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有助于揭开社会或者心理世界的隐秘:变成“囚犯”的人有一段痛苦的感受,实验组织者惊恐于变化的轻而易举,变成“看守”的人也明白了行为的变异。
这是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开始,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汤米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通过报纸广告应征体验为期两周的监狱生活,像他这样的应征大学生有70人,经过测试有24名身体健康、情绪稳定、遵纪守法的幸运儿入选。硬币抽签后,9人成为看守,9人成为囚犯,6人候补。实验进程超乎寻常地顺利或者说不可忍受,使得实验在第六天就不得不宣布结束。
“看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但都尽可能快地从温文尔雅变得盛气凌人,他们惩罚囚犯,从不许吃饭、睡觉、洗漱,到要求囚犯直接用手洗厕所,踩在囚犯的背上要求做俯卧撑,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关禁闭,强迫囚犯玩跳山羊,甚至强迫“囚犯”模仿动物交配。“囚犯”方面,3天之内有5人因出现情绪激动、思绪混乱等应激反应而退出。这些从未因有过牢狱体验甚至没有参观过监狱的大学生,在短短的6天里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他们只能被动回应,并且开始相信真的低人一等。
组织实验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也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实验有助于揭开社会或者心理世界的隐秘,但就“体验”来说,应该说是残酷的,变成“囚犯”的人有一段痛苦的感受,实验组织者惊恐于变化的轻而易举,变成“看守”的人也明白了行为的变异,“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
“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种解读方式。制服使一个人的行为匹配于狱警或者囚犯。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充当着一定的角色,并不靠制服来分配,而是靠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父亲与儿子、医生和病人、上司和下属、男人和女人等等。社会生活的角色分配远比实验直实或者说坚硬,实验可以宣布终止,你可以轻易摆脱“看守”和“囚犯”的分配,那毕竟是一种“虚拟实境”,但社会生活不可终止,你在互动关系中生活,问题只是,如果你恰巧担任或摆脱不同的角色,你会变成怎样的人?
解读的可能性还有多种。例如,监狱实验也完全可以被设想为一种无伤大雅的游戏,在一个共同认可的规则之下开始,但游戏是否会结束?实验中,组织实验的人具有“全能者”的身份,他可以宣布实验终止。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游戏,那么,“看守”是否愿意去结束他们对“囚犯”的管制?社会角色“只是分工不同”,但分工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
与角色扮演相联系的概念,是情境。不合情境、不合环境的角色扮演会产生问题,甚至可能被视为精神病,如同我们有时看到精神病人在路口扮演警察指挥交通。但大量情况下,角色与情境是配合的,这包括角色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包括环境造就角色的行为。小而言之,一个肮脏的环境制造了更多的肮脏行为;大而言之,一个腐败的氛围引发了更多的腐败,如此等等。
也许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环境的总成,人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认识,在这种思维里,“大多数总是好的”,只要剔除不好的“极少数”就行了,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质,并且可能科学地解释这是由基因决定。刚开始,大家都是好人,但第二天,“看守”就行凶作恶,这是实验结果。
人们很少设想“好人放进了坏社会”,而倾向于设想“坏人破坏了好社会”,这大概是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的基本设想,证据是“大多数人都正常生活”,而忽视大多数人可能都在不正常地生活。“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菲利普・津巴多说。但其实,制度确实有外层,而且不止一层,有些是直白式的,有些是隐喻式的,构成自身合理性证明的八卦阵,使“坏社会”或者“坏制度”的问题,歪曲为“坏人”的问题。
实验有助于揭开社会或者心理世界的隐秘:变成“囚犯”的人有一段痛苦的感受,实验组织者惊恐于变化的轻而易举,变成“看守”的人也明白了行为的变异。
这是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开始,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汤米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通过报纸广告应征体验为期两周的监狱生活,像他这样的应征大学生有70人,经过测试有24名身体健康、情绪稳定、遵纪守法的幸运儿入选。硬币抽签后,9人成为看守,9人成为囚犯,6人候补。实验进程超乎寻常地顺利或者说不可忍受,使得实验在第六天就不得不宣布结束。
“看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但都尽可能快地从温文尔雅变得盛气凌人,他们惩罚囚犯,从不许吃饭、睡觉、洗漱,到要求囚犯直接用手洗厕所,踩在囚犯的背上要求做俯卧撑,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关禁闭,强迫囚犯玩跳山羊,甚至强迫“囚犯”模仿动物交配。“囚犯”方面,3天之内有5人因出现情绪激动、思绪混乱等应激反应而退出。这些从未因有过牢狱体验甚至没有参观过监狱的大学生,在短短的6天里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他们只能被动回应,并且开始相信真的低人一等。
组织实验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也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实验有助于揭开社会或者心理世界的隐秘,但就“体验”来说,应该说是残酷的,变成“囚犯”的人有一段痛苦的感受,实验组织者惊恐于变化的轻而易举,变成“看守”的人也明白了行为的变异,“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
“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种解读方式。制服使一个人的行为匹配于狱警或者囚犯。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充当着一定的角色,并不靠制服来分配,而是靠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父亲与儿子、医生和病人、上司和下属、男人和女人等等。社会生活的角色分配远比实验直实或者说坚硬,实验可以宣布终止,你可以轻易摆脱“看守”和“囚犯”的分配,那毕竟是一种“虚拟实境”,但社会生活不可终止,你在互动关系中生活,问题只是,如果你恰巧担任或摆脱不同的角色,你会变成怎样的人?
解读的可能性还有多种。例如,监狱实验也完全可以被设想为一种无伤大雅的游戏,在一个共同认可的规则之下开始,但游戏是否会结束?实验中,组织实验的人具有“全能者”的身份,他可以宣布实验终止。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游戏,那么,“看守”是否愿意去结束他们对“囚犯”的管制?社会角色“只是分工不同”,但分工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
与角色扮演相联系的概念,是情境。不合情境、不合环境的角色扮演会产生问题,甚至可能被视为精神病,如同我们有时看到精神病人在路口扮演警察指挥交通。但大量情况下,角色与情境是配合的,这包括角色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包括环境造就角色的行为。小而言之,一个肮脏的环境制造了更多的肮脏行为;大而言之,一个腐败的氛围引发了更多的腐败,如此等等。
也许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环境的总成,人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认识,在这种思维里,“大多数总是好的”,只要剔除不好的“极少数”就行了,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质,并且可能科学地解释这是由基因决定。刚开始,大家都是好人,但第二天,“看守”就行凶作恶,这是实验结果。
人们很少设想“好人放进了坏社会”,而倾向于设想“坏人破坏了好社会”,这大概是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的基本设想,证据是“大多数人都正常生活”,而忽视大多数人可能都在不正常地生活。“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菲利普・津巴多说。但其实,制度确实有外层,而且不止一层,有些是直白式的,有些是隐喻式的,构成自身合理性证明的八卦阵,使“坏社会”或者“坏制度”的问题,歪曲为“坏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