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先波
实事求是 2014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党情的现实局面和发展趋势，是随着客观形势变化发展而调整的，是动态的认识，应体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知，是在特定发展阶段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党对自身历史方位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与党所领导的革命、改革、建设事业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党对于自身历史方位认知一旦出现偏差和失误，就会导致“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就会遭到损害，历史教训是惨痛的。因此，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党都在努力认识所处的历史方位，并由此制定行动纲领和路线。
早在党的八大，邓小平就提出了建设“执政党”这一论断，但党实际上仍以革命思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党”的身份认知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执政党”的概念并没有转化为全党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党因自身历史方位及其具体形势和现实条件的变化，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阶段性差异，及时调整党建目标，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考验，怎样应对风险和考验为主线，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党建目标模式与党的历史方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的协调统一，从而确保了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目标的每一次调整，都深刻反映了党对于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认知和准确把握。
一、20世纪80年代：建设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两个文明”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新事业。这既体现了党对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准确判断，也反映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对于全党上下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必须从思想上、意识上、组织上做出全面调整，才能确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被新的历史任务压垮，并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全国上下开展拨乱反正，全面整党，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邓小平在大会讲话强调，“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P39)
上世纪80年代的整党分三期进行，历时三年半完成。1987年5月26日，薄一波在代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所作题为《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中，对于此次整党的成效给予了肯定评价。认为“总体而言，整党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但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即使整党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在党风和其他方面也还遗留了一些问题。”[2]应该说，通过整党，对于全党上下认识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和党所肩负的现实任务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数十年“革命党”认知形成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通过一次运动式的整党就能完全改变。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突击整顿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出来。党的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党的十三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得起执政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着力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并强调“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这一时期党建目标的确立，表明党已经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党的建设带来了新考验，也提出了新要求，从而促使党探索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新路子。此一时期党建目标体现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党所领导的核心事业的结合，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党向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党这一历史方位的转变。
二、20世纪90年代：建设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格局酝酿激烈变革和调整。一方面，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教训深刻亟待反思和总结；另一方面，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思想领域以及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内外环境。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改革逻辑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既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理论和思想认识上做出回答；也需要加快改革进度，加大改革力度，急需行动上进行回应。正如江泽民所说的，“这是建党以来党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3](P43)在改革开放事业举步维艰之际，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表明了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开创了改革开放新阶段。“一个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新局面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人民面前。”[3](PP306～307)
党的十四大做出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后，使党的建设的现实环境再次发生变化。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3](P403)党必须在对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的新情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的深刻把握基础上，对党建目标模式做出相应调整，对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即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对党的建设的新认识的集中体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建目标作出了新的表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一目标正式表述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P43)但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建目标并没有吸收这一新的表述方式，而仍沿袭了党的十四大党章的提法：“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5](P123,P145)
而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党面临的执政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也更加复杂多样。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对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和执政两种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两种能力的命题，明确了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具体内涵，将执政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内化为推进党的建设的动力和方向。
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对十年来常委会抓党建工作重大问题的成效、经验、不足进行总结，认为党的建设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党的建设还存在不少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之处；党员干部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还存在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进而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4](PP554～555)这其中既坦率地承认当前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反映了党在新世纪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为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新思路。
这一时期党建目标的确立，重在从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方面强调提高党的抗压能力，反映了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建设目标模式的新要求。
三、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在全球化视野中宏观审视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任务的变化，并首次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这一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对党的历史方位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概括，并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视为党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党的历史方位的内涵正式表述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6](PP536～537)
新世纪以来，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基于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和肩负历史使命的上述认知和判断，也在根据党所领导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党的建设做出新思考。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惠州考察工作时，基于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新思考，首次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问题。实际上提出了按“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想。
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加强对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和要求作了系统阐述，并初步提出了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目标：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执政党身份的认知，更加注重以执政党应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意识的深化和执政能力的提升。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将新世纪党的建设目标概括为：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且明确提出了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党建思路。
