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
陈积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课程前言
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主要研究美国问题。我们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中美建交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我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当今是历史的延续，很多问题如果不从历史上面去分析的话，我们难以把握住问题的深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课程主要想通过中美建交的历史大视野来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对这段历史的回顾看一看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我们首先看这样一组数字，大家可以猜想一下这组数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64，因为我们刚刚国庆结束，64代表中国建国64周年。41代表的意思是和中美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的，那就是1972年《上海公报》的发表，今年正好是41周年。2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72年，中美两国才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政府性质的交往，其中经历了23年的敌对隔绝的状态。自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一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其中又经历了漫长的七年，这一组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地清晰，换言之，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缓和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缓和走向建交又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复杂性。而如今我们现在都这样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也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之所以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展到当今这样一个高度融合、高度复杂的一种关系，让很多中美关系的开拓者都感到十分地意外。我们回顾以前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前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状态来之不易，而曾经中美关系破冰到建交的一些历史大智慧又为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些新视角和新思路。
具体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将跟各位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我想首先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视角来探讨一下中美关系是如何从敌对走向缓和、走向建交的，先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从具体的发展历程来回顾一下中美建交的这段历史；第三个方面，总结一下中美建交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中美建交留下来的一些思考；最后一个方面，回顾到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我们从中美历史建交当中得出的对当前中
美关系富有指导意义的一些观点。
一、中美从敌对到建交的分析框架
我们主要从三个层次来给各位展开，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具体而言从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决策者的层面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中美从敌对走向缓和，最终实现建交的这一段历程。
（一）国际体系因素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实现联合国所确定的和平与发展的现状，而是形成了两强对峙的局面，美苏争霸格局的形成。在美苏争霸的大历史格局下面，这些有别于美苏两国的别国的战略选择就变得十分地有限，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有两种：一种是选择结盟，所以，当时对于美苏两国来说，它们的战略选择也比较有限。为什么？它们为了自己能够取得对对方的战略性优势，所以它们需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营，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盟友，所以美苏在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盟友，所以，美国建立了“北约”，与此相对应的，苏联建立了“华约”组织，而别国的战略选择是追随强者，要不加入苏联阵营，要么加入了美国阵营，这是主要国家面临的一些战略选择。
（二）国家因素
从国家的要素来说，当时中美两国面临的一个状况，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沼当中，因为越南战争，不仅使美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员，而且也使美国的财政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以至于美国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就宣布美元与黄金暂时要脱钩，这样就使得二战之后所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了，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双挂钩机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机制。当时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就暂时地脱钩，之后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因此，国际社会也把这样一个事件称之为“尼克松震荡”，其影响很大。
面临了战争的泥沼，面临了货币体系的基础的动摇，再加上一方面是外部苏联威胁的加重。在50年代，美国对苏具有一定的战略优势，一方面美国垄断了原子弹技术，但苏联很快也研制出了原子弹，并且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将自己的卫星发射升空，所以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卫星时刻”，这就使美国感受到苏联的威胁变得日益慎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因为自身的困境，因为外部的威胁，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一个转变，在1971年7月6号尼克松发表了
一次演讲当中就提出了“五极论”，他们强调当前的国际政治当中有五大重要的政治力量，包括苏联、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当时尼克松发布这个信息非常明确，同时他的意味也非常地深远，他将中国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五大政治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整个国际体系当中所发挥的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国认识到中国在美苏关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美国当时期望能够寻求中国在对美苏对峙过程当中对美国的支持，它有这样的一种意愿在里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二战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一边，当时中苏是一种同盟的关系。但中苏同盟的关系在50年代关系维持得较好，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纠葛不断，甚至在1969年的时候，中苏还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这样就使得中苏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盟友变成了事实上的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让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等老帅研究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这几位老帅经过分析判断，最后提出了对面前局势的看法，在这段目前局势看法当中，这几位老帅就提出来：在中美苏这三角关系当中，中苏矛盾要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要大于中苏矛盾。
甚至当时的陈毅还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能否利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不对等性打破中国外交的僵局，与美国接触。陈毅当时的想法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在国内的政治宣传当中，中国是“两个拳头打人”，当时国内的社会氛围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还在苏联修正主义之前，当时国内的舆论对于要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是不可想象的。陈毅当时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当时中国民众有很大的触动，对于整个决策层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不合常规的想法，中美寻求关系上的一些缓和和突破。
（三）决策者因素
这四位老帅的观点其实对于中国的决策层，由于是主要决策者毛泽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美两国面对这样一种国际体系、环境以及国家形势的一些需求，他们也认识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早在1976年，尼克松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他在这篇文章中讲：“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意思为疏远中国，孤立中国是办不到的，其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对美国来说也是不利的。这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发表这样的文章，当他担任总统之后，他也开始实践这样的一种政治主张。尼克松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美国有名的右派，并且对共
产主义是低端地仇视，但他同样有一点，他还是一个务实派，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个人不因为自己的个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战略决策，如他有很重要的特点。
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的关系是死对头，因为当时基辛格在他竞选总统的期间，他是作为他的竞选者，作为洛克菲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怎样想办法把尼克松给比下去，但尼克松上台之后认识到基辛格的才能觉得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他义无反顾地让基辛格当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和基辛格之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现实主义者，头脑很冷静，虽然都不喜欢对方，但他们都愿意为了更大的一个战略目标而放弃私人感情，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与此同时，当时的毛主席也同样在考虑中美关系缓和的问题，因为当时毛主席切身感受到“两个拳头打人”对中国来说是在困难了，都是两个超级大国，中国被夹在中间，中国的战略空间、政策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需要改变这个状况。毛主席当时就利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机会就表达了他要缓和中美关系的愿望，并且是讲得很明确。他在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时候就说：“尼克松要是想来的话，我们欢迎他来，公开地来也行，秘密地来也行，以总统身份来也行，以私人游客的身份来也行，我们都表示欢迎，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何必这样僵着呢？这样僵下去对谁都不好。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这就清楚地表现出当时的毛主席头脑当中也在考虑中美两国之间要打破这样一种孤立、隔绝、敌对的状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对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都有很大的共识，都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需求。
二、中美建交的艰难历程
（一）探索期（1970-197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就开始了正常化的一个艰难的历程。由于当时，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在中国国内，以及在整个国际环境上面，它所面临的中美两国之间要想实现缓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很多东西需要沟通与协调，并且还不能公开，所以当时他们主要利用两个秘密的渠道，第一个是罗马尼亚渠道，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与美国关系不错，与中国也很好，就利用他作为一个传话，美国让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中国同样利用齐奥塞斯库作为中美沟通的一个纽带。第二个方面，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来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沟通的纽带作用，当然还有一个渠道是巴黎的渠道，但主要是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渠道，并且最后“破冰之旅”还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最终实现的。
也有些公开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一个恢复，大使级会谈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到60年代的时候就又中断了，到70年代的时候又开始恢复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当中美这样一种领导人非常含蓄地表达自己希望改善关系的一个立场的时候，再加上中美秘密渠道、公开渠道的信息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高层又再次表达出了善意，如1971年9月27号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时候，他又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如果我在去世之间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不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非常直白地说出了希望与中国拉近关系的这样一个意愿，公开的场合下表示他的意愿。
与此相类似，中国人的表达就显得比较含蓄了，在1971年10月1号，毛泽东就和斯诺夫妇，中美建交当中有一些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成为大国关系的润滑剂，斯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整个建交过程当中毛主席多次跟他谈话，向他表示中国的立场，斯诺回去也把他的信息传达给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在1970年10月1号，毛泽东与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具有非常标志性意义的，那是中国的国庆日，并且让一个美国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对中国来说，它具有很明显的政治用意。
不仅如此，在《人民日报》上还刊发毛主席和斯诺会面的一个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个照片，并且在那一期的《人民日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刊首，毛主席语录这一块我们也看到，“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它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出了信息，第一个方面，看这个照片，《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一个立场，照片以及语录的方式向美国传达出了善意。
