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是我国纺织史上著名的纺织技术革新家，史志、辞书有不少关于她生平的记载。她是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人，年轻时曾流落海南岛崖州（后为崖县，今三亚市），在当地居住数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公元1295年左右回到故乡，向当妇女传授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纺织技术，如错纱、配色、综线、絮花等，并改进了搅车、弹弓、纺车等纺织机具，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能同时纺三根纱的三缳脚踏纺车，推动了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死后，邑人感泣而共葬之。又立祠，曰先棉祠，岁时享祭”。
黄道婆对我国棉纺织技术发展贡献值得后人称颂。但黄道婆在海南果真是从黎族妇女处学艺吗？我认为，黄道婆在海南学艺并非师从黎族人，而是临高先民。
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与水平
黎族妇女织出的黎幕（又称黎单或黎被）、头帕及筒裙、绦带等非常精巧美丽，史志记载甚多。作者50年代到黎族地区调查时也曾亲眼见过不少精美的头帕、筒裙，它们简直可与壮锦媲美。在考察、参观黎锦时如果不是亲见目睹，我真不敢相信那些斑斓悦目的织物居然是用简陋、粗糙的纺织机织出来的。
保亭、琼中一带的织机几乎只有一些绦带和木片、竹棍之类的东西，人们甚至很难把它称为“织布机”。织布的妇女把这些绦带的一端系在一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双脚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一俯一仰的活动使绦带和经线一驰一张，同时熟练地用刷竹棍挑起部份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织一小段后用交叉的竹棍把布幅撑开，使之保持一定的幅宽，继续再织。由于织机的简陋，她们只能织出幅宽一尺长左右的头巾、筒裙或一两寸宽的绦带，速度非常慢，一条又窄又短的筒裙就得织上一、两个月。她们没有纺车，用硬木制成的纺锤来纺制粗粗的纬线，经线和部分纬线都是用从百贷商店买来的红布、蓝布等一丝一丝地拆出来使用的。我真为她们高超的技艺所折服，但也为这种过分简陋的机器叹息。
她们为什么不直接买棉纱来织布呢？随行的黎族同胞回答是百货商店没有棉纱供应，而拆色布的线也可以免去染纱的繁琐手续。我当时以为岐黎地区生产比较落后，所以没有纺车和像样的织机，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跟保亭、琼中不一样。后来，看到德国民族学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和历代有关著作之后，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纺织机普遍都是相当原始的。史图博是这样描述的：
“线和棉布是从汉人处买来的，但黎族妇女自己也能纺织，作纺织原料用的纤维植物有木棉、各地都有种植的苎麻，以及从梧桐科的灌木胡麻树的韧皮加工出来的野生大麻，还有罕见的剑麻等。木棉树在海南岛几乎随处可见。海南岛汉族把它叫做‘木棉’。纺锤（黎语叫Woi）是长约22厘米的簿木棒，在一头有两、三个开孔铜钱和涂有少许蜡来作坠子，要把纺线绕起来时，是用豪猪的粗毛（黎语叫Min-dai）来绕的。”
“白沙峒黎的织物与其他所有黎族的情况一样，是专门由妇女来织造的。织物从技术来看虽是原始的，从艺术上来看却是极其高超的。制作妇女的宽衣和男子的腰布的这种简单的棉布是从汉人处买入的，制作妇女的裙这种艺术的、漂亮的织物是黎族妇女自己织造的。此外，织有美丽花纹的狭窄布带，如猎囊的背带，腰带等也是自己织造的。织机（blum ―lin）是极其简单的，但有漂亮的雕刻。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榈叶或席子上织的。”
“使用野生麻（黎语叫dan）作纺纱原料，这在海南岛各处都能看到。同时岐和�也使用很多木棉。纺锤（黎语叫wei）是简单的木棍，在棍的两端各吊一个开孔线和一根小铁钩”，“岐的织物比白沙峒黎粗糙得多，织机（黎语叫fug）也以相同的原理做成，但没有做得那么精巧。”
“黎族为自己生产着美丽的编织品。婺族妇女是极其擅长于纺织和刺绣的。但黎族的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么原始。”
1982年版的《广东少数民族》一书介绍：“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这里说是“简单的工具”，而没有使用“纺纱机”、“织布机”等词，大概也认为它们简单到还够不上“机”的水平吧！