新世纪党的建设目标是应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现实考验和挑战提出的。根据党建目标设计党的建设路线图，为了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必须将党建目标具体化、行动化，设定党建路线图，积极思考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世纪以来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决定》认为：党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这表明2000年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的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有效解决，但同时也指出了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并且强调这些考验复杂、严峻，将长期存在。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党对所处历史方位和肩负执政使命认知的不断深入，“执政党”的观念和意识也逐渐明确和深化，并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党的建设目标，表明党在执政党身份自我认知上的重大突破，党建目标的具体内涵和指向更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新世纪新阶段的十年，尽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社会领域矛盾增多，党内消极腐败、官僚主义等诸多问题仍然突出。[7](P5)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做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并指出了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性、紧迫性、尖锐性。这表明，通过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党对于解决十六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问题，在十年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从理论的高度对战略选择和总体部署进行了概括和阐述。这同时也表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任务再一次发生了深刻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党的十八大再次对自身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定位做出新的调整和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阐述了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位一体的党建基本任务和格局。并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目标内涵建构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综合同构。
与党的十七大只是在中央委员会报告阐述了“五位一体”党建任务和格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并没有吸收这一表述不同，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了整体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并载入了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目标模式的深化和对自身功能认知的完善，表明党的执政观更加全面。同时，这也体现了党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命题，提升到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新的范畴，执政党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具体举措也更加完善和清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也必将促使党进一步细化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建设的举措，使得党建目标的路径选择和方向定位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党建目标模式做出了四次重大调整，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而到“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表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使命型政党向功能型政党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党对历史方位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也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目标定位与党所肩负的现实任务的高度契合。
党所肩负的现实任务是党判断自身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党所处历史方位及其具体现实表征的变化是调整党建目标模式的现实基础，党建目标模式的调整则是对党所处历史方位具体变化的回应和观照。三十多年来党建目标模式的演进过程表明：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宏观概括与面对的具体时空环境和现实条件是有区别的，党的建设目标模式的调整既要呼应党的历史方位的认知，也要对历史方位的阶段性特征给予足够的重视，更要适应自身所肩负事业的阶段性现实任务。而执政党建设目标既要适应党所领导事业的发展需要，也不能冲淡对自身建设的重视程度。既要从“面临什么风险和考验，怎样应对风险和考验”的角度抓执政党建设主线，更要根据面临风险和考验的轻重缓急确定党的建设的阶段性主要任务，准确把握并着力解决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六大前后，党对历史方位的认知决定了党的建设目标模式发生重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所处历史方位新特征、所肩负事业的新要求的认识，围绕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采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举措，正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也将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党建目标的具体内涵作出新的概括。
作者介绍：李先波，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作者：李先波
实事求是 2014年05期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党情的现实局面和发展趋势，是随着客观形势变化发展而调整的，是动态的认识，应体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知，是在特定发展阶段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党对自身历史方位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与党所领导的革命、改革、建设事业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党对于自身历史方位认知一旦出现偏差和失误，就会导致“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就会遭到损害，历史教训是惨痛的。因此，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党都在努力认识所处的历史方位，并由此制定行动纲领和路线。
早在党的八大，邓小平就提出了建设“执政党”这一论断，但党实际上仍以革命思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党”的身份认知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执政党”的概念并没有转化为全党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党因自身历史方位及其具体形势和现实条件的变化，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阶段性差异，及时调整党建目标，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考验，怎样应对风险和考验为主线，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党建目标模式与党的历史方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的协调统一，从而确保了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建目标的每一次调整，都深刻反映了党对于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认知和准确把握。
一、20世纪80年代：建设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两个文明”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新事业。这既体现了党对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准确判断，也反映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对于全党上下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必须从思想上、意识上、组织上做出全面调整，才能确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被新的历史任务压垮，并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全国上下开展拨乱反正，全面整党，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邓小平在大会讲话强调，“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P39)
上世纪80年代的整党分三期进行，历时三年半完成。1987年5月26日，薄一波在代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所作题为《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中，对于此次整党的成效给予了肯定评价。认为“总体而言，整党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但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即使整党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在党风和其他方面也还遗留了一些问题。”[2]应该说，通过整党，对于全党上下认识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和党所肩负的现实任务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数十年“革命党”认知形成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通过一次运动式的整党就能完全改变。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突击整顿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出来。党的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党的十三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得起执政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着力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并强调“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这一时期党建目标的确立，表明党已经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对党的建设带来了新考验，也提出了新要求，从而促使党探索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新路子。此一时期党建目标体现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党所领导的核心事业的结合，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党向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党这一历史方位的转变。
二、20世纪90年代：建设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格局酝酿激烈变革和调整。一方面，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教训深刻亟待反思和总结；另一方面，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思想领域以及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内外环境。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改革逻辑下，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既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理论和思想认识上做出回答；也需要加快改革进度，加大改革力度，急需行动上进行回应。正如江泽民所说的，“这是建党以来党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3](P43)在改革开放事业举步维艰之际，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表明了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开创了改革开放新阶段。“一个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新局面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人民面前。”[3](PP306～307)