不过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对于中国表达出来这种非常含蓄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们没有关注到。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就对他的疏忽感到很痛心。他强调：“如果当时美国要是早一点能够发现中国所发出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那中美建交很可能会比预期的要早。”但很遗憾美国人并没有接收到或没有解读好中国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含蓄的信息。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虽然中美高层之间已经释放出了一些善意，但中美这块冰，这个窗户纸的捅破还需要最后的一个助推，那么，小小的乒乓球就发挥了捅破最后一层薄冰的功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乒乓外交。在讲到乒乓，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一个乒乓外交的事件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展现出来当时中国的高层内部在转变对美外交思想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微妙的关系。1971年3月，在名古屋举行世乒赛，世乒赛的时候美国队也派人参加了，中国也派人参加了，并且中美两国在比赛期间还有非常友善的一个互动，
当然也是一个巧合。于是，当时的美国乒乓球队就把与中国乒乓球队员之间互动的信息向国内作出了一个汇报，当时美国政府就看看能不能够借此机会促成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美国代表团将它希望访华的意愿的意思表达给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个情况向国内做了一个汇报，当时的国家体委、外交部在分析之后，因为当时整个国内环境，当时中美两国之间从国际大趋势上来说还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当时认为现在就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华条件不成熟，表示了拒绝。外交部就将这个信息向周恩来作了一个汇报请示，周恩来在上面写了三个字“拟同意”，但后来也加了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但你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往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您过来访华”，留下了小尾巴。
那么总理做事情还是比较慎重的，他批示完之后又让人把他送给主席圈阅，毛主席回来之后就把这个文件压在了办公室两天，最后毛主席在上面也圈阅了，表示同意外交部的做法。4月6号这天晚上，毛主席已经吃完安眠药了，因为主席那段时间因为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他的睡眠很成问题，所以每天晚上需要吃安眠药，吃完安眠药之后主席没有立即就寝，就趴在桌子上面，趴在桌子上面，然后他旁边的护士长照顾主席的生活起居，就听到主席说了那样一句话，“通知外交部让他们同意美国队访华。”当时护士长是听到了，但是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主席已经圈阅过了这个文件，不同意这个文件，文件都送走了，现在不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并且主席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以后吃完安眠药之后说的话不算数。”这个护士长就因为这个事件很重要，所以他不敢怠慢，但他又不能够确定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否为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于是他就没动，没动之后，主席抬头一看，还没去，然后就催促了他一下，然后这位护士长也很精明，他说：“我刚才光顾吃饭了，主席您说的是什么，我没听到。”这个时候主席就再次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赶紧通知外交部。”这会护士长听清楚了，但还是半信半疑，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主席的真实意思的表达，于是他就将主席的这句话再次重复了，“您不是圈阅过了吗？怎么现在你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是不是确定？（你说的这个是否算数）？”这个时候主席一看，把手一挥，“算数，赶紧通知，要不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4月7号世乒赛就结束了，代表团就要回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最后一刻，最高领导层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促成了美国代表团访华。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周恩来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队员进行了一个会见合影，周恩来在评价这次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中美两国隔绝交往的这层薄冰开始被撮了一个窟窿，有了一个突破口，这也开始中国历史外交史上了一段佳话，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
（二）推进期（1971-1974）
这样的一个乒乓外交实现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地紧密，并最终促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在1971年7月9日到11日，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并且通过伪装的方式，伪装肚子疼，然后实现了秘密访华，不过基辛格当时真的是肚子疼，当天来访乘坐飞机的那一天早上，他真的是觉得肚子疼，这虽然是伪装，但不幸被言重了。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消息，美国政府在7月15日发布了一个公告，把基辛格访华的这样的信息对全世界公布，这一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极大的关注、极大的震惊，没有人想到这两个死对头，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竟然在这样的无声无息的状态实现了美国重要成员的访华，尤其是当时的日本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日本是追随着美国的，就采取抵制中国的做法，但尼克松这么一招让日本措手不及，所以日本有很多舆论称“尼克松冲击”，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大国和小国，如果完全处于依附的状态，它还是处于一种很被动的境地，如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德国的依赖，唆使它，使得它的亚洲政策变得很被动。当日本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德国与苏联签订的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当时就考虑到，既然德国都互不侵犯了，那日本也与当时的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正当这个条约墨迹未干的时候，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入侵，日本的政策不断地被扭曲，所以这是一个小国对于大国的一种巨大的的依附性所带来的政策上的被动，当然这是题外话。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基辛格的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了很重要的铺垫，在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实现了访华之旅，当然这次访华的这幅图片是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一个场景，这幅照片很有意思，其实这幅照片这边还有一个人（当时的翻译），但是这幅照片被PS掉了，这个人现在就不见了，当时的尼克松在欢迎宴会上，他作了这样一个演讲，“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访华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下面这幅图是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面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
这次尼克松访华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就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联合公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打破了一些外交常规，因为《联合公报》很多问题是谈一些共识，很少谈及分歧，但《中美联合公报》当中不仅谈到了共识，而且更重要地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分歧也明明白白地写在这个公告当中，这其实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主张，美国人当时的主张是想主要谈共识，但当时的主席和总理都认为这次会谈不应该因为这些共识而掩饰的中美之间的分歧，所以最终美国人同意这样一种做法，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中美《上海公报》。
在《上海公报》当中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在于台湾问题，我们把《上海公报》当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中方立场和美方立场作了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中方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说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到后来还会再讲到，中美关系从破冰到缓和到正常化到建交，其中很重要的问题都是台湾问题。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当前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中方的声明当中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坚决反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看看美方的声明，它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没有用“一个省”，它说“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通过这两个政府的措词可以看到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是有很大的出入，这是《上海公报》。
（三）停滞期（1974-1977）
天有不测风云，当时尼克松的一个预期，在第一任期之内实行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他第二任期之内实现中美建交，这是他的远景目标。但他自己深陷竞选丑闻，即“水门事件”，那这个“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最终被迫辞职。尼克松的辞职不仅仅是一个国内事件，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毛主席就一直对于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而耿耿于怀，多次强调因为这样一个事件，让一个美国总统就辞职了。
尼克松辞职之后，副总统福特就继任美国总统，福特总统特别有意思，这个人当副总统的时候也没有经过选举，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经过选举，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未经选举的美国副总统和美国总统，同时既是第一位既没有通过选举获得副总统身份，也没有通过选举获得总统身份的这样一个人，他运气很不错。但福特总统在他的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为什么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呢？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出现了倒退。当基辛格担任了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他为了保持福特总统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就对这一届政府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了担忧，福特总统为了表示延续尼克松总统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他派国务卿基辛格来访华，基辛格这次在访华的过程当中就与中国政府进行会谈的过程当中就台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中美两国实行建交之后，美国就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置大使馆，而美国在台湾设置联络处，那这个联络处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为了中美两国之间一种交流就设置了一个联络处的机构，在没有建交之前代表官方
的一个机构。美国提出的想法是，中美没有建交之前，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北京这边设立联络处，在台湾设置的是大使馆。那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在中国北京这边设置大使馆，在台湾设置联络处，这也是所谓的倒联络处，位置颠倒中国了。但是中国政府对福特中国的这样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联络处是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强调：中美建交一个很重要的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处理，所谓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处理是美国在台湾地区要废约、要撤军、要断交，这个倒联络处的方案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当时美国为什么会提出在台湾问题上要倒退呢？因为当时美苏出现了一种缓和的局面，因为美苏两国之间进行了一个限制性战略武器谈判，也达成了一些协定，美苏有缓和的迹象；第二个方面，就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当时的福特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竞选连任，因为福特本身并不是一个经过选举上台的总统，所以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很牢固，所以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够继续连任总统。所以，他在外交上第一个关注的是苏联问题，第二个，因为国内政治的影响，影响了他在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
即便如此，但福特总统还是在1975年12月份的时候访华了，毛主席也接见了他。当时中国对于福特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的判断是很难有所突破，但中国需要保持与美国的这样一种官方的接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要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立场没有改变，当时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提出了所谓的“一条线”战略当中就非常明确地强调了，他说叫“联美制苏”，当时在中国的宣传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开始突出宣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开始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的紧迫性。
并且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面，当尼克松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缓和的这样一种立场没有改变，毛泽东还在1976年2月份的时候会见了美国卸任总统尼克松，毛泽东对于尼克松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欣赏的，他曾经在会谈过程中说：“尼克松是共和党人，是美国的右派，反对共产主义，但你比较直率，我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交往。”这次会见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所以卸任之后，他的一些政治待遇都不存在了，毛泽东为了能够显示中国的重视程度，特地派中国的一架飞机去接尼克松来华访问，这主要表现出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进一步与美国发展关系的这样一种立场没有改变，第二方面也是对当时的福特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倒退的一种施压或一种不满。
（四）实现期（1977-1979）
那么1977年之后，美国的政局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包括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从国
际体系上来说，美苏缓和的局势又破灭了，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当中，并且当时的苏联开始实行了一种对外进攻性的策略。
