个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几篇稿子。第二年夏，《他们特别能战斗》的编辑部给矿务局宣传部来信，说要借调我去工作。 我去了之后，住在北京通县(现通州区)定福庄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招待所。每天，从定福庄乘汽车到东城区和平里的煤炭部上班，至少要走两个多小时，来回将近五个小时。两个月之后，一天，编辑部主任景建中找我谈话，问我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小学教师。她说，那最好。我问景主任问我这些干啥，景主任说，经过研究，决定调我到北京来，到《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工作。我爱人是教师，工作好安排，并让我交了四张二寸照片。 接着，煤炭部人事司便向矿务局发来商调函。我回来之后，向处长汇报了此事。 我原以为这无论对我还是对矿务局，都是一件好事，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没有想到，处长没有同意。处长说，无论矿务局还是报社的宣传工作，也都缺不了你，你来这一年多的时间，矿务局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局党委很满意，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让你走。要走的话，你也要培养一个接你班的人再走。 当时的矿务局党委书记谢文涛，非常重视对外宣传报道工作，而且对我每一篇在省和国家级媒体上发表的稿子，他几乎都看过。不仅常常表扬我，还经常给我出报道题目。我猜想，不让我去北京，可能就是谢书记的意见。 我和家人空喜欢一场。 1979年底，高扬文到煤炭部当部长。他上任伊始，就决定停办《他们特别能战斗》刊物，改办《中国煤炭报》。当时，因为人手不够，要从全国借调，我是借调的头一个。 于是，我又到北京去参加创办《中国煤炭报》的工作。我知道《中国煤炭报》还是想调我，可是我也知道鸡西矿务局是不会放我走的，于是我以家里孩子小离不开为由，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回去了。 1981年秋，煤炭部在鸡西矿务局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日报》记者刘军，看了我写的一些稿子后，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到《工人日报》去学习学习。我说，那当然好，就怕矿务局不让去。他说他跟矿务局领导说。 谢书记同意了刘军的意见，于是我在开完这次会议之后，便准备去《工人日报》学习。当年，粮食供应还采取计划配给，在北京学习期间吃饭的粮票成了问题，于是，在走之前，我向矿工保健面包做得最好吃的张新矿，要了30多个面包，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在煤炭部东单招待所，每天早晨，一个保健面包和我带去的一大罐咸菜，便是我的早餐，吃过早饭后乘坐8线汽车，到六铺炕下车，到《工人日报》政理部去上班。 政理部主任叫邱文仲，是个新闻专家，非常厉害。当年全国树立的知识分子榜样罗健夫的稿子，就是他写的。后来他调到《农民日报》当总编。去鸡西开会的刘军，就在这个部当记者。 在《工人日报》学习的三个月，是我的新闻业务水平明显飞跃的转折点，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里，写稿、改稿的质量，都是今非昔比。三个月过去了，我要回家过春节。临走之前，邱主任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工人日报》来。我说当然愿意。他说，那好，争取把你调到北京来。 这次，我没有和矿务局说这件事。因为，我想矿务局是不会放人的。过了春节，我回《工人日报》继续上班。这时邱主任跟我说，实在遗憾，最近北京市政府有新规定，严格控制进京人口，暂停进京人口户籍办理工作。 于是，我的第三次进北京又没成。 在我回来之前，邱主任对我说，你来了几个月了，可是光让你干活了，也没有跟你好好交流。写稿子说到底，就是要讲“味儿”，就是思想性，这是稿子的灵魂。你是个搞新闻的人才，一点就通，也不用多说了。 高人指路，我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三次没有调进北京，当时看来，当然是件不痛快的事。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也许还是老天的意思。 如果我真的去了北京，那么，我就不会有以后的那些故事了c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简称东煤公司，统一管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18个矿务局。《中国煤炭报》要在东煤公司设立中心记者站，负责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新闻报道工作。分片负责报道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记者都选好了，唯独吉林的记者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最后，《中国煤炭报》决定，把我调到长春，任驻吉林记者。 这次来鸡西矿务局商调的，还是副总编夏方建，另外他还带来两名记者。 商调这次没有遇到障碍。原因是：我虽然调到长春负责吉林省的报道，但是我还可以回到鸡西采访，对于矿务局也有好处。 在我调动工作关系之前，谢书记对我说，这些年我没少给鸡西矿务局做工作，因此决定给我涨一级工资，由副科级提到正科级。 《中国煤炭报》考核记者成绩，是计分制，就是按照不同的稿子分别计分，全年任务是200分。 在7年的时间里，在全国的30多名记者中，我连续6年都是不出前四名的优秀记者，有几年我还是第一名。全国的30多名记者中，大多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学新闻专业的，像我这样的“土八路”没有几个。记者每年200分的考核任务，我顶多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有时只用三四个月。而不少记者只能勉强完成任务，还有一些记者完不成任务。因此，为了多发稿子，记者对编辑施以小恩小惠的事，也避免不了。而我，从来不干这种事。算来，我干了7年记者，只有一篇稿子没有发出来，发稿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所有记者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那些年，我有大块的时间干“副业”——写名人专访稿。我采访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如王润身、浦克、梁音、刘世龙和作曲家雷振邦，还有赵本山、殷秀梅、孙飞虎、陈家林、游本昌、张暴默、笑林、李扬、赵连甲、寇振海、郭凯敏、张光北、李玲玉、董文华等40多名文艺圈的名人，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数百篇专访和纪实稿件。