党的十四大做出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后，使党的建设的现实环境再次发生变化。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3](P403)党必须在对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的新情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的深刻把握基础上，对党建目标模式做出相应调整，对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即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对党的建设的新认识的集中体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建目标作出了新的表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一目标正式表述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P43)但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建目标并没有吸收这一新的表述方式，而仍沿袭了党的十四大党章的提法：“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5](P123,P145)
而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党面临的执政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也更加复杂多样。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对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和执政两种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两种能力的命题，明确了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具体内涵，将执政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内化为推进党的建设的动力和方向。
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对十年来常委会抓党建工作重大问题的成效、经验、不足进行总结，认为党的建设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党的建设还存在不少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之处；党员干部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还存在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进而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4](PP554～555)这其中既坦率地承认当前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反映了党在新世纪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为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新思路。
这一时期党建目标的确立，重在从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方面强调提高党的抗压能力，反映了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对党的建设目标模式的新要求。
三、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在全球化视野中宏观审视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任务的变化，并首次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这一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对党的历史方位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概括，并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视为党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党的历史方位的内涵正式表述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6](PP536～537)
新世纪以来，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基于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和肩负历史使命的上述认知和判断，也在根据党所领导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党的建设做出新思考。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惠州考察工作时，基于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新思考，首次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问题。实际上提出了按“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思想。
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加强对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和要求作了系统阐述，并初步提出了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目标：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执政党身份的认知，更加注重以执政党应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意识的深化和执政能力的提升。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将新世纪党的建设目标概括为：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且明确提出了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党建思路。
新世纪党的建设目标是应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现实考验和挑战提出的。根据党建目标设计党的建设路线图，为了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必须将党建目标具体化、行动化，设定党建路线图，积极思考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世纪以来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决定》认为：党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这表明2000年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的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有效解决，但同时也指出了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并且强调这些考验复杂、严峻，将长期存在。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党对所处历史方位和肩负执政使命认知的不断深入，“执政党”的观念和意识也逐渐明确和深化，并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党的建设目标，表明党在执政党身份自我认知上的重大突破，党建目标的具体内涵和指向更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新世纪新阶段的十年，尽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社会领域矛盾增多，党内消极腐败、官僚主义等诸多问题仍然突出。[7](P5)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做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并指出了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性、紧迫性、尖锐性。这表明，通过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党对于解决十六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问题，在十年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从理论的高度对战略选择和总体部署进行了概括和阐述。这同时也表明，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任务再一次发生了深刻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党的十八大再次对自身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定位做出新的调整和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阐述了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位一体的党建基本任务和格局。并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目标内涵建构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综合同构。
与党的十七大只是在中央委员会报告阐述了“五位一体”党建任务和格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并没有吸收这一表述不同，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了整体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并载入了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目标模式的深化和对自身功能认知的完善，表明党的执政观更加全面。同时，这也体现了党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命题，提升到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一新的范畴，执政党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具体举措也更加完善和清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也必将促使党进一步细化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建设的举措，使得党建目标的路径选择和方向定位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党建目标模式做出了四次重大调整，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而到“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表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使命型政党向功能型政党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党对历史方位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也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目标定位与党所肩负的现实任务的高度契合。
党所肩负的现实任务是党判断自身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党所处历史方位及其具体现实表征的变化是调整党建目标模式的现实基础，党建目标模式的调整则是对党所处历史方位具体变化的回应和观照。三十多年来党建目标模式的演进过程表明：党对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宏观概括与面对的具体时空环境和现实条件是有区别的，党的建设目标模式的调整既要呼应党的历史方位的认知，也要对历史方位的阶段性特征给予足够的重视，更要适应自身所肩负事业的阶段性现实任务。而执政党建设目标既要适应党所领导事业的发展需要，也不能冲淡对自身建设的重视程度。既要从“面临什么风险和考验，怎样应对风险和考验”的角度抓执政党建设主线，更要根据面临风险和考验的轻重缓急确定党的建设的阶段性主要任务，准确把握并着力解决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六大前后，党对历史方位的认知决定了党的建设目标模式发生重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所处历史方位新特征、所肩负事业的新要求的认识，围绕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采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举措，正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也将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党建目标的具体内涵作出新的概括。
作者介绍：李先波，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