第二个方面，由于美苏缓和的破灭，原先美国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借重就增加了，希望依靠中国的力量增加对苏联的一种制衡力量。从中国来说，当时中美建交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四人帮”被粉碎掉了之后，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都面临了一种拨乱反正的状态，从经济上来说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当时是两大阵营，中苏关系已经陷入了非常严峻的境地，虽然中苏两国没有直接爆发军事冲突，但苏联当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地区性霸权主义，中国对这样一种现象是极为不满的，并且也认识到这样一种状态对于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所以，中苏关系，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不可能是苏联，那只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即美国，以及美国所属的一个西方阵营。当时中国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个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能否实现，取决于中美关系能否最终实现建交，这是从国家层面来讲的。
从决策者的层面来讲，两国领导人，美国卡特总统与中国的邓小平对于推动中美建交都是持积极的立场。
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中美两国就开始建交谈判，197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1977年万斯访华的时候，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试探，因为当时的卡特总统对于在1977年实现中美建交的意愿不是很强烈，为什么？因为当时卡特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首先要解决美国国内巴拿马运河权的问题，通过一个《巴拿马条约》，而要想通过这个条约必须要取得参议院的支持，而参议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台湾的同情者，所以，当时卡特总统就认为在《巴拿马条约》签订之前，中美建交这个问题可以先缓一缓，当双方可以协调立场，可以就建交的问题进行一些具体性的磋商，所以这一次他派万斯访华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试探中国政府的一个立场。国务卿万斯本身的一个战略重点，他认为，美苏缓和要重于中美建交，它的紧迫性要大于中美建交，虽然他本身对于推动中美建交的积极性来说，他也并不是很强烈。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访问就没有取得一些积极性的成果了。
并且这次国务卿万斯访华的时候跟邓小平会见的时候再次提出在台湾问题上面要采用一种倒联络处的方案，邓小平对于美国的这样一种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也予坚决的拒绝。邓小平在跟万斯的会谈当中就强调说：“虽然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领导主权，但中国人可以等，如果你们美国人觉得还需要台湾的话，那你们就再将台湾放在你们那边，再留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可以等。”万斯这次访华最后无果而终。
在1978年的时候，在《巴拿马条约》的问题解决之后，美国当时的卡特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加快中美建交的进程，他加快这个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美苏的战略
形势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尤其是在当时的阿富汗发生了一个亲苏的政权政变，并且苏联利用古巴等地对美国构成的西方阵营表现出一种进攻式的强势姿态，所以，当时美国希望利用中国来制衡苏联的紧迫性又更大了。还有一个方面，万斯在与苏联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最终不欢而散，美苏缓和的可能性最后开始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决心将中美建交作为美国政府的首要议程，这时候美国的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是非常热衷于推动中美建交的，卡特总统派他到中国来进行访问，1978年5月20号来华进行访问。5月20号这个时间也特别地有意思，因为这一点正好是台湾的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的日子，历史总是这么样的巧合。当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时候，他在与中国的外交部长，在与邓小平的会谈的过程当中，他多次强调了说：“美国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已经下定最后决心了，总统已经决心要与中国进行恢复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他多次强调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由于万斯的访华使得中国政府对于卡特总统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意愿表示了一种怀疑，所以，卡特总统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特地将布热津斯基召见到自己身边，向他说：“你这次过去要强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推动中美建交。”美国总统既然下定决心之后，那中国政府当然乐见其成，所以在1978年7月5日，中美两国代表开始在北京进行建交谈判。
但在谈判过程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比较完满地解决了，台湾问题又卡壳了，在台湾问题当中一个很核心的焦点性的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第二个是美台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中美建交过程当中台湾问题的很核心的三个问题。中方的主张断交、废约、撤军，美方的主张是美国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美国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要继续对台军售。这样的一种以和平方式，其实美国当时强调我们在《建交公报》当中可以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种美国希望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表达这样一个立场的时候，希望中国政府不要提出反对异议，美国也是作了一些妥协。第二个，与台湾保持一种非官方关系，即倒联络处的方案，美国开始妥协了；第三个，对台军售，对台军售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最后也没有松口。所以，这个问题讲到最后，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卡壳了，甚至导致出现一种谈判进行不下去的状况，这时候是到了最关键性的时刻，中美建交能否实现就看这一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中美两国高层亲自指导谈判，卡特总统一直关注着在北京举行的建交谈判，而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14日、15日连续三次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建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当时的伍德科克就谈到了，跟他分析，美国对台军售是与美国政治环境，如国会当中有一大批议员同情台湾，如果美国要不对台军售的话，那美国总统将会面临很大的国内压力等方面，并且他最后提出：现在这个问题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现在谈不拢，咱们是不是可以先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以中美建交的大局为重，当时邓小平对这个建议也表示认可，尽管邓小平对于美国对台军售表示极度地愤慨，但考虑到中美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之所在，所以，邓小平也表示了认同。这样一个问题就把中美建交谈判当中最难啃的骨头，最大的绊脚石先解决掉了。
最后，在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公报的核心内容是“一中原则”，所以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是“一中原则”，这是在中美《建交公报》当中就已经确定的，这“一中原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美建交公报》有这样一句话：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美国国内国会对于总统主导了与中美之间进行的一种建交，发表了《建交公报》发表了强烈的愤慨，国会议员就促动在美国国内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签订之后，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这部法律。《与台湾关系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是要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是有法律依据的，美国政府要是不对台军售，它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中国政府所批评美国政府的霸权行为，美国的国内法超越了国际法。
三、中美建交的意义与思考
那么中美建交的意义，我们分析认为有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引用邓小平在1979年年初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卡特总统所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所讲的这样一句话，他说：“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世界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中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的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保障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时中国首先第一个方面是避免了两线作战，所以打倒美帝这一块，中美之间建交就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得到了解决，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第二个，周边安全得到了改善。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在访问美国的过程当中就与卡特总统单独会谈，提到的关于越南的这样一种地区性霸权主义，寻求了美国对于中国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一个谅解。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使得中国的周边安全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开始逐步地吸引对外国的一些投资，即西方的一些投资，并且引用西方的一些技术，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地
增长，以至于当前的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要归因于改革开放，要归因到中美建交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因素。这幅图可以看到英国的经济学人曾经作了一个估计，中国的GDP的总量在2018年的时候就和美国实现同等，是一个临界点，此后中国这样的一种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说明中美建交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的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意义是促进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了外国投资，同时也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了国际体系当中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交的国家数量得到了极大地增长，并且中国还加入了许许多多的国际性组织和国际条约，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第四个方面的意义，维护了世界和平，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维护世界和平，一个方面，中国成为制衡苏联霸权行径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一种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利用和平的国际关系发展自己，并且通过自身不断地发展来充实国际和平力量的发展，所以，中美建交也从总体上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当然现在这句话的意思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当前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维护世界和平还具有双重意义，中美之间的关系的稳定、有序、健康地发展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12年5月3号，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就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坚定推进合作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两国关系现在是中美两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在今天6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也进一步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涵，不冲突，不对抗，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当然了，中美关系当中还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具体来说，最重要的体现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台军售的问题，这也导致了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发表，在《八一七公报》当中就强调了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规范。所以现在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政治性的基础。
四、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启示
（一）当前中美关系的世纪挑战
我们在分析中美建交的历程之后，再分析了它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思考之后，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也处于一种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一个历史节点上面。曾经的中美关系是从敌对走向缓和，最后进行建交，而当前的中美关系虽然已经建交，中美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深度的交融和发展，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涌现出来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地尖锐，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世界性意义，如何处理好当前的中美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当前中美关系的世纪挑战，从某种程度来说与历史上当时中美破冰到建交的一个环境，它的挑战性、严峻性具有一定的相似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挑战，美国霸权焦虑与中国大国复兴的一个挑战，美国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财政状况，以及美国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困境使得美国的霸权处于一种式微的状态，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快速增长，以及中国所提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一个大国崛起的目标，所以对于一个守成的霸权国和一个新兴的崛起国家的这样一种矛盾关系是否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否会重蹈大国权力更替的老路，走向霸权战争？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也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问题。