黎族人民织布的原料是从汉族人民那里买来现成色布再拆成纱线来织并非始自今日。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说：“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这里用“挑织”一词，可见当时制作的方法大概也像我所见的那样用竹橇挑起部分经纱而织制的。
清代陆次云《峒�纤志》：“黎人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即棉花）织之，成锦。”
清乾隆时期《广州府志》：“黎锦，出琼州，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丝线，织成人物、花鸟、诗字，浓丽灿烂，可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
从上面摘引的历史资料和我考察见到的情况来看，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是相当简单原始的。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黎族人民的纺织机也决不会比今天更高明，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否则无需“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了。
临高人拥有结构精良的纺织机
我认为黄道婆在崖州是师从临高人（临高语族群）学习纺织技术。由于受到海南岛“非汉即黎”观念的误解，史书常常将临高人误认为黎族人，又为了与五指山区的黎族区分，于是称之为“熟黎”（意为汉化的黎族人），故而以讹传讹，黄道婆师从黎人学习纺织技术的记载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临高人是“百越”一支，从大陆迁到海南岛的时间在黎族之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立儋耳、珠崖郡时，当地聚居人数必然不少（否则无需设立郡县），而且“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镟”，生产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过去，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是黎族人民当时的情况。但我认为当时珠崖郡治在今琼山县遵�东�村，儋耳郡治在今儋县三都乡南滩村（旧名南滩铺），这一带地方素来是“临高人”的住地。 而且，“贯头服”并不是黎族人民的“专利”。“项髯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汉书》）”，古代两广的骆越人（当然也包括临高先民）都穿过贯头服。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的海南，“女子桑蚕织绩”的情景，描述的只能是临高人的生活，因为直到新中国建立时，黎族地区尚未发现有种桑养蚕的情况。更何况，如果黎族人民自古就种桑养蚕，又何必“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呢？
桑蚕业是临高人重要的生产行业。临高丝绸曾闻名遐迩，《临高县志》记载“妇女业蚕桑，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织。一夫立耕，岁可得米百斜，一妇纺织，年终得缣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贷可居也。”
临高人纺织技术也比较先进。临高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西瓯骆越较先进的织染技术，临高话织布机叫dak8，卷纱筒叫lut，线叫mOi，蓝靛草叫tsam，跟壮语是同源词。汉武帝时，临高先民织出的广幅布受到皇帝赏识，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广幅布上贡，激起民变。要织出广幅布，就得有结构精良的纺织机具。到宋末元初，临高人的纺织机具及技术发展更高一筹了，黄道婆在崖州学纺织技术，当然是拥有结构精良纺织机的临高人，而不可能是纺织机比较原始落后的黎族人民。
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
人们可能会有疑问：现在临高人主要分布在临高、琼山及澄迈、儋县和海口市的部分地区。崖县（即崖州）主要的居民是黎族和汉族，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问题涉及古今民族分布格局与民族成分的演变。在海南岛，黎族是最早迁移到海南的民族，据说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黎族之后、闽人之前”，临高先民（主要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移居海南了。在梁、隋时期，部分随着冯冼家族（冼夫人后裔）迁居海南的俚人与临高先民融合，广泛分布、居住在当时珠崖郡的�都县、玳瑁县（均今琼山县）、苟中县（今澄迈县）、紫贝县（今文昌县）和临振县（今崖县）以及儋耳郡属的儋耳县（今儋县）等地。可见，从民族聚居地域分布来看，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可能性也相当高。