1977年7月，我从鸡西矿务局机电厂调到矿务局的报社《鸡西矿工报》当记者，主要任务是搞矿务局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当时，煤炭部还没有报纸，有一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我在这个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几篇稿子。第二年夏，《他们特别能战斗》的编辑部给矿务局宣传部来信，说要借调我去工作。 我去了之后，住在北京通县(现通州区)定福庄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招待所。每天，从定福庄乘汽车到东城区和平里的煤炭部上班，至少要走两个多小时，来回将近五个小时。两个月之后，一天，编辑部主任景建中找我谈话，问我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小学教师。她说，那最好。我问景主任问我这些干啥，景主任说，经过研究，决定调我到北京来，到《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工作。我爱人是教师，工作好安排，并让我交了四张二寸照片。 接着，煤炭部人事司便向矿务局发来商调函。我回来之后，向处长汇报了此事。 我原以为这无论对我还是对矿务局，都是一件好事，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没有想到，处长没有同意。处长说，无论矿务局还是报社的宣传工作，也都缺不了你，你来这一年多的时间，矿务局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局党委很满意，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让你走。要走的话，你也要培养一个接你班的人再走。 当时的矿务局党委书记谢文涛，非常重视对外宣传报道工作，而且对我每一篇在省和国家级媒体上发表的稿子，他几乎都看过。不仅常常表扬我，还经常给我出报道题目。我猜想，不让我去北京，可能就是谢书记的意见。 我和家人空喜欢一场。 1979年底，高扬文到煤炭部当部长。他上任伊始，就决定停办《他们特别能战斗》刊物，改办《中国煤炭报》。当时，因为人手不够，要从全国借调，我是借调的头一个。 于是，我又到北京去参加创办《中国煤炭报》的工作。我知道《中国煤炭报》还是想调我，可是我也知道鸡西矿务局是不会放我走的，于是我以家里孩子小离不开为由，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回去了。 1981年秋，煤炭部在鸡西矿务局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日报》记者刘军，看了我写的一些稿子后，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到《工人日报》去学习学习。我说，那当然好，就怕矿务局不让去。他说他跟矿务局领导说。 谢书记同意了刘军的意见，于是我在开完这次会议之后，便准备去《工人日报》学习。当年，粮食供应还采取计划配给，在北京学习期间吃饭的粮票成了问题，于是，在走之前，我向矿工保健面包做得最好吃的张新矿，要了30多个面包，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住在煤炭部东单招待所，每天早晨，一个保健面包和我带去的一大罐咸菜，便是我的早餐，吃过早饭后乘坐8线汽车，到六铺炕下车，到《工人日报》政理部去上班。 政理部主任叫邱文仲，是个新闻专家，非常厉害。当年全国树立的知识分子榜样罗健夫的稿子，就是他写的。后来他调到《农民日报》当总编。去鸡西开会的刘军，就在这个部当记者。 在《工人日报》学习的三个月，是我的新闻业务水平明显飞跃的转折点，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里，写稿、改稿的质量，都是今非昔比。三个月过去了，我要回家过春节。临走之前，邱主任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工人日报》来。我说当然愿意。他说，那好，争取把你调到北京来。 这次，我没有和矿务局说这件事。因为，我想矿务局是不会放人的。过了春节，我回《工人日报》继续上班。这时邱主任跟我说，实在遗憾，最近北京市政府有新规定，严格控制进京人口，暂停进京人口户籍办理工作。 于是，我的第三次进北京又没成。 在我回来之前，邱主任对我说，你来了几个月了，可是光让你干活了，也没有跟你好好交流。写稿子说到底，就是要讲“味儿”，就是思想性，这是稿子的灵魂。你是个搞新闻的人才，一点就通，也不用多说了。 高人指路，我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三次没有调进北京，当时看来，当然是件不痛快的事。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也许还是老天的意思。 如果我真的去了北京，那么，我就不会有以后的那些故事了c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简称东煤公司，统一管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18个矿务局。《中国煤炭报》要在东煤公司设立中心记者站，负责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新闻报道工作。分片负责报道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记者都选好了，唯独吉林的记者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最后，《中国煤炭报》决定，把我调到长春，任驻吉林记者。 这次来鸡西矿务局商调的，还是副总编夏方建，另外他还带来两名记者。 商调这次没有遇到障碍。原因是：我虽然调到长春负责吉林省的报道，但是我还可以回到鸡西采访，对于矿务局也有好处。 在我调动工作关系之前，谢书记对我说，这些年我没少给鸡西矿务局做工作，因此决定给我涨一级工资，由副科级提到正科级。 《中国煤炭报》考核记者成绩，是计分制，就是按照不同的稿子分别计分，全年任务是200分。 在7年的时间里，在全国的30多名记者中，我连续6年都是不出前四名的优秀记者，有几年我还是第一名。全国的30多名记者中，大多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学新闻专业的，像我这样的“土八路”没有几个。记者每年200分的考核任务，我顶多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有时只用三四个月。而不少记者只能勉强完成任务，还有一些记者完不成任务。因此，为了多发稿子，记者对编辑施以小恩小惠的事，也避免不了。而我，从来不干这种事。算来，我干了7年记者，只有一篇稿子没有发出来，发稿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所有记者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那些年，我有大块的时间干“副业”——写名人专访稿。我采访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如王润身、浦克、梁音、刘世龙和作曲家雷振邦，还有赵本山、殷秀梅、孙飞虎、陈家林、游本昌、张暴默、笑林、李扬、赵连甲、寇振海、郭凯敏、张光北、李玲玉、董文华等40多名文艺圈的名人，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数百篇专访和纪实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