“冷战”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霸权扶持，它要维护自己的霸权，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是要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者之间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甚至是冲突性，不仅如此，美国还深深地感觉到了它的这样一种霸权地位受到了它的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很重要的方面来自于中国，我们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以及到2050年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权力分配开始就会出现一种颠覆性的逆转，根据传统的权力要素，如GDP、军事预算、人口规模等方面，这个传统的权力要素当中，2030年中美两国将会出现一个逆转的状态，这是一个临界点，2030年之后，中国将在这几个方面超越美国，如果根据新的权力要素当中，如加上一些健康教育和治理的要素，中美两国将会在2035年、2045年的时候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作的一个判断。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皮尤全球研究中心也作了这样一个预期，在2012年的时候，调查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主导性的经济，超越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判断，在2008年的时候，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主要的经济国家的只有22%，
而认为美国的是45%，但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随着主导的经济体达到42%，而美国仅仅是36%，这样一种观点，尤其在美国的盟国之间，如德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这些国家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地衰弱，认为未来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主导性的超级大国的比例在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美国的一些盟国之间，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强权，未来的超级大国，如在欧洲57%的人认为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新兴的超级大国，加拿大67%，在美国自身也达到47%的人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感受到一种紧迫性的威胁，它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进而有可能会被中国所取代。所以，美国霸权将与中国大国复兴这样一种传统的权力交替是否会因循老路，这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方面，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中美两国现在重要性的体现，两国依赖程度很高，并且双边关系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无论在传统安全问题上面，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中美两国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解决至关重要，这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升了，但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在2011年9月6号《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当中就清晰地界定的中国的六项国家核心利益，这六项国家核心利益从内容上来看都与美国有直接关系，其中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这一些联系更为紧密一点。美国成为影响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对重要的一个力量，也是最有可能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一个国家。中国也感受到美国的威胁，而美国也感受到中国对它的霸权利益的一种威胁。所以，中美两国关系的脆弱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更加地明显。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两国民意测验的状况来看一下中美两国这样的一种民间信任度如何。从总体上来说，中美两国，美国对中国人的好感度还要超过不好的印象。在2012年，美国盖洛普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显示：认为美中之间，对中国持良好印象的比例达到52%，美国对中国不好印象的比例达到43%，还是处于一种美国更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当然，最后的一个状态是在冷战时期，在1989年初期好感度达到了72%。
在2013年的时候盖洛普又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测验显示，同样表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好感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盟友，或对美国友好国家的比例达到了55%，认为是中国威胁的比例达到了40%，这个比2012年的调查的好感度还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认为不友好的比例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中美关系一些因素虽然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纷争，但从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这个民意调查测验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当时的习主席正好是在美国访问，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会晤，所以这个民意调查显示就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度又提升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美国皮尤全球研究机构在进行一个调查显示，他们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状态如何？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和国家认为对于国家关系的认知还存在一些出入，在2012年的时候，65%的美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是处于一种好的状态，29%的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被界定为是“竞争者”的比例达到66%，绝大多数，认为中国是“伙伴关系”为16%认为中国是一个“敌人”关系的占了15%，这两者之间的一个评估，数据还是不错的，但认为中国是否可信，美国人的比例达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信的比例达到68%，认为中国可信的比例仅为26%，美国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很强烈，中国人的态度，39%的比例认为中美关系是处于一种合作型的关系，26%的人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而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种合作型关系的比例高达68%，认为敌对关系的仅有8%，所以，2010年到2012年的时候，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中美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是恶化了。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与美国的亚洲战略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再加上美国在领土争端当中的态度决定的，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种恶化的状态。在2010年，认为对美国持好感度达到58%，另外不好的感觉为37%，但到2012年这个比例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出现了一个大逆转，不好感度达到了48%，好感度达到43%，这样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低于不好感度，这说明一个问题，中美两国虽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入了，但两国的民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很低，而中国民众对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表示了担忧。
第三个方面，中美战略关系的不对称性仍然存在，这个不对称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未来与中美关系的状态息息相关，美国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也是对中国最能够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中国在对美战略博弈过程当中，它的这样一种战略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
（二）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启示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当中，应把握什么样的一些立场或原则？我们通过对中美建交这段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一些实际挑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
第一个方面，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只有充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才能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制衡苏联的过程当中，对美国的战略性作用不断地提升。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制衡苏联的一个重要力量？因为中国本身力量的增强，使它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地位当中的五大主要力量之一，如果按照尼克松的说法来看。这样一个历程表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是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有效保证，所以，对于当前中美关系来说，这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很核心的一个要素还是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启示。
第二个方面，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是推动中美关系在艰难中不断推进的可靠保证，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那在中美建交过程当中，中美两国高层亲自的参与，以及在中美建交的过程当中所有面临的一些难题，中美高层的亲自指导使得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这一点可以表明中美两国首脑的直接对话机制是推动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当前，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是比较地频繁，这也是促进中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方面，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拓展利益汇合点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持久课题。无论是中美从敌对走向缓和，走向建交，抑或是现在当前状态下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都需要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扩展共同利益，只有这样，中美两国的发展还能够具备更多的现实条件。
第四个方面，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从全局的角度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池水效应”，中国对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这个高度是足够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全球的角度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池水效应”，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去考虑到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问题，周边战略的一个处理。对于周边环境来说，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握住这几个原则，第一方面，坚守核心利益，第二个，维护共同利益，第三个，管控利益分歧。一方面，中国在地区需要存在一些领土主权争端过程当中，对于核心利益这样的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坚守立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中国要不断地维护整个亚洲区域的共同利益，并且使中国不断地发展能够惠及到周边。再一个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要有一个有效的管控渠道，避免了这样一种分歧影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良好发展的一个大局。
第五个方面，统筹中美关系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防止第三方事件的溢出效应，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这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中美的直接关系，即中美双边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因为中美之间现在已经建立了90多种交流管道和各种各样的论坛机制，并且首长的多次会晤，中美直接关系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在处理方面更具有灵活性一点，但在间接关系方面，中国与美国、亚洲邻国等问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防止第三方事件的溢出效应，如在2010年的时候，中日因为“撞船事件”，从而使得中日关系陷入的僵局，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如“钓鱼岛事件”等都是反映出第三方事件对于中美关系产生的一些显著的影响。再者，要建立起中美的危机管控机制。现在中美两国深度交融，深度交融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有些利益难免会出现一些分歧、一些矛盾、一些冲突，所以对于这些利益分歧、利益冲突需要建立起一套危机的管控机制。
第六个方面，中国要平衡践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中国当前我们需要放在一个大的国际视野当中去看待对美关系的这样一种处理。中国现在在外交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是重视大国关系，尤其是重视中美关系，当然这并没有错，但需要有一条的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国和整个世界关系的互动，包括中国与巨大的发展中世界的有效互动，从形势上来看，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与这些新兴国家之间在未来发展，以及对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构建方面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利益诉求，那这些共同性的利益诉求就有可能提供中国与这些国家展开进一步深入合作的条件，当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时候，也会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有利的条件，为中国在增加对美战略博弈的一些资本、工具或资源方面提供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强调中国在整体的外交战略布局当中需要平衡，不仅仅是从理念上面要提出这一套外交布局理念，而且在真正的外交实践当中重视去将理念上的平衡转变为实践上的平衡，从而促进和增加中国在对美外交上的主动权以及可利用的更多的有效的外交资源。
以上通过对中美建交历程的分析，包括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关系，以及决策者因素的分析，得出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经历了坎坷曲折的过程，中美关系取得当今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当下的中美关系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有些挑战的严峻程度与中美由敌对走向缓和，再到建交，当时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所以，我们将在分析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的过程当中，决策者对于这个国际局势的把握，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处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对这样的一些启示作出了一些分析和总结。如果有一些新的观点愿意与我展开讨论的话，对此我非常欢迎，最后向各位的聆听表示感谢！