据历史记载，隋高祖曾赐给冼夫人临振县汤沐邑有一千五百户。这些民户到底是什么人呢？
当时流传下来的资料较少，我们只能从后世的历史记载中去推测。《明府志・海黎志》记载，“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生黎者，即乾脚岐之类也……环居五指山下，与人民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人民同，憔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问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有司得而治之，故亦不为人害。生熟各半者谓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崖州黎人如此者十居其七，且与民杂处，黎峒中有民人，民村中亦有黎人，不能分其畛域。约计三种黎人其众多於民人一倍。”
汉人（闽人）是唐、宋后才大量迁居海南的。直到明朝时，汉人也只占崖县的三分之一。可想而知，在隋朝时，移居海南的闽人就更少了。
那么，“熟黎”（意为汉化的黎族人）是否是真正的黎族人呢？《明府志》和清乾隆时期的《琼州府志》记载：“熟黎， 旧传其先本南、恩、腾、梧、高、化诸县人。多王、符二姓，其先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人共为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亦多闽广亡命杂居其中。有纳粮当差之峒，有纳粮不当差之峒。”可见，“熟黎”也并不是真正的黎族人，除少部分为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后裔――临高先民。
在明朝的历史记载中，“生黎”（黎族人）还只占十分之一、二。而所谓的“生熟各半黎”占十分之七。可想而知，隋高祖赐给冼夫人的一千五百户，更不可能是不入籍也不供赋役、“迁徒不常，村落聚散糜定”的黎族人民，只能是已被纳入编户的临高先民（与俚人融合）。
至少在秦汉至唐宋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掌握着比较先进的农耕、纺织技术的临高先民创造了海南岛的主流文化。综合地域分布、人口数量、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来看，黄道婆在海南学习纺织技术，师从临高先民应当是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黄道婆是我国纺织史上著名的纺织技术革新家，史志、辞书有不少关于她生平的记载。她是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人，年轻时曾流落海南岛崖州（后为崖县，今三亚市），在当地居住数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公元1295年左右回到故乡，向当妇女传授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纺织技术，如错纱、配色、综线、絮花等，并改进了搅车、弹弓、纺车等纺织机具，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能同时纺三根纱的三缳脚踏纺车，推动了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死后，邑人感泣而共葬之。又立祠，曰先棉祠，岁时享祭”。
黄道婆对我国棉纺织技术发展贡献值得后人称颂。但黄道婆在海南果真是从黎族妇女处学艺吗？我认为，黄道婆在海南学艺并非师从黎族人，而是临高先民。
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与水平
黎族妇女织出的黎幕（又称黎单或黎被）、头帕及筒裙、绦带等非常精巧美丽，史志记载甚多。作者50年代到黎族地区调查时也曾亲眼见过不少精美的头帕、筒裙，它们简直可与壮锦媲美。在考察、参观黎锦时如果不是亲见目睹，我真不敢相信那些斑斓悦目的织物居然是用简陋、粗糙的纺织机织出来的。
保亭、琼中一带的织机几乎只有一些绦带和木片、竹棍之类的东西，人们甚至很难把它称为“织布机”。织布的妇女把这些绦带的一端系在一株树的根部，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腰上，人离树三、四尺左右，伸直双脚席地而坐，利用身躯一俯一仰的活动使绦带和经线一驰一张，同时熟练地用刷竹棍挑起部份经线，然后把卷有纬线的“梭子”穿过去，再用木片把纬线压紧，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织一小段后用交叉的竹棍把布幅撑开，使之保持一定的幅宽，继续再织。由于织机的简陋，她们只能织出幅宽一尺长左右的头巾、筒裙或一两寸宽的绦带，速度非常慢，一条又窄又短的筒裙就得织上一、两个月。她们没有纺车，用硬木制成的纺锤来纺制粗粗的纬线，经线和部分纬线都是用从百贷商店买来的红布、蓝布等一丝一丝地拆出来使用的。我真为她们高超的技艺所折服，但也为这种过分简陋的机器叹息。