中美建交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
陈积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课程前言
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主要研究美国问题。我们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中美建交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我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当今是历史的延续，很多问题如果不从历史上面去分析的话，我们难以把握住问题的深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课程主要想通过中美建交的历史大视野来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对这段历史的回顾看一看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我们首先看这样一组数字，大家可以猜想一下这组数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64，因为我们刚刚国庆结束，64代表中国建国64周年。41代表的意思是和中美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性的，那就是1972年《上海公报》的发表，今年正好是41周年。2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72年，中美两国才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政府性质的交往，其中经历了23年的敌对隔绝的状态。自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一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其中又经历了漫长的七年，这一组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地清晰，换言之，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缓和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缓和走向建交又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复杂性。而如今我们现在都这样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也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之所以当前的中美关系会发展到当今这样一个高度融合、高度复杂的一种关系，让很多中美关系的开拓者都感到十分地意外。我们回顾以前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前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状态来之不易，而曾经中美关系破冰到建交的一些历史大智慧又为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些新视角和新思路。
具体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将跟各位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我想首先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视角来探讨一下中美关系是如何从敌对走向缓和、走向建交的，先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从具体的发展历程来回顾一下中美建交的这段历史；第三个方面，总结一下中美建交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中美建交留下来的一些思考；最后一个方面，回顾到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我们从中美历史建交当中得出的对当前中
美关系富有指导意义的一些观点。
一、中美从敌对到建交的分析框架
我们主要从三个层次来给各位展开，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具体而言从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决策者的层面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中美从敌对走向缓和，最终实现建交的这一段历程。
（一）国际体系因素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实现联合国所确定的和平与发展的现状，而是形成了两强对峙的局面，美苏争霸格局的形成。在美苏争霸的大历史格局下面，这些有别于美苏两国的别国的战略选择就变得十分地有限，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有两种：一种是选择结盟，所以，当时对于美苏两国来说，它们的战略选择也比较有限。为什么？它们为了自己能够取得对对方的战略性优势，所以它们需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营，不断地增加自己的盟友，所以美苏在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盟友，所以，美国建立了“北约”，与此相对应的，苏联建立了“华约”组织，而别国的战略选择是追随强者，要不加入苏联阵营，要么加入了美国阵营，这是主要国家面临的一些战略选择。
（二）国家因素
从国家的要素来说，当时中美两国面临的一个状况，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沼当中，因为越南战争，不仅使美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员，而且也使美国的财政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以至于美国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就宣布美元与黄金暂时要脱钩，这样就使得二战之后所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了，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双挂钩机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机制。当时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就暂时地脱钩，之后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因此，国际社会也把这样一个事件称之为“尼克松震荡”，其影响很大。
面临了战争的泥沼，面临了货币体系的基础的动摇，再加上一方面是外部苏联威胁的加重。在50年代，美国对苏具有一定的战略优势，一方面美国垄断了原子弹技术，但苏联很快也研制出了原子弹，并且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将自己的卫星发射升空，所以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卫星时刻”，这就使美国感受到苏联的威胁变得日益慎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因为自身的困境，因为外部的威胁，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一个转变，在1971年7月6号尼克松发表了
一次演讲当中就提出了“五极论”，他们强调当前的国际政治当中有五大重要的政治力量，包括苏联、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当时尼克松发布这个信息非常明确，同时他的意味也非常地深远，他将中国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五大政治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整个国际体系当中所发挥的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美国认识到中国在美苏关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美国当时期望能够寻求中国在对美苏对峙过程当中对美国的支持，它有这样的一种意愿在里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二战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一边，当时中苏是一种同盟的关系。但中苏同盟的关系在50年代关系维持得较好，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纠葛不断，甚至在1969年的时候，中苏还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这样就使得中苏之间的关系由原先的盟友变成了事实上的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就让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等老帅研究当前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这几位老帅经过分析判断，最后提出了对面前局势的看法，在这段目前局势看法当中，这几位老帅就提出来：在中美苏这三角关系当中，中苏矛盾要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要大于中苏矛盾。
甚至当时的陈毅还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能否利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不对等性打破中国外交的僵局，与美国接触。陈毅当时的想法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在国内的政治宣传当中，中国是“两个拳头打人”，当时国内的社会氛围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还在苏联修正主义之前，当时国内的舆论对于要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是不可想象的。陈毅当时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当时中国民众有很大的触动，对于整个决策层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不合常规的想法，中美寻求关系上的一些缓和和突破。
（三）决策者因素
这四位老帅的观点其实对于中国的决策层，由于是主要决策者毛泽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美两国面对这样一种国际体系、环境以及国家形势的一些需求，他们也认识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早在1976年，尼克松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他在这篇文章中讲：“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意思为疏远中国，孤立中国是办不到的，其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对美国来说也是不利的。这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发表这样的文章，当他担任总统之后，他也开始实践这样的一种政治主张。尼克松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美国有名的右派，并且对共
产主义是低端地仇视，但他同样有一点，他还是一个务实派，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个人不因为自己的个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战略决策，如他有很重要的特点。
尼克松和基辛格之间的关系是死对头，因为当时基辛格在他竞选总统的期间，他是作为他的竞选者，作为洛克菲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怎样想办法把尼克松给比下去，但尼克松上台之后认识到基辛格的才能觉得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他义无反顾地让基辛格当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和基辛格之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现实主义者，头脑很冷静，虽然都不喜欢对方，但他们都愿意为了更大的一个战略目标而放弃私人感情，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与此同时，当时的毛主席也同样在考虑中美关系缓和的问题，因为当时毛主席切身感受到“两个拳头打人”对中国来说是在困难了，都是两个超级大国，中国被夹在中间，中国的战略空间、政策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需要改变这个状况。毛主席当时就利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机会就表达了他要缓和中美关系的愿望，并且是讲得很明确。他在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时候就说：“尼克松要是想来的话，我们欢迎他来，公开地来也行，秘密地来也行，以总统身份来也行，以私人游客的身份来也行，我们都表示欢迎，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何必这样僵着呢？这样僵下去对谁都不好。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这就清楚地表现出当时的毛主席头脑当中也在考虑中美两国之间要打破这样一种孤立、隔绝、敌对的状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对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都有很大的共识，都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需求。
二、中美建交的艰难历程
（一）探索期（1970-197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就开始了正常化的一个艰难的历程。由于当时，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在中国国内，以及在整个国际环境上面，它所面临的中美两国之间要想实现缓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很多东西需要沟通与协调，并且还不能公开，所以当时他们主要利用两个秘密的渠道，第一个是罗马尼亚渠道，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与美国关系不错，与中国也很好，就利用他作为一个传话，美国让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中国同样利用齐奥塞斯库作为中美沟通的一个纽带。第二个方面，通过巴基斯坦的渠道，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来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沟通的纽带作用，当然还有一个渠道是巴黎的渠道，但主要是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渠道，并且最后“破冰之旅”还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最终实现的。
也有些公开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一个恢复，大使级会谈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到60年代的时候就又中断了，到70年代的时候又开始恢复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当中美这样一种领导人非常含蓄地表达自己希望改善关系的一个立场的时候，再加上中美秘密渠道、公开渠道的信息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高层又再次表达出了善意，如1971年9月27号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时候，他又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如果我在去世之间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不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非常直白地说出了希望与中国拉近关系的这样一个意愿，公开的场合下表示他的意愿。
与此相类似，中国人的表达就显得比较含蓄了，在1971年10月1号，毛泽东就和斯诺夫妇，中美建交当中有一些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成为大国关系的润滑剂，斯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整个建交过程当中毛主席多次跟他谈话，向他表示中国的立场，斯诺回去也把他的信息传达给了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在1970年10月1号，毛泽东与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具有非常标志性意义的，那是中国的国庆日，并且让一个美国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对中国来说，它具有很明显的政治用意。
不仅如此，在《人民日报》上还刊发毛主席和斯诺会面的一个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个照片，并且在那一期的《人民日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刊首，毛主席语录这一块我们也看到，“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它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出了信息，第一个方面，看这个照片，《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一个立场，照片以及语录的方式向美国传达出了善意。
不过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对于中国表达出来这种非常含蓄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们没有关注到。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录》当中就对他的疏忽感到很痛心。他强调：“如果当时美国要是早一点能够发现中国所发出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那中美建交很可能会比预期的要早。”但很遗憾美国人并没有接收到或没有解读好中国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含蓄的信息。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虽然中美高层之间已经释放出了一些善意，但中美这块冰，这个窗户纸的捅破还需要最后的一个助推，那么，小小的乒乓球就发挥了捅破最后一层薄冰的功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乒乓外交。在讲到乒乓，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一个乒乓外交的事件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展现出来当时中国的高层内部在转变对美外交思想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微妙的关系。1971年3月，在名古屋举行世乒赛，世乒赛的时候美国队也派人参加了，中国也派人参加了，并且中美两国在比赛期间还有非常友善的一个互动，
当然也是一个巧合。于是，当时的美国乒乓球队就把与中国乒乓球队员之间互动的信息向国内作出了一个汇报，当时美国政府就看看能不能够借此机会促成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美国代表团将它希望访华的意愿的意思表达给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个情况向国内做了一个汇报，当时的国家体委、外交部在分析之后，因为当时整个国内环境，当时中美两国之间从国际大趋势上来说还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当时认为现在就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华条件不成熟，表示了拒绝。外交部就将这个信息向周恩来作了一个汇报请示，周恩来在上面写了三个字“拟同意”，但后来也加了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但你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往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邀请您过来访华”，留下了小尾巴。
那么总理做事情还是比较慎重的，他批示完之后又让人把他送给主席圈阅，毛主席回来之后就把这个文件压在了办公室两天，最后毛主席在上面也圈阅了，表示同意外交部的做法。4月6号这天晚上，毛主席已经吃完安眠药了，因为主席那段时间因为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他的睡眠很成问题，所以每天晚上需要吃安眠药，吃完安眠药之后主席没有立即就寝，就趴在桌子上面，趴在桌子上面，然后他旁边的护士长照顾主席的生活起居，就听到主席说了那样一句话，“通知外交部让他们同意美国队访华。”当时护士长是听到了，但是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主席已经圈阅过了这个文件，不同意这个文件，文件都送走了，现在不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并且主席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以后吃完安眠药之后说的话不算数。”这个护士长就因为这个事件很重要，所以他不敢怠慢，但他又不能够确定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否为他真实意思的表达，于是他就没动，没动之后，主席抬头一看，还没去，然后就催促了他一下，然后这位护士长也很精明，他说：“我刚才光顾吃饭了，主席您说的是什么，我没听到。”这个时候主席就再次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赶紧通知外交部。”这会护士长听清楚了，但还是半信半疑，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主席的真实意思的表达，于是他就将主席的这句话再次重复了，“您不是圈阅过了吗？怎么现在你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是不是确定？（你说的这个是否算数）？”这个时候主席一看，把手一挥，“算数，赶紧通知，要不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4月7号世乒赛就结束了，代表团就要回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最后一刻，最高领导层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促成了美国代表团访华。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周恩来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队员进行了一个会见合影，周恩来在评价这次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中美两国隔绝交往的这层薄冰开始被撮了一个窟窿，有了一个突破口，这也开始中国历史外交史上了一段佳话，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
（二）推进期（1971-1974）
这样的一个乒乓外交实现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地紧密，并最终促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在1971年7月9日到11日，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并且通过伪装的方式，伪装肚子疼，然后实现了秘密访华，不过基辛格当时真的是肚子疼，当天来访乘坐飞机的那一天早上，他真的是觉得肚子疼，这虽然是伪装，但不幸被言重了。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消息，美国政府在7月15日发布了一个公告，把基辛格访华的这样的信息对全世界公布，这一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极大的关注、极大的震惊，没有人想到这两个死对头，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家竟然在这样的无声无息的状态实现了美国重要成员的访华，尤其是当时的日本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日本是追随着美国的，就采取抵制中国的做法，但尼克松这么一招让日本措手不及，所以日本有很多舆论称“尼克松冲击”，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大国和小国，如果完全处于依附的状态，它还是处于一种很被动的境地，如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德国的依赖，唆使它，使得它的亚洲政策变得很被动。当日本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德国与苏联签订的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当时就考虑到，既然德国都互不侵犯了，那日本也与当时的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正当这个条约墨迹未干的时候，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入侵，日本的政策不断地被扭曲，所以这是一个小国对于大国的一种巨大的的依附性所带来的政策上的被动，当然这是题外话。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基辛格的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了很重要的铺垫，在1972年的时候，尼克松实现了访华之旅，当然这次访华的这幅图片是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一个场景，这幅照片很有意思，其实这幅照片这边还有一个人（当时的翻译），但是这幅照片被PS掉了，这个人现在就不见了，当时的尼克松在欢迎宴会上，他作了这样一个演讲，“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访华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下面这幅图是在毛泽东的书房里面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
这次尼克松访华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就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联合公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打破了一些外交常规，因为《联合公报》很多问题是谈一些共识，很少谈及分歧，但《中美联合公报》当中不仅谈到了共识，而且更重要地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分歧也明明白白地写在这个公告当中，这其实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主张，美国人当时的主张是想主要谈共识，但当时的主席和总理都认为这次会谈不应该因为这些共识而掩饰的中美之间的分歧，所以最终美国人同意这样一种做法，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中美《上海公报》。
在《上海公报》当中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在于台湾问题，我们把《上海公报》当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中方立场和美方立场作了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中方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说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有历史根源的，我们到后来还会再讲到，中美关系从破冰到缓和到正常化到建交，其中很重要的问题都是台湾问题。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当前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中方的声明当中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坚决反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看看美方的声明，它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没有用“一个省”，它说“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通过这两个政府的措词可以看到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是有很大的出入，这是《上海公报》。
（三）停滞期（1974-1977）
天有不测风云，当时尼克松的一个预期，在第一任期之内实行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他第二任期之内实现中美建交，这是他的远景目标。但他自己深陷竞选丑闻，即“水门事件”，那这个“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最终被迫辞职。尼克松的辞职不仅仅是一个国内事件，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毛主席就一直对于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而耿耿于怀，多次强调因为这样一个事件，让一个美国总统就辞职了。
尼克松辞职之后，副总统福特就继任美国总统，福特总统特别有意思，这个人当副总统的时候也没有经过选举，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经过选举，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未经选举的美国副总统和美国总统，同时既是第一位既没有通过选举获得副总统身份，也没有通过选举获得总统身份的这样一个人，他运气很不错。但福特总统在他的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为什么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呢？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出现了倒退。当基辛格担任了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他为了保持福特总统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就对这一届政府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了担忧，福特总统为了表示延续尼克松总统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他派国务卿基辛格来访华，基辛格这次在访华的过程当中就与中国政府进行会谈的过程当中就台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中美两国实行建交之后，美国就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置大使馆，而美国在台湾设置联络处，那这个联络处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为了中美两国之间一种交流就设置了一个联络处的机构，在没有建交之前代表官方
的一个机构。美国提出的想法是，中美没有建交之前，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北京这边设立联络处，在台湾设置的是大使馆。那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在中国北京这边设置大使馆，在台湾设置联络处，这也是所谓的倒联络处，位置颠倒中国了。但是中国政府对福特中国的这样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联络处是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强调：中美建交一个很重要的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处理，所谓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处理是美国在台湾地区要废约、要撤军、要断交，这个倒联络处的方案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当时美国为什么会提出在台湾问题上要倒退呢？因为当时美苏出现了一种缓和的局面，因为美苏两国之间进行了一个限制性战略武器谈判，也达成了一些协定，美苏有缓和的迹象；第二个方面，就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当时的福特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竞选连任，因为福特本身并不是一个经过选举上台的总统，所以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很牢固，所以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够继续连任总统。所以，他在外交上第一个关注的是苏联问题，第二个，因为国内政治的影响，影响了他在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
即便如此，但福特总统还是在1975年12月份的时候访华了，毛主席也接见了他。当时中国对于福特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的判断是很难有所突破，但中国需要保持与美国的这样一种官方的接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要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立场没有改变，当时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提出了所谓的“一条线”战略当中就非常明确地强调了，他说叫“联美制苏”，当时在中国的宣传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开始突出宣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开始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的紧迫性。
并且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面，当尼克松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缓和的这样一种立场没有改变，毛泽东还在1976年2月份的时候会见了美国卸任总统尼克松，毛泽东对于尼克松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欣赏的，他曾经在会谈过程中说：“尼克松是共和党人，是美国的右派，反对共产主义，但你比较直率，我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交往。”这次会见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所以卸任之后，他的一些政治待遇都不存在了，毛泽东为了能够显示中国的重视程度，特地派中国的一架飞机去接尼克松来华访问，这主要表现出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进一步与美国发展关系的这样一种立场没有改变，第二方面也是对当时的福特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倒退的一种施压或一种不满。
（四）实现期（1977-1979）
那么1977年之后，美国的政局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包括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从国
际体系上来说，美苏缓和的局势又破灭了，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当中，并且当时的苏联开始实行了一种对外进攻性的策略。