她们为什么不直接买棉纱来织布呢？随行的黎族同胞回答是百货商店没有棉纱供应，而拆色布的线也可以免去染纱的繁琐手续。我当时以为岐黎地区生产比较落后，所以没有纺车和像样的织机，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跟保亭、琼中不一样。后来，看到德国民族学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和历代有关著作之后，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纺织机普遍都是相当原始的。史图博是这样描述的：
“线和棉布是从汉人处买来的，但黎族妇女自己也能纺织，作纺织原料用的纤维植物有木棉、各地都有种植的苎麻，以及从梧桐科的灌木胡麻树的韧皮加工出来的野生大麻，还有罕见的剑麻等。木棉树在海南岛几乎随处可见。海南岛汉族把它叫做‘木棉’。纺锤（黎语叫Woi）是长约22厘米的簿木棒，在一头有两、三个开孔铜钱和涂有少许蜡来作坠子，要把纺线绕起来时，是用豪猪的粗毛（黎语叫Min-dai）来绕的。”
“白沙峒黎的织物与其他所有黎族的情况一样，是专门由妇女来织造的。织物从技术来看虽是原始的，从艺术上来看却是极其高超的。制作妇女的宽衣和男子的腰布的这种简单的棉布是从汉人处买入的，制作妇女的裙这种艺术的、漂亮的织物是黎族妇女自己织造的。此外，织有美丽花纹的狭窄布带，如猎囊的背带，腰带等也是自己织造的。织机（blum ―lin）是极其简单的，但有漂亮的雕刻。织布的妇女是伸直脚，坐在铺在地上的棕榈叶或席子上织的。”
“使用野生麻（黎语叫dan）作纺纱原料，这在海南岛各处都能看到。同时岐和�也使用很多木棉。纺锤（黎语叫wei）是简单的木棍，在棍的两端各吊一个开孔线和一根小铁钩”，“岐的织物比白沙峒黎粗糙得多，织机（黎语叫fug）也以相同的原理做成，但没有做得那么精巧。”
“黎族为自己生产着美丽的编织品。婺族妇女是极其擅长于纺织和刺绣的。但黎族的织机却是令人惊奇的那么原始。”
1982年版的《广东少数民族》一书介绍：“黎族妇女用简单的工具，纺织出日常穿用的头巾、筒裙、被单、花带等织品。”这里说是“简单的工具”，而没有使用“纺纱机”、“织布机”等词，大概也认为它们简单到还够不上“机”的水平吧！
黎族人民织布的原料是从汉族人民那里买来现成色布再拆成纱线来织并非始自今日。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说：“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这里用“挑织”一词，可见当时制作的方法大概也像我所见的那样用竹橇挑起部分经纱而织制的。
清代陆次云《峒�纤志》：“黎人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即棉花）织之，成锦。”
清乾隆时期《广州府志》：“黎锦，出琼州，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丝线，织成人物、花鸟、诗字，浓丽灿烂，可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
从上面摘引的历史资料和我考察见到的情况来看，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是相当简单原始的。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黎族人民的纺织机也决不会比今天更高明，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否则无需“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了。
临高人拥有结构精良的纺织机
我认为黄道婆在崖州是师从临高人（临高语族群）学习纺织技术。由于受到海南岛“非汉即黎”观念的误解，史书常常将临高人误认为黎族人，又为了与五指山区的黎族区分，于是称之为“熟黎”（意为汉化的黎族人），故而以讹传讹，黄道婆师从黎人学习纺织技术的记载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临高人是“百越”一支，从大陆迁到海南岛的时间在黎族之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立儋耳、珠崖郡时，当地聚居人数必然不少（否则无需设立郡县），而且“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镟”，生产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过去，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是黎族人民当时的情况。但我认为当时珠崖郡治在今琼山县遵�东�村，儋耳郡治在今儋县三都乡南滩村（旧名南滩铺），这一带地方素来是“临高人”的住地。 而且，“贯头服”并不是黎族人民的“专利”。“项髯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汉书》）”，古代两广的骆越人（当然也包括临高先民）都穿过贯头服。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的海南，“女子桑蚕织绩”的情景，描述的只能是临高人的生活，因为直到新中国建立时，黎族地区尚未发现有种桑养蚕的情况。更何况，如果黎族人民自古就种桑养蚕，又何必“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呢？