第二个方面，由于美苏缓和的破灭，原先美国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借重就增加了，希望依靠中国的力量增加对苏联的一种制衡力量。从中国来说，当时中美建交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四人帮”被粉碎掉了之后，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都面临了一种拨乱反正的状态，从经济上来说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当时是两大阵营，中苏关系已经陷入了非常严峻的境地，虽然中苏两国没有直接爆发军事冲突，但苏联当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地区性霸权主义，中国对这样一种现象是极为不满的，并且也认识到这样一种状态对于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所以，中苏关系，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不可能是苏联，那只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即美国，以及美国所属的一个西方阵营。当时中国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个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能否实现，取决于中美关系能否最终实现建交，这是从国家层面来讲的。
从决策者的层面来讲，两国领导人，美国卡特总统与中国的邓小平对于推动中美建交都是持积极的立场。
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中美两国就开始建交谈判，197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1977年万斯访华的时候，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试探，因为当时的卡特总统对于在1977年实现中美建交的意愿不是很强烈，为什么？因为当时卡特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首先要解决美国国内巴拿马运河权的问题，通过一个《巴拿马条约》，而要想通过这个条约必须要取得参议院的支持，而参议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台湾的同情者，所以，当时卡特总统就认为在《巴拿马条约》签订之前，中美建交这个问题可以先缓一缓，当双方可以协调立场，可以就建交的问题进行一些具体性的磋商，所以这一次他派万斯访华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试探中国政府的一个立场。国务卿万斯本身的一个战略重点，他认为，美苏缓和要重于中美建交，它的紧迫性要大于中美建交，虽然他本身对于推动中美建交的积极性来说，他也并不是很强烈。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访问就没有取得一些积极性的成果了。
并且这次国务卿万斯访华的时候跟邓小平会见的时候再次提出在台湾问题上面要采用一种倒联络处的方案，邓小平对于美国的这样一种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也予坚决的拒绝。邓小平在跟万斯的会谈当中就强调说：“虽然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领导主权，但中国人可以等，如果你们美国人觉得还需要台湾的话，那你们就再将台湾放在你们那边，再留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可以等。”万斯这次访华最后无果而终。
在1978年的时候，在《巴拿马条约》的问题解决之后，美国当时的卡特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加快中美建交的进程，他加快这个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美苏的战略
形势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尤其是在当时的阿富汗发生了一个亲苏的政权政变，并且苏联利用古巴等地对美国构成的西方阵营表现出一种进攻式的强势姿态，所以，当时美国希望利用中国来制衡苏联的紧迫性又更大了。还有一个方面，万斯在与苏联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最终不欢而散，美苏缓和的可能性最后开始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决心将中美建交作为美国政府的首要议程，这时候美国的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是非常热衷于推动中美建交的，卡特总统派他到中国来进行访问，1978年5月20号来华进行访问。5月20号这个时间也特别地有意思，因为这一点正好是台湾的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的日子，历史总是这么样的巧合。当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时候，他在与中国的外交部长，在与邓小平的会谈的过程当中，他多次强调了说：“美国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已经下定最后决心了，总统已经决心要与中国进行恢复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他多次强调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由于万斯的访华使得中国政府对于卡特总统进行中美建交谈判的意愿表示了一种怀疑，所以，卡特总统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特地将布热津斯基召见到自己身边，向他说：“你这次过去要强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推动中美建交。”美国总统既然下定决心之后，那中国政府当然乐见其成，所以在1978年7月5日，中美两国代表开始在北京进行建交谈判。
但在谈判过程当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比较完满地解决了，台湾问题又卡壳了，在台湾问题当中一个很核心的焦点性的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第二个是美台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中美建交过程当中台湾问题的很核心的三个问题。中方的主张断交、废约、撤军，美方的主张是美国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美国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要继续对台军售。这样的一种以和平方式，其实美国当时强调我们在《建交公报》当中可以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种美国希望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表达这样一个立场的时候，希望中国政府不要提出反对异议，美国也是作了一些妥协。第二个，与台湾保持一种非官方关系，即倒联络处的方案，美国开始妥协了；第三个，对台军售，对台军售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最后也没有松口。所以，这个问题讲到最后，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卡壳了，甚至导致出现一种谈判进行不下去的状况，这时候是到了最关键性的时刻，中美建交能否实现就看这一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中美两国高层亲自指导谈判，卡特总统一直关注着在北京举行的建交谈判，而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14日、15日连续三次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建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当时的伍德科克就谈到了，跟他分析，美国对台军售是与美国政治环境，如国会当中有一大批议员同情台湾，如果美国要不对台军售的话，那美国总统将会面临很大的国内压力等方面，并且他最后提出：现在这个问题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现在谈不拢，咱们是不是可以先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以中美建交的大局为重，当时邓小平对这个建议也表示认可，尽管邓小平对于美国对台军售表示极度地愤慨，但考虑到中美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之所在，所以，邓小平也表示了认同。这样一个问题就把中美建交谈判当中最难啃的骨头，最大的绊脚石先解决掉了。
最后，在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公报的核心内容是“一中原则”，所以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是“一中原则”，这是在中美《建交公报》当中就已经确定的，这“一中原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美建交公报》有这样一句话：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美国国内国会对于总统主导了与中美之间进行的一种建交，发表了《建交公报》发表了强烈的愤慨，国会议员就促动在美国国内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签订之后，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这部法律。《与台湾关系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是要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是有法律依据的，美国政府要是不对台军售，它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中国政府所批评美国政府的霸权行为，美国的国内法超越了国际法。
三、中美建交的意义与思考
那么中美建交的意义，我们分析认为有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引用邓小平在1979年年初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卡特总统所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所讲的这样一句话，他说：“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世界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对中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的意义，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保障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时中国首先第一个方面是避免了两线作战，所以打倒美帝这一块，中美之间建交就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得到了解决，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第二个，周边安全得到了改善。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在访问美国的过程当中就与卡特总统单独会谈，提到的关于越南的这样一种地区性霸权主义，寻求了美国对于中国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一个谅解。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使得中国的周边安全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善。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开始逐步地吸引对外国的一些投资，即西方的一些投资，并且引用西方的一些技术，从而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地
增长，以至于当前的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要归因于改革开放，要归因到中美建交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因素。这幅图可以看到英国的经济学人曾经作了一个估计，中国的GDP的总量在2018年的时候就和美国实现同等，是一个临界点，此后中国这样的一种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说明中美建交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的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意义是促进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了外国投资，同时也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了国际体系当中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交的国家数量得到了极大地增长，并且中国还加入了许许多多的国际性组织和国际条约，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第四个方面的意义，维护了世界和平，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维护世界和平，一个方面，中国成为制衡苏联霸权行径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一种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利用和平的国际关系发展自己，并且通过自身不断地发展来充实国际和平力量的发展，所以，中美建交也从总体上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当然现在这句话的意思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含义，当前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维护世界和平还具有双重意义，中美之间的关系的稳定、有序、健康地发展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12年5月3号，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就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坚定推进合作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两国关系现在是中美两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在今天6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也进一步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内涵，不冲突，不对抗，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当然了，中美关系当中还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具体来说，最重要的体现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台军售的问题，这也导致了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发表，在《八一七公报》当中就强调了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规范。所以现在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政治性的基础。
四、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启示
（一）当前中美关系的世纪挑战
我们在分析中美建交的历程之后，再分析了它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思考之后，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也处于一种非常复杂、非常微妙的一个历史节点上面。曾经的中美关系是从敌对走向缓和，最后进行建交，而当前的中美关系虽然已经建交，中美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深度的交融和发展，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涌现出来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地尖锐，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世界性意义，如何处理好当前的中美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当前中美关系的世纪挑战，从某种程度来说与历史上当时中美破冰到建交的一个环境，它的挑战性、严峻性具有一定的相似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挑战，美国霸权焦虑与中国大国复兴的一个挑战，美国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财政状况，以及美国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困境使得美国的霸权处于一种式微的状态，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快速增长，以及中国所提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一个大国崛起的目标，所以对于一个守成的霸权国和一个新兴的崛起国家的这样一种矛盾关系是否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否会重蹈大国权力更替的老路，走向霸权战争？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也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问题。
“冷战”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霸权扶持，它要维护自己的霸权，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是要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者之间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矛盾性，甚至是冲突性，不仅如此，美国还深深地感觉到了它的这样一种霸权地位受到了它的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很重要的方面来自于中国，我们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以及到2050年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权力分配开始就会出现一种颠覆性的逆转，根据传统的权力要素，如GDP、军事预算、人口规模等方面，这个传统的权力要素当中，2030年中美两国将会出现一个逆转的状态，这是一个临界点，2030年之后，中国将在这几个方面超越美国，如果根据新的权力要素当中，如加上一些健康教育和治理的要素，中美两国将会在2035年、2045年的时候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作的一个判断。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皮尤全球研究中心也作了这样一个预期，在2012年的时候，调查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主导性的经济，超越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判断，在2008年的时候，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主要的经济国家的只有22%，
而认为美国的是45%，但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随着主导的经济体达到42%，而美国仅仅是36%，这样一种观点，尤其在美国的盟国之间，如德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这些国家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地衰弱，认为未来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主导性的超级大国的比例在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美国的一些盟国之间，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强权，未来的超级大国，如在欧洲57%的人认为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新兴的超级大国，加拿大67%，在美国自身也达到47%的人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感受到一种紧迫性的威胁，它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进而有可能会被中国所取代。所以，美国霸权将与中国大国复兴这样一种传统的权力交替是否会因循老路，这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方面，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中美两国现在重要性的体现，两国依赖程度很高，并且双边关系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无论在传统安全问题上面，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中美两国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解决至关重要，这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升了，但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在2011年9月6号《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当中就清晰地界定的中国的六项国家核心利益，这六项国家核心利益从内容上来看都与美国有直接关系，其中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这一些联系更为紧密一点。美国成为影响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对重要的一个力量，也是最有可能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一个国家。中国也感受到美国的威胁，而美国也感受到中国对它的霸权利益的一种威胁。所以，中美两国关系的脆弱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更加地明显。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两国民意测验的状况来看一下中美两国这样的一种民间信任度如何。从总体上来说，中美两国，美国对中国人的好感度还要超过不好的印象。在2012年，美国盖洛普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显示：认为美中之间，对中国持良好印象的比例达到52%，美国对中国不好印象的比例达到43%，还是处于一种美国更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当然，最后的一个状态是在冷战时期，在1989年初期好感度达到了72%。
在2013年的时候盖洛普又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测验显示，同样表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好感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盟友，或对美国友好国家的比例达到了55%，认为是中国威胁的比例达到了40%，这个比2012年的调查的好感度还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认为不友好的比例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中美关系一些因素虽然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纷争，但从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这个民意调查测验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当时的习主席正好是在美国访问，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会晤，所以这个民意调查显示就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度又提升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美国皮尤全球研究机构在进行一个调查显示，他们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状态如何？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和国家认为对于国家关系的认知还存在一些出入，在2012年的时候，65%的美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是处于一种好的状态，29%的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被界定为是“竞争者”的比例达到66%，绝大多数，认为中国是“伙伴关系”为16%认为中国是一个“敌人”关系的占了15%，这两者之间的一个评估，数据还是不错的，但认为中国是否可信，美国人的比例达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信的比例达到68%，认为中国可信的比例仅为26%，美国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很强烈，中国人的态度，39%的比例认为中美关系是处于一种合作型的关系，26%的人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而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种合作型关系的比例高达68%，认为敌对关系的仅有8%，所以，2010年到2012年的时候，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中美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是恶化了。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与美国的亚洲战略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再加上美国在领土争端当中的态度决定的，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种恶化的状态。在2010年，认为对美国持好感度达到58%，另外不好的感觉为37%，但到2012年这个比例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出现了一个大逆转，不好感度达到了48%，好感度达到43%，这样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低于不好感度，这说明一个问题，中美两国虽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入了，但两国的民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很低，而中国民众对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表示了担忧。
第三个方面，中美战略关系的不对称性仍然存在，这个不对称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未来与中美关系的状态息息相关，美国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也是对中国最能够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中国在对美战略博弈过程当中，它的这样一种战略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
（二）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启示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当中，应把握什么样的一些立场或原则？我们通过对中美建交这段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一些实际挑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
第一个方面，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只有充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才能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制衡苏联的过程当中，对美国的战略性作用不断地提升。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制衡苏联的一个重要力量？因为中国本身力量的增强，使它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地位当中的五大主要力量之一，如果按照尼克松的说法来看。这样一个历程表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是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有效保证，所以，对于当前中美关系来说，这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很核心的一个要素还是要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启示。
第二个方面，中美两国首脑直接对话机制是推动中美关系在艰难中不断推进的可靠保证，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那在中美建交过程当中，中美两国高层亲自的参与，以及在中美建交的过程当中所有面临的一些难题，中美高层的亲自指导使得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这一点可以表明中美两国首脑的直接对话机制是推动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当前，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是比较地频繁，这也是促进中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方面，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拓展利益汇合点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持久课题。无论是中美从敌对走向缓和，走向建交，抑或是现在当前状态下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都需要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扩展共同利益，只有这样，中美两国的发展还能够具备更多的现实条件。
第四个方面，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从全局的角度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池水效应”，中国对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这个高度是足够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全球的角度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池水效应”，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去考虑到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问题，周边战略的一个处理。对于周边环境来说，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握住这几个原则，第一方面，坚守核心利益，第二个，维护共同利益，第三个，管控利益分歧。一方面，中国在地区需要存在一些领土主权争端过程当中，对于核心利益这样的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坚守立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中国要不断地维护整个亚洲区域的共同利益，并且使中国不断地发展能够惠及到周边。再一个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要有一个有效的管控渠道，避免了这样一种分歧影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良好发展的一个大局。
第五个方面，统筹中美关系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防止第三方事件的溢出效应，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这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中美的直接关系，即中美双边关系，这样一种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因为中美之间现在已经建立了90多种交流管道和各种各样的论坛机制，并且首长的多次会晤，中美直接关系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在处理方面更具有灵活性一点，但在间接关系方面，中国与美国、亚洲邻国等问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防止第三方事件的溢出效应，如在2010年的时候，中日因为“撞船事件”，从而使得中日关系陷入的僵局，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如“钓鱼岛事件”等都是反映出第三方事件对于中美关系产生的一些显著的影响。再者，要建立起中美的危机管控机制。现在中美两国深度交融，深度交融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有些利益难免会出现一些分歧、一些矛盾、一些冲突，所以对于这些利益分歧、利益冲突需要建立起一套危机的管控机制。
第六个方面，中国要平衡践行“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中国当前我们需要放在一个大的国际视野当中去看待对美关系的这样一种处理。中国现在在外交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是重视大国关系，尤其是重视中美关系，当然这并没有错，但需要有一条的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国和整个世界关系的互动，包括中国与巨大的发展中世界的有效互动，从形势上来看，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与这些新兴国家之间在未来发展，以及对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构建方面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利益诉求，那这些共同性的利益诉求就有可能提供中国与这些国家展开进一步深入合作的条件，当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时候，也会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有利的条件，为中国在增加对美战略博弈的一些资本、工具或资源方面提供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强调中国在整体的外交战略布局当中需要平衡，不仅仅是从理念上面要提出这一套外交布局理念，而且在真正的外交实践当中重视去将理念上的平衡转变为实践上的平衡，从而促进和增加中国在对美外交上的主动权以及可利用的更多的有效的外交资源。
以上通过对中美建交历程的分析，包括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关系，以及决策者因素的分析，得出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经历了坎坷曲折的过程，中美关系取得当今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当下的中美关系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有些挑战的严峻程度与中美由敌对走向缓和，再到建交，当时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所以，我们将在分析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的过程当中，决策者对于这个国际局势的把握，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处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对这样的一些启示作出了一些分析和总结。如果有一些新的观点愿意与我展开讨论的话，对此我非常欢迎，最后向各位的聆听表示感谢！