桑蚕业是临高人重要的生产行业。临高丝绸曾闻名遐迩，《临高县志》记载“妇女业蚕桑，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织。一夫立耕，岁可得米百斜，一妇纺织，年终得缣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贷可居也。”
临高人纺织技术也比较先进。临高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西瓯骆越较先进的织染技术，临高话织布机叫dak8，卷纱筒叫lut，线叫mOi，蓝靛草叫tsam，跟壮语是同源词。汉武帝时，临高先民织出的广幅布受到皇帝赏识，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广幅布上贡，激起民变。要织出广幅布，就得有结构精良的纺织机具。到宋末元初，临高人的纺织机具及技术发展更高一筹了，黄道婆在崖州学纺织技术，当然是拥有结构精良纺织机的临高人，而不可能是纺织机比较原始落后的黎族人民。
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
人们可能会有疑问：现在临高人主要分布在临高、琼山及澄迈、儋县和海口市的部分地区。崖县（即崖州）主要的居民是黎族和汉族，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问题涉及古今民族分布格局与民族成分的演变。在海南岛，黎族是最早迁移到海南的民族，据说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黎族之后、闽人之前”，临高先民（主要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移居海南了。在梁、隋时期，部分随着冯冼家族（冼夫人后裔）迁居海南的俚人与临高先民融合，广泛分布、居住在当时珠崖郡的�都县、玳瑁县（均今琼山县）、苟中县（今澄迈县）、紫贝县（今文昌县）和临振县（今崖县）以及儋耳郡属的儋耳县（今儋县）等地。可见，从民族聚居地域分布来看，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可能性也相当高。
据历史记载，隋高祖曾赐给冼夫人临振县汤沐邑有一千五百户。这些民户到底是什么人呢？
当时流传下来的资料较少，我们只能从后世的历史记载中去推测。《明府志・海黎志》记载，“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生黎者，即乾脚岐之类也……环居五指山下，与人民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人民同，憔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问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有司得而治之，故亦不为人害。生熟各半者谓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崖州黎人如此者十居其七，且与民杂处，黎峒中有民人，民村中亦有黎人，不能分其畛域。约计三种黎人其众多於民人一倍。”
汉人（闽人）是唐、宋后才大量迁居海南的。直到明朝时，汉人也只占崖县的三分之一。可想而知，在隋朝时，移居海南的闽人就更少了。
那么，“熟黎”（意为汉化的黎族人）是否是真正的黎族人呢？《明府志》和清乾隆时期的《琼州府志》记载：“熟黎， 旧传其先本南、恩、腾、梧、高、化诸县人。多王、符二姓，其先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人共为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亦多闽广亡命杂居其中。有纳粮当差之峒，有纳粮不当差之峒。”可见，“熟黎”也并不是真正的黎族人，除少部分为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后裔――临高先民。
在明朝的历史记载中，“生黎”（黎族人）还只占十分之一、二。而所谓的“生熟各半黎”占十分之七。可想而知，隋高祖赐给冼夫人的一千五百户，更不可能是不入籍也不供赋役、“迁徒不常，村落聚散糜定”的黎族人民，只能是已被纳入编户的临高先民（与俚人融合）。
至少在秦汉至唐宋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掌握着比较先进的农耕、纺织技术的临高先民创造了海南岛的主流文化。综合地域分布、人口数量、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来看，黄道婆在海南学习纺织技术，师从临高先民应当是更符合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